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史坛」难道余英时三个字不可讨论？！
本文原载于《社会/文化史集刊》，2011年6月第8期。另，该刊蒙新高地文化事业出版方及主编卢建荣先生独家授权本公众号发布，倘有转载，请务必注明出处，侵权必究。
那么，「余英时」三个字究竟可讨论乎？
可乎？似不可也！
故，定要讨论！
张友骅/文
（原刊编者按：张先生大作，文分两部分，前一部分在与余英时先生对话，后一部分在回应余氏扈从集团的不具名字海攻势。）
一、写从〈一代〉到〈公案〉的心路历程
在思考如何撰写〈余大师英时先生与我一段公案〉过程中，我内心始终有阴影挥之不去。对此现象，或许有人会问：「连写篇文章都有阴影，难道台湾还处于戒严时代？」台湾的确是言论自由国度，但某些言论自由法则却不适用于余大师身上。
回顾一九八四年代以初生之犊不畏虎的「无知」勇气写下〈一代学阀余英时〉甫经刊出，即引起中研院、学术界、媒体圈的议论。一位与我相识却不熟识的某报社主笔，电约我至报社办公室会晤，初见面他以严峻口吻说道：「你怎么敢写这篇文章？是谁指示你写这篇居心叵测的文章？你要知道余先生是两大报力捧出来的拔尖学者，也是继胡适之后自由主义大师，你仅凭几位二、三流学者对余先生私下评价，就敢撰文指斥余先生是学阀，对余先生公平吗？⋯. 至少你先搞清楚学阀的定义再来评断余先生，连新闻平衡报导都没有搞懂的人，还敢论断余先生，看来党外杂志的水平不过是尔尔而已。回去好好把文笔练练，等搞清楚，练好了，我会向报社推荐你，⋯.. 否则你一辈子在党外杂志混，也混不出名堂。我说这些话不是指责，而是爱护，你要知道，你得罪余先生，就是与两大报为敌，你要想清楚自己的前途，不要再和党外杂志那些人混，搞到最后把自己玩完了！」说完不待我解释，他就拿出一张名片，请我有事就找他，表示「送客」之意。这位长辈没有向我要名片，使我异常尴尬，困窘的场景令我首次感受到余大师神威。告辞出门猛然想起长辈说的一席话：「余先生算是学阀？他有开山立派、成立宗门的事实吗？」字字刺进我的脑海，心想余大师尚未开山立派，他的名讳即已不能讨论，那余门气候形成，则余大师名讳谁还敢捋虎须，下场必然是「自招其祸」，没人怜悯。
长辈压力尚未解除，风波又再起，当年在台大任教的杨国枢、张忠栋、萧新煌等自由主义学者，分批前来关切此事，杨国枢至为气愤的指斥，「党外杂志怎么能刊登这篇文章，配合当局打击自由主义」，要吴祥辉深切检讨撰写作者的居心，及幕后的故事，给他一个交代。此事经吴祥辉转知，使我异常困惑，为何骂胡适没事，写篇〈一代学阀余英时〉，就会引起自由主义学者们的情绪反弹？这则问题令我百思不得其解，也不敢追问前辈关切此事的用心，直到年事稍长，才理解原来〈余英时〉三个字学术界是不能碰触的禁忌话题。回想在党外时代，异议分子猛批蒋经国、王升、郝柏村等人，均享有言论「免责」权，惟独余大师三个字不能碰触，甚至不可讨论，在戒严时代乃属「咄咄怪事」，难道余大师神威胜过蒋经国等人，至今我仍想不透余大师怎么有此神威，让〈一代学阀余英时〉一文从此进入党外数据库一放就是二十七年无人闻问。既是无人闻问事件就应该让它过去，不要「史海」生波。然而谁都没有料到余大师及其门下弟子仍对〈学阀〉一文情有独钟「恋恋不忘」，硬是将「史海资料」从底库拉出水面，还要追查我的「居心」。余大师及其弟子对我既「恋恋不忘」，我只好「情有独钟」再度碰触余大师的禁忌话题，撰写〈余大师英时先生与我一段公案〉以为响应。让「史海数据」库再添一笔人所未知余大师的风采，目的是告知余大师，二十七年前因我胆怯不敢追问前辈们的适度关心，二十七年后余大师总该给我一个答案，将公案了结，乃是余大师与我之间共同心愿，这分卑微的请求，相信身为自由主义大师的余先生，应不至于拒绝吧！
或许是受到愤青时代前辈们「关切」的影响，二十七年后我写〈公案〉一文仍不敢造次冒犯余大师，因为余大师于二十七年前虽未直接出手「重惩」我，算是「提携」后学，而免我重蹈钱新祖、汪荣祖、杨儒宾等人覆辙，但余大师却透过前辈适度「关切」我，使我往事不敢忘，更不敢回味，尤其是「余先生怎么会是学阀？余有开山立派，成立宗门的事实吗？」这句话，一直在我脑海中回荡，为写公案一文，我特意查核余大师个人学经资历，发现余大师既是台湾历史学界领航舵手，又是国际汉学界领军先知，他门下弟子遍及海内外学术机构，几乎个个都是学术界当权人物。以此「三合一」势力的集结，余大师非但有开山立派，成立宗门的事实，还开枝散叶的将版图扩充至极致。面对余门的浩大声势，令我回忆起二十七年前困窘的场景，我以无知的勇气捋虎须结果，承蒙余大师高抬贵手，找几位前辈「指点」我，已让我惊出一身冷汗。二十七年后写〈公案〉，由于事涉余门学风及弟子们私德，哪敢再捋虎须，必须字字斟酌，不敢有一字之误、一笔之失，否则被抓到「非事实」论述把柄，可能遭到的关切或围剿，非我所能承受。何况余大师地位远非二十七年前所能比拟。而我仍是单干户一个，以我一人之力敌余氏一门怎么可能有胜算？在此情境下写〈公案〉，没有阴影那才奇怪。
再者余大师于台湾历史学界既是领航舵手，他的学术权威绝不许他人挑战，这是余大师权威铁则，也是学术圈人所共知的「潜规则」。是以余大师纵横台湾史学界五十年，无人敢锉其锋，凭我一人之力怎敢与余大师抗衡？阴影加压力，〈公案〉一文不管怎么写，我都要避免历史重演，写得痛苦就是怕自取其祸，再被长辈指点。
其次余大师又是汉学界领军先知，他身处宗师地位，哪容旁人「说三道四」，这是余大师开山立派的铁律，凡不入流或不识相人士敢质疑余大师学风或品德者，余大师绝不请长辈指点，而是自行出手重炮还击，我自承文笔不如余大师犀利；思维不及余大师缜密，手段更不如余大师狠辣，故而写〈公案〉如何避免余大师重炮还击，是我时时刻刻必须考虑的重点，其中压力之大令外人难以想象。
余大师凭借这两项优势条件，就足以震摄学术界，让我战栗不已。兼以余大师开山立派所收弟子个个出类拔萃，在余大师拉抬下目前均是学术界当令人物，他们一手掌握资源培植羽翼，以壮余门声势。一手豢养鹰犬党同伐异。学术界人士慑于余门威权之势，莫不仰承鼻息攀附余门弟子，成为余门「俗家弟子」，以此气焰试问有哪位历史学者敢得罪余氏门人，更遑论余宗主。
也许是余氏门人横行霸道惯了，对上蒙蔽宗主余大师，对下颐指气使动辄围剿「异议」分子，在此氛围环绕下，外人欲敦请余大师察纳雅言、陈述事实、厘清真相、辨明是非谈何容易。故而写〈公案〉我的心境是「前门拒虎、后门防狼」，怎么写要靠个人智慧解决。回想二十七年前写〈学阀〉一文尚未领教过余大师神威，我敢挥洒自如的秉笔直书，待经历过余大师「化外」之手，使我理解〈余英时〉三个字乃是学术界不能碰触的禁忌话题后，写〈公案〉一文，我力避以情绪性语言攻诘余大师，所以一路写来都是曲笔，其目的不在于为难余大师，而是透过曲笔陈述，使余大师了解其门下出类拔萃的弟子们，因个人秉性不同，其人格显现均有阴暗或磊落的一面。希望余大师从中得知事实真相，让生者自惕、死者瞑目，而非以一事断终身，造成亲痛仇快的局面，而伤余大师识人之明。
平心而论，不论〈学阀〉或〈公案〉，这两篇文债均因余门弟子而起，一是康乐；一是王泛森、黄进兴；康乐「无心之失」，使我深刻体认〈余英时〉三个字学术界不能碰触的禁忌话题。而王泛森、黄进兴的口舌是非，让我明白〈余英时〉三个字之所以不能讨论，原来是余门弟子在宗师保护伞下得以横行霸道掌握资源党同伐异。台湾戒严时代成就余大师丰功伟业；台湾民主化进程造就余门声势爆起，不管政权如何更迭，余门在学术界永远是当权派。难怪〈余英时〉三个字从戒严走向民主；由民主迈向政党轮替；从政党轮替走回外来政权重新执政，始终不动如山，造成〈余英时〉三个字威名不坠无人敢论其非，兼以余大师神威远胜胡适、傅斯年、殷海光等大师级人物，而不受政治压制，光凭这分能耐，余大师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创下学术界难得的记录。
为检视这分难得的记录，我在写〈公案〉一文时，曾一再精读余大师早期著作《方以智晚节考》这部书，对余大师所提借“个人良知”以察“集体良知”论证，我深感震撼，尤其是余大师所说：「青史是非，则难论焉」八个字（允晨版，页122）激发我写〈公案〉动力。为论难断是非的青史，我一改秉笔直书作法，以曲笔论余门是非，之所以不敢攻诘余大师，一来是维护余大师得之不易的学术清誉，不会因〈公案〉一文刊出而斯文扫地；二来是免于与余门弟子纠缠不清而自降格调；三来是藉此测试〈余英时〉三个字是否仍是学术界不能碰触的禁忌话题。
我不敢为难余大师，而愿维护其学术清誉，出自个人的私心。回想起大学时代于联合报副刊初读余大师〈反智论〉起算，整整三十五年，凡有关余大师中英文著作、学术论文、政论杂文，只要出版或刊出，我都会想尽方法买回研读。有件事我一直都难以忘怀，为买余大师三部早期发行的盗版著作，即《论戴震与章学诚》、《到思维之路》、《（民主）自由与平等》，我将骑之有年的单车卖掉，所得款项全数花在这三部盗版著作上，于今再翻书中购买日期，时序为1976年8 月11 日，显示我对余大师著作的热度，应超过余门弟子。以此景仰之心写〈公案〉一文，我内心挣扎颇为激烈，兼以二十七年前的阴影，因而在下笔为文时，我必须考虑余大师的响应及其门人可能诱发的反弹，而不得不做适度防御。果不其然，不待余大师回应，避居南部表面上不问俗事，实则乃在搞资源分配的前教育部长、中研究院士杜正胜，耳闻有人撰文要“骂”余大师，为示维护余的学术清誉，不惜「纡尊降贵」的对外放话说：「要骂就骂我杜正胜！不要骂余英时！」初闻此言，我听后不胜骇异，连〈公案〉文章尚未写就，杜正胜就知道我要骂余大师，这简直是骇人听闻，如果杜正胜有「天眼神通」的超能力，我佩服他；然而杜正胜的听闻，显然是不明就理的起乩，不值一驳。
杜正胜的个性一向是「无事不辩，无杠不抬」，他好辩成性的嘴巴永远管不住自己的大脑，回顾杜任教育部长时代，鉴于台湾社会很多人看到问题就骂，他认为这是非常奇怪的行为模式，为矫正这股不正常行为模式，杜提出高中要教「公民与社会」课程，并于大学指考中要加考该项课程。其结果非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制造更多问题。
其实制造问题的源头，就是杜正胜嘴巴管不住大脑，而他自己亲身实践的结果，就是「折腾人」三个字。杜说：台湾人民看到问题就骂，而骂人或被骂者，甚至一般人民又不想搞清楚事实真相就接着骂，这是非常奇怪的行为模式，所以要教及加考「公民与社会」课程。如果杜的作法正确，他连文章都不看，就断定有人要骂余英时，岂不比看到问题就骂的人还糟糕。套句高阳的话说：「杜正胜的性向与际遇；志气与才负；责任与权力；兴趣与任务；地位与作风；皆不相侔，甚至相反，种种不平衡的累积、祸己、祸君、祸国。这是时代的悲剧。」若余大师学术清誉要靠杜正胜维护，不仅是余大师的悲剧，更是余门的耻辱。此因余门弟子不敢维护宗主，要靠名不副实的争议人物为余大师出头，就请余大师看看弟子们龟缩德性，这难道不是余门之耻？
我无意批评杜正胜，因为我与杜之间关系，一不沾亲；二不带故；三不往来；四不对盘；五不通联；六不相识；七不对眼；八不对话；九不谋面；十不通信，对杜说：「要骂就骂我杜正胜！」我毫无兴趣，身为总统级被告的我，要和「背师伤德」的杜正胜胡搅蛮缠，无疑是自降格调，相信余大师也会同意我的看法。毕竟杜正胜可以「纡尊降贵」的为余大师挡炮火，这是杜的人格问题，我不敢置评。但要勉强总统级被告「自降格调」与刑事案被告搞在一起，这是尊严问题，还望余大师谅解。
因此我提「十不」，表明杜正胜从来都不是我景仰对象，兼以杜的从政性格，我都懒得理会，骂杜反而显得我「器小无量」，也会玷污余大师一生独享的学术清誉，为免将余、杜学术清誉等量齐观，对杜放话，我愿仿效余大师指点杨儒宾的作法，待有余力再回应杜的放话。何况以余大师「化外」之手的高明，都能「点化」党外杂志，这分能耐杜正胜绝对学不来，若余大师任令杜正胜胡乱插播反而会治丝愈棼，高明者如余大师恐不屑为。
待杜插播风波平息，我摒除外务认真写〈公案〉一文，自认写的四平八稳，不敢有一字之误，一笔之失，更不敢写出火气，还以「放下」之姿请余大师觉察其门下弟子的私德与学风，是否有违余门教条？类似卑微请求的幕后有则严肃课程，就是余大师亲授亲教的「出类拔萃」弟子们，是否拥有「造谣生事」的权力？为一篇二十七年的「学阀」文章对我追杀不已是否出自余大师授意？以余大师一生学术清誉为担保，我相信不会出自余大师口喻，那么其中是非曲直，余大师或其门下弟子们总该给个交代，不宜以「青史是非，则难论焉」闪躲一世。纵然不能给我一个交代，康乐何辜？余大师总不能回避这则问题，应该对此有所表态。事实上对于过往「化外」之手，事隔二十七年我可以不追究，以示双方「放下」诚意。「造谣生事」，我也可以放下不过问，惟独康乐事件，余大师不能装聋作哑该还康乐公道。毕竟康乐是余大师首席弟子，与余大师相知甚深，若余大师不表态，「鸠占鹊巢」的其余弟子必然会持续造谣无事生非，使文字债延续下去永无宁日。
也许余大师与我素未谋面，对我根本不认识。我必须告诉余大师，我不是一位胆怯之人，这几十年来政坛风浪没有冲垮我，十六场官司上自总统下至调查局都整过我，而我斗志依然昂扬，每场官司都是孤身应战，没向当局屈膝求饶。政治风波虽让我身心俱疲，但追求事实真相则是我的天职。于此我写〈公案〉对余大师仍存有一丝景仰之心及敬意之情，其目的就是化解恩怨，及让余大师看清出类拔萃弟子们的真面目。请余大师自行比较〈学阀〉与〈公案〉两文之间差异，即可明白我的用心。基本上以余大师耄耋之龄，实不忍临老提笔反驳我的请求，但真相如此，余大师应做处置。至于如此处置，须视余大师智慧而定，非我所能置喙，还望余大师体谅。
二、答客问
在刊出〈公案〉一文，个人收到许多学术界人士来函或传真，有批评指教者，也有赞誉者，比较起来可谓是「毁誉」参半。由于来函与传真提出问题颇多，指明要求笔者答复，于此我精选几则以为答复，其原则是称誉及提供内幕者，我一概删除不拟答复，至于质疑者，我愿答复以供参考。其次为免横生枝节有关匿名者来函或怒骂者传真，我则保留，若有法律问题，我将委请律师处理，一概不覆。
Q：你在文章说康乐的话，康乐已经往生死无对证，你怎么说都可以，不怕减损文章可信度吗？
A：康乐往生的确是死无对证，但文章内有曲笔，有关康乐的说法，相信康乐通家之好陈其南先生知情，若我所说都是
虚言，可以请陈其南出面反驳。于此我必须声明，我这一生只与陈其南见过一面，还是在书店透过王震邦介绍握过一次手，仅此而已。此外我必须告诉这位质疑者，如果你出身历史系的话就说明你是笨蛋。我之所以用强烈字眼回复你，主要是希望你回去读史书，因为史书上每一句话都是死无对证，更甚者如司马迁写楚汉之战，项羽与刘邦早已往生多时，他们二人在鸿门宴的互动，余大师曾写过鸿门宴座次问题。如果你的说法可以成立，死无对证就不能写〈公案〉，你简直在侮辱余大师所有的史学论述。
Q：你与卢建荣结合起来骂余英时，因为你们二人都是争议性人物，幕后有有某位W 教授的支持，难怪那么嚣张。可惜你们失算了，余英时先生的学术地位不是你们能够打倒？有本领就写书挑战余先生的识见？
A：首先答复你，我根本不认识W 教授，也没有去过喜马拉雅山，如果我有进出记录，会立即飞赴美国向余大师下跪、认错、忏悔，道歉。至于你提出的争议问题，我告诉你，我与卢建荣将近十年不来往，若非王泛森打电话给吴心健，吴心颐两兄弟，要求时英出版社停出卢建荣主编刊物，我绝不会接手出版卢的刊物。所以说到争议，我想王泛森、黄进兴之流的人物，应该比我们还不如吧！何况宪法明白宣示人民有出版自由，中研院副院长王泛森有何权力向出版社施压，请你告诉我。至于你说要我们挑战余先生识见，我告诉你，我对余大师的学才识一向景仰，自认史实素养，我不如余；余的史才，我自叹弗如；余的史识，穷我一生都赶不上他；唯有余大师的「为德不卒」，最令我感叹！若余大师能「修德」，相信余大师必然是历史学界「三不朽」的完人。如此答复，你该满意吧！
Q：你在〈公案〉一文，将康乐说成「圣人」（？）你该打听康乐在学术界名声，是否如你所讲那么神？
A：我与康乐不认识，通联对话仅有两次，对于康乐评价我不清楚，也不必打听。如果康乐无能，你去问余大师怎敢将允晨译丛交由康乐执行，若非康乐因言贾祸，余大师又怎能把黄进兴拉抬起来取代康乐。我从未写过康乐是圣人，我只是就事论事，写事求是的把这段往事说出来，完全是针对余门弟子而来，如果真要写康乐行述，你是否可以婉劝由陈其南、黄进兴执笔较为稳当。
Q：冤有头、债有主，既然是王泛森、黄进兴等造谣生事，你去找他们，何必将余英时先生牵托进来，拿「余英时外传」当标靶射，你们还有学术伦理吗？
A：在〈公案〉一文中，我一在说明王、黄二人是主动认识我，而我从未对王、黄二人主动攀谈。以我的理解，我与王、黄根本不认识，他们没有理由诋毁我，除非是因〈学阀〉一文而起。再者我在撰写〈学阀〉一文时，王、黄二人是什么咖小，连名讳都没有出现过，他们凭什么对一位不认识的人忌恨如此深，要深到造谣生事解决问题。除非余大师下令追查此事，否则以王、黄咖小，敢整我吗？他们咖小角色矛头应该是卢建荣，怎么会找一位往日无冤、近日无仇的大咖来消谴，捅了马蜂窝就龟缩无语，余门弟子难道就是这种咖小？余大师眼见于此还要装聋作哑，护短到底？至于〈余英时外传〉恐吓余大师，若有证据，我建议余大师提告，我一定当庭认罪，还能创下台湾司法史上难得记录。因为一本还没有问世的书籍居然能作为恐吓工具，我要问台大历史系主任甘怀真，以甘研究中古礼法、司法、皇权的专长，这则官司能否成立？如果中古史有现成案例或判例，我也当庭认罪，以成全余门的学术伦理。所谓学术伦理，首要的是查「抄袭」论文，如果余氏门人敢将抄袭的博士论文送呈余大师审鉴，依余大师审阅郭沫若「十批判书」标准检验，这才符合学术伦理，不知余大师以为然否，尚请见告。
Q：你在〈公案〉一文中，一再称许余大师，又一再揶揄余大师，居心何在？莫非有精神分裂症？你该去看精神科医师，不要写自己都不相信的文章？对于你的作为，学术界都不敢恭维，还是回到你熟悉领域电视台当丑角吧？
A：谢谢你的提醒，我相信做一位精神病人总比当挥刀自宫伪君子好吧！我的作为不需要学术界肯定，何况我又不吃学术这行饭，当个许不了可以娱乐观众，总比闯祸后天天龟缩在办公室的人强，如果拿丑角与龟公咖小比，丑角人格育尊严当然比他们强。这则答复，你满意吗？
（编者按：本期左书折页有「新说文解字专栏」，刊出张友骅先生对「龟公」和「咖小」两词的定义，请勿误解字义，更要慎防误解之后的对号入座。）
三、写正视史界黑函文化
回答完这些不入流的问题后，我才发现台湾历史学界的阴暗面，通联、传真、来函永远都不敢具名发表，相对于以真名示人的文章，还算磊落。如果学术界人士真要为余大师发言，我希望他们勇于投稿，本刊绝对一字不改全文照登。事实上，经此事件冲击，我自认推断无误，即是〈余英时〉三个字截至目前为止仍是学术界不能碰触的禁忌话题。于此有则生动事例，活生生的展现在我眼前。
某位任职于中研院的研究员，我拿〈公案〉一书给他，T 老师看完脸色大变，当我尊称他是「老师」时，他和颜悦色的告诉我：「有骅兄，请你不要称我为老师，毕竟我从没教过你，所以尔后你我兄弟相称即可，请不必太见外，因为看完你写余先生文章，我虽不敢恭维你，但余英时三个字在我脑海中从未想过批评他，你的胆大妄为，我不能学，也学不来。所以尔后求你不要再称我为老师，我教不起你这位学生。」说完，T 老师转头就走，留下一脸错愕的我，于此我算认清这则禁忌话题之所以在台湾历史学界留存长达三十多年不是没有原因。
再者如我为查证前近史所长吕芳上因故去职原因时，近史所个个噤若寒蝉，直到某位已离职研究员悄悄告诉我说：「吕芳上任期未满即匆促下台，是吕芳上听不懂余大师发言，被余大师一句“望似不像人君”话语，要求院方处理，逼得吕不得不上书表态，其中运作过程如你们说“余大师精于外科手术”的奥妙有关，就是吕下台主因。」
吕芳上下台后连〈余英时〉三个字都不敢提，如台湾历史学界的「阿信」，集任劳、任怨、任谤于一身。暗示〈余英时〉三个字之所以成为学术界禁忌话题，实有内、外在原因。以内在而言，台湾历史学界怠惰视余大师神威有如金刚附体、百邪不侵，根本不敢质疑余大师学才识德。脑海中充满对余大师孺慕之情，连受教都不敢吭两声，类似这种学者风骨，不要说评论余大师，就算是看到余大师都会发抖，此乃余大师得以称雄的关键所在。
至于外在，即是余大师透过绵密网络，搞「摘奸发伏」这一套，将险祸消弭于无形。兼以余大师纵横史海五十年来，余大师对付异己有两种策略，一是透过眼线预先布局先行掌握批之内容径行反击；一是通过选择性刊登文稿，任由余大师宰杀。在这套不对等模式运作下，历史学界敢于评论余大师的文章，屈指数来仅有陈启云、陈其南、’汪荣祖、钱新祖、杨儒宾、刘述先、刑义田等学者，其中汪荣祖、钱新祖、杨儒宾被余大师狠辣文章修理后，竟然噤声不敢吭气，连听到余英时三个字都会惊出冷汗，既不敢斗、也不敢骂、更不敢说，风骨个个都像「学界阿信」吕芳上。惟独我写的两篇文章，是幸运的「漏网之鱼」。因为我非学界人士，不会引起余大师注意，兼以我受史学训练有限，绝不与余大师玩考证义理之学，仅能就余大师学才识德中「为德不卒」部分与其周旋。承蒙余大师高抬贵手，使我两次有惊无险的强渡关山，却从而领教余大师「化外」之手的高明。事实上，这两篇文章起头，均是余氏门人搅局，才有意外的结果。这是余大师事先料想不到的事故，也是我的幸运之处。
反过来说，若非余氏门人搅局，台湾传媒界也不会出现訾议余大师是非，我得感谢余氏门人的起头，说明〈余英时〉三个字不能讨论，乃是学术界怠惰使然，这不能怪余大师，而是学术界不作为，才让余门坐大，取代胡适、傅斯年当年地位。要知道胡、傅师徒终其身都未达成的目标，在余大师手中竟能一统江湖任我行。这点研究傅斯年相当精湛的王泛森应该清楚。形势如此，余的一江湖既是台湾历史界的悲哀，也是学术界悲鸣的开始。因为一个「为德不卒」的宗派在余大师霸气纵横指挥下还能维持局面，待余大师身后，宗派指挥权交到学才识德俱缺的代理人手中，还有光明前景？面对外界「为德不卒」指责，余大师亲教亲授的弟子个个龟缩都不敢应战，余门崩解已指日可待，我为余大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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