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中国知青上山下乡51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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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国家把城市里长大的孩子们的户口迁到农村去，这在当时也是出于不得已，没办法的办法。您想啊，从1966年到1968年，北京的中学生，包括初中生和高中生，包括六六届、六七届、六八届的初中生和高中生共是六届学生，十万人不止吧。整整在学校待了两年，也就是在学校折腾了两年，怎么折腾我就不说了。到了一九六八年夏天，他们不离开学校不行了。他们不走，不把校舍腾出来，小学的孩子就进不了中学，小学的孩子不走，那些早就超龄的学前儿童就无学可上，本应当是七岁上学，这都九岁了，还在家帮奶奶打酱油、帮姥姥择菜呢。
那两年北京大街小巷都是孩子，大学、高中、初中、小学都不上课，小孩子大孩子老孩子，孩满为患。尤其是中学生，打砸烧，揪斗抄，能斗不能斗的都斗了，能打不能打的都打了，能毁不能毁的都毁了，无事可干可不就无事生非呗。十六七、十七八、二十郎当岁，这几个年龄段的人，说是孩子吧有点大，说是大人吧又有点小，似懂事非懂事，说明白又糊涂，说糊涂又明白的年纪，又经过这两年“文化大革命”的“锻炼”，真就成了社会的负担，也成了各自家庭的负担。十几万大小伙子、大姑娘成天这么无所事事地晃荡，无论是国家的领导人还是家里的父母亲谁不糟心呢。可大学里积压着三届学生分配不了，腾不出地方，就是腾空了也不能招生，大学怎么办、办不办？还没准呢。工矿、铁路，工人们还在动刀动枪地打派仗，处于半停产状态，也没法招工。往哪儿打发这些人呢？这十六七岁到二十一二岁的这一大批人怎么办呢？光北京就是十几万，全国不得几百万，上千万。
到农村去，到乡下去，六亿农民，二十亿亩耕地，消化这几百万学生还不如同大海里消化几桶水嘛，几百万，几千万也消化得了。这，大概就是那些中学生，后来叫知青，上山下乡的起始缘由。至于后来说这些城市里长大的年轻人到农村去接触了农民，接受了教育，认识了社会，经受了锻炼，有些人还成长为领导骨干，那都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场运动的副产品，不是初衷。这批人如果不上山下乡而是上了大学、进了工矿，谁能说他们不会创造出更大的辉煌？当时国家走到了那一步，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在这里我们不说其中的是非曲直，只讲讲那十多年岁月里发生的那些悲欢离合的故事。
1968年6月15日，我与上千名伙伴们登上了开往北大荒的列车，车站上如何与父母亲、与弟弟妹妹们洒泪分别，两千公里的路程专列如何走了两天三夜，我都记不清了，只记得6月18日到了离中苏边境60公里的一个农场，第二天农场的卡车把我们送到靠近国防公路的一个连队。开始了我十一年的知青生活。那一年我19岁。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那时候写文章都这么开头，犹如八股文的破题。农村能不能有作为，作为大不大，不敢说，广阔是真够广阔的。一块麦田上百公顷，麦垄两千米长，四里多地，真是一眼望不到头，风一吹来，麦浪起伏，麦波翻滚，名副其实的“麦海”。大豆地里墨绿墨绿的豆苗一望无际，直铺到天地衔接的地方。辽阔的山野长满了野草，开遍了野花，那是未被开垦的处女地。这里有的是土地，有的是农活儿，来多少人也干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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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边疆的下半年，大批现役军人开进了农场，组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在佳木斯成立了兵团司令部，下设师、团、连、排、班。兵团的五个师，第二年增加到六个师，覆盖了“文革”前黑龙江垦区90多个国营农场、渔场。各师、团的主官，各师、团机关的领导都是现役军人，各级副职以及连以下领导由原农垦干部和知识青年担任。
照片右边为作者
北大荒的冬天气温低过零下三十度，过了国庆节就得穿棉裤，到第二年五一劳动节才敢脱棉裤，一年七个多月的冬天。在那漫长而寒冷的冬季，天地间都是白茫茫的一片，我们穿着临行时北京市革委会发的黄棉袄黄棉裤，几年不拆洗，油渍麻花，上面的黑泥儿都闪着亮光。大家都戴着羊剪绒帽子，从后面看也分不出个男女。脚上的棉胶鞋冻得邦邦硬，踩在冻雪上“咯吱吱、咯吱吱......”地响，声音特别大。就这样走啊，走啊，走过了一个冬天又一个冬天。
春播、夏锄、秋收……冬天没活儿了，到河滩上挖沙子，到山上打炮眼炸石头，为开春儿盖房子备料。最怕的是“拉练”，就是背着被子行军，不停地走，一昼夜走120华里。北风裹着雪粒子打在脸上像刀割一样疼。又累又困又冷，真想在雪地上坐一会儿，真想枕着个小雪堆儿躺一会儿，可甭管多累多困多冷，谁也不敢停下来，坐在地上一闭眼就睡着，一睡就醒不过来了。冻死人的事儿兵团哪年都会发生。所以“拉练”整个过程，尤其是夜间，连长严令各排长，随时清点人数，发现缺员立即派人返回去寻找，就是怕年轻人偷懒小憩，酿成大祸。冬季里北大荒的日子不好过，夏天该舒服了吧，这些年北京的人们不是净去黑龙江避暑吗。这里的夏季昼长夜短，清晨四点钟出太阳，晚上八点太阳落山，与北京时差两小时以上。为什么现在全中国都买东北大米，都说东北大米好吃，就是因为东北的水稻日照时间长，当年夏季里，我们一天要在地里劳作十三、四个小时，甚至十五、六个小时。
1971年锄草大会战的口号是“早晨两点半，地里三顿饭，晚上看不见!”凌晨两点半起床，天蒙蒙亮，扛上锄头排着队往大豆地里走。大豆地离连队十多华里，走一个小时到了地头儿，天也大亮了，恰好能看得见、分得清地里的草和苗。一人一条垄开始往前铲。干到6点半马车送饭来了，一声哨响大家撂下锄头奔饭车，边走边撅两根蒿子秆当筷子。一个班一脸盆菜，馒头管够。早饿得心慌了，七八个人围着菜盆子狼吞虎咽，吃多少馒头就甭说了，满满一大脸盆菜吃的干干净净，连菜汤都喝光。
吃完饭“筷子”一扔接着往前铲。干到中午十一点半，送饭的马车又来了，重撅“筷子”重吃馒头重喝菜汤，吃完仍然是低头哈腰往前拱。下午五点半钟再吃饭，重复的话我就不说了，这就叫“地里三顿饭”。第三顿饭吃过接着干，直干到太阳落山，肉眼分辨不清地里的草和苗了，收工哨才吹响，大伙儿才拖着沉沉的两条腿扛着锄头往家奔。这是锄草大会战口号的第三句“地里看不见”。回到宿舍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快十点了，脸不洗衣服不脱躺到铺上就睡，明天凌晨两点半催命的起床号又要吹响。您算算，从凌晨两点半到晚上九点半，这是多少个小时？这还是种田吗？这还是生产吗？这是玩儿命！这是对人的肉体和精神的摧残！当然，当年兵团的各级领导并非有意为之，但在那种极左情势影响下形成的、一定意义上的人性的缺失，确是不争的事实。开始那两三年，兵团知青们的劳动强度之大，食堂伙食之差，夜晚住宿之拥挤，加上军人管理之严厉造成知青们政治压力之沉重，都超出了我们所能承受的程度，也超出了我们所能承受的范围，这种形势1971年“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之后就好些了。
据说，人和老鼠是地球上最能承受压力的两种动物，也是地球上数量最多的两种动物。气候的恶劣，精神的磨难，身体的摔打，是坏事也是好事，时间长了就麻木了，也可以说是习惯了，适应了，也就感觉不到有多苦多难了。古今中外，迁徙的移民或者说移民的迁徙，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吗，吃饱肚子，睡上一觉，什么都不想了。不知不觉中个子就高了，身板就厚了，口音就变了。
当然，那个时候知青们还没意识到自己就是移民，他们怎么也不会承认，自己与此地那些山东移民的孩子是一样的身份。他们还有一种虚荣的优越感，他们的精神或者说他们的灵魂还有个寄托，还有个归宿，还有个安放的地方，那就是远方的家。离开家几年以后，离开家几千里之外，他们才知道家是最安全的港湾，是最温暖的地方，爸爸妈妈、兄弟姐妹是最亲的亲人。最大的愿望，唯一的愿望就是回家。二十岁的年纪，正是荷尔蒙分泌最丰富，精气神最旺盛的年龄段，三百个男男女女聚在一块儿，朝夕相处，文化生活又那么贫乏，精神又是那般空虚，应该是你追我逐，谈情说爱的情景。但是，不！那几年，起码是头两三年，谈恋爱被看作是没出息，只有不想回家的人，甘心在这儿待一辈子的人才会在这儿找对象。
离开这儿，回家！这个愿望很渺茫，很没谱，但又很强烈很顽强，甚至丝毫不为许多诱惑所左右。这很矛盾，很痛苦，那几年我们就在这种矛盾与痛苦中挣扎着，生活着。对这件事不少人有误解，记得著名作家贾平凹先生在一篇文章里说：“记得当年时兴知青文学，有那么多的文字在控诉着把知青投进了农村，让他们受苦受难。我是回乡知青，我想去了农村就那么不应该吗？那农村人，包括我自己，受苦受难便是天经地义？”贾平凹先生的不屑也许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对那些怕苦怕累的知青或许是一种善意的批评，就像我也曾批评过那些土生土长的农村孩子怕苦怕累一样。但有一点贾先生比我清楚，您回乡是与亲人团聚，城市知青下乡是与亲人分离。同样是种田，同样是劳累，您收工可以回家同父母兄弟们见个面，围坐在一起吃顿饭，甭管饭菜好赖，那温馨的氛围令人羡煞。临出工老人嘱咐一句，哪怕什么都不说，只是掸掸肩头、抻抻衣服呢。这就是亲情，这就是生活，这就是人间。危难中这就能救人的命，这比什么都宝贵。
知青们呢，下乡就是母子分开，家人离散，相隔四千里、六千里，像温州知青就是八千里，两年一次探亲假，只能在家住十二天。每天从早到晚日复一日就是吃饭、干活、睡觉，这叫生活吗？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年的上山下乡的那些事，应当客观些了。当年知青们对这件事的反感，厌恶，想回归城市，想回家，不完全是怕苦怕累，不完全是厌恶农村。这样一说贾先生大概就有点理解了。看来，换位思考这个事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所以，1978年邓小平同志一句“让孩子们回家吧!”说哭了千千万万男女知青。
回家，是一个美好的梦，能让这一美梦成真的最佳途径就是被推荐上大学。当时说推荐上学是“文化大革命”产生的新生事物，其实，1700年前的魏晋时期，取仕就用这个法子。当时叫“察举制”，后叫“九品中正制”。地方向中央推荐人才为朝廷所用，这比奴隶主贵族的世卿世禄制当然是一个进步。但地方官僚在举荐过程中的个人好恶和徇私舞弊之风日重，豪门把持举荐门槛，被举荐者人身依附现象严重，九品中正制的流弊越来越严重，至隋朝终被科举制所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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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年后的推荐当然不能同于同于魏晋，毕竟过了1700年了。推荐的最大特色就是废除考试。不但不考试，也不论学历，不管你上过什么学，高中初中小学都不管，只要是工人阶级推荐了你，贫下中农推荐了你，领导批准了你，你就是大学生。可以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任何一所名牌大学的学生，三年后你就是大学毕业生，就从眼下的北大荒农民变成了城市里的干部。这不是天上掉馅饼，这是天上掉城市户口，掉大学文凭，掉国家干部指标！都是知青们朝思暮想、梦寐以求的东西，能不动心吗?不但知青们动心，兵团的各级首长各级领导们能不动心吗？
于是，推荐上大学的名额由北京下到兵团，兵团留下该留的，余下的分配给各师，师里留下该留的，余下的分配给各团，各团的首长们当然会照此办理，剩下的分给各连队。已经微乎其微了，二三百知青的连队也就两三个名额，几百个青年男女争这两三个名额，激烈程度可想而知，方法也是五花八门，不在这儿细说了，一是懒的讲,二也嫌丢人。从1971年到1976年实行推荐上学这六年，每到推荐时，各连都得乱一阵子，等送走这两三个人之后又慢慢平静下来。当然会有几个人闹几天，也有人去团里告状，找团长，找政委，说连里推的不透明，不公平。领导心里还不明白吗，小伙子回去好好干，今年没推荐上还有明年嘛。几句话就把你打发了。几天一过，该干活儿的干活儿，该吃饭的吃饭，该睡觉的睡觉，该上大学的各级领导的儿子闺女、侄子外甥们都静悄悄地进城报到去了。推荐上大学的政策推行了六年，被推到各个大学的学生超过百万，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各级领导干部的子女，或干部亲属的子女。
知青们离开农村返回城市，除了被推荐上学这条路，还有招工、参军，还有病退、困退，有的是组织推介出去的，有的是自己家里办的。其父母落实政策了，由“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变成革命领导干部，由“反动学术权威”变成大学教授，儿女当然得返城回家。记得一个温州小伙子，下乡才一年多，突然接到家里一封电报，第二天背上个挎包，坐上火车去海军某部队报到去了，跟领导连个招呼都没打。连长、指导员气的够呛，正研究怎么处分他呢，部队来了位军官，带着招兵公文，替他办手续来了。连长赶紧派文书带着人家去团部办手续，行李整理好，扛着把人家送上长途车。这大概是我们连知青走后门返城，走得最牛逼的一个。多少年之后，大伙儿说起这件事还津津乐道，回味无穷。仿佛这小伙子走的牛逼走的突然，把连长气得直翻白眼儿，是给弟兄们争了面子，解了气。自那以后，离乡回城的事儿算是开了头儿。病退的，困退的，当兵的，“转插”的……。这些词儿，怕是好多人都听不懂，我在这儿简单给您解释一下。
病退。顾名思义指这个知青有病，不适合在边疆干农活，我们把他退回去。北京来的退回北京，上海来的退回上海。当然得是重病，肝炎、肺结核、风湿性心脏病等等。填一张“病退表”，盖好团里的章，附上师一级医院的诊断书，发往要退回的城市。从国务院到各个城市都有“知青办”，知青办见到该人的病退表，批上“同意接收”，盖上大印发回来。这个知青见到批准的病退表如同见到什么似得，我就不在此比喻形容了。迁户口，开粮油供应证明，托运行李，请连里的哥们喝酒，然后哥儿几个送到火车站。这就叫病退。真有病假有病，说的是实话还是谎话，天知地知自己知，以把该盖的公章都盖上为准。
困退的运作程序与病退的正相反，这个北京知青，家里有困难，或是母亲瘫痪在床，或是父亲中风不起，兄弟姊妹又都不在身边，需该知青回京照顾。填好“困退表”，父母单位的、街道居委会的、区知青办的公章都盖上，发往该人所在的团。团里接到困退表，让你所在连队的连长签上“同意”的意见，盖上团里的大印，交给本人办理有关手续。凭着这些手续你就能落上北京户口，成为北京人。这，就叫困退。现在我说起来简单，当年知青们操作起来可没有这么简单，盖每一个公章，每一级领导签个“同意”的意见，都是一道一道的关卡，可谓坎坎坷坷、困难重重。
办一个病退，就是你真有病，也得往医院跑个十趟二十趟，也得往连长、指导员家里走动个七八十来回，一年能办成就算你小子幸运。家长给孩子办困退，上上下下地打点，吃顿饭，买两瓶酒，买几条烟……一年半载下来，家里这点积蓄也就花光了。办病退、困退的大多是普通市民的子弟，本就不是一个富裕阶层。连家长带孩子，个中的艰辛苦涩屈辱烦难就说不得了。
下边我再说说“转插”。转，是转走。插，是插队。连起来说，就是从兵团转走，到某省某县某村去插队落户。还是上山下乡，还是务农，还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就叫“转插”。“转插”的手续简单，只需要一张“三级证明”兵团就放人迁户口。何谓“三级证明”？就是一张纸盖上三个公章，即大队、公社、县革委会的公章，上面写什么内容不大要紧，“同意接收某某到我大队落户”、“欢迎某某某到我村务农”等等，都行。见了这张“三级证明”，团领导就签字放行。反正是农业户口转农业户口，不增加吃商品粮指标。那么办“转插”的人傻呀？同样是务农，这里是国营农场，每月三十多块钱的工资，转插是生产队，挣工分一天合不上两毛钱。这其中的玄机奥妙你是不知道，人家那边有人，或是市里，或是县里，至少是公社有关系。转过去用不了一年半载，一个带帽指标下来，或推荐上学，或城市招工就走了。有的根本就不用到那个县露面，在北京家里待着，那边就把事情办妥了，届时到某学院上学去就是了。办“转插”这类的家长是个官，但官不大，有点关系，但关系不硬，又不屑于办病退、困退，没那个时间也没那个耐心。在全国范围内无论哪个省哪个县，找个旧时的老战友、老同学、老上级、老部下，把孩子的事解决了不就完了嘛。“转插”这个政策，也不能叫政策，这个办法是国家允许的、或叫不违反国家政策的办法，对于孩子离开兵团真是太方便了。
象那个温州小伙儿那么牛气地离开兵团的，我所在的那个连队只有俩。第一个是个女孩子，也是去了部队，来兵团不到一年就静悄悄地走了，不像温州小伙儿那么张扬，以致她走了一段时间了大伙儿都没什么感觉，也没什么影响。据说这两人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后，都考取了大学，一个成了大学教授，一个成了很有名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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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离开北大荒，脱离“知识青年”这个身份，返回城市这件事，从他们离开城市来到北大荒不到一年就开始了。有权的弄权，有钱的花钱，什么都没有的死磕，城乡配合，内外联动，母子同心，锲而不舍。瞒天过海，移花接木，假戏真做……只有你想不出来的，没有大伙做不到的。从1968年我来到这个连队，到第二年秋末，一共来了大约三百个知青。第二年开始走后门返城，一直到1978年底中央的政策调整，这种事就没停过。断断续续，隔三差五，也许仨月走一个，也许半年走俩。走一个，大伙儿情绪波动一阵，如同平静的湖水里扔进一块石头，泛起几圈涟漪。刚刚平静下来，几个月后又是一块石头，又是一阵波动。宿舍的铺位倒是一年一年地松泛了。当然，这种情况仅限于那些家庭有点背景、有点来头的知青。或者有个好亲戚，好邻居，只要肯帮忙，又帮得上忙就成。那些年走后门往回办知青成风，跟改革开放头些年倒腾钢材倒腾彩电一样，不算个事儿。到一九七八年底，国家知青政策调整时，这个连队的知青，大约只剩下了一半。全国下到边疆地区的知识青年留到最后的，大约也是这个比例。农村插队的不在此例。
留到最后按国家政策回城的这部分人，大约可以划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那些正派的领导干部的子女，这部分知青人数不多，影响很大。他们是知青这个群体的中坚，也可以说是这个群体的灵魂。他们的父辈有着闪光的令青年们景仰历史，如今又坚决不为孩子回城开后门，知青敬仰他们的同时，很自然地把他们的孩子推为“领袖”。
第二类是那些不能说不会道，老实巴交的知青们，北京的家里境况贫寒，兄弟姊妹又多，父母甚至祖父母都是极普通的城市平民。这一类知青安分守己，从没动过返城的心思，只听凭命运安排，留到最后直接回家，与那些费尽周折花光钱财“曲线返城”的同伴相比，也算是善有善报。
第三类就是那些出身不好的人了。
上世纪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这二十年，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都被人为地涂上了阶级斗争的色彩。尤其是1962年以后，阶级斗争被理论化，绝对化，扩大化。家庭出身成了人生最大的问题。那些出身于地、富、反、坏、右、资家庭的人不能参军，不能入党，不能考大学，不能出国......。这些“不能”好像没有明文规定，但执行者都这么执行，接受者也都这么甘心接受。在全国，出身不好的人是少数。当时的说法，95%以上都是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阶级敌人只占5%，阶级敌人的子女也应当是5%，子女的子女也是5%。5%自然是少数，可按当时全国七亿人口算，5%也几千几万呢，似乎也不少。阶级敌人的子女，以至子女的子女，也就是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这部分人，在那个历史时期，这是个尴尬的群体。称这个群体的人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家庭出身不能选择走什么道路可以选择。这是当时的政策语言，也是在告诉这些人：你不是敌人。实际当中又不信任你，不拿你当自己人，处处防着你。本来看着小伙子干得不错，准备提拔他当个排长，一看档案，爸爸是右派，换别人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用哪个阶级的人，可是个大问题。当年北京分配也是一样啊，10%的留京指标，是为照顾家庭有困难学生的，管分配的老师怎么做的？留北京的必须是“红五类”，家庭出身有一点儿黵儿的一律下乡。看来文化人儿更懂得一事当前先把自己择干净。所以，无论是北大荒农场的连长、指导员，还是北京中学管分配的老师，无论是大学毕业为人师长的知识分子，还是农民出身没有多少文化的大老粗，阶级斗争这根高压线谁也不敢碰。这也怪不得这些人缺少同情心，形势使然。你犯个别的错误都好说，象乱搞女人犯个生活作风的错误啊，贪个小便宜犯个经济错误啊，顶多领导批一通，骂一顿，犯了错误也是自己人。你要是犯政治错误，和阶级敌人站在一个立场上，重用地富子女，漠视贫下中农的后代，这是阶级立场的问题，感情的问题，那就严重了。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家庭出身不好的孩子，这“公平”二字就说不得了。这一群体的年轻人大都低调、消沉、不求有功，但愿无过，对前途不报奢望。当然也有少部分人心有不甘，想通过个人努力，个人奋斗，通过积极表现，超负荷付出，获得领导的赏识，换得贫下中农的认可，以转变自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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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胜明算是一个吧。
黄胜明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父亲是北京一所大学的副教授，母亲在一所中学当老师，上有一兄下有一弟，原本是一个挺殷实挺美满的上等人家。父亲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后又查出与一起台湾敌特案有牵连，以“反革命罪”被捕，判了不短的刑期，至黄胜明下乡的1969年，仍在劳改农场服刑。母亲离开讲台，发配到一个街道小厂当工人。本就高度近视，车间里灯光又暗，几年下来近乎失明，无法正常工作，只得退职回家。全家四口的生活来源，全靠在粮店做售货员的哥哥维持，哥哥每月工资36元5角，一家人过的挺艰难。
别人离开北京都恋恋不舍，哭哭啼啼，黄胜明却有一种被解放的感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轻松和愉悦。两年的“文化大革命”对他就是炼狱，对揪人斗人打人侮辱人的恐惧，同学们轻视歧视蔑视带给他内心深处的屈辱，让他早就产生了远离这一切的强烈愿望。对这座城市，这条街道，这所学校，这个大杂院儿，他腻烦透了。别人在火车站离别的时候哭，他是从心里往外乐。“可盼到这一天了！”只是没敢喊出口，笑容没敢在脸上露出来。真的，要是没人，他真想来两嗓子样板戏。
在来北大荒的列车上，他望着窗外飞快逝去的田野、树木、村庄、城镇，胸中猛然间生出一种悲壮的感情来：自己正在奔向远方，奔向未来，奔向自立，奔向艰苦的地方，也许那是苦寒之地吧，但，不怕，我要用十二分的努力，十二分的劳累，十二分的苦役再加上十二分的虔诚去劳动，去学习，去改造自己，去替爸爸妈妈赎罪。在广阔的黑土地上用汗水洗去身上的灰尘，还我一个清白身，使自己成为一个普通人,成为一个正常人。这种思维模式，在那个阶级斗争思想渗入人们灵魂的历史阶段，在出身不好的青年人，甚至一些中年人当中带有普遍性。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从来没意识到自己是无辜的，这种因为出生在某个家庭就被歧视、被轻视、被无视的处境是人为制造出来的，是一种毫无来由、毫无道理的无妄之灾。虽说黄胜明这种自我救赎的心理有点灰暗，有点愚昧，但其初衷是积极的，起码是正面的。在当时看也是正面的。后来整他的时候，把这些诬蔑成“虚伪”、“别有用心”，应当说是一种亵渎。不仅是对黄胜明当时虔诚心灵的一种亵渎，而且对整人者自己的良知也是一种亵渎，虽然它曾一时被自己的名利心所屏蔽。
黄胜明来到我们连队起初干得并不特别出彩儿。黑土地上超强度的体力劳动，把他当初悲壮的誓言撞击得七零八落，东倒西歪。他又不是那种心灵手巧的人，带点技术含量的农活儿他都会落在后头。也就能做到尽力，用心，守规矩，跟得上趟儿。贫下中农对他的评价还不错，但表扬也不多。他对学习抓得紧，这大概是他的强项。他牵头儿成立了一个学哲学小组，利用晚上和公休日学习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学习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他给大家出题目，提要求，书面论述，互相传看，写出意见。冬夜里，几个人围坐在宿舍外走廊的火炉旁讨论哲学问题。这个小组坚持一冬一春，几个人多有收益。二十多年以后，当年参加过这个小组，此时已是北京市总工会干部的一个人，说起这件事，还感慨了一番，那个小组使他养成了看理论书籍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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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胜明爱看书，爱做笔记，记得宿舍里他靠窗台睡，从木工房搞来一块木板，按照窗台的尺寸锯好、刨平，钉在窗台上就制成一个小书桌。自己的铺位就是凳子。用铁皮和玻璃瓶做了一盏煤油灯，向拖拉机手讨来一瓶柴油。为了不影响同屋人睡觉，关了电灯他就点起小柴油灯，在同伴的鼾声中看书写字。手抄的《唐诗三百首》《宋词一百首》《古文观止》中的许多精彩篇章都是这么完成的。当年借这类书不易，抄下来就是自己的财富。有了这些手抄本，出工时揣上一页两页，可以一边走路一边背，一边干活一边背，许多古诗词他都是这么背下来的。
“一打三反”运动大约是1970年到一九七一年的事。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团里往我们连派驻了工作组，由宣传股长带队。现役军人进驻当然要有个新气象，经常搞紧急集合。冬天的早晨六点钟，天还黑着呢，起床号一响，各宿舍的知青，也就是兵团战士们穿戴整齐，背上背包，连部前面篮球场集合。股长掐着表，集合完毕，八个排按集合完成的时间、缺席人数多少排出名次。有一回黄胜明因为找不见自己的棉鞋，穿着球鞋在雪地里站了半小时。腊月的北大荒，零下三十四五度，吐口唾沫没掉到地上就结成了冰。股长讲完话，连长喊“解散”时，黄胜明站在原地动不了了。那回真把他冻坏了，农场的老职工都替他后怕，弄不好能把一双脚冻掉。好在没落下残疾，只是一个多月都一瘸一拐地走路。
罪是受了，脸也露了，股长在全连大会上大张旗鼓地表彰：宁肯穿单鞋也不耽误紧急集合，不耽误战备训练，往小里说这是为遵守连队的纪律，为不影响排里的荣誉；往大里说这是为战备，为国家，为响应毛主席“准备打仗”号召，是用实际行动学习珍宝岛英雄！所以说，小黄是个好同志，这样的知识青年要培养，要重用！这番话让黄胜明胸中涌过一股从未体验过的暖流。那天晚上散了会，他躺在被窝里久久不能入睡，黑暗中偷偷地抹眼泪。接着连里举办“一打三反”学习班，把有经济问题嫌疑的人集中起来审查，黄胜明是学习班的管理成员，跟着工作组和指导员他们工作了好几个月。这大概是黄胜明最风光的一段日子。“一打三反”运动结束后，黄胜明回到排里当上了副班长。
北大荒的国营农场建设起步于上世纪50年代初期，到60年代末已具备相当规模，从机械装备的配备，到大农业管理制度的建立和实施，都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形成了适合寒带地区气候的一整套操作规程。兵团成立，军人接管，从股长到司令员，从播种到收割都是他们说了算。可是在军营摸爬滚打了半辈子，他们哪懂种地呀，参军前在老家种过庄稼，那也是单门独户，牛拉人推，小打小闹，几万亩土地统种、统管、统收、统运，听都没听说过。那时我国国营农场大农业还相当少，怎么办？怎么领导？原农场领导们的意见当然要参考，但也要有新突破，新办法，新气象，人民军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传统要发挥作用。“革命化打败机械化”、“小镰刀打败收割机”这些口号应运而生。
来自北京、上海、天津、杭州、宁波、温州以及本省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这些大中城市的知青就是五十多万，这是一支生力军，年轻、健壮、简单，初生牛犊不怕虎。不知道什么叫身体透支，什么叫环保意识，什么叫人身权利，只知道“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往玉米地里撒农药，两根木杆撑起一条麻袋片，农药倒在麻袋片上，两人一前一后抬着，沿着玉米垄往前走，边走边落抖落农药。玉米一人多高，农药四下飞扬，穿行其间，如同穿越毒气弹爆炸后硝烟弥漫的战场。只戴个口罩，呛得喘不过气，迷得睁不开眼。
秋天割大豆，从早上六点半割到晚上六点半，一人两垄，两千米的距离，弯着腰一把一把往前割，这腰从早六点半撅到晚上六点半，你想象一下那是什么滋味儿。许多知青如今腰间盘突出，腰肌劳损，不知与当年过度弯腰有没有关系。黄胜明作为副班长天天带着七八个人这么干，开始还挺得住，日子一长就有点吃不消了。别人可以发个牢骚讲个怪话，可以泡个病假条在宿舍里歇两天。你不行，你是副班长，是上边树的典型，你泡病号不合适吧。再说就这么玩命地干，入团申请书写了两份也没入了……脆弱的自尊心，多年积累的自卑感，以及年轻人的患得患失，让他经常陷入身体的疲惫和思想的苦恼中，只能拿唐诗麻醉自己：“噫吁嘻，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到了1973年或是1974年吧，他因腰疼病倒，住了一段时间医院，回来后不能正常上班，天天躺在宿舍里歇病假。腰有毛病大约也是真的，小病大养，借坡下驴，耍小心眼儿也不是没有可能。副班长也给撤了，一时间由先进典型变成了落后分子。大伙儿也接受这种变化，似乎觉得没什么不正常。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还在推行，但从一九六九年以后再也没知青来北大荒，兵团五十万知青这个数算是具了结。各个城市都把自己的孩子安排到郊区的村子里，待个一两年甚至一年半载招工就回来了。这样，孩子们走时好动员，本市工厂用人招回来也方便，郊区农民知道城里的孩子是来锻炼的，一两年就走，不占村里耕地，不抢社员的口粮，也没意见，地方也算是执行了中央知青上山下乡的政策。政府、家长、孩子三满意，农民也没意见，何乐而不为，为嘛非把孩子送出去几千里，招得天怒人怨，又劳民伤财呢。我们这些人来了五六年，都是二十二三到二十七八的老青年了，农活儿也熟了，世事也看透了，人也都精了，黄胜明这种表现的也不是一个两个人了，所以谁也没拿这当回事儿。
黄胜明的死确是大伙儿做梦也没想到的。要说起因还是因为一块手表。
那年深秋，一场大雪把几十晌玉米捂在地里，男女老少都下地抢收玉米。黄胜明与另一个北京青年请了病假没出工，两人一整天都留在宿舍里。傍晚大伙儿收工回来，同屋的一个哈尔滨知青发现自己放在枕头下面的手表没了，翻了半天没找着就报告了连长。连长到宿舍里看了看，问了问情况，嘱咐他别着急，再好好想想，大家也帮着找找。人家这是块新表，上海牌，120块，托人买的，能不心疼吗。几天过去没见动静，指导员请示了团里，黄胜明连同那位歇病假的哥们儿一同被送进了学习班，说白了就是隔离审查。大约在学习班待了20多天，没弄出个结果，两人从学习班的小屋又搬回宿舍。从他们两人的嘴里也没传出什么学习班里的新闻。手表仍然没有着落，这“嫌疑”二字黄胜明算是背上了，他的名声可有点臭了，同学同伴的也有点不爱搭理他了。这或许也是他回北京探亲长期不归的原因吧。
黄胜明在连里长期歇病假，正常出工每人每月32块，病休的最多发到21块钱，除了伙食费，还要买牙膏肥皂信纸信封这些零用，即使不添衣服鞋袜也没多少节余。回北京探亲，规定两年一次，为了节省点费用，黄胜明来北大荒四年多只回去过一次，这是第二次。北京的家里寒酸得让人掉泪，全家只有哥哥每月的那点儿收入，妈妈又是极其不会理家，加上眼睛又不好，每天摸索着给孩子们做熟三顿饭，屋里的卫生得过且过了。黄胜明每次回来都帮妈妈大搞卫生，从墙到地，从窗到门都擦得干干净净，桌椅床铺摆放的整整齐齐。穷也要穷的整洁，穷也要穷的温馨。买菜做饭更不用妈妈动手，尽量让老人家多歇歇，才50多岁的人老得像60多，只有那副宽边眼镜还让她保留着几分当年讲台上的风采。
黄胜明打算在家多住些日子，帮帮妈妈，也帮帮哥哥。钱不够，自己出去捡点废铜烂铁，一个月也能挣个十块二十块的，不见得比在东北拿病假工资少。这活儿咱下乡前就干过，虽说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不偷不摸不抢也算不得丢人现眼。在东北四五年，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忍了多少委屈，末了背了个偷表贼的名声。多少年来他最忌讳的就是这个“偷”字，因为他忘不了妈妈那语重心长的话，忘不了老人家那万般无奈的眼神和无可奈何的叹息。
捡煤核（图片来源网络）
那年他十岁，刚上小学四年级，第一次跟着邻居哥哥推着小车到外面捡煤核儿。“妈妈不该让你做这个事情，家里有困难应当妈妈去解决。你要去，是在帮我，妈妈谢谢你。”黄胜明至死也忘不了妈妈说话至此两眼满含着泪花。“可你要记住妈妈的两句话，第一句，只能捡不能偷，不该你动的东西，哪怕是一只煤球、一根柴火棍儿都不能动，这叫贫贱不能移；第二句，你做这件事儿不丢人，你既然愿意去，就要坦然地去做，用不着不好意思，用不着难为情。不用怕同学看见，不用怕老师知道。贫穷不是丑恶，劳动光荣。”十几年来，黄胜明始终守望着妈妈嘱咐给他的这两句话。长大成人以后，他更把这理解为母训、家训。古时岳飞的母亲把母训刻在儿子的背上，自己的妈妈是将母训刻在儿子的心里。就是这刻在他心里的两句话，让他在这十几年的岁月里活得踏踏实实，坦坦荡荡。手表的事让他像吃了苍蝇一样的恶心，所以在学习班里20多天，他一句多余的话没有，一个字儿也没写。
回到家的几个月里，他时不常地到各建筑工地周边捡点废铜烂铁，也有废电线，也有钢筋头儿，也有废铁渣，无论捡多捡少都是直奔废品收购站卖掉。去的多了废品收购站的人也认识他了，开始还要看证件，他就把《边境地区居民通行证》给人家查看，并说明自己是下乡青年，回来探亲，老母亲有病，捡点破烂儿换点小钱，给老妈买点儿药。一来二去成了熟人，也不看他证件了，收废品的人也有孩子下乡到黑龙江，知道这些人的难处。每次的收获，多则三块两块，少时块儿八毛。太少不值得去一趟时，就随手丢在胡同口那棵大槐树的树窟窿里，下次一起卖。他做这些不能让哥哥弟弟知道，也不告诉母亲，免得他们担心。眼瞅着1975年春节快到了，他本不想出去了，又觉得快过年了，得给妈买点儿点心买几个水果，就又出门了。
坐上公共汽车直奔北京铜厂工地，盼着这次有点收成。这地方原本是个车间，厂房拆掉准备盖楼，连搬家带拆房快一个月了，常有人家不要的东西扔出来。黄胜明来过多少趟了。今天来了一台推土机，在车间的地基上推土，连土带灰带破桌子烂板凳一股脑儿往前推，推到厂区以外堆成个大土堆，型似小山。积土成山，风雨兴焉……黄胜明正念叨呢，突然看见推土铲前像是一块大铜板，在阳光下闪着粉红色的光，被推上大土堆的高处，巨大的土铲抬起来，大坨的湿土把铜板埋在下面。
黄胜明赶紧奔过去，迅速用双手扒开刚埋上的湿土，一副心爱的毛线手套弄成泥手套也顾不上心疼了。得尽快挖出来，一会儿再埋上一铲，就甭想抠出来了。精湿的泥土冰凉刺骨，尽管戴着手套，双手戳进去也疼的他直嘬牙花子。这是笔大财，一定的把它抠出来，他疯了似的挖着.....，终于出土了！果然是块紫铜板，没半公分也有三毫米厚，长有半米，宽够四十公分，这要一上秤，怎么也有个三五公斤吧，把黄胜明乐得呀，真是发大财了！这么个大家伙怎么拿呀？对，棉大衣裹起来，胳肢窝一夹，齐了。得赶紧把上面的烂泥擦干净，一会儿冻住就擦不掉了。他找来土堆下边的烂衬衫蹲在地上正擦泥呢，两个大活人站在面前两三分钟他楞没看见。
“嗨，兄弟，哪弄这么大一块铜啊？”听见声音把他吓一跳，抬头一看是俩小伙子。“噢，没瞧见您二位，我在这儿捡的，这不，刚挖出来，还带着泥呢。”“捡的？这儿的东西能捡吗？这是我们厂子的。交给我们吧。”说完就要伸手抢铜板。“你们的推土机已经推到厂外来了，你看这几个人不都在捡吗？”黄胜明指着几个在大土堆四周捡废品的人说。“甭说那么多废话，让你交给我们，交给我们就行了，赶快离开这儿，下乡回来的吧？ 我们是联防的，你别自找麻烦！”两人穿着工作服，左上方印着“北京铜厂”的小红字，说着又过来抢这块铜板。看来这俩小子是想急着把铜板拿走，不让开推土机的同事看见，好发笔外财。黄胜明“噌”地站起来，双手紧握着铜板两边，刚擦得干干净净的铜板闪着锋利的光芒。“你要干嘛？”俩小子吓得往后退了几步，他们是真怕这穿绿大衣的哥们抡起铜板玩命，但眼看到手的便宜不占又不甘心。于是换了副面孔说：“师傅，这铜你真不能拿走，放你拿走了我们也担责任啊，把东西给我们走你的吧。”
大约黄胜明也看出来，两人是假公济私想占这个便宜，把铜板据为己有。决定让一步。“这么着得了，这点东西确实是我捡的，是你们厂推到厂外扔的东西，也是白来的，你们哥俩儿看见了，见面分一半儿。你们去个人跟我把它卖了，甭管多少钱，你们哥俩一半我一半儿。看你们比我年轻，我叫你们一声兄弟，咱们讲个仗义，行吗？”听了黄胜明的这番话，两人有点不高兴，一个要翻脸一个朝他使眼色，两人到一边嘀咕了一会儿。一人换副笑脸说：“行！你说得挺仗义，我回去换件衣裳，穿着铜厂的工作服卖铜不合适，我这兄弟陪您在那边等我会儿，换了衣服我跟您去。”黄胜明信以为真，拿着铜板和另一位小伙子站在路边树下等着。
等的时间不算短，可等来的是铜厂保卫科的保卫干部和派出所的警察。这俩小子红口白牙，硬说这铜是黄胜明在厂内偷的，走推土豁口出厂被抓住，还要贿赂联防人员。无论黄胜明怎么辩白、怎么解释就是没人信。联防队员是人证，铜板是物证，紫铜板是厂里设备科的重要备件，不可能当废品扔掉……在派出所做了笔录，几个人都签名摁了手印。让黄胜明万万没想到的是，一副冰冷的手铐当场戴到他手腕上，连那两个故意做套儿陷害人的青工也看傻眼了，没想到后果这么严重！在派出所关了一夜又转到了拘留所。更让他没想到的是，三天以后民警把他押送回了兵团。由师到团、由团到连，像梦游方醒一般，他又进了连里专门为他举办的学习班。
对于知识青年因盗窃被北京公安部门押回兵团这件事，兵团各级领导都有指示：弄清事实，加强教育，严格管理，杜绝类似事情发生。处理过程中要注意政策，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知识青年以教育为主。可在那个阶级斗争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凡是都得往阶级斗争上扯，何况这么大的事。惊动了北京，惊动了兵团各级首长，这明显是阶级斗争在知识青年当中的反映。连里立即开会研究，从各单位抽调觉悟高、立场稳、能力强的精兵强将，组成以副指导员为首的学习班管理人员。六个人看守，两人一拨儿，24小时不离人。学习毛主席阶级斗争的有关论述，领会各级领导的指示精神。以阶级斗争为纲，把黄胜明这件事查清楚，弄明白，教育黄本人，更重要的是以此为例教育广大青年，杜绝类似事情发生。腾出两间房子，派个老同志负责烧炕，把屋子整暖和点儿。
图片来源网络（图文无关）
用得上那句老话了：叫老账新账一块儿算。甭管认不认，偷手表的罪名也得扣在黄胜明脑袋上。说办班的这几个人是精兵强将可不是虚的，尤其那位女知青，能说能写能喊口号，既风风火火，又心思缜密，长得五大三粗的，做起事情来却周到细致。刚入党不久，正是心气儿高的当口儿。同为北京知青，对黄胜明的心路历程感同身受，想在她眼皮底下蒙混过关不容易。倒是两个上了年纪的老同志要憨厚些，不像几位男女知青这么张牙舞爪的。黄胜明在学习班里如何通宵学习，办班人员如何对他揭发批判，如何深挖他灵魂深处的反动思想，如何反反复复地写交代材料，我不知详情，不敢妄言。后来传出一些隐隐约约的信息，那位女知青整黄胜明格外卖力，带领那几个办班的青年对黄的家庭、黄的父母、黄下乡之前的所作所为，一点一滴地逼着他交代。连小时候捡煤核儿拾破烂偷没偷过东西，乘公共汽车用没用过假月票这类事情都不放过。这个几人里有的就是黄胜明的同学，揭发的问题应当是有根有据、有鼻子有眼儿的。几拨人轮番突击审讯，查反动家庭影响，交代思想本质，深挖阶级根源……。
已经不是偷手表盗铜材的问题，是对共产党、对毛主席、对无产阶级专政、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感情问题，立场问题！是热爱还是仇恨？是拥护还是反对？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黄胜明还真着了人家的道儿，竟写了不少对无产阶级专政，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及对父亲被判重刑的看法。看法？谁没看法？有看法埋在心里就平安无事，说出来，尤其是白纸黑字写出来就是罪行！这不是把他往死路上推吗？我至今也不明白这位女知青当时是怎么想的，领导没让你们把黄胜明整成反革命啊！不是让他交代盗窃铜材和偷手表的事情嘛！把他整成反革命你们就算干出了成绩？不是说团结的人越多越好，敌人越少越好吗？黄胜明偷没偷手表没人知道，黄胜明偷没偷铜材没人知道，黄胜明不是反革命分子、他对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党没有危害，这谁都知道啊！
在那个扭曲的历史年代，造就了一批像这位女知青一样的心灵扭曲的“人才”，要不那些年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哪个运动都能整出一批敌人。反右运动，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揪出来多少敌人啊，有几个是真敌人，大多数是人为制造出来的。如果说这其中有借机打击报复，有借机铲除异己，或欲取而代之的，也算事出有因，像这位女知青，与黄胜明素无瓜葛素无来往，她们整黄胜明可以说无缘无故，那为什么要这样呢？甚至传出黄胜明打瞌睡被人用针扎的小道消息。这么干，就不怕逼死人命？
果不其然，在一个夜静更深看守人员熟睡时分，黄胜明披上棉大衣，把几盒香烟和火柴揣在大衣口袋里，悄悄离开了学习班那两间温暖的屋子，消失在寒风凛冽的夜色里。三天后连长接到鹤岗市公安局的电话，让他带人到十公里以外的，红旗公社前安民屯大队西边辨认尸体。
连长带着黄胜明那个排的排长，排长带着手下的四个男知青，乘着胶轮拖拉机来到屯子西边小山坡那棵柞树下。这里不属于兵团地界，村儿里社员们正围在树下看热闹。俩警察，一辆吉普车告诉人们这里发生了事情。黄胜明回来还不到一个月，像是一场梦，四个收尸的知青大有恍若隔世之感。毕竟立春节气已过，严冬的寒冷渐渐退去，太阳的温暖正慢慢复苏，山坡上的雪融化了不少，稀稀落落地露出黑黢黢的土地来。黄胜明静静地躺在斑驳的雪地上。
下午金色的阳光和煦温柔地洒在他身上，脸看不清是蜡黄还是惨白，上牙咬着下嘴唇，眼睛似闭非闭的样子，仿佛是想合合不上，想睁睁不开。棉袄穿得挺规矩，风纪扣都扣着。棉裤撕扯得不成样子，裸露在外的棉花粘着枯草、尘土和雪粒儿。脏兮兮的棉大衣扔在一旁。他躺在那儿，像是木头雕成的，比活着的黄胜明萎缩了一圈儿甚至两圈儿，离得近了还隐隐约约能闻见细微的臭味儿。警方介绍说，人是用撕棉裤布条编的绳子自缢身亡的，尸体在树上吊了一天一夜才被发现，这村里一位社员报了派出所我们赶来的。排除他杀的可能，这个人死得很坚决，牙齿咬住嘴唇，不让舌头搭拉出来，我们的法医已验过尸体，签了报告赶去别的案发现场了。该做的人家都做了，该说的也说了，连长在人家公文上签好字，排长带领大伙儿用带来的草席把尸体裹好，平放在拖拉机牵引的拖车上拉回家。
一口薄棺材已经做好，说是棺材可没棺材的形状，就是一个木匣子吧，摆在马号后边的院子里。尸体从车上抬下来，平放在木匣子里。家属区的老许头儿举着一瓶白酒“噗！”地一口喷到黄胜明脸上，“噗！噗！噗！……”又是几口，用一团卫生纸给擦了擦脸，说来也是怪了，黄胜明干瘪的脸庞似有了些红润，露出生前的几许英俊。同宿舍的人从黄胜明的行李中找来了衣服、帽子、鞋，老许头儿把一条干净的蓝单裤给他套在烂棉裤外边儿，黄棉袄拽拽舒坦，换上一双单皮鞋，用事先备好的半截木梳给他梳了梳头，戴上单帽。这些活儿老头子干得有条不紊，有板有眼，相当熟练，以前肯定干过，伺候过死人。再就是内心平静。只有心如止水、灵魂干净的人，才能面对死人这么气定神闲，这么从容不迫。给一具尸体梳头洗脸，穿衣戴帽，像在田间除草间苗，像在家里拾掇屋子、打扫院子，而死者与他竟没有任何关系。这才是贫下中农，这才是我们要接受再教育的老师。
老头儿临走嘱咐大家：在盖子上压两块大点的石头，夜里别让野狗糟践了。“人死了就没罪了。”老头子低着头，弯着腰，背着手，一边往家走一边这么念叨，是对围观知青们说还是自言自语，我不知道。老许头儿来做这件事估计是连里指派的，但做得这么仔细、周到，这么一丝不苟，临了给了死者个安慰“人死了就没罪了”，这肯定不是领导的安排。其实老许头儿不认识黄胜明，他只是兵团职工的家属，一辈子没家没业没儿没女，跟着当兵转业的弟弟在农场生活。奔70的人了，每天帮弟弟一家干点零活儿，种菜、喂鸡、拾掇院子，很少离开家属区。他一年到头不到知青宿舍区走一趟，知青们哪个姓张哪个姓李，哪个是北京来的，哪个是上海来的，哪个是哈尔滨来的，他弄不清，更不知道哪个叫黄胜明。当他听说有个北京小伙子为拿人家块手表上了吊，心里那个闹的慌啊，七上八下的不清净，来来回回地在自家院子里走绺儿。这是老许头儿的弟弟后来跟我说的。
装着黄胜明的棺材，姑且叫棺材吧，在马号的院子里停了三天。马号离连队有一里地，停个棺材也不担心家属区的孩子们害怕，大车班的车老板大都是当年在战场上拉炮车、运炮弹的转业老兵，已经不知道害怕了。第二天师里来人、团里来人我都不甚了了。大约是第三天或者第四天，黄胜明的父亲和哥哥来到了连队。记得哥哥夜间就睡在黄胜明的铺位上，父亲仍在服刑，有一个警察跟着，见到黄胜明已是老泪纵横泣不成声，断断续续地说了句：“孩子，你太不明智啊！”据传，团里本来给黄胜明的死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畏罪自杀身亡”的，证据就是黄胜明在学习班里写的那些书面材料。为右派父母鸣冤叫屈，妄图翻案；对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心怀不满，恶毒攻击……“是可忍孰不可忍！”当年的团长拍着桌子这么大声训斥。是哥哥和父亲苦苦哀求，才以“因病亡故”做结论的。
黄胜明，23岁，北京七十二中学1968届初中毕业生，在他生活了五年半的北大荒，这块冰冷肥沃的黑土地上就这么死去了，消失了，没有了。死因缘于一块手表，一块价值一百二十块钱的上海牌手表；缘于一块工厂废弃的旧铜板，一块三四公斤重、价值十七八块的废铜料。手表在哪儿呢？没人问了，连失主都不提了，不要了。铜是偷的还是捡的？没人追了，没人管了。学习班里死了个北京知青，是立了功还是犯了错？没人做结论。人命关天！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在全中国都处于一场浩劫的年代，死个知青、右派分子的儿子这个身份的知青，就这么黑不提白不提，不了了之了。
那个学习班的女知青，事过之后提拔为副指导员。干了大约一年多不到两年，离开兵团，调到河北省一个城市的政府部门工作去了。至于经过什么渠道摆脱知青身份、由农业户口变成正式国家干部的，我闹不清。但不是1978年国家政策调整后名正言顺返城的，这点我记得很清楚。
1976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撤销，恢复农场建制，现役军人撤回部队重新安排，那位怒斥黄胜明父兄的团长，荣升军分区副司令员，由正团提升副师。几年前他来北京，几位当年在团机关工作的知青宴请他，我有幸列席见了一面。但见他白发如雪，二目失神，双手冰凉而潮湿，举杯持箸之间颤抖得厉害，哪里还有当年的威风，当年的霸气。老喽，真是老喽，老得怕是连当年有个北京知青，在他这个团上吊自杀这件事都记不起来了。
也是在一次知青聚会上，谈起40多年前北大荒的往事，当年参加收尸的一位战友讲，那天，他数了数，吊死黄胜明的树下共有62个烟头，清一色的“握手”牌，都是黄胜明的，一般人都不抽这种一毛五分钱一包的劣质烟。坐在山坡上，扯开棉裤，撕成布条，搓成绳子的那段时间，他抽了62支烟。在那乍暖还寒的冬季，在那漆黑寒冷的深夜，一边抽烟一边搓着自己的上吊绳索，该是怎样的心路历程……人生走到了尽头，前面没有了路，也就没有了希望，没有了顾虑，没有了恐惧，没有了烦恼，没有了怨恨…… 什么都不用想，不用怕了。世界原本就是这样，谁也没欺骗我，是我自己没有看破，没有识透。到了超脱这一切，进入到一个自由自在的世界任意翱翔的时候了。你脸上挂着轻松的笑容。人活得太累，太乏，太困了，多想进入那黑暗静谧的睡眠中去啊！可那些牵挂呢？你就没有放不下舍不了的牵挂吗？年迈的母亲，腰弯了，背驼了，两只眼睛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了，往后谁领着她上街遛弯儿啊。失去自由的父亲，十几年没见过面，老成什么样了？你就不想见见？肩扛着全家生活重担的哥哥有点力不从心了，你就不能帮他一把让他成个家？快三十岁的人了。还有那未成年的弟弟呢，天天盼着你回家……对整个世界都不留恋，都无牵无挂，难道你就一点都不牵挂这些亲人吗？黄胜明，久违的冤魂，你能告诉我吗？
40多年过去，快半个世纪了，当年的知青都年过花甲，年龄大的已经七十多岁，按过去的说法快到行将就木的年纪了。对当年上山下乡的那些事，翻来覆去地讲了多少遍说了多少回了。不少人喊出过“青春无悔”的口号，真的无悔吗？面对黄胜明的冤魂，不觉得于心有愧于理有亏吗？知青里出了多少作家，几十？上百？几百个都不止吧！上山下乡的那些事写过多少文章啊，小说、散文、诗歌、剧本，怎么就没见一篇为黄胜明招招魂呢？难道黄胜明之死，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件事诠释得还不够吗！
但不知北大荒连队后边的山坡上，黄胜明的坟还在不在，坟头旁边那棵小树还在不在，没人填土，坟头肯定早就平了，那棵树应该还在。那是棵柞树。柞树是北大荒最常见的树种，尤其在未经开垦的荒坡上，一丛丛一簇簇，漫山遍野，自生自灭。这种树不怕寒不怕旱，木质坚硬而有韧性，一般长不大就被砍去当柴烧了。黄胜明坟旁的那棵当时有半人高，鸽子蛋粗细，生在坟旁，打柴的不会光顾，40多年过去，应该长成一棵大树了。当初黄胜明就是在柞树上吊死的，但愿柞树一直陪伴着他。
黄胜明的父母想必已不在人世了，人，有几个能活到九十多岁的。哥哥弟弟应当健在，也都上了年纪了，一个七十多岁，一个也过60了。兄弟俩还记得那个死在东北冰天雪地里的一奶同胞吗？每当清明节也在道边儿给他烧烧纸，祭奠祭奠念叨念叨吗？是呵，这么多年了，也没人给他平反，也没人给他正名。虽说有“冤魂不散”之说，可都40多年了，再过些年我们这拨人死光了，连知道这件事的人都没了。胜明啊，散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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