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和张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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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退守台湾后，张学良与蒋介石见面，一番话后张学良无言以对

民国时期，自从蒋介石上台后，国民党逐渐兴起了腐败之风，内部军官大都奉行资本主义思想，追求奢侈无度，美酒佳人。民众看到这样的国民党，自然渐渐丢掉了对他们的信任和支持，墙倒众人推，解放军用势不可挡的姿态将国民党赶出了大陆。

走投无路的蒋介石，只能带着党羽与家人，逃到台湾踞守一方，他将自己失势的根源都推到了张学良身上，不止一次表现出了对张学良的怨恨。

张学良和蒋介石曾经是拜把子兄弟，之所以会变成这种像冤家的关系还要从西安事变说起，当初张学良年纪轻轻便身兼要职，在东北成为了敢当第二，就没人敢当第一的主，之后在中原大战中，他选择了站在蒋介石这边。

成功上位的蒋介石，没有忘记他的帮助，赐予了他许多特权，但是日军侵华后，东北三省被拱手相让，他为蒋介石背上了不抵抗的汉奸罪名。张学良心里不安，为弥补自己的罪过，就劝蒋介石联共抗日，却遭到了多次的拒绝，无奈之下才诞生了西安事变。

张学良没有反抗之心，为表诚意，他还特意在事成之后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谁知蒋介石一到了自己的地盘，就将他软禁了起来，西安事变的另一主人公杨虎城，被蒋介石以叛国罪名杀害，而张学良受到宋美龄的力保，才勉强留得一命。

接着张学良开始了他几十年的幽禁生活。期间他为了得到蒋介石的谅解，屡屡要求相见，却都被各种理由拒绝。直到俩人都从意气风发的青年，熬成了头发花白的中老年人，蒋介石才同意了与他见上一面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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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彼此的瞬间，他们都深有感慨，仿佛曾并肩作战的模样还在昨日，张学良用“你老了”三个字道出了岁月的残酷。而老蒋也好像很恍惚，似乎是在追忆着往事，一开始他们的谈话还算顺利，但老蒋终究还是没有放下心结，和张学良又谈起了西安事变，言语之间依旧在怨怼张学良，认为他如果没有横插一杠子的话，自己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一定能顺利完成，自己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而张学良听了这一番话后简直是无言以对，他察言观色，知事已至此，也不能多做辩驳，就一言不发。老蒋看对方也没有什么话要说了，就以自己要出门为由，打发了他，之后俩人再次会面，便是在老蒋的葬礼上了。

蒋介石逝世10多年后，张学良说出“不抵抗”的真实原因 

张学良一生最大的痛，莫过于背上“不抵抗”的罪名，被所有国人嘲讽谩骂。

但作为一个爱国军官，张做出不抵抗的决定是有深刻原因的，在1990年代接受日本电视台记者采访时，他说出了实情。

先来看看他在九一八那天都干了什么。

（晚年的张学良）

1931年，在石原莞尔等一批激进的军国分子策动下，日本关东军决定提前采取“事变”行动。

在9月18日晚上10点，驻旅顺和南满铁路沿线的日军，在沈阳市郊引爆铁路，嫁祸张学良的兵营，以此为借口全面进攻沈阳。

当晚，在北京治病的张学良身体略感轻松，正和夫人小姐及英国公使在北京中和剧场看梅兰芳的京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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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帅什么病呢？

其实也不重，现在叫做感冒，过去叫伤寒，关键是少帅吸鸦片身体搞垮了，所以身体恢复得有点慢。

（少帅张学良）

接到事变信息，张学良立即从包厢中出来，听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电话汇报。

电话中，张命他切记“我军勿乱动”。荣臻遂下令守军：“不抵抗，即使勒令缴械，占领营房，均可听其自便”。

之后，少帅立即与南京及日本有关方面沟通交涉。其结果大家都知道了，撤退，卧薪尝胆，以图强大后再夺回失地。

事变发生时，少帅拥兵50万，仅东北精锐劲旅20万，日军只有1万，因为不抵抗，日本12个小时内便占领了沈阳。

此后2年内，东北110万平方公里土地尽失日本手中。

（张学良 蒋介石）

这不禁令中国人震惊，连日本鬼子也感到顺利得不可思议。

石原莞尔评价东北军：“对付张学良，竹刀就够了。”

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得了个“不抵抗”将军的“雅号”，军中传言，是蒋介石给他下了数十道“不抵抗”的密令。

1990年，张学良接受日本NHK电视台采访时说，此传言不实，不抵抗的真正原因是，自己错误地认为日本不会真的干。

“我当时想，那只是一个日本的挑衅事件而已，所以没有下达抵抗的命令，我希望和平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我当时的看法是，日本如果这样做不仅是对中国树敌，而且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反感，对日本也没有好处，所以日本人不应该那么做的。”

“如果我知道他们是存心挑起战争的，我肯定会抵抗的。”

（被软禁中的张学良）

在台北说出这番话时，张学良已经90岁高龄了，蒋介石已经逝世16年，蒋经国也逝世不久。

以当时的环境，他完全可以在“被软禁”50多年后，把不抵抗的黑锅推给蒋介石，但他没有。

最后说下，老张晚年心态很好，有赵四小姐老来伴陪着，在美国夏威夷活了101岁。

蒋介石软禁张学良的“心路历程” 

张学良“昂昂然而去”

1936年12月26日中午，蒋介石乘机返抵南京。同日，张学良致函蒋自请处分。

27日，蒋得知胞兄蒋介卿去世。蒋日记写道：

“本日医病，下午会客，胞兄介卿正午逝世，余在病中，家人犹不愿使余闻知。呜呼，兄弟三个，今只残余一人矣。蒙难之中使病兄惊悸，致其遭速亡。但余出险之讯，彼己闻知，当可慰。”

当天晚间，蒋与张会面，但并不愉快。据蒋日记，张要求蒋改组政府，蒋认为张毫无悔心；在蒋承诺将有特赦后，张“昂昂然而去”。日记原文如下：

“晚见汉卿，彼犹强余以实行改组政府而毫无悔祸之心，余乃善言慰之，并实告以军法会审后，请求特赦，并予以戴罪图功之意，彼乃昂昂然而去。”

宋美龄“□□□□”

28日，蒋与众人讨论如何处置张学良。多数主张不可让张返回西北。蒋日记原文如下：

“本日会见各部长，征求对汉卿如何处置之意。中央谈话人多主张不能令汉卿再会（回）西北，惟子文则不肯失信于其友人，必欲在任其回去，并深信张以后必能服从到底也。子文只知私人感情而不顾国家□□□□□□及也。余仍以好言慰之，妻为此事□□□□。”

“□”系日记涂抹删除的部分。隐晦的日记，透露出宋子文与宋美龄，就如何处置张学良，与蒋介石发生了不愉快的冲突。

29日，蒋作出了软禁张的决定，“决心不准其再回西北而保全其生命”。蒋担心张回到西北后，会借口中央不履行承诺而随时叛变。日记原文如下：

“本日病痛未减，为处置汉卿问题，欲求一公私两全之法而未得也。乃决心不准其再回西北，而保全其生命。……会益之、天翼分别进行，并缓撤西北公署，……以备叛军抗命也。若复放其回任，不惟后患无穷，而政府之地位立即摇动。以彼回西北不仅为所欲为，且可借口前所要求者，如有一件不行，彼即可叛变也。彼所要求者为中央在西北部队一律撤退，此为其惟一之要求，如果放弃西北，任其赤化，则不惟国防失一根据，而且中华民族发祥之地且陷于永劫不复矣，况西北动摇则统一之局全堕，经济计划无从实行，十年建设成绩毁于一旦矣。”

30日，蒋在日记中写道：

“下午，妻赴沪疗病，以在京刺激太深，此次操急，实非常人所能担负。对张处置办法决定方针也”。

宋受“刺激太深”的原因，很可能是与蒋介石就如何处置张学良发生了冲突（也有可能涉及到宋美龄对戴季陶、何应钦的批评，西安事变期间宋一度误信谣言，认定何应钦有意害死蒋介石，蒋对此种判断很不以为然。事变和平解决后，宋美龄坚持己见，公开发表《西安事变回忆录》，不点名批判戴季陶、何应钦等人，令戴季陶大怒，蒋亦十分难堪。

“彼必逃也”

31日，军委会判决张徒刑十年，禠夺公权五年。蒋随即呈文国民政府，请求特赦。虽有特赦之请，蒋对张的观感仍然很坏，甚至认为张可能会逃走。日记写道：

“上午军法审判张学良，闻其卫队陆续到宋寓，已十有一人，如不审判卸其武装，则彼必逃也。余致书子文慰之，使其为难，于心不安也。”

1937年1月1日上午，朱培德来见，向蒋讲述对张学良的审判情形。日记写道：

“益之来谈昨日审判张学良经过情形，张有不承认政府与做百姓亦要革命之语，是其尚无悔祸之心也，可痛之至。”

2日，蒋回溪口，“谒见胞兄遗容”。

3日，宋子文、王宠惠、魏道明等人至溪口与蒋商议如何处置张学良。蒋日记写道：

“下午，……子文与亮畴、伯聪诸先生来会，商谈处置汉卿事，子文似有不反对其留京，但仍有准汉卿固其家居住，略予自由之意。”

4日，国民政府批准蒋的特赦请求，免除张学良十年徒刑，交军委会严加管束。至此，软禁之事走完了“法律流程”。

阎宝航“无人格”

5日下午，阎宝航策动宋子文、李石曾同赴溪口，欲向蒋建议将张学良接来奉化安置，“以安西北军、东北军将领之心”。蒋拒绝接见阎宝航，于日记中写道：

“正午闻子文与石曾及阎宝航同来，以阎无人格，子文与之同来，愤怒又起，乃告其明日方见，子文以为拒其来会，乃发怒飞沪，未得会晤。”

据阎宝航自述，西安事变期间，他曾在东北军、西北军中散布消息，称何应钦有意刺激张、杨杀死蒋、或直接用飞机炸死蒋。

当日深夜，蒋接见李石曾（无阎宝航），同意将张学良接来奉化，且对李石曾提及阎宝航的“言语挑拨”。

张学良“意气至豪”

13日，张由贺国光、戴笠等人接来溪口。据同在溪口的徐永昌观察，张抵达时“意气至豪”。徐日记写道：

“午饭时，贺贵严偕张汉卿、米春霖、 戴雨农来，汉卿意气至豪，在渠以为极周至、极爱国，事实上则大都非是，今仍不悟。”

蒋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下午汉卿来武岭，令驻岭麓小筑，此人怕死胆小、狡狯胡涂，不可以道理喻也。”

14日，徐永昌与张学良就如何做才算真爱国有一番辩论，张拿出他人写的誉己文章对众人自诩。徐在日记中写道：

“傍晚祝绍周来，晚饭在墓庐。爱国心要有，要切，且不可一时忘，但亦不能出之操切，此今日与汉卿反复申论者。张汉卿极赞许王卓然（似东北大学校长。）写的《张学良到底是如何样人》， 以为知己之言，此可观汉卿思想幼稚，其最要两段‘由安内方可攘外，变为先攘外’，是真轻动易挫者。”

蒋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晚与张谈话，夜不安眠。”未提及具体谈话内容。

16日，徐永昌与张学良聊奉军四次入关的往事，于日记中感慨：

“汉卿极易受环境支配，亦可以说是浮躁、无定见，苦哉。”

1937年1月31日，张学良的软禁已成定局，蒋在“本月反省录”中写道：

“汉卿怕死患失，毫无气节，到溪口以后不欲余示意，而彼自动函电其所部服从中央，早求解决。乃为党国计，对彼处置觉未错误也。”

2月2日，蒋介石、徐永昌等人离奉化返回南京。

揭少帅张学良在台湾的幽禁岁月

显赫的家世带给张家人的并非荣华富贵的生活，历史飘摇中，他们经历了逃难、隐姓埋名、家族离散、困苦求生，不得不“活在历史中”的苦涩甘辛，唯有张家人冷暖自知。

张学良的幽闭岁月

在张闾实讲述的那些“家族往事”中，关于大伯张学良的回忆，是浓墨重彩的一笔。1967年，5岁的张闾实跟随父母来到台湾，“有一天坐着一辆漂亮的外国大车来到了一个大木门前，跑过来很多人，询问完还看了证件，大门对面有个“派出所”，通过盘查后大木门才打开让车子开进去。进门后有个大花园，里面又有人过来，进到房子里，房子很大，里面的摆设也很特别，与众不同的感觉，这时看到一个胖胖的老人，戴个眼镜，旁边站着一位像校长的女性，这就是我的大伯父和大伯母。”

张闾实在自己的书中详细描写了第一次见到大伯张学良的情景，在他眼里，张学良就是一个普通而慈祥的老人，很爱讲笑话，大伯家里有好多好吃的东西，大伯母爱做西餐，很和气。“那时很小，并不知道什么叫软禁，只是知道这房子周围站着好多人，而大伯父也不能离开这个房子。”张闾实回忆说。

在张闾实看来，张学良的软禁时期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蒋介石败退台湾后的初期，那时的张学良几乎跟外界隔绝，亲属也很难见面，到了晚期的时候相对好了很多，逢年过节都能见到；第二阶段是蒋经国执政时期，那时的张学良可以在台湾岛随意走动，只是还会有很多军统局的人跟着，这时他常常跟老朋友聚会，也会上街逛逛，最爱去的地方是超级市场和百货公司；第三个阶段就是李登辉执政时期，晚年的张学良最后决定离开台湾，定居夏威夷。

在张闾实的印象里，大伯张学良晚年的生活过得非常简单，每次过去探望都聊些生活琐事，“大伯很喜欢小孩子，玩起来的时候甚至可以给当马骑，可是孩子长大成人后，他就不太喜欢了，觉得大人该有大人该承担的责任了。他对我们用的、玩的东西都很感兴趣，能够感到他对外面社会变化完全不了解，印象最深的就是大伯不知道消费变得越来越贵，过年时他给晚辈包的红包一直都是200元，20年没有变过。”

尽管后来张家人很多都搬到了台湾生活，但是生活习惯从未改变。张闾实说家里还是最爱吃东北菜，大伯张学良尤其爱吃炖茄子和水晶蹄髈。在张家所有的媳妇中，张闾实母亲炖茄子的手艺是最好的，也最合张学良的胃口。“大伯其实很爱吃，有时候馋了他会来我家里吃，有时候就打电话给我母亲，说弟妹啊，再炖点茄子吧。”张闾实笑着说。

随着年龄的增长，张闾实越来越理解和敬重大伯，但有一件事却让他直到现在都无法理解和释怀。那就是大伯张学良没有参加张家任何一位在台湾亲人的葬礼。“可是我们看到过他去参加朋友的葬礼，亲人的葬礼却没参加过，这一点我实在想不通，也许大伯有他自己的考虑吧，不管原因是什么，都无法考证了。”张闾实叹气说。

到台湾后张学良一直避谈政治，从来不讲以前发生的事情，直到他要离开台湾的前夕才对外公开了一些想法，开始接受专家名家的访谈、电视台访问等等。“大伯提过，他最后开口了，是不想带着秘密离开，懂的人自然会明白。”张闾实说。

曲折归乡路

故乡，对于三年前的张闾实来说还是一个心念却遥远的地方。寿夫人生前不止一次对孙子回忆当年在东北的日子，怀念之情溢于言表，“奶奶乡音很重，总是告诉我东北有多美，冰天雪地里骑着马车，有好吃的大锅菜，有冻梨，还有那种从南方运来的很小很小却很甜很甜的橘子……”

家人对于故乡的记忆总是触动着张闾实的心，他不止一次想象故乡的样子，想象老照片中爷爷和父辈们在老宅院里生活的场景。可是回大陆故乡又让他感到害怕，大陆对于张家人的看法是什么？是不是也和台湾一样？这些问题在“对大陆不打听、不问”的原则下都是谜。而母亲对于政治的紧张也让张闾实一次又一次打消了回家的念头。

张学良过世后，张家许多海外的亲戚开始陆续回国寻宗，但大都是以观光客的心态，此时，也不断传出大陆出现许多冒充张家后人的骗子，当听说出现张作霖第九个儿子以及张学浚还活着的流言时，张闾实的母亲生气了，“母亲觉得张家传下来、受到爷爷奶奶承认的男孩子只剩下我和哥哥两个人了，应该有人回去东北处理一下张家的家务事了。虽然母亲没有勉强，但我们兄弟也为大陆张家慢慢消失，爷爷现在没有人去祭拜而感到难过。”而大哥已是50多岁，家里儿女还小，张闾实深知回故土的重任就在他的身上。

虽然此前在台湾查沈阳的相关资料少之又少，使得张闾实内心很害怕回去后的情形，但在2007年3月，他还是借着一次相熟的港商团到大陆东北考察的机会，迈出了回故乡的第一步。这是一次很波折的旅程，他从台湾到香港，从香港到武汉，从武汉到长春，从长春到哈尔滨，最后，张闾实和同伴分开，自己搭车从哈尔滨回到了沈阳。每靠近故乡一步，张闾实的内心都更加紧张和激动。

到沈阳后，张闾实直奔张家故居——大帅府，面对这位不速之客，大帅府的工作人员着实吓了一跳。“我就直接讲说我是张作霖的孙子，父亲是张学浚，祖母是寿夫人，想看看大帅府，想去给爷爷扫墓。”

由于这些年来大帅府不止一次接待所谓的张氏家族成员，更有张学良九弟风波的前车之鉴，帅府对于这位张家人格外谨慎。大帅府馆长张力急忙打电话向有关部门和专家咨询，同时也拿着张闾实的照片和身份证向在台湾、美国等地的张家后人和亲属求证。

一开始尽管对张闾实身份有所怀疑，但大帅府仍然热情招待了这位没有过多要求的张家后人。随着张闾实身份的确认，他也终于在张力等人的安排陪同下，来到了位于盘锦大洼的张氏墓园祭拜爷爷张作霖。“这是张家的男孩子第一次给爷爷扫墓祭拜，也正是这段日子让我更加坚定要写一本关于张家历史的书，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张家，以及‘九·一八事变’后张家人的人生轨迹。”张闾实感慨说。

从2007年到2009年，张闾实前往沈阳、盘锦、台安、北京、上海各地，在诸多专业人士的帮忙下将历史一一考证，在这期间，他也终于和还在大陆的张家后人相认，越发融入这边的生活。

“我在大陆生活的这两三年，深深地感到东北人对于爷爷和大伯的敬重，但也听到许多来自其他省份或者东北乡下的批评之声。而在台湾关于张家历史的书很少，几十年来我只看过四本，而且都是台湾的历史版本，看后不免让人愤然。现在两岸的三通让台湾政治立场改变不少，所谓好的坏的变得中庸了，但我写的这本书在台湾也很可能会变成禁书，但我就是想告诉世人，一个真实的张家版本的历史。”张闾实坚定地说。

“张家的男人不可以让人搀扶”

讲述人：张闾实

在他(张学良)80岁左右的时候，我们到他家过圣诞节，他要上二楼洗手间，那时他的腿不是很方便，要搀着走，我在旁边看到，很自然地要搀扶他上二楼。他就告诉我：“张家的男人不可以让人搀扶。”后来我懂了这句话，再怎么苦，也要撑下去。这是他给我们男孩子的一个家训，我一直记得。

当年我们和张学良见面还是受情报局的控制，只有家属可以，我们平时没什么事情也不敢去打扰他，他不是不会见，但没理由，干嘛要见，他会打电话，比如礼拜六、礼拜天，他要吃水晶肘子、土豆炖茄子，那时候我们会做好了给他送到山上去。那时候在他门外有一排的宪兵，还有一个分局的警力把守着，我们只要走到门口，他们就会问，我们出示身份证，他们还会问，有没有安排，我们回答“有”，门就会开了，没有，他还会打电话问，60、70、80年代还是这样，到了90年代松了一点，但是兵力还没有减，直到他移居美国才撤掉。他逛超级市场和百货公司还有四个人跟着。如果我遇到，认识的保卫会打招呼：“小少爷来了。”不认识的马上挡住，不让靠近。

张学良晚年为何没回过东北

讲述人：张闾实(张学良)原先计划离开台湾后，过道美国看望亲属后就回东北看看，但台湾当时与大陆的关系是不友善时期，因此大伯父的计划因政治因素而改变。后来得知大陆有领导过境夏威夷而能相见，听说大伯父大伯母穿好正式衣服在轮椅上，等了一天没见着，这次又是因政治因素而改变计划。

后来大伯父也承认自己很老了也不想什么了，开始不见两岸任何人，但两岸的人还想见他，在他的公寓住所以及基督教教堂内等着见他，甚至在教堂内有大陆群众与保安大打出手，大伯父张学良坐在轮椅上被人挟持，那人头破血流，说被人欺侮，也不让人靠近大伯父，最后由美国警察制伏后，大伯父就返回住处永远不去教堂了。

台湾民进党行政院张姓领导人过境夏威夷，要求见大伯父张学良，此时大伯父已躺在病床上无法言语，但还是见了，一周后他因病毒感染而过世，想起当时台湾行政官员好像感冒了，这件事在亲属中常常谈起，政治一直让大伯父很受罪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