纪念《一九八四》出版七十年 ！再见，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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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是如何在中国出版的
本文原载于《中国新闻周刊》2013年第27期，作者徐庆全、康慨，原题《奥威尔的中国漫记》。
每一次纪念他的诞辰，每一次荣耀他的忌日，我们都会发现，乔治·奥威尔的预言历久弥新。他的警告如夏日的雷声，从遥远的地平线滚滚而来，在我们的窗外轰鸣：“老大哥在看着你。”
今年（2013年）更是如此。不久前，中央情报局的前外包员工29岁的爱德华·斯诺登出逃香港，揭露出美国政府大规模监视公民通信的棱镜计划，之后他高度戏剧化的逃亡之路，以及由此而生的无尽争论，《一九八四》再一次唤起了老读者与新青年的共鸣。
奥威尔的大名遂在媒体评论中（尤其美国媒体）不断出现，催生了美国读者对《一九八四》的巨大需求，该书在亚马逊网上书店的销量因此暴涨百分之七千，成为第二畅销的经典小说，仅次于有当红同名电影支撑的《了不起的盖茨比》。
而中国知识分子与奥威尔结识60多年，他的代表作品《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在中国传播近30年，不论现代或者当代随时代更替经历了不同的理解阶段。
他乡遭遇奥威尔
作为左翼知识分子，乔治·奥威尔没有到过中国也不曾去过他著名作品《一九八四》里映射的苏联（现已是前苏联），他到过离中国最近的地方是印度和缅甸，但不影响中国知识分子对他的认知。
早在1940年代，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同英美苏等国组成同盟国，作家萧乾以《大公报》海外版的特派记者的身份被派往英国伦敦，当时的乔治·奥威尔恰巧也在英国，担任英国广播公司BBC远东部长，负责印度等东亚国家的广播任务。英国的出版社邀请萧乾写英文作品，其一就是《蚀刻》。
萧乾在后来回忆中说：“《蚀刻》的出版，为我带来了不少朋友，其中特别应提一下的是《畜牧场》（即《动物庄园》）及《一九八四年》的作者乔治·奥维尔。他读后给我写了一封十分热情的信。当时他正负责对印度广播，并在组织一批关于英国及苏联文学的广播。那是1941年纳粹开始侵苏，英国由反苏突然转为一片苏联热时。他约我也做了有关中国文学近况的广播。他在信中说：“我要使他们知道现代中国文学是多么生气勃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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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之后，可考的在报纸上第一个公开介绍奥威尔的中国知识分子，应是钱钟书。他发表在1947年12月6日《大公报》上的一篇书评，评价的就是奥威尔一本名为《英国人民》的书。在二战期间，钱钟书曾携妻子杨绛留学英国，而且40年代的中国，已有很多的英文著作流传于市，而奥威尔的英文书，在当时的中国大陆，并不难买到。
在这篇书评中，钱钟书写道：“作者渥惠尔即奥威尔的政论、文评和讽刺小说久负当代盛名。至于其文笔，有光芒，又有锋芒，举得例子都极巧妙，令人读之唯恐易尽。”
那个时候，那本让他之后成为不朽、出版于1949年的《一九八四》还没有写出来。而萧乾和钱钟书都提及了他的另一本寓言小说《畜牧场》（即《动物庄园》）——他的另一部反极权主义的小说，小说通过猪的起义与革命，以及后来在猪领导下各种动物的命运，昭示了革命在其实现之后的变异过程，革命并不能一劳永逸，相反，革命的最大问题恰恰在于革命本身。钱钟书也曾说过一句异曲同工的话：“革命在实践上的成功往往意味着革命在理论上的失败。”
在中国初识《一九八四》
1949年，《一九八四》在西方国家出版，逐步收到了广泛的赞誉与反响。这一年，新中国成立。曾在英美留学的知识分子，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开始重新渴望回到中国。
1950年，奥威尔告别人世，《一九八四》却在这个世界上慢慢地传播，留学生巫宁坤正在筹划回到已经建立新政权的中国，他也是奥威尔作品的读者。
左图/由奥威尔的小说改编的电影《1984》剧照。右图/7月4日，美国波特兰市，反对者举着“老大哥已经知道得够多了”的标语抗议政府的监控计划。美国“复兴第四修正案”团体选择在独立日这天发起全美示威活动，抗议国安局（NSA）藐视宪法搜集情资。美国法律第四修正案规定，民众及其财产享有免受“不合理搜查的权利”
多年以后，巫宁坤在回忆录《一滴泪》中谈到了当年这本书对他们的影响。巫宁坤写道：“1951年7月18日早晨，阳光灿烂。我登上驶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伯顿夫妇和政道前来话别。”而彼时，巫宁坤不仅读过《一九八四》，而且随行的行李箱中就有一本——作为科学家的李政道想的显然比他更多。
《一九八四》出版后，奥威尔在给朋友的信中曾经提到过他撰写这本书的初衷：“我并不相信我在书中所描述的社会必定会到来，但是，我相信某些与其相似的事情可能会发生。还相信，极权主义思想已经在每一个地方的知识分子心中扎下了根，我试图从这些极权主义思想出发，通过逻辑推理，引出其发展下去的必然结果。”巫宁坤的感受，让这句话感觉不到矫情。
那时候，绝大多数中国人不知道奥威尔，少数知道的知识分子也不能读奥威尔。巫宁坤在课堂上让学生了解奥威尔，讨论《一九八四》。
在回忆录中，巫宁坤曾这样回忆学生们及自己的感受：“我只得临时抱佛脚，每天在手提式打字机上写讲稿，用生吞活剥的阶级斗争之类的新概念新名词装扮英国文学史。其中肯定有不少驴唇不对马嘴的地方，好在全班二十几个男女学生大多心不在焉，有的忙于谈恋爱，有的忙于搞进步政治活动，也有几个真正热爱文学的男生找上门来谈论《正午的黑暗》和《一九八四》之类的作品，或是借阅我带回来的美国小说。”
学者刘绍铭在《生命·爱情·自由——重证《1984》的价值》一文中说：我第一次看《一九八四》，是念大三的时候（1958年底）。那个时候掌握的英文单词有限，悟力不高，看过了也就看过了，没有什么特别感想。后来在美国教书，有一门涉及“预言、讽刺、政治小说”，才再用心地再看了一两遍。
唯一一部“极度震撼”
第一位把《一九八四》译成中文的是翻译家董乐山。
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大陆开始陆续出版了许多灰皮书等内部读物，在这些书中，并没有奥威尔的作品。随着政治空气逐渐宽松，开始有人接触到奥威尔，这其中，就有董乐山。
董乐山1924年出生在一个开始没落的宁波中产商人家庭，排行老三，从小接受良好教育，自比巴金小说《家》中叛逆的觉慧，读中学时就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上海圣约翰大学英国文学系毕业，1950年考上新华社外交部。在翻译国际新闻电讯稿时，他就接触到了奥威尔这个名字，但无法读到他的作品，“不过从上下文来看，可以大概知道他是反极权主义的”。
直到70年代后期。一个偶然机会，董乐山读到那本传世名著《一九八四》，他这样回忆当时的感觉：“我这一生读到的书可谓不少，但是感到极度震撼的，这是唯一的一部。因此立志把它译出来，供国人共赏。”1978年，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陈适五在外文出版局主持一本《国外作品选译》，专门刊登“某些有参考价值而篇幅过长或性质不合的材料，供领导及其他同志参考”，陈适向董乐山约稿，他选择了《一九八四》。
1979年4～7月，《一九八四》在《国外作品选译》分三期刊登，这是《一九八四》与中国读者的第一次见面。印数5000份，内部发行。董乐山得到的稿费是千字4元。
第一次刊出时，董乐山特意在《关于本书及其作者》的说明中解释：《一九八四》同札米亚金的《我们》和赫胥黎的《奇妙新世界》一起被称为“反面乌托邦三部曲”，这是与资本主义萌芽期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安德里亚的《基督大都会》的“乌托邦三部曲”相对而言的等等。
而第二期连载时，《关于本书及其作者》改成了“编者按”。此“按”比董乐山的说明简短得多，内容与说明大抵一样，不同之处是加了一句：奥威尔“是一个从‘左翼’转到极右翼的作家”，以及最后一句话强调：“为了知己知彼，本刊从上期起全文刊载”。
在中国的第一个高潮
1980年，一名正就读中国人民大学商品学专业的学生从《国外作品选译》中看到了《一九八四》，事后他回忆说，“我在大学里读到了乔治·奥威尔的《1984》，这是一个终身难忘的经历。……但是对我来说，它已经不是乌托邦，而是历史了。不管怎么说，乌托邦和历史还有一点区别。前者未曾发生，后者我们已经身历。前者和实际相比只是形似，后者则不断重演，万变不离其宗。”
这个学生叫王小波。
80年代，花城出版社也找到董乐山约稿，他再次推荐此书。1985年，花城出版社出了内部发行版《一九八四》，直到1988年，作为《反面乌托邦三部曲》之一，出了公开发行版。
奥威尔在中国的传播迎来一个高潮。奥威尔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追捧。
追捧的原因，王小波也有过不错的总结：“是因为有些人以为生活就该是无智无性无趣。他们推己及人，觉得所有的人都有相同的看法。既然人同此心，就该把理想付诸实现，构造一个更加彻底的无趣世界。”王小波反对这样无趣的世界，因此以奥威尔为师，进行小说创作，进行散文写作，他的作品从写作手法还是从细节描述上，都“很奥威尔”，甚至《动物庄园》中那只叫做拿破仑的猪，也会超越时空，成为《一只特立独行的猪》；《黑铁时代》里，所描写的“黑铁公寓”也类似于《一九八四》里监狱式住所。
明白了就不走这条路了
出生于50年代的止庵，正是在1985年、他26岁时第一次阅读到了《一九八四》。何怀宏、刘苏里等人也是在这个时期读到这本书的。止庵记得，他读《动物庄园》更晚一点儿，他回忆说，“读《动物庄园》时，每每联想到早年读过的《联共（布）党史》。当下很感懊丧：假若起先到手的是这一本，而不是那一本，自己或许能明白得早一点儿吧”。
之后的28年，他不止一遍重读。而且只要有机会，他就向友人推荐这本书。有人问起对其影响最大的书，止庵想了半天还是举出这本《一九八四》。
新华社记者唐师曾比止庵小两岁，但他直到1994年，才借得了一本花城出版社于1988年首次在国内公开发行的《一九八四》。因为向朋友“显摆”，还弄丢了。直到6年后，他才从一个书商朋友手中弄到两本新的，还给当初借他书的朋友。
止庵仍记得，在最初读到这本书的时候，书的内容带给他的极大震撼。“尤其是那个开头。写打算去掉一个人，不能只从现实中去掉他，因为他在历史中存在，还要在历史上去掉这个人。温斯顿（主人公）的工作就是干这事。谁不行了，就奉命从过去的报纸、杂志、书籍，各种影像中删除这个人。我自己对历史一向很感兴趣，后来我发现，我们的历史竟然就是被温斯顿删改过的，真是一塌糊涂。举个例子，苏联文学我原来看了不少，但是读了一部《苏维埃俄罗斯文学》之后，看到这书上写的我大多都不知道，而我知道的这本书上大多一笔带过，甚至连提都不提。这给我很大打击，我发现，我原来的整个的文化背景都是假的，实际上这个背景后面藏着一个真的东西，而我以假的为背景了……
自1988年后至今，《一九八四》在广州、上海、辽宁等地经不同出版社不同译者，已出了近10个中文版本。
止庵认为，这本书真正的历史意义并不是预言的多么一针见血，而是在于：有个东西，当时大家虚幻地认为它是人类可能应该走的一条路，奥威尔告诉大家，这是一条危险的路。大家明白了，就不走这条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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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著问世前后：奥威尔最后的斗争
摘自2009年06月10日东方早报
“四月间，天气寒冷晴朗，钟敲了十三下。”
这平凡的开篇，引出不平凡的伟大作品。1949年6月8日，乔治·奥威尔冷酷的光辉著作《一九八四》出版，成为最具20世纪特色的文学经典之一，影响极其深远。60年后的今天，即便世易时移，它仍然常读常新，不断唤起老读者与新青年的共鸣，从不失其重大意义。
英国多家大报连日来刊文纪念。《独立报》采访了包括安德鲁·莫申、菲利普·普尔曼、露丝·兰德尔和特里·普拉切特在内的多位作家，畅谈《一九八四》及奥威尔对其个人的影响；杰里米·帕克斯曼则在《每日电讯报》撰文，大赞奥威尔的散文水平。一些值得转述的记录与档案也在近日公开。
1941-1943年，奥威尔在BBC工作两年，内容出众，播音水平却遭人诟病。
书写中的奥威尔
奥威尔擦拭长枪
BBC档案：播音刺耳，不愿在广播中浪费时间
英国广播公司（BBC）日前在其网站上公布了19份奥威尔档案——二战期间，他曾在该台东方部全职工作两年。《泰晤士报》从中挑出一份备忘录，系BBC当年主管海外业务的JB.克拉克写于1943年1月19日，文中对奥威尔（本名埃里克·阿瑟·布莱尔）的播音感到大为难过，指其语音单调而毫无生气，并建议将他调离一线，不准再碰麦克风。
奥威尔的播音没有录音存世，但同代人无疑对他干巴巴的语音颇有印象。西班牙内战期间，他曾被子弹击中咽喉，弹孔犹存。他又是老烟枪，且患肺结核多年，讲话之无力可想而知。其传记作者大卫·泰勒也披露，奥威尔总想掩饰自己的伊顿口音，遂故意用听起来不那么精英的“河口音”讲话。画家卢西安·弗洛伊德回忆，屋里要是人多些，奥威尔的讲话就听不清了；如果置身嘈杂的晚会，他索性啥也不说。
档案显示，1942年10月，奥威尔致信大诗人TS.艾略特，请老前辈来台里做节目:“带上您能弄到的一切食物，再带条毛巾——您还需要厚靴子和雨衣。”
BBC此番公布的档案中，还有奥威尔与台方入职谈判期间的信函。布莱尔先生在信中要求得到作为“乔治·奥威尔”能够拥有的言论自由，而不受限于英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和BBC战时的宣传宗旨，以免文名受损，被战友弃作“叛徒”。
奥威尔是有名的左翼人士，一贯秉持反帝立场，显然与英国当时的东方政策、特别是其印度政策不合拍。
BBC同意了他的要求。但他仍然在1943年9月递交了辞呈，理由既非噪音难听，亦非受到台方审查，而是由于认识到“我正在浪费自己的时间和公众的金钱于无结果之工作。我相信在当下的政治环境中，英国对印度的宣传广播乃几无希望的使命”。
人生苦短，他更大的愿望是早点远离体制，回家写小说，写他的《最后一个欧洲人》，即后来的《一九八四》。
1949年6月8日出版的首版《一九八四》。
与死神赛跑:“他战胜了自己”
无需在此重述《一九八四》构建的可怕图像、书中广为流传的新创语汇，以及此书重大的社会和政治意义，但我们必须要向偏执而自虐的奥威尔，向他朱拉岛上的最后斗争脱帽致敬。
离开BBC之后的几年里，奥威尔家中变故丛生:收养幼儿理查德，却在手术台上因麻醉事故失去爱妻，但《一九八四》的写作已经断续开始。1946年5月，奥威尔坐上火车，逃离伦敦，一路北行，抵达内赫布里底群岛中的朱拉岛，《观察家报》主编大卫·阿斯特借给他一处岛上农房，供他专心写书。
他不到43岁，却已丧偶一年，鳏夫带小儿。孤独及恐惧，驱使他连续向漂亮女青年求婚，甚至以对方能尽早做寡妇，享受版税遗产为诱饵，却均告失利。他已因肺病而咳血，又不想人知。
罗伯特·麦克鲁姆（Robert McCrum）刊文于6月10日的《观察家报》，重引《一九八四》的开篇: “四月间，天气寒冷晴朗，钟敲了十三下。”麦克鲁姆感叹，这水晶般的句子背后，实有常人难以想见的艰辛。若找来奥威尔的手稿，一看即知。纸上不同颜色的墨水，难以计数的修改与重写，无不指证作者心底的狂潮，时刻在拍击着他，强迫他笔耕不息。
1946-1947年迎来了几乎20世纪最冷的冬天。彼时之英国，正挣扎于战后之大凋败。肺流血心也流血的作家，独处荒凉的外岛，还要自托使命，以纸笔预言未来的梦魇。西班牙内战，二战的浩劫，哪一样不是极权的血光之灾，此时一股脑涌上心间。但他决定卖掉这条命，为了小说。再不写这故事，他将永无可能。
麦克鲁姆说，奥威尔简直自寻绝路。朱拉岛上的老屋建于崎岖乱石的空隙，四间逼仄小屋，生活几近原始，没电，也没电话，烧饭用卡乐气，取暖用泥煤和石蜡。一台电池收音机是他仅有的与外界单向联络的工具。
他来到岛上，只带一张行军床，一桌二椅，少许锅盘。斯巴达人的简单生活，只令他专注于工作。当地老乡记得这位布莱尔先生:瘦高个儿，面无血色，脸带忧伤。他仍旧吸烟——不是香烟，是用粗黑烟丝手卷的大炮，一干起活儿来，室内空气便污浊不堪。他在其中隐现，恍如雾中的饿鬼。
但工作进展顺利。1947年7月底，他致信其出版人，已完成初稿，后又称再需六个月打磨。不料他与幼儿及亲友泛舟海上，意外翻船，幸无人溺亡，奥威尔的病肺却被冰冷海水所伤，随后两月，他陷入重病，却狂热地投入誊改工作。打字机在荒岛老屋里乒乒乓乓响着，终日不停。11月，他终于瘫倒在床上，“病得要死。”他在信中说。阿斯特从美国弄到了链霉素，寄往奥威尔在海尔麦斯的医院。1948年3月，肺结核的症状一度消失。就在准备出院前，他收到出版商的催稿信，要求他务必在12月前交稿。事后证明，麦克鲁姆写道，这封信等于“又往他的棺材上钉了颗钉子”——奥威尔死定了。
他回到朱拉，继续改稿。这是不顾一切的、有去无回的战斗。等待与死神履约的时候，天堂的荣光洒在他身上:1949年6月8日，《一九八四》在英国出版，五天后在美国上市，并立刻被视为杰作。年轻的新妻也到手了。1949年10月，在伦敦大学学院医院，奥威尔迎娶了31岁的索妮娅·布朗奈尔。
幸福的白驹飞驰而过。1950年1月21日凌晨，46岁的奥威尔肺动脉突然迸裂，造成体内大出血。护士来看他时，他已经死在了病床上。此时，索妮娅正在城中酒吧，与老情人卢西安·弗洛伊德等人聚饮。1980年去世前，她长期为此内疚。
首版39年后，董乐山译《一九八四》由花城出版社首次公开发行中译本。无需在此重述《一九八四》构建的可怕图像、书中广为流传的新创语汇，以及此书重大的社会和政治意义，但我们必须要向偏执而自虐的奥威尔，向他朱拉岛上的最后斗争脱帽致敬。董译1988年版《一九八四》的结尾:“一切都很好，斗争已经结束了。他战胜了自己。他热爱老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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