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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史坛」余英时与劣质东方学术文化: 一位依赖型知识人的奇幻人生

社会/文化史集刊 中古史研究 2021-02-24

中古史·编者按:


本文原载于《社会/文化史集刊》,2016年5月第18期。另,该刊蒙新高地文化事业出版方及主编卢建荣先生独家授权本公众号发布,倘有转载,请务必注明出处,侵权必究。





 社会/文化史集刊18·本社


一、美国学术主体性具现在两方面




就学术文化而言,美国的人文学者自外于国家之外,才符合独立知识人的准绳。在北美殖民地时期,社会部门超脱于英国殖民当局之上,自由镇市、地方教会,以及大学等机构,即已生机蓬勃地在发展之中。其后殖民地居民独立成功,肇建联邦政府的国家。这是国家后于社会的发展态势,这使得美国人文学统坚实健全,足以抗礼国家。随后州立大学虽纷纷成立,但在文、法学院设置上,早已失去先机,难与先前长春藤私立大学争锋,文科的优势或是说文化话语权,操在代表社会部门的私立大学手上,州立大学只得重点发展自然科学。这形成了国家透过公立大学发展自然科学,社会则以拥有私立老牌大学,壮大人文科学,这样的学术分工发展态势。这不像台湾的私立大学只有被国家吃得死死的、只有边缘化的份。以上是美国学术文化特色之一,即私立大学是社会部门强项,美国国家再强大,也无法伸手及于文化、学术领域。


美国学术文化特色之二,在结社自由的宪政传统之下,各学门的民间自组社团异常活跃,各个专业学科社团由专家学者自行依民主,而非派阀原则,去独立运作,学术自主性格强烈。这些学术社团中,人数规模最大的就数历史学会,成员在二、三万人之间。美国历史学会的会员资格限定在第一有博士学位,第二是现役大学教师。历史学会的年度任务就是由会员票选会长,任期一年,被选出的会长有义务要做学术就职演说。美国历史学会拥有百年以上历史,历任会长都是一代大师,自始迄今没违反此一原则。倘若换成台湾,一定又是那些欺世盗名的学阀,诸如余英时、许倬云、杜正胜、王泛森之流,在当会长了。那何以美国学术成员会依学术原则,而非非学术原则,进行票选会长呢?而我们中国人就不会呢?原因很简单,在广义的华文社会(包含台湾、香港),非学术因素(主要是金权交易)的价值,永远凌驾学术因素(从最基本的不抄袭,到最高阶的写出杰出专书)的价值之上!!


二、荣耀依成就取向授与──余英时在美国史界吃不开的致命伤




余英时有自知之明,混迹美国史界数十年,深知美国历史学会是玩真的,没有其容身之处,他不敢妄想获选为该学会会长。余很聪明,就顾而之他地去玩小一号的学会,即亚洲历史学会。他自以是中国史学者,满以为亚洲历史学会会长,总有一届轮到他吧?实际上,余如今八十七岁高龄,亚洲历史学会的会员全体即令快到老死之年,也就是不投票余当会长!当人家的投票行为是以学术因素价值为依归之时,余英时那手浅薄到不行的学问,在个个明眼人眼里,是不值一文钱的,遑论当会长、做社群治学表率了。

 

三、学者甘充政治强人的小弟──余英时向前辈学习攀附权贵的轨迹




再回到美国学术文化第一点特色,即国家无法操控人文学术。反观台湾又如何呢?中国的人文学者自甘做国家的臣妾,以替领袖(政治权威者)秉笔、当文胆为得计,退而求其次,当帝师也行,让领袖仪式性地久久召见一次,便飘飘然以为光宗耀祖、荣宠一生了。中国的历史学会成立于抗战时期的四川成都,首任会长是顾颉刚。如何当上?是顾向蒋介石跪安,表示愿效犬劳,蒋这才安排让他给当上。


顾的同学傅斯年,也不遑多让。早在留德回国,在广州就攀上了蒋介石的关系。蒋许他将欧洲皇家学院制和治史传统双双移植进中国,由他创办中央研究院,还有旗下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由他出任所长,院长则由傅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出长。之后傅更怂恿蒋介石成立院士制,让中央研究院总绾院士选事。蒋也答应,但条件是新选出的院士,要向蒋拜码头、以示感恩戴德一番。蒋介石仿造的是宋以下皇帝以殿试决定进士前三名名单,并公布前三名以下所有进士名单,使每届进士全成了天子门生。代表中国的院士打一创制,就被蒋介石羞辱,外加协助蒋铺设政治干预学术的布局。所以,代表中国最高学术荣誉的院士,是要钻蒋介石裤裆才完成仪式给当上的。请问这样的院士,是荣誉、抑耻辱,交给读者自行给答案。


我们原本对于余英时会为顾颉刚写一本书:《未尽的才情》,以及命门下王泛森以博士论文写《傅斯年》不明所以,至今真相大白,原来这对师徒师承的是傅顾向当权者屈膝的文化。


四、余英时的攀虎附狼其来有自




对于傅斯年留学欧洲、引进国家赞助学术制的国家最高研究机构及其所属院士颁授制,本刊必须批傅所犯的大错。没错,法国成立国家最高研究机构,叫法兰西科学院,早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的十七世纪中叶就出现。法国改变英国早几年设立的皇家学会(英国科学院)的运作模式,即财务自主,英国政府并不资助。英国凡称「皇家」者,表示非私人,而是开放公众之意。「皇家」只是英国替大众看守公共利益之意,也不是皇家专有。这点读者勿望文生意。法国的科学院,从硬件设施、人事经费,以及业务费用,全由法国政府埋单。可知,英国学术自主,超然于政治权力之外,但法国的学者则接受国家供养。相较之下,法国在此被英国给比下去。实际上,法国皇家是学术发展的赞助者,但国王路易十四谨守分际,并没去科学院将学者踩在脚底下。路易十四在位一天都没去过科学院!(以上参见Peter Burke 作、许绶南译《制作路易十四》〔台北:麦田,1997〕页69 -70)同样是国家出资开办的国家最高学术机构,中国的还比输法国的。蒋介石可不同于路易十四。他在中央研究院甫从莺歌铁路仓库搬至在南港之时,有一夏日的晚上心血来潮,驱车前往视察。蒋进入院区,只见黑漆一团,唯独一座大楼(按:历史语言所研究大楼,1986 年拆除)一间房间露出灯光。蒋推门进室,看到一位瘦弱壮年人只穿一条短裤、上身赤裸,正在埋首写字。蒋一迭连声,问他是谁,院长哪里去了?这位汉子自称:「严耕望」,他说下班时间,院长怕是回家去了云云。蒋问:「你是值班的?」严答以:「不是。我只是用功。」蒋判断,跟一位低阶研究人员穷耗,没有搞头,就悻悻然走了。事后据说院长朱家骅吃了蒋一阵排头。再多年之后的六○年代,严耕望选上院士,与蒋同桌吃饭,蒋并未认出他是那夜在整个中研院院区独自用功的那位壮年人。


从蒋介石突击中央研究院,因碰不到院长,而发院长一顿脾气。这比路易十四都不如。更别说蒋每次新科院士餐会,他仪式性地羞辱、践踏这群头顶学术光环的院士学者。这在英、法两国元首都未曾有过。傅引进欧洲学术结社和荣衔颁授制,不走英国模式,选走法国模式,等于取法乎下。这也就算了。傅竟然与虎(蒋介石)谋皮,说我们让您供养,但您可以玩弄我们。这只取法国模式的形式,却扬弃法国模式的神髓:供养者不得与学者有身体接触,更不能叫学者出卖灵魂。蒋介石在无耻文人引导之下,教会蒋如何去玩死中央研究院,以及它所选出的院士。


政治凌驾学术这条路上,除了政治强人集权有以致之,但学者甘心受强人摆布,亦是重要促成因素。易言之,学者自侮,而后政治强人侮之。傅斯年引进欧洲学术文化故事背后,不正是学者为虎作伥的结果吗?可怕的是自食恶果多年,犹沾沾自喜。傅斯年的徒子徒孙,无不个个依附强权到自我作贱的地步!这应是学术文化基因遗传所造成的。


五、余英时早节与蒋家两代主子的关系



1974 年,是余英时选上院士那年,刚好碰上蒋介石生平最后一次主持羞辱新科院士仪式,完了之后,蒋介石援例赐饭,且同席陪吃。所有之前选上院士也得列席蒋介石赐饭餐会,来充当人气门面的道具。当时余英时应该在场。话说余英时申请院士推荐书上,有五名推荐人,其中两位较具代表性,值得公布于此。余的师兄严耕望,代表的是中研院‧历史语言所这边的人脉票数,一定一票不少,投给余。另一位推荐人是邢慕寰。邢代表人文院士群落中第二大派的经济学者,邢是那时经济院士的掌门,有他首肯,经济院士便埋头票投余。余的哈佛博士指导教授杨联升,是余院士选战的总干事,负责催海外院士票投余英时。余当年以四十四岁之英年,荣膺人文院士,开创少年院士的美名,乃此一纪录的保持人至今。


很可惜,蒋介石第二年(1975)就去世,余英时当然痛失成为蒋介石帝师、或文胆的机会。幸而蒋二世蒋经国继任大统。余的岳父,陈雪屏,是控制文教界的特务头子,标准蒋记政权的爪牙,功在党国。余英时凭此关系,就继续寻觅当统治者帝师或文胆的机会。


1982年7月30日,宜兰栖兰山庄有一群学者正在参加「近代中国的变迁与发展」会议,为由《中国时报‧人间副刊》所主办,时台风横扫北台湾,会议在停电中摸黑进行。学者中最具份量的当数余英时。余于会中突接总统蒋经国来电,要在台北召见他。余接电要前赴台北,遇到宜兰通台北铁、公路全断的窘境。不仅如此,即令以步行想翻越群山重重的北宜公路,也因落石塌方严重、安全有虞,宜兰警方护民有责,乃封锁山路进口。面对如此情势,余马上猜到,蒋经国在测试他效忠的诚意,但不克服交通险阻,则无法依时限见到总统。这时会场,主办单位有位奉茶小弟有一辆随身坐骑的摩托车。这位小弟奋不顾身,向余英时请命要载他翻越险阻到达台北。余英时当机立断,表示愿意冒险犯难、也要见到总统。于是事不宜迟,这位小弟就载着余英时翻山越岭而去,居然安全抵达台北,让余英时没误了总统约见的时间。这位小弟,不是别人,是余英时拉拔他成为「少年院士」的第二人,王泛森是也,选上院士那年,仅比余大一岁而已。


蒋经国以爱惜民命流传民间,他偏偏选择宜兰对外交通中断的时机,要召见余英时,蒋存何心理,不言可喻。你余要追随我,不给难题测试,测不出余卖身价有几多。余也不含糊,他用行动告诉蒋,我肝脑涂地,死都要爬回台北见到总统您,而且准时抵达会场,一秒不差。


余英时与蒋经国见面,并非两人交往的起点。早在五年前,因为一位留学生,就开始建立关系。话说东海大学历史系有位学生,因破获匪谍案而建立殊勋。1973 年,这位受党国提拔的历史系毕业生,考进台大历史研究所硕士班。三年后,他获学位。蒋经国当局为要一位可代写总统思想文告的秉笔,就知会余英时,要送这位台大硕士接受调教。余英时欣然同意。这位青年才俊不是别人,正是康乐。1979 年12 月8 日,台湾发生美丽岛事件,海外留学生集体去台湾驻美外交单位抗议,所有人都蒙面,只有康乐甚为英勇,抛头露面地夹杂在一众蒙面留学生队伍中。还有另一位不蒙面的,则站在与台湾留学生队伍的对立面,是一位拿照相机帮政府搜证的职业学生,他叫马英九,他被抗议人潮给嘘走下,还笑逐颜开。(有相片为证)1983 年,康乐获博士学位返台。他先行去总统府给人测试写文告的段数,结果不令高层满意。康乐这才「下放」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职。康乐生前分别向本刊社长和主编,供说读不懂余英时思想史文章,想来这是康通不过总统府测试的关键:程度太差。


本刊会去说余英时收不成材的康乐当学生这段故事,不是要揭发死者阴私(恰恰相反,康乐很阳光,从不掩饰知与不知),而是要说明余英时在当完新科院士不久,就与蒋总统暗中有来往。当蒋总统要他收特定学生时,余不敢说不。等收到学生之后,余方知收到一位天兵学生。但天兵归天兵,他是余和蒋之间信物兼沟通桥梁,也不是全无用处。这里又透显余英时的心态是,政治第一,学术其次。按说要慎择传人,但在主子命他收下康这项礼物,余只好咽下。还有,王泛森和黄进兴都看不起康乐这位大师兄,但康乐至少行事光明磊落,不像王、黄用阴谋诡计去暗算人。这点本刊要替康乐说句公道话。


六、余英时政学商三栖通吃且吃相难看



1988 年1 月,余英时的衣食/精神父亲,大独裁者蒋经国,猝逝,他如丧考妣,跟着一群党国之子胡言乱语,在《联合报》发文,下指导棋,说台湾继任者当如何,当与中国如何如何。


这暴露出余英时一副当帝师的嘴脸,抑且也抖露出与蒋家深厚情谊。后一点相当可怕,与他平日装扮独立知识人的神样,有着天壤之别。


到了李登辉当总统,余英时努力营求到一官半职,当起李登辉「国统会」的委员一职。国统会是李登辉政治障掩法的一个工具,余英时愿意当李登辉工具的工具,完全与余假面独立知识人手法,若合符节。余一生任官只此一次,但他那时并不知道,以为还有厚望焉。2000 年之后,替余吹捧的两大报,即《中国时报》和《联合报》,已然式微,取而代之的,是第一大报的《自由时报》。余英时汲汲营营,透过王泛森找人事关系牵线,可以让余在第三版上对台湾指点江山,又俨然一副帝师状。无奈余所言没市场,一阵子之后,《自由时报》就不让余利用版面了。从此,余在台湾言论界,失去踪影,美好的八○年代也就不再回来了。


不过,余在台湾史界,有其弟子帮他照料台湾利益。在政界,余是风光不在。但他还是靠弟子前后攀上台湾两位大财主。一位是新光集团老板吴火狮,另一位是润泰集团老板尹衍梁。吴老版去逝,余为他写〈吴君火狮行谊〉,吴家回报余,全套「四库全书」,这让余宅生色不少。这令本刊想起一件事。即唐代白居易为死去老友元稹写墓志,元家赠白居易天文数字的酬金,白不生受,将赠金拿去龙门盖一所国家公园,叫香山寺园,供大众游乐其中。相形之下,余英时凭一文赚了四库全书全套的金钱,他只想一人享受。在风襟气度上,高下立判,白高余下,自不待言。


大老板尹衍梁在与中央研究院相互勾结、恋奸情热之际,送给中研院可主办学术大奖:「唐奖」的机构,得奖者每人美金100 万。2014 年第一届颁奖,在「汉学」奖项上,获奖人是余英时。他这次倒是拿出奖金的1/3 回馈社会,没想到余借花献佛之举,是左口袋出,右口袋入。你道为何?余将台币1000万奖金设在由王泛森、黄进兴等弟子掌控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可以想见这个学术资源的获益者,仍是余门派下有裙带关系的后生小辈。余的出手,哪里是为社会奖励人才?完全相反,他是利用奸商给的钱,在培植旗下势力也。这种取之奸商,一大部分用在自己,有余再分给自家派阀子弟兵。这是典型自私自利,还沽名钓誉要社会感念他:余的门人在史语所帮余设了「余英时奖学金」。


余对政治强人敬若神明,死也要效犬马劳状,台湾列位统治者,他都竭尽所能去强加攀附。余在政治界有奶便是娘,在财经界,余亦不遑多让,如替大老板写一生行谊,赚得一票豪宅装潢钱,又如偎在当今台湾头号财主尹衍梁身边,以获金援(2016 年中央研究院要把国家名器的院士送给这位大商人,这是典型学商勾结),接着把所获金,取去壮大自家势力,并教坏下一代,有为者亦若是,从此对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垂涎欲滴。这其实是对国家命脉刨跟!反正台湾命若该绝,也不多余英时这位掘墓人。


七、废中央研究院及附属院士制 此其时矣



至此,本文作个总结。傅斯年当年引进欧洲院士制,没法乎上,取英国模式,本身就存心不良,莫若不引进。傅取法乎下地引进法国模式,当然引狼入室,让政治强人有作贱、羞辱知识人的机会。即使法国院士制再坏,至少还有统治者不去接触学者身体、去科学院逛大街的一点优点,但橘逾淮而为枳。中央研究院及其附属院士制,既然变质而先天体质不良,再加上最近三年,院长翁启惠、副院长王泛森双双带头自污,是到了废除中央研究院及其附属院士制的时候。倘能如此,或可解民倒悬,也是公德一件。再说一遍,中央研究院及附属承办院士选事制,打一创立就自我阉割、要让知识分子自甘堕落到任由政治人物摆弄,根本就违反独立知识人的文化典范。本刊建议上中二策:上策是仿行英国制,由知识人自行成立国家级最高研究单位,自行集资,绝对不可向国家或财团金主募款。中策是废弃法国式最高研究机构及其附属院士制。但有王泛森等黑色豪门文化基因的人握权一天,本刊料定以上于民有利的两策,皆不可行必矣。如此,就且等台湾亡国而后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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