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失去的二十年”去哪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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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之间一直都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渊源，很多人说中国现在正在走日本曾经的老路，中国要不要向日本学习？一直是一个有争议性的话题。

二十多年前，日本也经历过疯狂的地产泡沫，给日本经济造成了巨大创伤，很多人认为房地产泡沫、人口老龄化让日本失去了二十年，从媒体到学者、官员等各个层面都或多或少被“失去的二十年”所迷惑。

关于泡沫经济之后的“失去的十年”这种说法，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失去的二十年”这种说法笔者是不赞成的。泡沫经济破灭对日本的影响最晚在2000年左右就消失了。

泡沫经济之后的日本，

开始了近代的第三次开国

明治维新为日本近代第一次开国。明治维新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也可以视为日本第一次期望成为和欧美列强平起平坐的国家。

从1945年到1991年可以视为日本发起的第二次冲击。从明治维新到2018年，读者们可以看到一条主线。那就是日本不断的学习和模仿欧美，从政治、经济、文化、法制、生活方式等方面，都主动或者被动地在接近欧美。

1945年以前主要是西欧，1945年之后是美国。第一次开国和第二次开国虽然所处的时代完全不同，但是有一个循环是非常相似的。那就是：学习和模仿欧美的制度和技术，发展自己；持有自信；自信过剩，开始对外扩展，增加在国际的影响力；受欧美打压，失败；开始重新学习欧美。

从1992年到现在，笔者认为日本处在第三次开国的初始阶段。1992年到1997年是日本的混乱和摸索期。1997年到2010年是日本重新学习和模仿欧美的阶段。2008年的次贷危机暴露了美国金融资本主义的一些缺点，让日本找回了相对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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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则会成为日本恢复自信的一个重要的契机。

2010年-2020年是本次开国的第三个阶段。2017年到日本访问旅游的外国人第一次超过了2000万人。2017年在日本各类学校留学的外国留学生的数量达到了26.7万左右。1999年这个数字只有5万多人。

我们看一下，1992年以后日本在各方面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1991年全世界的政治格局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也就是冷战的结束。这个变化也影响到了日本国内。1991年日本的泡沫经济破灭。笔者把1992年-1997年定义为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之后的混乱期和摸索期。

1955年到1993年自民党一直掌握着政权，1993年第一次下野。这次下野的重要时代背景是冷战的结束。日本国民内心深处也渴望着日本政治的改变。但是1994年自民党联合其他政党，又夺回了执政权。1992年-1996年左右，日元持续走高，日本经济低迷，银行的不良债权处理方案也没有定下来。

1996年桥本龙太郎内阁诞生，开始着手进行改革。首先提出的是金融大爆炸改革。这是模仿上世纪80年代后期英国的资本市场改革。提出建设“free fair global”的东京金融市场的口号。这次改革拉开了对日本战后金融体系改革的序幕，桥本内阁也提出了行政改革的口号。

1998年6月日本国会通过了《中央省厅等改革基本法》，1998年通过了《关于为了整备金融系统改革相关法律的法案》。笔者把1997年视为日本重新导入欧美制度的起点，原因之一就在这里。

从1997年到2005年左右，日本一直不断地修改自己的法律，缓慢地改革了战后60年的经济体系。日本知名学府一桥大学，在1997年成立了日本第一个创新研究所。这也是日本学界对日本经济低迷的一个反应，那就是通过创新和改革来重振日本经济和社会。

之所以把1997年作为分水岭，是因为1997年和1998年发生了一系列的重要变化。

1997年日本通过了修订的《日本银行法》。该法案是日本规范央行的方案，1942年成立以来就没有修改过。1996年日本的财阀银行三菱银行和外汇专业银行东京银行合并，成为当时资产规模全世界第一大银行，拉开了日本银行业整合的序幕。

1998年6月，日本成立了金融监督厅。金融监督厅的成立意味着日本战后金融监管体制的改变。日本战后一直是大藏省执掌财政和金融大权，其金融体制被称为“护送船团方式”，也就是不允许有发展过快或者破产的金融机构。

1997年11月日本四大证券公司之一的山一证券，日本大型银行之一的北海道托殖银行宣告破产。这两家大型金融机构的破产，也意味着日本战后金融系统走到了尽头。

还有一个原因是1997年和1998年发生了亚洲货币危机。这个时候日本提出了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的倡议，但是被美国所抹杀。1998年以后，日美之间再没大规模贸易和金融摩擦。之前开放市场等压力都来自美国，但1997年之后的改革更多的是日本自身求变的需求。

上世纪90年代后期，日本的政府机构也实施了重大的改革。在中国也非常知名的通商产业省，在2001年更名为经济产业省。通商产业省是1949年改革当时的商工省设立的。统管了日本的产业发展和国际贸易。掌管财政金融和税务的大藏省也改为财务省。

司法制度方面，上世纪90年代后期日本也着手开始“百年一次”的司法制度改革。2001年，《司法制度改革推进法》颁布。改革了日本战后60年基本未变动的司法体系。主要关注两点：

一个是法科大学院的设立，这是模仿美国的law school制度设立的。2004年，日本的几十所高校的法科大学院开始招生。2006年日本开始实施新的司法考试。

另外一个是陪审员制度的创设。从2009年开始实施。这次司法制度改革的本质是向美国司法体系的一次学习和靠拢。

2005年，日本把原来分散在商法、有限公司法等法律中的内容摘出来，形成了公司法并在2006年开始实施。

2006年，修改之前的《证券交易法》为《金融商品交易法》。事实上，1997年以后，几乎所有金融相关的法律如《保险法》、《保险业法》、《信托法》、《信托业法》等都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

在经济方面，笔者可以概括为旧的六大企业系列整合为新的三大企业系列。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经济是被大大小小的十多家财阀所掌控。

1945年以后，日本形成了六大企业系列，或者称为六大企业集团。分别为三井（战前的三井财阀）、三菱（战前的三菱财阀）、住友（战前的住友财阀）、芙蓉（战前的安田财阀）、三和（战前的鸿池财阀和山口财阀）、第一劝业系列（战前的涩泽财阀和川崎财阀）。

每一个企业集团都有几十家企业，都是日本的代表性企业，负责人定期聚会。这些系列的核心企业为银行和综合商社。银行发挥着融资和监督企业的作用。而综合商社则担负着国内外贸易的重要作用。

2000年第一劝业银行、富士银行、日本兴业银行宣布合并，成立瑞穗（mizuho）金融控股集团。2001年樱花银行（原来的三井银行）和住友银行宣布合并。2001年三和银行和东海银行等合并，成立了UFJ控股。2006年东京三菱银行和UFJ合并，成立三菱东京UFJ金融控股。到此为止金融行业的整合告一段落。

笔者认为，泡沫经济的破灭对日本的影响在1998年左右就结束了，2006年左右完全结束了。笔者这样认为的主要原因是受泡沫经济影响最大的银行领域在2006年左右已经完成了整合。另外，日本政府注入大型银行的国有资金也基本上在2005年左右就偿还给日本政府了。

日本的财产保险行业也发生了大规模的企业合并，形成了三大财产保险集团。

2004年东京海上火灾保险和日动火灾海上保险合并。2010年日本财产保险公司和日本兴亚财产保险公司合并。2001年，三井海上火灾保险和住友海上火灾保险合并。

不仅仅是金融行业，钢铁行业方面，2012年新日本制铁和住友金融宣布合并。2002年，日本钢管和川崎制铁合并成立JFE集团。

这些企业之前，都属于不同的财阀。这些企业之所以合并有内外两个原因。日本国内市场已经完全成熟，必须通过合并减少国内不必要的竞争，压缩成本。海外竞争对手的规模越来越大，日本企业感觉到了竞争压力。在能源和矿产行业，日本企业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整合。

2000年以后，日本进一步推进了民营化。2002年，东日本旅客铁道完全民营化，也就是日本政府不再持有任何股票。2004年，西日本铁道完全民营化。2006年，东海旅客铁道完全民营化。2016年，九州旅客铁道完全民营化。

2005年，小泉纯一郎内阁推进了日本邮政公社的民营化。过去的日本邮局主要经营三项业务，也就是邮政业务、简易保险业务、存款业务。2007年10月，日本邮政集团成立。之后虽然有所反复，但是总体在朝着民营化的方向前进。

我们可以从日本邮政和日本铁路系统的变化看到，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经济低迷的情况下，仍然缓慢但是坚定地推动了国退民进。

1992年到1997年的这个阶段，应该说是日本的徘徊期。国际上，冷战结束。日本国内泡沫经济破灭，这个阶段说日本失去了10年是可以的。

日本政府决定动用财政资金去拯救金融系统是从1995年开始。第一波是为了所谓的住宅金融公司（Jusen）。之后是为了日本的银行系统，这个一直持续到1999年左右。

日本失去了什么？没有失去什么？

得到了什么？今后会如何变？

日本从1992年开始陷入低迷，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从国际环境上来讲，1989年-1992年，国际政治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东欧发生剧变，苏联解体。1992年邓小平发表了南方讲话，中国开始步入市场经济时代。

从经济上来讲，美国掀起了第三次产业革命。战后日本的经济体制是完美的工业生产体制。日本的工业化生产方式比起美国的生产方式更胜一筹。美国完善的资本市场和硅谷的技术创新实现了完美结合。

读者们往往很简单把日本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低迷归咎于泡沫经济的破灭。泡沫经济的破灭对日本的影响在1998年左右就结束了。1998年左右日本就拉开了改革大幕，而且对银行不良债权也开始处理。

一桥大学在1997年成了创新研究中心，这是日本第一个专门研究创新的机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社会整体谋求变革和创新的气氛。

笔者认为，从本质上讲日本经济不能够进一步提升，有四个重要的原因：

1.美国在IT革命方面占据优先地位，日本无法挑战。

2.在中端市场方面日本被韩国和台湾地区挑战。在低端领域，被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国家所挑战。

3.日本战后形成的经济体系和制度出现制度疲劳和僵硬化。日本的知名学者野口悠纪雄把日本战后的体制称之为1940年体制。这个体制是总力战的后遗体制，已经不适应新时代的发展。

4.在军工方面一直被美国所压制，造成大型民用飞机、高端战斗机、航母等领域不能够有所突破，产业不能进一步升级。

如果说1992年以后日本失去了什么，笔者认为日本失去的是百年一遇的产业革命的引领权。

IT革命被称为第三次产业革命，在这个百年一遇的革命中，日本基本上是一个跟随者。在IT的硬件方面，日本应该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贡献国家。但在软件和商业模式创新方面，日本基本没有可称颂的业绩。

在政治方面，日本也没有获得明显的进展。日本国民曾经期待的两党制的尝试失败了。日本的战后政治体制，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冷战时代形成的。

冷战结束以后，日本的政治体制需要有所改变，但是直到今天还是延续了冷战时期的政治手法。政治的旧态依然和经济上的挫折造成国民心理的严重的闭塞感。

笔者认为，关于泡沫经济之后的“失去的十年”这种说法，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失去的二十年”这种说法笔者是不赞成的。泡沫经济破灭对日本的影响笔者认为最晚在2000年左右就消失了。有三个原因：

一是IT革命对日本各行各业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日本也开始诞生一批新的企业；

二是中国开始飞速发展，需要大量进口日本的高端设备和高性能的零部件，促进了日本的景气恢复；

三是上面提到的，1997年左右日本就开始进行一系列的改革。

综上所述，上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在各个方面都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特别是修订了许多战后60多年都没有变革的法律。

总的来说，市场体制趋向更加开放和透明。日本的制造业总体实力依然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强国。笔者们对日本80年代海外收购的失败津津乐道，但是2000年以后，日本企业对海外的收购数量和单笔的金额，远远高于80年代的对外收购。

日本历史上金额最大的10个跨国收购案子，都是2000年以后发生的，日本企业开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跨国企业。日本国民的整体生活水平也并没有下降。比起80年代，日本的软实力也有所增强。过去十年持续上涨的赴日本旅游人数和留学生人数就是一个非常简单明了的佐证。

笔者认为，2010年以后日本发展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发达国家。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日本企业都是出口主导。

80年代以后，日本企业和日本国民开始走向全世界，日本开始更多地接纳外国留学生。2010年以后有越来越多的外国观光客到日本，2016年，这一数字达到了2400万人次。在日本的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了双向开放的格局。日本社会和企业在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国际化。这是外部环境给日本带来的结果，也是日本主动适应外部变化的结果。这个对日本的产业发展也带来非常大的影响。

过去，日本的国际化行业都是一些出口行业。现在过去传统的国内行业也变成了出口行业。比如日本的铁路运输行业、餐饮行业、零售行业、医疗服务、酒店业等由于外国观光客的大量涌入，成了非常景气的行业。

上面系统回顾了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发展和变化。读者们会发现：日本坚定不移地走欧美化的路线，走市场化的路线，走国退民进的路线。

在日本的邮政公社民营化以后，所谓的国有企业已经所剩无几。只有执行国家政策的国际协力银行、日本政策投资银行等政策性金融的机构存在。在上世纪90年代困难的经济情况下，日本在这个方向上还是做了工作。解决了剩下的最后一个问题，那就是邮政民营化的问题。

上面的文章中读者们可以看到，从1996年-2010年左右日本实施了一系列的法律修订，其结果是几乎修改了几乎所有的法律。修改的方向和蓝本明显是美国的体系。也可以说现在的日本是处在一个新的经济和法律框架下的，完全市场化下的起点下。其今后的经济发展至少不应悲观。

过去20年，日本其实做了不少改革的事情。可称之为明治维新以来的第三次开国。而且这一次，已经在2010年之前完成了。日本在“失去的20年”的喧嚣声中，已经静悄悄地改变了自己。让自己国家成为了一个在制度上距离欧美国家更加接近的国家。

回顾战后70年中国和日本的关系

我们在考虑今后中日关系的时候，需要正确认识日本所处的历史位置和日本的国家特点，这也是本文的目的之所在。

最近几年，中国的媒体中重新评论日本实力的文章不断涌现。读者们需要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和技术实力距离日本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特别是市场化机制方面，日本经过100多年的发展，法制化和市场化的基础已经牢牢打下。

但是中国有日本不具有的一些优势，最大的优势在于中国具有全世界最大市场。中国需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尽快从经济的质量上赶上日本。

日本是非白人国家中，唯一在所有产业都可以和欧美强国相提并论的国家。客观地说，其发展过程中的得失对中国的借鉴意义是非常大的，中国人需要认真研究日本的发展历史和现状。

政治方面才是中国需要更加关注的。1945年到现在已经整整过去73年了。日本的国民心中有更多求变的政治需求。比如国家政治地位的提升、修改宪法等。如果有国际环境或者内部的经济萧条等重大事件的爆发的话，日本的修宪活动可能会在短时间实现。

还有一个需要中国所注意的，那就是军事方面的改变，或者说“正常国家化”。早在2007年日本的防卫厅就升格为防卫省。笔者认为日本的第三次开国的高潮，极大可能就是“修宪”和“正常国家化”。

日本在钢铁、造船、电子、材料、核工业、宇宙开发等方面，都走在世界的前列。如果日本放开手脚发展军备，其军备水平短时间就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国家。日本的“军事大国化”，不仅对地区军事和政治力量，对整个世界的格局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延伸阅读

1.日本“失去的二十年”的历史由来

二战后，日本在美国的大力扶持下，充分利用大战后国际上难得的和平间隙，埋头经济建设，聚力发展科技，仅仅用了不到20年时间，就从一片废墟上建立起了强大的工业体系，培植了一大批世界性企业，到1968年前后，就实现了日本政府制定的追赶欧美的目标。而且，日本政府还善于把握历史契机，一方面抓住美国在亚洲发动的两场战争（越战和朝鲜战争）的机会，一方面充分利用80年代后近邻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所施放的原始需求，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据统计，80年代末期时，一个东京的地价就相当于整个美国国土土地价格的四倍。在政治上，日本先是充分借助美苏争霸所造成的两极权力张力，积极融入西方文明体系，不断拓展和重建其在二战中失去的国际地位；接着又趁前苏联解体后美国单极独大所造成的权力真空，并紧紧抓住并深度参与美国发动的一系列反恐战争，开始寻求重建其政治大国地位并谋求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在这种政治经济背景下，曾经有一段时期，日本国内一度表现出其骨子里潜藏的骄横狂躁，以为日本经济增长前景不可限量，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与日本相比。这种自满情绪导致日本整个国家企业、民众齐上阵，全民炒股、买房，就连家庭主妇也加入投机行列，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投机风潮。而且，日本投资者开始对美国进行大规模投资，高价购买美国的土地、矿山、农场、工厂、企业、银行、旅馆、摩天大楼、商业中心、高尔夫球场以及好莱坞等，夏威夷几乎成了日本的“经济殖民地”，一些日本学者甚至声称要“购买美国”，其结果是遭到了美国强力还击，日本被迫接受“广场协议”，导致日元急剧升值，日本节节败退……日本开始出现了所谓的“泡沫经济”，到90年代初“泡沫破灭”，日本经济开始陷入“长期低迷状态”。

今天所说的日本“失去二十年”正是指上述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后的1991年-2010年这段时期。通行的说法是，在日本房地产和股市泡沫破裂后，日本经济增长出现了“断崖式”下跌。其依据是1990年日本GDP是464万亿日元，2000年日本的GDP仅仅达到534万亿日元，十年间GDP的平均实际年增长率是1.4％，低于所有发达国家——这就是所谓日本第一个“失去的十年”。此后，在2001年到2010年之间，日本GDP平均实际年增长率进一步下滑到1％以下——这是日本第二个“失去十年”。

支持日本“失去二十年”的说法，还有一个日本学者们自己提供的所谓“事实依据”：即从1995年-2015年，日本劳动人口减少了1000万，劳动人口的大幅下降，自然会抑制GDP的增加。对此，日本学者还充满了忧患，他们例举了过去20年间日本经济的“一系列问题”：如人口生产的“少子化”现象、财政状况不断恶化、通货紧缩长期化、个人显性工资没有增长，以及日本地区差距、收入差距有所扩大和日本经济国际地位相对下降等等，以论证“失去的二十年”的客观存在。

2.日本“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阵痛

日本经济出现的上述种种问题，从本质来说都是日本政府根据时代发展需要，在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过程中所出现的阵痛和必要代价。在这里，有必要进一步了解支撑日本在战后取得巨大成功的经济发展模式：“日本模式”，即日本在工业经济时代，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所采取的“追求一国繁荣主义”的发展模式。其主要特征为：（1）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机制；（2）出口主导型发展取向；（3）引进技术赶超模式；（4）主要依靠内部积累的高储蓄；（5）重视教育和技术开发，等等。

可以说，上述“日本模式”，以及日本政府对历史机遇的准确把握，实现了日本在战后的经济腾飞，为日本奠定了雄厚的物质、经济和科技基础。但是，随着日本追赶目标的实现和后发优势的消失，加上知识经济的到来和经济全球化的进展，“日本模式”开始难以适应新的形势。特别是“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模式”的弊端暴露无遗，日本不得不进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20世纪80年代，中曾根首相首先对国铁和电信公社等进行民营化改革，揭开了日本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序幕；桥本首相开启的“六大改革”则是日本全方位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开始；“小泉改革”是日本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继续和深化。由于新自由主义自身的理论缺陷和多方面原因，日本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并不成功，而且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等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剧烈变化，日本的经济政策不得不重回凯恩斯主义，通过扩大公共投资刺激经济和渡过危机。目前正在推行的“安倍经济学”，即包含有很多凯恩斯主义的内容——综上可见，“失去的二十年”之“实”，多半是日本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带来的，但政府随之出台的“反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危机的发生。

3. 被忽略的“另外1.8个日本”

如此看来，日本的海外资产是这个国家埋藏在全世界各地的财富，是日本国民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2011年8月28日，中国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日本问题专家唐淳风称：在日本本土国家之外，还存在“1.8个日本”，这“1.8个日本”指的即是日本的海外资产和海外产业，是日本的雄厚“家底”。

上世纪80年代，受国内生产的高成本影响，日本一些大型制造业将部分生产环节移至国低成本地区生产，形成了产业史上第一次全国性大规模战略转移；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新兴国家挤压了日本的出口市场，日本遂进行了第二次产业战略转移。两次“战略性”转移外加80年代日元升值导致的日本海外权益疯狂收购，铸就了当前日本巨大的离岸经济。

2012年5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发布的《2010财年海外事业活动基本调查》显示，当年日本海外法人(制造业和非制造业)总计18599家，工作人员499万人，日本全产业海外销售额达到183.2万亿日元(约合2.2万亿美元)。自世界经济复苏趋于明显的2016年下半年起，日本海外直接投资势头增强。日本企业在全球竞争中并购海外企业，这些直接投资带来的分红等收入2017年1至10月合计达到10.7659万亿日元。

4.投资未来的“失去的二十年”

其实，就在中国媒体集体“唱衰日本”的时候，日本人正在默默“为未来投资”。经济实力的比拼，最终取决于科学技术话语权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产业链掌控力。日本人认为，只有拥有尖端科技的专利，才会对世界经济产生一定程度的威胁。在这一“科技立国”战略支持下，即使在所谓“泡沫经济”的10年间，日本每年都把GDP的3％用来开发新技术。这相当于当时中国GDP的9.4％还多。

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各国都在执行货币放水政策，也就是利用债务刺激经济。但日本和中国在具体运用这些超发的货币上，却有着本质区别。

日本放出的货币之水几乎全部流进了产业整合和重组，科技创新研发等环节；而中国“超发”的动辄数十万亿人民币大部分被使用到大地产、基建和“城市化”中。于是，日本债务附着的资产是“技术产能”，而中国的债务附着的是“土地产能”。虽然二十多年前，日本也经历过疯狂的地产泡沫，给日本经济造成了巨大创伤，但即便跟那个时候的日本比，中国当前的情况也不可同“日”而语：因为日本当时已经构建了世界一流的技术体系，建立了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而中国既没有充足的技术储备，在社会保障方面也存在着寅吃卯粮的不良状态。

在充裕的资金支持下，日本的创新方向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在全球消费电子领域地位的衰退，曾经让人们怀疑日本企业的创新力，但实际上日本的创新方向正避开终端市场竞争激烈的“红海”，而转向不断扩展上游高附加值核心部件的“蓝海”。因此，人们只看到日本在全球彩电、手机、冰箱、洗衣机和空调行业销售排行榜的退缩，却没有看到日本企业在这些产品的核心零部件、上游化学材料方面保持着绝对优势。例如，夏普、JDI（Japan Display）的液晶面板，松下的锂离子电池，索尼的摄像头，旭硝子的面板玻璃……许多明星零配件，都隐藏在当前热销的智能手机、超大屏幕电视、平板电脑、电动汽车等产品里，为日本企业赚得盆满钵盈。

实际上，日本企业正从B2C（企业直接面对消费者的电子商务模式，投入大，利润率低）领域，逐渐向B2B（企业与企业之间开展交易活动的商业模式）领域扩展和转型，从而把自己置于商业体系的顶端而攫取最大化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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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疗领域，索尼在参股奥林巴斯后，双方联合研发医疗内窥镜，目前占据全球80%至90%的市场份额；日立研发的阳子技术，可精确对准人身上的癌细胞进行照射而不会伤害正常的细胞。在创能、蓄能领域，当今风靡一时的特斯拉电动汽车，电池是由松下提供的；松下、三菱等已经研发成功的氢燃料电池，将成为未来人类的“终极环保型汽车”。未来一旦石油等能源出现短缺，日本的创能、蓄能技术将在全世界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智能机器人领域，目前全球最著名机器人公司主要分布在美国与日本。在市场份额最高的全球五大工业机器人制造商中，3家制造商来自日本，其中发那科（Fanuc）位居3家日本公司之首。如今，日本机器人产业已从工业机器人，向服务机器人扩展，同时，积极扩张包括中国在内的海外市场，把握制造业升级转型机会。

日本的科学技术虽然并不具有十分鲜明的原创性，但是却体现在别具一格的再创新活力上。日本企业长于把欧美已有的技术充分吸收后再融入自己的技术，使得同种技术的产品质量更好，竞争力更强。据著名的世界信息服务提供商汤森路透评选出的《2015全球创新企业百强》榜单里，日本以40家企业上榜，高居榜首，力压美国的35家。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内地无一入围。除此之外，日本经济的结构和质量还比中国要健康得多，据资料说，中国产品的单位能耗竟达到日本的150倍，也就是说，生产同样一个产品，中国要耗费的资源比日本高150倍。

正是在日本“工匠精神”和国家战略引导下，代表日本文化精神的漫画和动漫制作，经过战后五十年的苦心经营，目前已经占据了全世界50%的市场，在欧洲甚至达到了80%以上，成为“动漫王国”的日本不但攫取了大把大把的利益，而且还通过制作精良、想象奇特的动漫和漫画书籍，把代表日本“软实力”的武士道精神向全世界的青少年进行灌输和移植。

同样是在“工匠精神”和国家战略引导下，日本的各式餐饮开始全面占领世界各大高端商圈的显著位置。据《中国餐饮报告白皮书2017》中指出，日本料理店的营业额已经超越门店数排在其前面的粤菜、湘菜、浙菜等中国传统菜系，跃居第8位；在中国人的餐桌上，日本拉面、乌冬、回转寿司、居酒屋、天妇罗、御好烧、大阪烧、鳗鱼饭……种类繁多的日系餐饮品牌店已经成为一二线城市购物中心标配的餐饮业种。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日料品牌的分布密度及品牌档次已被视为商圈及购物中心能级的参考数据。

更令人生畏的是，正是在“失去的二十年”间，日本还静悄悄地构建了其以高技术为支撑和现代军事力量体系。仿佛在一夜之间，日本已经成为世界上第4个独立发射卫星的国家，也是第3个使用自制火箭发射地球同步卫星的国家。至今日本已发射各种卫星40余颗，平均每年研制生产2～3颗人造卫星。其中的H-2A运载火箭是日本太空探索具有坐标意义的大型运载火箭，它的性价比在世界首屈一指，能够使发射费用降低一半以上。日本相继能够研制生产各型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反舰导弹、防空导弹、空空导弹和反坦克导弹；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日本各大企业的军用品生产线上，还出现了包括F-35和心神战机在内的当今世界最先进的空军力量；在海军力量方面，不到十年间，日本下水的新锐战舰包括满载排水量超过14000吨的“大隅级”登陆舰、17000吨的“日向级”直升机驱逐舰、26000吨级的“出云”及直升级驱逐舰，以及满载排水量4200吨级的“苍龙级”常规动力潜艇。在先进武器生产方面比中国走得更远的是，由于日本长期的技术储备和庞大的工业体系布局，使得日本能够生产先进飞机、舰船、导弹、坦克的企业都有大量备份和冗余。如能够制造大型军舰的包括富士重工、三井造船公司等8家企业，共计11个造船厂（中国只有大连和上海长兴造船厂两家）；这些都为日本重新成为军事强国奠定了技术和设备基础。

5.微观层面再看“失去的二十年”

2001年4月，日本政府宣布实施第二个“科技基本计划”，提出要在50年里培养出30位诺贝尔奖得主。这一计划，对于向来垄断着诺贝尔奖的欧美国家来说，都感到不可思议和不屑一顾；就连一些日本学者，也觉得这个目标不切实际。

然而，截止到2017年的17年间，已经先后有17位日本人获得了诺贝尔奖（其中两位是日裔美籍），日本政府的这个目标已经超过了一半。如果再加上2001年前的获奖者，则先后共有25位日本人获得诺贝尔奖，是全世界除欧美之外最多的国家。

来到日本出差或者是旅游的外国人，在日本走马观花之后，无论如何也无法把亲眼见到的富裕、整洁、充满现代化气息的日本，与一个“失去二十年”的国家联系在一起：

经历了“失去二十年”之后的日本，依然是平均寿命最长的国家；

经历了“失去的二十年”之后的日本，是使用iPhone手机比率最高的国家，甚至把iPhone的发明国——美国远远甩在后面；

经历了“失去二十年”之后的日本，其国内的网速即便不是世界上最快的，也是世界上最快的之一，远远超过许多发达国家；

经历了“失去的二十年”的日本，以高速公路、铁路、新干线和航空运输构成的交通网络，几乎覆盖了日本的每一个角落，不同交通工具之间的无缝连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与之相媲美。

正是基于上述“微观”现象，一位访问日本的英国政府官员曾经说：如果这就是“失去二十年”，我愿意英国也“失去二十年”。

最近，为了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宏伟计划，日本首相安倍在访美期间，向特朗普提出了今后十年内日本政府和私人企业，对美国投资17万亿日元的一揽子计划，帮助美国修建高速铁路，更新陈旧的地铁系统等基础设施，让美国的基础设施进入21世纪。据估计，这个投资计划可以为美国创造70万个就业机会。安倍向特朗普提出的投资计划，就好像日本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丝毫不像一个“失去二十年”国家可以从容做到的大手笔。

再从日本社会的基本单元家庭层面来看，日本依然是一个富裕和藏富于民的社会。上世纪80年代股市泡沫的破裂，让日本许多家庭失去了一大笔纸上财富，目前日经指数依然不到泡沫期间的一半；但是，日本家庭不包括房产在内金融资产的积累并没有停滞，而是出现了显著的增长：1990年日本家庭平均金融资产是1350万日元，2015年是1810万日元，比1990年增加了34％。更为重要的是，日本家庭60％的金融资产是以银行存款的形式存在，说明日本家庭有充足的流动性，可以抵御任何突发的经济危机。“失去的二十年”并没有导致日本家庭的负债增加。

忘掉GDP增长率，聚焦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生活品质的改变、海外资产的积累和家庭财富增长这些“健康”变量，使得表面上“失去二十年”的日本依然是一个富裕得让全世界羡慕的社会。

6.日本人的“哀兵战略”

深入研究日本“失去的二十年”的根源，我们便会发现，这一切其实都源于一本外国人所写的书对日本人带来的巨大冲击。

1979年，哈佛学者傅高义教授在日本经济腾飞的前一刻，发表了惊世之作《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他通过社会研究的手法，肯定了日本经济成功的模式和范例，以作为发展速度正在减缓的美国的可鉴之镜。《日本第一》出版后迅速成为西方学界研究日本经济发展的最畅销也最具影响力的作品，标定了此后十年西方“向日本学习的风向”。新加坡政府甚至把它列为部长和高级官员的必读书目。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时，日本经济曾一度急剧下滑13％，GDP下降3．7％，其他经济指标也迅速下滑，抓住这个机会，日本政府官员的发言、学者的分析以及电视、广播、互联网和平面媒体更是连篇累牍，大肆渲染；但2009年6月，日本经济在发达国家中第一个“触底”，2009年度GDP降幅收窄，2010年度GDP增长率达到3．4％时，日本政府却默不作声，媒体也集体失音。

如此“自虐式”制造危机，恰恰符合日本独特的国民性格：在低调和内敛中始终保持着强烈的忧患意识。事实上，这个民族几乎从来不接受赞美，他们永远把自己放在暗处，放在低处，进行缜密严谨的思考，用低调的语气发声。他们吸取二战和“广场协议”前的教训，开始精心“化妆”自己，有意“弱化”自己，努力改变《日本第一》给自己带来的“负面影响”。于是，日本刻意隐藏了他们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快速发展的数据；甚至不惜通过“造假”的手法，将自己伪装成一个走向“萧条”和“破产”边缘的衰落国家。与政府相配合，日本的学术界也不断地进行“学术创新”，先是把八十年代后的十年称为“失去的十年”；到了21世纪后，日本经济学者池田信夫出版的《失去的二十年：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真正原因》又一次制造了“失去的二十年”。目前，还有一些日本学者在继续鼓吹“失去的三十年”——即便许多国外学者指出这是日本人的“哀兵战略”，他们依然“我行我素”地继续重复这一“谎言”——在一向深具野心的日本人看来，谎言说了一万遍，就能够成为真理——事实上，日本精心“炮制”的“失去的二十年”的国际谎言在客观上也达到了目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但让海内外舆论一起同情日本，还让美国这个“盟友”心生愧疚并转而大力扶持日本——当然，更让日本的近邻中国放松了警惕，失去了应用的戒心。

事实上，日本采取“哀兵战略”的根本目的，是日本政府和日本企业家清醒地意识到，“唱衰日本经济”的说法有利于缓和美国政府对日本封闭市场的追究。因为，对“骄傲的美国人”来说，“孱弱的日本”不但将会使美国“高抬贵手”，而且还会赢得美国在诸多方面的支持。比如，美国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放弃了与这个昔日的“经济宿敌”较劲，而将打压的目标转向中国；也正是因为日本“经济低迷”，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钱的目光没有盯住日本反而转向了中国；正是所谓“失去的二十年”的宣传功效，日本得以在不被别人瞩目、被别人同情，甚至是被人看不起的情况下，低调地发展经济；日本人的低调所获得的实惠和中国一段时期以来被人“关注”、“捧杀”甚至产生“中国威胁论”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