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进宝 孙宁 | 池田温先生与敦煌学研究
中古史·编者按：
刘进宝，1961年生，甘肃兰州人。现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83年西北师范学院历史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88年西北范师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2001年武汉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获博士学位。长期从事敦煌学与隋唐五代史研究，个人学术论著有《敦煌学述论》（甘肃教育出版社1991年；台湾洪叶文化事业公司1995年出版中文繁体字版；韩国Acanet出版社2003年出版韩文本）、《敦煌文书与唐史研究》（台湾新文丰2000）、《敦煌学通论》（甘肃教育2002）、《唐宋之际归义军经济史研究》（中国社科2007）、《丝绸之路敦煌研究》（新疆人民2010）、《敦煌学术史：事件、人物与著述》（中华书局2011）等。主编有《转型期的敦煌学》（上海古籍2007）、《百年敦煌学：历史、现状、趋势》（甘肃人民2009）等。
孙宁，1984年生，江苏徐州人，现为山西师大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承担历史文献学、中西交通史、文史工具书、中国史经典文献导读等课程。先后获得南京师范大学文学学士（2008）、历史文献学硕士（2011）、历史学博士（2014）诸学位，研究方向为隋唐史、山西古代史，已于《敦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南京师大学报》、《中国农史》、《唐史论丛》等核心刊物发表论文十数篇，出版专著《唐代户籍编造史稿》一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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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池田温先生是日本乃至国际知名的敦煌学专家。由于教育环境的理想与自身的勤奋，池田先生早年便接受了中国语文和史学的严格训练，并得以走上敦煌研究之路。他所编纂的《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等资料集中反映了其精湛的中国古文书学素养，而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对中古社会经济史的讨论一直备受瞩目。他还对敦煌学在日本的普及有突出贡献，并对中国敦煌学及同仁的研究表示了真切关注。基于此，本文附上池田先生论著目录一份，有助于国人进一步了解其学术成就与敦煌学的影响。关键词：池田温；教育简况；敦煌研究；论著目录
池田温教授是一位具有国际视野的世界级敦煌学家。他1931年12月出生于静冈市，2011年4月，在池田温先生八十寿辰前夕，日本数位敦煌学与魏晋南北朝唐史学者（金子修一、土肥义和、坂上康俊、小口彦太、窪添庆文、大津透及池田先生本人，还包括韩国学者任大熙）聚会在东京的东方学会会议室，就其学问与人生进行了座谈。［1］在此，我们对先生的敦煌学研究略作介绍，以纪念池田先生八十寿辰。
一、
池田温先生 23 岁毕业于东京大学东洋史学科，1956 年获东京大学硕士学位，1961 年在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科学研究科完成了博士课程。［2］此后，他在北海道大学、东京大学、东洋文库任职，于 1976 年 4 月晋升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同年 10 月兼任东洋文库研究员。 1990 年出任东大东洋文化研究所所长， 两年后正式从东大退休，出任东大名誉教授。1992 年 4 月，担任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主任。自 1993年 10 月起，在创价大学任职，其间于 2002 年 4 月任该校文学部特任教授，2007 年 3 月以名誉教授身份退职。 在四十余年的教学研究生涯中， 池田先生还获得了两项重要荣誉：1983 年以《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一书荣膺第 73 回日本学士院奖；2003 年被授予日本国勋三等旭日中绶章，该荣誉是日本国授予“对国家公共有功劳者中， 有引人瞩目的显著功绩内容”之人， 这正与池田先生在学术领域的辉煌成就相匹配。此外，他还承担了一些重要的学术兼职，如曾任日本东方学会、唐代史研究会的会长，现在则是东方学会、史学会的顾问。这些学会在日本学界声望甚高。他还出任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客座教授、中国敦煌研究院兼职研究员及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干事。
少年时代的池田先生接受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初步训练，1952 年进入东京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学习后，在西嶋定生的讲座中学习了杜佑的《通典》，同时研读了西嶋先生的《中国农学史》、《中国经济史概说》等讲义，自此有志研究中国古代史。
正在此时， 在海外访学的山本达郎先生回到了日本， 他将在伦敦大英博物馆调查到的斯坦因所获敦煌文献中的户籍类文书作为讲座教材，分发给学生认真释读，这种一字一字地释读可以说对池田先生以后从事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文献的研究有很大影响， 更为重要的是将池田先生引入了敦煌学领域。1954 年大学毕业后继续在东京大学东洋史学科读研究生， 师从著名的中国经济史专家西嶋定生先生， 在西嶋先生的指导下完成了硕士论文 《有关唐代均田制的研究———以其实施的实情为考察中心》。
在大学和研究生学习期间， 池田先生亲炙于山本达郎、榎一雄、西嶋定生、仓石武四郎、仁井田陞诸先生，为其学术航程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因此，日本现任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关尾史郎教授在介绍西嶋先生的学术业绩时， 认为作为西嶋先生的学生，池田先生是日本“吐鲁番学和敦煌学第一人”， 以示其学养渊源。而从 20 世纪 50年代通过山本达郎先生接触西魏大统计帐， 并在东洋文库观摩、整理斯坦因所劫敦煌文献的胶卷开始，池田先生已在敦煌学园地耕耘了半个世纪，成就巨大，影响广泛，正如荣新江先生所言：“在敦煌学的世界里，不论东方还是西方，大概是没有人不知道池田温先生的了。”
二、
为池田教授带来莫大声誉的首推 《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和《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两部论著。
《中国古代籍帐研究》的概观部分由序章和三章组成。序章主要是研究史的回顾与总结；第一章通过对战国到汉代簿籍的演变研究，着力探讨古代籍帐制度的形成；第二章通过对魏晋十六国籍帐的考察，主要研究了籍帐制度的变质；第三章是本书重点，即利用敦煌、吐鲁番籍帐文书研究古代籍帐制度的完成与崩溃。一是由武周、开元初年籍帐的松弛而深入研究了开元敦煌籍中出现的检括痕迹，如开元十年籍草稿中所见到的检括和征兵、见于开元四年籍抄录中的检括及宇文融括户政策的一面；二是指出天宝敦煌籍中所出现的伪滥倾向，如每户口数的增大、男女数的不均衡，并分析了伪籍的原因；三是在差科簿研究的基础上，从文书原形与年代、差科簿的登录对象、破除与见在、差科簿的编制手续、年龄分布与老小登簿、差科簿中出现的乡间的差异、差科的特质、大历差科簿的形骸化诸方面，全面讨论了敦煌差科簿的变迁；四是以大历四年敦煌手实为线索，通过对本件手实的外形、登载户口的激减、田土登录的名目化与全国统计的关联，揭示了安史之乱后籍帐的荒废倾向。并且，以比较的手法放眼东亚古代社会，初步展开了日唐户籍法令、日唐籍帐样式与内容异同的对比研究。他认为唐代籍帐制度是古代东亚各国的模范，而敦煌吐鲁番籍帐文书是极为宝贵、可供参考的资料，并对这种比较研究寄予期待。由于他的研究能够十分贴近文书的客观内容，所以其探讨方式和所得结论都带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另外，《中国古代籍帐研究》 的录文部分载有敦煌籍帐（户籍类文书）15 件，天宝年代敦煌郡敦煌县差科簿 3 件，其他与敦煌人口、土地、物品相关的籍帐上百件。著者将敦煌籍帐文书放到汉唐籍帐制度演变的长河中， 这种长时段的考察视角使敦煌籍帐的价值凸显，同时看到了古代中国籍帐的演进之路。池田先生的录文工作是汉语古文书学的典范， 切实做到了尽可能地研读敦煌文书原件，从原件出发以详作注记。在本书中，池田先生完善了录文的规范，记明年代、原题或拟题、正文各行番号。录文凡例中又以各种记号表明异体字、俗字、通用字、残存字记号，前后缺记号，例补记号，异于本文笔迹文字、朱字、朱点、朱勾、朱印、抹消文字、印鉴、原纸缝、原来不连接断简等等。严格的注记规范主要体现在录文末尾的注记（原本收藏藏家、登录号、尺幅、缝背注记、目录著录、图版刊行、别家录文）、纸背及连贴型制、插图，而构成写本的物质要素如用纸、墨料、装潢等外观也加以注记。为了照顾字体、书写风格、书写格式、印签等外貌而专门设计了插页，以上图版下录文的直观方式，便于使用者参照。些细节都体现了著者的良苦用心。池田先生对古文书学的卓越追求，为发展中国古文书学的规范提供了榜样。
本书出版后，得到了中日学界的一致肯定，高明士先生认为：“以敦煌吐鲁番的文献而言， 半个世纪以来内外学者专家对籍帐制度的检讨，到池田氏书出，可谓集其大成。本书作为‘敦煌学’有关籍帐类的录文而言，可说是最完备的书。”“实际上作者多年来殚精竭虑的成果均已融会在本书里。” 并且，本书还被认为是“对战后均田制研究带来巨大推动并构成其发展阶段的代表性成果”。
不过，《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之“古代”，主要是指从商周到隋唐，“这种时代区分， 正是以东京大学为中心的学者们的说法。以京都大学为中心的学者们却将隋唐作为‘中世’的结束。日本史学界对隋唐一段的时代区分法差异很大， 这是我们参考日人著作时应格外留意的地方。” 可见本书烙上了东大史学传统的痕迹。
池田先生出色精审的工作是有深刻原因的。他在回顾学习生活时说道：“在西嶋定生先生的指导下， 曾在东京大学大学院以唐代均田制作为硕士论文题以来，笔者对于籍帐即极为关心。在大学院期间， 幸得参加山本达郎先生以西魏计帐式文书为资料的共同讨论；得聆听仁井田陞先生所讲授的中国法制史课程， 开启了对于法律文书的眼界， 通过西嶋先生和周藤吉之二位的大谷文书的新研究， 对于唐代土地制度的认识扩大了新的视野时，掌握了正确分析文书的方法；又作为东洋文库的研究生，在榎一雄先生的指导下，一面从事于当年英人斯坦因所拍摄的文献照片的整理检点，一面接触了多数的文书资料的照片；所有这些都是难得的幸运。另一方面，忝列以竹内理三先生为代表的正仓院籍帐研 究小组的末席 （1959—1960），在为日本古代史研究的高水平所采用的缜密的调查方法中多获教益。” 除了这些客观因素外，还取决于他的勤奋和细心。如在东洋文库整理斯坦因所获文献的缩微胶片期间，他便努力抄录了许多官文书、寺院文书或写经的识语等。而尽可能地接触敦煌写本原卷是其研究最重要的特点。
池田先生一再表示中国汉语古写本数量与质量在世界上的无与伦比， 汉唐写本文献在世界文化宝库中具有崇高地位。［3］ 所以，《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 对当时所能见到的古代汉语写本题记进行了尽可能完备的搜集。本书分序文、解说、凡例、附图四个部分，其中“解说”部分十分精彩，池田先生对中国古代写本、写本识语的状况予以提要钩玄的介绍，并交代了既有的识语集录工作、所依据的参考资料及存疑问题。在存疑方面，主要是如何处理伪写本及其识语的。可见，池田先生对该项工作的各种考虑比较充分。本书所收识语录文总计 2623 条（含增补）。这些识语的时代跨越千年，其中年代最早的题记是西汉成帝阳朔元年（前24），晚则至北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收藏范围遍布世界各国，如大英图书馆及博物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现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及日本东洋文库等著名机构。本书体例严谨，对前人成果一一注明；对疑伪写本并不完全摒弃，以标明“疑伪”的形式著录。本资料集搜罗宏富， 特色鲜明，其中唐朝写本题记1703 条，占全部的 65%，而五代北宋计有 430 条，它们大多自敦煌藏经洞。这些识语关涉宗教、经济社会、文化教育诸门类，又以佛经及佛事类题记占80%，反映了中古中国的时代风貌与敦煌的地域特色。池田先生对敦煌文献各类题记的大排查，使古写本的利用又深入一层。总之，他始终站在人类文明演进的高度来评判敦煌文献的价值。
这两部极负盛名的资料整理及研究以其系统性彰显了池田先生良好的古文书学素养。除此之外，他与山本达郎先生合编的《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集》第 3 卷 《契约文书》（Tun-huang andTurfan Documents concerning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Ⅲ Contracts）载有520 件古代契约的录文和 270 幅图版， 其中出自敦煌的契约录文（251 件）几占一半。书中附有简要的概况性解说和研究文献目录， 池田先生明确表示录文的可信赖性，满足了学界对契约资料集的需要。后来，他在《敦煌汉文文献》（《讲座敦煌》5）中对契约的种类（买卖契、交换契、贷借契、雇佣契、遗书与分书、身份解放证明书）、敦煌契约的整体状态和性质作了扼要介绍。他认为敦煌契约种类丰富，但存在缺陷，如土地、房屋租赁契及货币高利贷契等比较少见，这与吐鲁番地区的情况不同。敦煌更多地表现了农村属性，而西州地区则是城市性质的社会， 两地经济社会背景的差异有利于敦煌契约的深度挖掘。可见，他对契约连续十余年的倾注使其更能对古代社会进行综合性思考。［4］
池田先生对敦煌法制文献亦有过系统介绍， 其与山本达郎、冈野诚合著了《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集》 第 1 卷 《法制文书》（Tun-huang and Turfan Documents concerning Social and Eco- nomicHistory. Ⅰ Legal Texts）， 使敦煌法制文 献的整理达到了崭新水平。在研究敦煌吐鲁番法制文书的基础上，他还主编了《唐令拾遗补》。在 序言中他指出：“现存的日本令， 以永徽令为蓝本 编纂，因此除在日本独自立法的一部分条文外，大多数条文是沿袭乃至部分省略改订唐令而成的。”至于 《唐令拾遗补》 所增加的唐日两令对照一览表，则是“希望为中国研究者就便利用日本大宝、养老令发挥更大效用”［5］。这种既能立足于本国历史文化的卓越掌握，又能对异国古代文明于本国的影响有客观、 深入了解的比较研究实在令人敬佩， 而其对敦煌吐鲁番法制文书的整理与研究则加深了他对唐代法制变迁的探讨。
三、
池田先生认为，历史研究必须 重 视 基 础，因为社会经济史、土地制度就是基础内容，而在中国中古史方面， 社会经济史主要是研究土地制度、人与人关系的问题。因此，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中古社会经济和土地制度即是先生的学术特色之一。他 利 用 英 藏 S.8387、S.9487文书，即天宝后期敦煌县户别受田簿，探讨了唐代敦煌均田制度。而俄藏文书三件断片：Дx.l379、Дx.872l、Дx.3180 其背面均为《大乘起信论略述》，从而认定为同一卷子的残片，并判定文书正面为敦煌退田簿。通过天宝十载前后敦煌县两种田簿——户别受田亩数簿和退田簿的详细探讨，池田先生判明它们是为应受额严重不足的户给田做准备而列举户主、户内有受田资格者、全已受田亩数的文书，和分别列记绝户、逃走户等户主及全已受田宅的退田簿。土肥义和先生发现的斯坦因断片和上举俄藏三断片被确认为同一件文书，这不仅进一步明确了这种户别受田簿的性质,而且还得以确定：它和退田簿是同时被县令 （或丞、尉）某元处理的，此外还了解到它们是和差科簿长卷一起制作的一批文书。这三种文书行距甚大，田簿是 2.5—3 厘米，差科簿达 4 厘米，这是袭用原来的书式，在前代，这是为了做各种注记和核对而留下的空白。天宝后期敦煌县三种文书当中的空白都没有写上， 因此这是以旧方式为据而制作誊抄的文书。这一点暗示了官府对田土的支配只留下一个外壳， 这与差科簿反映的丁中支配的松弛相结合，明示了 8 世纪中叶唐朝西边统治的衰退。天宝后期的敦煌地区，类似于欠田户调查的受田簿制作和绝户、逃走户的退田的确在实施，但目前还未发现与均田制相应的有组织地进行给田的迹象。同时指出寿昌乡绝户受田，在近旁寿昌城下不足时，大部分户并存有敦煌城下的土地，而西州所见的隔地受田也存在于敦煌。由此可知，此件文书乃是敦煌文书土地关系帐簿中内容最丰富的宝贵资料。池田先生早年对大历四年敦煌县悬泉乡宜禾里手实文书的研究， 揭示了各户田土数量的不均以及国家规定的松弛， 肯定了均田制给受田的确实施行以及国家田令按照地方实际发生的变通。这体现了注重时空变化的研究理念。
同时， 池田先生对吐蕃和归义军时期的敦煌社会经济也进行了系统探讨， 如通过 9 世纪初分家诉讼文书——丑年十二月僧龙藏牒，论证出突、突税、突课、突田与藏语 dor 的关系，除了指出法律诉讼文书的意义外，并从中了解了经营农地、开办酒店、看护水硙、油梁等各种经营活动，是古代敦煌经济生活史的珍贵资料。池田先生还对敦煌文书所见地方城市的住居进行了分析， 并与吐鲁番地区展开比较，指出 6、7 世纪的吐鲁番与 9、10世纪的敦煌，两地基本上都系官人和农民城居。但有一相异之点值得注目：敦煌在城外耕地间的园舍很多，吐鲁番见不到这样的例子。对照起来，西州籍中的青苗亩数牒、退田簿、给田簿等地段四至中找不到舍，而敦煌籍帐四至中，舍则频频出现。在基本居住形态上，吐鲁番方面的城市性的性质较彻底，敦煌的住居保留了农村性的性质。
敦煌地区的通货形态在汉宋时期屡有变迁，而在流通经济上， 无论是量还是质在实体方面都表现出连续性。因此，他归纳了敦煌千年通货变迁的阶段特征：汉晋之际的货币经济，北朝布匹与西域金银钱的流通，唐前期的货币经济及吐蕃占领后（8 世纪）实物交换的盛行。这种长时段的考察与研究方法，非常值得我们重视和借鉴。
池田先生的研究包含着明确的时间观念，体现了严谨的学风。这一严谨同样渗透在他对唐代敦煌社会状况的思考中，如揭示了 8 世纪初敦煌氏族名门捏造系谱的史实，而敦煌郡望表一类的文书则反映了中国中古贵族制的衰落。他对 8 世纪中叶敦煌粟特人聚落的研究引起了国际汉学界的注意，进而从天宝十载敦煌县差科簿入手，对从化乡（粟特人在敦煌聚居之地）居民户口数、居民姓氏与名字、家庭形态、公务负担、身份构成、居民生业以及聚落的位置、由来、职能、演变乃至消亡，进行了全面考察，实是古文书利用、研究的榜样。这一成果将伯希和早年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不仅展示了中古西北的族群生态，还是认识亚洲大陆深处不同文明共存共荣的窗口。
池田温先生还非常重视敦煌文献的编目工作。早在 1964 年，他与菊池英夫先生合编了《斯坦因敦煌文献及研究文献引用介绍的西域出土汉文文献分类目录初稿·非佛教文献之部古文书类》（以东洋文库敦煌文献研究委员会名义刊行）一书，这是一种有详细记注，包括文书起止行记录的目录。在论及中国编纂敦煌写本总目的意愿时，他希望把非真品作为附录收载，将真伪不明的写本列为一组，与已确定为真品、伪品区别开来。以俟将来有了新的研究进展， 能判别确凿的真伪时再作区分［6］。敦煌写本真伪问题是他时刻在心的，对学术的高度热忱使其在面对文献时保持了极高的理性与冷静。1992 年在《敦煌汉文文献》中讨论了敦煌写本的外形、内容、伪作及真伪鉴别，2009 年以近八十高龄又撰写了《敦煌写本伪造问题管见》一文，专门讨论写本的真伪［16］。这些中肯的讨论源自他早年在东洋文库实习时所积累的经验，而对敦煌写本真迹的捍卫乃出于一种学术的良知。
四、
在日本的敦煌学普及方面， 池田先生也做得有声有色，陆续撰写了有关敦煌、敦煌遗文、敦煌文献、敦煌的历史背景、敦煌学与日本人、敦煌学与日本文学、 敦煌功德录与日本古代愿文之关系的文章，各有侧重，宣传了敦煌研究的内蕴与价值。这些普及论著因其文风之平易、信息量之大、介绍之全面而富有特色，表现了一位学者对社会的真诚回馈。平实而流畅的文笔不仅阐述了敦煌与敦煌文献的内在意义， 还坦诚地指出敦煌学对日本的巨大价值。诚然，他对日本学者促进敦煌学发展的自豪之情亦溢于言表。［7］
池田先生不仅对日本及西方的敦煌研究热切 关注，还以积极莅会、撰写会议简况等方式对中国敦煌学的进展、中国举办的敦煌吐鲁番学术会议、 敦煌研究院成立五十周年等表示了关注。在《中国 古代写本识语集录》序言中，他指出 20 世纪 80 年代成立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为古写本研究开创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又通过学术综述、翻译、书评对中国学者唐长孺、周一良、姜伯勤、施萍婷、王三庆、张弓、荣新江等学者及其论著作了热情的介绍［8］。而对于一些标志性的学术成果如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编辑的《敦煌资料》第 1辑，唐耕耦、陆宏基编纂的《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5 辑，黄永武主编的《敦煌宝藏》，张涌泉主编的《敦煌经部文献合集》等，池田先生都给予了充分肯定与赞扬，认为《敦煌资料》第 1 辑是划时代的著作， 促进了利用契约进行各类研究的发展；《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 的成绩值得大书特书，是敦煌研究划时代发展的象征等。［9］
朱子 《鹅湖寺和陆子寿》 曰：“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池田先生追随着白鸟库吉、津田左右吉诸位东洋史学开拓者的步伐， 因而在其研究中，不仅继承了实事求是的汉学研习传统，还闪烁着史学的现代性光芒。我们希望以上的简略介绍有助于学界对池田先生敦煌学研究成绩的了解，进而有助于国际敦煌学学术史的研究。
注释：
［1］ 座谈会主题是“池田温先生的学问与人生”，载《东方学》 第 123 辑，2012 年 1 月。中文稿将在《中国史研究动态》发表。［2］ 有些出版物称池田温先生为东京大学博士， 如 2007 年 底中华书局出版了他的论文集《敦煌文书的世界》，2008 年池田先生从日本寄笔者一册，其中还附有一大页正反两面的“正误表”。在作者介绍中，有“日本东京大学博士”一项，池田先生的正误表特别注明：东京大学博士是错的，正确的应该是“日本东京大学硕士。敝生虽东京大学大学院曾在学，只取得硕士，在博士课程而单位取得退学，未获博士学位”。［3］参阅池田温《敦煌汉文写本的价值———以写本的真伪问题为中心》一文，此据《敦煌文书的世界》，第 189—210 页。［4］参阅池田温《契》一文，此据《敦煌文书的世界》，第 160— 188 页。［5］ 池田温《唐令拾遗补序》，参阅黄正建、李锦绣汉译本，载 《法律史论集》第 1 卷，法律出版社 1998 年。［6］ 池田温《讲座敦煌》5《敦煌汉文文献》，此据《敦煌文书的 世界》，第 203 页。［7］据《敦煌文书的世界》所收各篇，最后一句则总结自该书 的《敦煌学与日本人》一文。［8］ 这一部分主要依据大津透编纂的《池田温先生主要著作目录》之动向、书评·介绍两部分。见《东方学》第 23 辑。［9］ 对这两部资料集的评价出自《契》一文，此据《敦煌文书的世界》，第 162—164 页。（该文原刊于《敦煌研究》，2013年第3期。另，因便于排版，原文所附池田温著述目录已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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