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无一用 | 王永兴先生为北大78级历史系本科生开设“敦煌文书课”时间考
《通向义宁之学：王永兴先生纪念文集》，为王永兴先生去世后弟子们商议出版的一部纪念文集。作为中古史学术殿堂的大家，作为陈门弟子和义宁之学的传人，无论是先生的故交友朋，还是受业弟子，都会为其百折不回、九死无悔的奋斗精神所鼓舞，为其严谨求实、大朴似拙的治学风范所钦服，也都会为其以诚待人、尊师重教的高尚人格所心仪，这是对王先生人生价值和学术成就实事求是的肯定和评价。
1978年底，阔别学术研究和高校教学岗位廿余载的王永兴先生终得以调回北京，到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王先生在其《八十自述》说：“1978年冬，我回到北京大学历史系。‘浪子回头金不换’，我借用这句话赋予它我的意义。几十年离开我的正业，确是浪子，虽然是不得已的。”此时，王先生“尽管年近古稀，也要拼搏努力，把损失的时间再找回来”（李鸿宾《回忆我的导师王永兴先生》），遂立即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教学与研究工作当中。
王先生在《王永兴学述》中说：“1979年秋，在我第一次走上北大唐史讲台时，我十分激动振奋，但又惭愧。”此时，即北大78级历史系生进入大学二年级学习阶段。
据78级的陈苏镇回忆，“王先生在历史系开了几门课，都是隋唐史和敦煌文书方面的”（《忆王永兴先生》）。同为78级学生的邓小南在《跟随王先生念书》中言“我所在的中国史78级，是日后颇为老师们称道的一个班；但当我们入学之际，至少我本人，其实是懵懵懂懂的。上到二年级，刚调入北大不久的王先生和张广达先生合作讲授敦煌学研究课程，我们有些低年级的本科生也跟着研究生们去上”。
另一78级学生卢向前在《清明祭先生》文中介绍“我最初单独谒见先生，应该是在1979年的9月”，“那一年8月底，新学期开始了，二院走廊贴出的课程表上有一门‘敦煌文书研究’。那是先生与张广达先生共同为赵和平、安家瑶他们这一级研究生开的‘研究课程’（先生语）。78级的本科学生，经历过多少年的知识饥渴，也不管研究不研究的，呼拉拉一下子去了二十多人”。
再有，78级学生马小红《春天里的思念》一文，“北京大学历史系78级的同学谁也不会忘记王先生”，入学“一年后，修完了通史课程，记得系里的负责老师王春梅告诉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课。我当时还真不太明白自己的‘情况’，只是看到大哥大姐们纷纷选‘敦煌文书’课，就也比照着选了一个，尽管那时我连敦煌在哪都不知道。全班二十多人选了这门课，还有其他专业的一些学长”，从此“上课下课、宿舍、图书馆、健房、食堂，在大学二年级后成为我生活的主旋律”。
上述列举北大78级历史系学生邓小南、卢向前、马小红等人的介绍，共同说明他们在步入大二时，即1979年，参加了王先生敦煌文书研究课之学习。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荣新江《读书须先识字——记王永兴先生的教诲》一文，“1978年我考入北大历史系中国史专业”到“大三时，王永兴和张广达两位先生给我们开设‘敦煌文书研究’课程”，即王先生开设敦煌文书研究课程是在大三阶段，也就是1980年。那么，同为78级的荣新江，与邓小南诸人记述大二时开始学习敦煌文书课在时间上存在差异。
稽《王永兴先生年谱》1980年条下，“9月，给78级本科生及研究生开两门课：敦煌文书研究课，每周2学时；隋唐五代史专题，每周2学时”。该年谱编自学界素有“唐作之合”（周一良语）之誉的王先生夫人李锦绣女史之手，其在《编后记》中写道：“我尽量以一个史学工作者的训练和眼光，审读这些资料。”根据《年谱》，王先生开设敦煌文书研究课程的时间为1980年9月，印证了荣氏之说，78级学生此时正为大三。
其实，邓小南等人的表述同《年谱》及荣氏所记并不矛盾。1979年秋季，邓小南等78级学生参加敦煌文书研究课的学习实际是沾了研究生光的“蹭课”行为。比如上文，邓小南说“有些低年级的本科生也跟着研究生们去上”，卢向前则更进一步说明是“为赵和平、安家瑶他们这一级研究生开的‘研究课程’”。次年，即1980年正式为本科生开设敦煌文书研究课程，也就是78级学生进入大学三年级时，而前一年此课程只是为研究生所设。
关于王先生将本科生提早介入研究生阶段的训练和培养的教学特色，稍晚些时候的82级历史系学生张帆认为“现在的本科教育提倡‘宽口径’，像王先生那样将本科生甚至是低年级本科生当研究生来带的做法，差不多绝迹了。即便在当时，这样的做法也很少见。其举是否完全恰当，或者还可以继续讨论。不过，王先生门下桃李芬芳，人才济济，在北大历史系乃至整个史学界都是著名的，这与他‘早选拨、早培养’的方针，恐怕不能说没有关系”（《往事杂忆——缅怀王永兴先生》）。王先生在其《回忆录》中讲到“关于敦煌文书研究这门课，对于大学三、四年级学生可能难一些，我思虑再三，如指导辅助适当得法，学生亦能努力用功学好这门课”。
事实上，王先生的这一独特教学方式既体现了对陈门学统的传承，又有着当时特定的环境因素。其一，身为陈寅恪先生之弟子和学术助手，无论从治学路径与学术风范，更包括课堂教学及对学生培养的各个方面，甚至于举手投足间的行为细节，王先生均可谓深得乃师之精髓。陈先生一贯授课精深博大，不仅于本科生，连研究生尚难觅端倪（参读桑兵：《陈寅恪的西学》），而恪守陈门师法，发扬义宁之学，正是王先生终身不渝之志。其二，遭逢“十年浩劫”，学术人才梯队出现了严重断层，百废待兴，亟需对研究人才的大量培养。同时，对于重返教学研究岗位已年逾六旬的王先生而言，时间尤显得弥足宝贵。北大历史系王春梅曾回忆王先生，“与时间赛跑，珍惜来北大工作的宝贵机会，立志要打破敦煌学研究中心在日本的说法。他到校后不久，就全身心投入教学、科研，及人才培养工作”（《忆王永兴先生》）。所以说，此举亦是应运而生，学生起点拔得高，提早接受训练，能够使他们迅速成长起来，为日后的研究生阶段打下坚实基础。
谨以此小文深切缅怀王永兴先生！
2020年4月记于西湖畔旁
“中古史研究”《隋书》修订本找茬系列（均为百无一用先生原创，侵权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