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鹿鸣 | 谈中古士族社会（彭珊珊/访谈）
中古史·编者按：
仇鹿鸣，1981年生于上海，现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师从韩昇。2000年9月考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2003年获得提前攻读硕士资格，2005年转入博士阶段学习，2008年获得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先于汉唐文献研究室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石刻墓志、文献整理等。出版专著《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
该文原载于仇著《读闲书》，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另，本公号运营之目的，旨在促进中古史领域之学术研究与交流，所推之文部分来源于网络转载。因各种原因，可能存在不明出处或未经原作者授权之情形，如有版权问题，请尽快联系编委会撤稿。
仇鹿鸣：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中，可以说任何一个朝代的官僚家族都不乏学者关注。但确实只有在中古时代，士族才被视为政治、社会结构的核心，将其作为理解这一时代本质的基本要素。中国学者一般称之为士族社会，而日本学者一般使用 “贵族制社会”一词，其背后所隐含的关怀便是对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时代分期论的思考。无论是20世纪三十年代的社会史论战，还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比较教条的五种社会形态的论争，以及日本战后关于中国史时代分期的论战，或多或少都是比附西方社会发展的模式，划分中国古代发展的几个阶段。其中日本学者习惯将中国古代分为古代、中世、近世三个阶段，而中世的重要特征便是贵族制社会;而在大陆，尽管在建国之后随着学术风向的变化，关于士族等王朝统治阶层的研究因违碍时势而转人沉寂，但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第一流的魏晋史学者唐长孺、王仲荦、何兹全都是“魏晋封建论”者，这些学者的讨论大多是从经济及人身依附关系等角度入手。尽管“封建”一词因歧义太多现在已不太被学者使用，但本质上而言，尽管中、日双方的学者思考的路径不同，但都认为在魏晋以降的社会构造较之于之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也只有在这一背景下士族研究才能成为中古史研究中的核心话题。假如我们有一天不再将贵族社会视为中古时代的根本特征之一，那么毫无疑问，士族这一课题的重要性将大打折扣。所以说，任何一个时代，学者重视什么课题，其实或隐或现地透露出学界对于这一时代基本特征的理解。
仇鹿鸣：中古士族与其他时代的官僚家族还是有相当的不同，多少具有些能自立于皇权之外的资本。这与魏晋南北朝时代国家分裂，又多是短命王朝，皇权衰落的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在东晋南朝社会中尤为典型，所谓“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纪僧真得宠于齐武帝，因而欲获得士大夫的身份，但齐武帝说“由江教、谢渝，我不得措此意”，于是其去拜访当时的士族领袖江教，刚刚坐定，江教便命“移吾床让客”，其实纪僧真“容貌言吐，雅有土风”，并不是一个粗人。因而，皇帝可以给予一个寒人高官厚禄，但其士族身份的获得，则取决当时社会的认可，而非皇权所能左右，南朝的士族习惯把纪僧真这样出身较低，因皇权而获得高位的人视为恩悻。
另一个可以体现土族自立皇权之外的例子是魏晋以降官分清浊。官僚等级制度有效运作无疑是皇权成立的重要基础。就像俗话所言的“官大一级压死人”，但南北朝时代清官概念的出现与流行，则对按照官品高低、次第升迁构造的政治秩序构成了挑战，有些官尽管官品较高，但因职任繁剧等种种原因，不为土族所喜，被视为浊官，宁可担任品级较低的清官。某种意义上而言，士族依据自己的文化趣味(清浊之分)重构了的官僚等级及其迁转次序，这不得不说有侵夺皇权的一面。
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是当时的文化与知识主要依赖士族才得以保存与传递。南北朝时期，因为政局的动荡，官学弛废，流民四散，当时的文化与知识，甚至一些专门的技艺，如书法、医学、礼仪、历法等，都是以家族为单位世代传习的，比如东海徐氏家族便是以医学见称，徐之才编纂有《药对》。因而士族多有家学，这也是士族门第为人所重的原因。
至于将中古士族视为一个自立于皇权之外的阶层还是寄生官僚，在本质上还是涉及时代分期论的话题，如果中古土族仍不过是皇权的依附者，那么中世与上古之间的本质性区别便不存在了。只有将土族视为自立性的阶层，那么才有中世社会的成立，这也是日本东京学派与京都学派论战的焦点之一，中村圭尔《六朝贵族制论》一文对双方的观点有详细的评述。
仇鹿鸣：田余庆先生的名著《东晋门内政治)已经系统论述了这一点，这首先是因为东晋皇权的衰弱，王衍在为司马越谋划“狡兔三窟”之计时，最初并没有考虑到退步江南。因而晋元帝司马睿无论是血统还是人望皆有欠缺，并不具备在江左运转皇权的条件，必须依赖南渡的士大夫的支持。特别是王导、王敦兄弟，不但掌握政治权力，而且控制了军权。司马氏与士族合作，维系了东晋政权，保住了半壁江山，就形成“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这种结合之下，皇权就相对弱势。
田余庆先生提出一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王与马、共天下”应该叫做“门阀政治”而不是“士族政治”。《东晋门阀政治》的第一版中还用了 士族政治一词，但在第二版中都改掉了， 就是为了避免和学界一般使用的士族政治一词相混淆。田先生认为东晋门阀政治，即司马氏与士族共天下的形式，其实是皇权的一种变态。在中古时期，大多数时候仍是皇权主导的，东晋只是一个特例。当然，在这背后其实暗含对日本学界“贵族制社会”的论说有所保留，反映了作者对于时代特质的不同理解。
从魏晋到隋唐，士族有哪些变化？学界对唐代士族的关注比较少，是因为这时士族走向衰落了吗？
仇鹿鸣：尽管学界的主流的看法仍认为唐代是一个 贵族社会，但一般将唐代视为士族逐渐走向衰落的时代。或许学界对于衰朽的东西就意兴阑珊了，唐代士族的研究较之魏晋南北朝显得寥落很多。如果要说变化，当然是有的，有两个重要的外部因素发生了改变，一个是魏晋时代皇权衰落、政局动荡的局面已不复存在，士族面对的是一个稳定而有力的国家。另一个则是九品官人法的废除，尽管门荫在唐代特别是前期还是起到很大的作用，但门荫也要仰赖祖上的官位，所以士族官僚性的一面不可避免地强化了。尽管一般认为中古士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自立于皇权之外，但事实上并不能完全脱离政治权力而存在。一代两代不做官，或许还能维持门第，但如果长期不做官，也会慢慢衰落。即使在士族势力最盛的时代，对于能够提振家门的“佳弟子”的培养与拔擢亦极为重视。某种意义上面言，士族身份来源于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门第，即当时所富的冢中枯骨，另一部分则是官位，所谓的当世冠冕，门第与官僚之间又形成相互支撑的关系。
最典型的例子是，南朝最显赫士族琅琊王氏和陈郡谢氏在唐朝失去了原来的地位，几无所闻。刘禹锡的名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人寻常百姓家”，便是指此。而江南的顾、陆、朱、张这些土族，虽然还有一些人物，但世系上可靠性很低。但北朝的土族，无论是山东的崔、卢、李、郑、王这样的五姓七家，还是关中的杜氏、韦氏，河东的柳氏、裴氏，出身虏姓的窦氏，在整个唐代仍维持了很高的地位。
就我个人观察，唐代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变化，南北朝的士族有很强的甄别士流的意愿，通过谱牒的编纂来辨别哪些房支是攀附、伪冒的，哪些是可靠的。在正史中也往往用“自云”一词来加以区别，但这种行为到唐代就消失了。因而唐代伪冒或滥用郡望的现象很普遍，目前出土的唐代墓志，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使用郡望，自称士族，当然其中大多数的世系都是不可靠的。这一现象唐初刘知几就已观察到了，“称袁则饰之陈郡，言杜则系之京邑，姓卯金者咸曰彭城，氏禾女者皆云巨鹿”。
但另一方面， 尽管甄别士流的事情不再发生，但通过阅读大量的出土墓志可以注意到，在相对世系可靠的土族群体中，又依然保持了一个稳定的世代通婚的网络，甚至一直维持到了晚唐。虽然唐代姓王的都自称是太原王、琅琊王，但是真正的土族仍然很大程度上维持了自己的身份与家族网络。在我看来，伪冒其实对士族门第价值最好的肯定，我在过去的研究中曾将冒姓的出现作为判断一个土族郡望形成的标志之一。打个比方，现在的地铁里充满着提着或真或假LV的人，这当然是LV品牌价值最好的体现，一个所谓的名牌如果在义乌都没有仿冒的话，那么恐怕离破产亦不太远，对于士族而言亦是如此。这恐怕也是唐、宋社会的一个区别。
另外对于科举在促进唐代社会流动、士族门第瓦解方面的作用，似乎亦不能评价太高。首先唐代科举取士数量有限，进士科一年就三十余人而已，和宋代相比差距很大，大量官员仍是通过门荫人仕。门荫出身而仕至宰相者，在唐前期非常常见。尽管中唐以后，科举日受重视，其标志便是翰林学士、宰相等要职多需进士出身，但毛汉光先生写过一篇论文，题为《唐代大士族的进士第》，指出士族的科举中占据相当大的优势。所谓“子弟”与“孤寒”之争，对于中晚唐政治颇有影响。从某种程度而言，唐代的科举有土族圈内竞争的色彩。
士族之所以能在科举的竞争中占据优势，一个原因是唐代科举重视诗赋，诗赋是贵族化的学问;后世诟病良多的八股文，则因其出题及形式固定，易于揣摩，反倒有利于贫寒之士出头。好比现在名校所推行的自主招生，当然有利于出身较好，见闻丰富的城市学生，而高考制度尽管有诸多弊端，但依据统一教材、出题的标准化考试在相当程度上缩小了城乡之间的差别。另外，唐代科举由于没有严格的糊名、脊卷等防止作弊的措施，颇有功夫在场外的味道；因而考前“行卷”是唐人流行的风气，有时候名次在考前便已确定，这个当然也是有利于士族阶层的。
另一个因素过去可能注意得不多，唐代官员往往因为宦游四方而长期离家，教育子女的重任往往落在母亲的身上，而士族的门第婚姻则确保士族婚对的女性往往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能为子女教养提供更好的条件，客观上也维持了士族门第不衰。随着近年来大量官宦家族女性墓志的发现及女性史研究的兴起，这些面向逐渐得到比较充分的揭示。
总体而言，要说唐代士族是一个课步走向数新的设性下海过程恐怕有些失之简单，其中很多的细节，还有待更多组牧的研究加以揭示。
仇鹿鸣：士族门第能维持近千年，其中有很多因素。当然从起源来说，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中国人常说“君子之泽，三世而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每次改朝换代之后，动乱都会使旧王朝的官僚群体被消灭，造就一批新贵，典型的如像汉初的“布衣卿相之局”。但两汉四百年的天下，造就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地方上的豪族势力盘根错节，东汉建立时，刘秀就大量依赖于地方大族的支持，与西汉初年的局势已大不相同。曹魏官僚群体的根基，与东汉的士大夫有密切的关联，不少是汉末名士的子孙。并且，从东汉、曹魏到西晋，连续三个王朝都是通过禅让的形式完成政权更替的，这个过程中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政治清洗，使得官僚群体保持了延续性。
接下来的五胡十六国，大量少数民族进人中原。在战乱中当然有相当批西晋官宦家族被清洗，但仍有不少人南渡江南，而东晋皇权则比较弱势，需要依赖于土族的号召力才能维持下去的，这就是前面提到过所谓“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
整个魏晋南北朝，总体而言由于国家分裂，政治动蔼。坚权相对衰落且不稳定，宫廷政变层出不穷，一个王朝往往只能维系几十年。而与之相对的是，士族则显示出了不受王朝更替影响的稳定性。任何一个皇帝上台，尽管会依据个人好恶在政治上有所亲疏，但总体而言，那二三十家士族相对稳定地构成了每个王朝官僚群体的主体。清代学者赵翼就曾观察到一个现象:六朝世族无功臣，因为士族平流进取，便可坐至公卿，自然只需要与时推迁，在新皇帝继位时，奉上玺绶，承担这样礼仪性的使命，以保全自己家族的地位为第一要务。南朝后期的几个开国之君，多是武人出身，但仍需借助土族的清望装饰门面，即使刘裕这样武功赫赫的人物，仍以不得谢混奉玺绂为憾。东晋之后，土族渐渐不再掌兵，失去了对军权的控制，长期而言对于政权的控制力日趋减小，南朝皇帝多用寒人掌机要。皇权的衰落与不稳，是士族长期存续的外因，因而到了唐代，士族和皇权之间就不可能互相匹敌了，因为有一个强大而稳定的国家存在。
内因则是土族自己的文化，特别是整个社会氛围对土族的认同与推重。比如直到现在中国仍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中国的大学多以出几个政治局委员为荣，但假设中国大学能不再把作为政界领导的校友排在最前面，而是把科学家排在最前面，这就在国家标准之外另建了一套评判成功的标准，这其实就是士族社会得以存续根本的因素。“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士族当然需要做官，也有很多土族卷人政治风波而被杀，所以一般而言，士族是不能和皇权相抗衡的。但是谁是土族，这个身份是来自社会的认同，不是说你今天位至宰相，就被天然地认可为士族。南朝的恩悻，尽管为皇帝所亲信，掌握权力，但仍被士族视为小人，直至唐代流风犹存。在某种意义上而言，中古时代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是分离的。
此外士族的文化包含多方面的因素，如家学、礼法、门风以及相对稳定而封闭的婚姻圈，而这些文化特征又有助于士族维持仕宦中的优势，加上土族门第显示出超越王朝兴衰的稳定性，因面为社会所推重。直到唐代晚期，山东的士族对于和皇帝联烟仍不太积极，唐文宗曾感慨:“民间修婚姻， 不计官，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
当然，这并不是说土族的谱系是不中断的，如果我们读《元和姓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表面上看起来土族的谱系从魏晋以降都是连续的，但事实上如果详加考证，会发现很多部分其实是断裂的，有伪冒的痕迹。因为历次大的动乱与政治变局中，还是会有很多屠戮发生，很多士族名门都被牵涉其中。但由于士族仍为当时社会所重，所以仍会有新贵会去伪冒旧望，而土族内部不同房支的地位也会随着政治变化起起落落，唐代士族内部盛支与衰支间的分化就很明显。因此也不能说中古士族社会是一个阶层流动停滞的时代，只是由于郡望不变，表面上的恒定不变掩饰了其内部所发生的可观的甚至是持续的变化。
总体而言，士族身份主要还是基于认同产生的，本质上并不依赖于某种制度的保障。尽管在魏晋时代有九品官人法，但九品官人法对于士族社会的成立是否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个人还是有些怀疑，感觉九品官人法更多地是对原有土族等级的确认与巩固，而非创造，特别是在北朝。
仇鹿鸣：门第上升有好多种因素，和皇权的关系当然是其中之一，士族不完全依附于皇权，但是仍受皇权的影响。比如陈郡谢氏，西晋的时候并不算高门，东晋之后就慢慢发展起来，这当然与皇权的扶持有关。另外一个因素则是适应时代文化趣味的变迁，如两晋的“由儒人玄”，擅长清谈，才能够进人那个圈子，为时人所重视。到了唐代，特别是中唐以后，进土科极受重视，那么进士及第也成为了维持士族门第的手段。士族尽管某种程度上是世袭的，但又不是完全封闭的，至少土族内部的圈内竞争及其升降是一直存在的。
仇鹿鸣：原因有几个。一是家族在乱世中迁徙，这个过程使得很多家族的世系不可考，南渡的家族有些在世系上也有问题。二是在北方，尤其是五胡进入中原后几次大的战乱与屠戮，北魏政局稳定后，崛起的士族往往攀附于魏晋高门，显示自己有门第的依托，但其间往往有两三百年的断裂，多有不可靠的地方。第三则是大量的伪冒，有时候皇族本身或者外戚都会借助皇权的帮助冒人士族，比如隋唐两代皇室分别号称出自弘农杨氏与陇西李氏，表面看起来都是第一流的士族门第， 但其实都不可靠。
仇鹿鸣：胡宝国先生曾指出过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即《史记》、《仪书》 籍贯书法不同，即《史记》记载人物籍贯多用县名，保留战国时代的习惯，而《汉书》则多书郡，由于郡级政区在两汉人生活中非常重要，也影响到人们的家乡观念。所以要讲郡望的起源，还是要和稳定的那级政区对于人们日常生活及观念的渗透联系起来考虑，而中古时代郡望所标举的郡名多数也选取汉代的郡名。
对于地方大族而言那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场坡，如果不进人中央做官的话，那么主要的人际关系，婚姻、交往圈般都集中在那内，般郡内有三五个大家族， 当时称为那姓，所以会出现“郡望+族姓”的标识。
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只有离开郡这样一一个地域，你从哪里来才会变得重要，在战乱和离散的过程中，地域认同反而会被强化。我倾向于推测在永嘉之后大规模的移动迁徙浪潮中，以郡中大族为中心的流民组织的形成及迁徙，促进了郡望的普及。
学界一般倾向于认为士族早期与乡里社会有比较密切的联系，有一个从地方大族到天下名族的成长过程，我们当然现在能够看到一些地方大族崛起的个案，但我认为大族在长时段中都是区域社会中的结构性存在，只不过若无特别的机缘，就在史书中被湮没了而已。而一旦有大的动乱发生，一些地方大族便借机浮出了水面，北魏末年的战乱，便有“至若瀛、冀诸刘，清河张、宋，并州王氏，濮阳侯族，诸如此辈，一宗将近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这样的记载。地方大族当然是地方社会的主导者，日本学者谷川道雄曾提出过“豪族共同体”的概念，认为六朝时代贵族主导下的乡里社会，贵族与民众之间是一种基于“义”的结合，而不是像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讲的是压迫或依附关系。张学锋先生曾告诉我一段轶闻，谷川先生自己就是豪族出身，他家是熊本县的豪族，幼年时亲眼看过自己的父、祖在熊本老家赈济乡里、焚烧债券，他对六朝贵族自律性的理解或许和他出身有很大的关系。谷川举出很多史料，证明在南北朝动乱迁徒的过程当中，很多贵族领袖团聚乡里，赈济灾民，通过平均的分配在乱世中维持秩序，在民众中具有很高的威望。但我个人觉得无论“豪族共同体”论还是传统阶级分析方法视角下的地主一农民二元对立假设，其本质上都基于对社会关系理想化的模型。我们也能举出很多豪强横暴，鱼肉乡里的记载，甚至可以说地主与农民对立的关系在传统乡土社会中往往会被一种更加温情的形式所掩盖。但无论如何，大族通过各种手段主导了乡里社会，这构成中古社会的重要底色。
仇鹿鸣：我觉得要分开来看，南方的侨姓、吴姓士族，唐初便已经衰弱；关陇的贵族则唐初兴盛一时，但中唐之后也日趋没落;但山东的旧族，特别是他们间的政治与婚姻网络，从墓志来看维持得时间似乎比想象得更长，我们不能低估士族在面对挑战时所展现出来的适应能力，比如刚刚提到过的科举制，唐代士族当然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是否能用“没落”这样一个简单的词汇来描述，我觉得还需要斟酌。
我们研究历史，往往不自觉地站在“后见之明”的立场上，因为宋代人不讲究郡望与门第，而唐末五代是士族消亡的时代，那么在消亡之前必然有一个慢慢走向衰落的过程，但从中晚唐人当时的观感而言，似乎并没有这样的感觉。唐末李振曾将裴枢等三十余位出身士族的大臣诛杀于白马驿，并将其尸体投人黄河，云“此等自谓清流，宜投诸河，永为浊流”。李振是科举竞争中的失败者，因而对于士族极为仇视。另一个参与其事的柳璨，虽然出身河东柳氏，但因为“朴钝”，不以诸宗齿之，这两位士族体制下失意者的极端之举，反倒折射出士族直至唐末政治中仍具相当的影响。
就我个人观察，士族是在五代特别是后唐之后快速衰败的，但这是一一个比较突然的变化，后唐仍重视土族，因为它是以兴复唐室自居的，所以唐庄宗天梁之后专门找了一批唐代士族子弟来做宰相。但是庄宗没能维持很长时间，假设它没有那么短命的话，局面可能又不一一样。另方面乱世更需要处置复杂政务的更干，当时称为“刀笔之才”，这在唐代是有贬义的，在五代则成了能干的称誉，而士族原有的文化特质，并不能适应动荡时代的需要。持续战乱的冲击，使得士族很难维持下去。我曾经讨论过五代崔协夫妇的墓志，发现-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清河小房崔氏一直有与范阳卢氏联姻的传统，尽管崔协与卢程两人在梁、晋对抗中分属两方，打了二十多年的仗，但一旦后唐重归统一， 两家又迅速恢复了联姻的关系，所以士族的网络有一定的 自我修复机能，但如果冲击是持续性的，那它难免会走向衰败。
仇鹿鸣：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累世为官的家族，但不像中古士族一样维持着一个超越地域的、长期的通婚圈，一般还是与地域社会结合得比较紧密。另一方面， 宋代以降累世为官家族的荣耀完全依赖于自己的官僚身份，相对来说是官僚制的依附者。而中古士族则不然，其身份与文化的自我认同确实在某种意义上而言是自立于皇权之外的。当然我们所讨论的中古士族，特别是日本学者喜欢用的“中世”、“贵族制”这些词，这当然有与西方中世纪社会相比附的意思，但如果我们现在完全拿掉西方社会这一参照系，怎么来理解中国历史的演进脉络，恐怕是需要重新思考的。另外宋代学者也使用士族一词，但我对宋代了解不多，不知有什么样的考虑。
在另一个层面上，也要注意唐宋之间史料不平衡所造成的差异，宋以后文集、方志、家谱等文献的大量流传于后，使我们能够广泛而清楚地了解大族在地方层面从事的具体活动，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显微镜”式观察的可能，但相对而言，研究唐以前学者，不得不主要依赖正史的记载来描摹大族的形象，而正史的记载当然是以王朝的政治活动为中心，自然也容易得出大族中央化与官僚化的印象，这大约可以算是一种“望远镜”式的观察。那么剩下的疑问是，我们过去印象中，唐宋间世家大族形象和社会地位的巨大变化，到底是一种实际上的存在，还是被不同性质文献所呈现出的不同面貌所夸大了呢。打个比方，历史学者看到的史料只不过是冰山浮在水面上部分而已，更多地东西早已湮没，而越早时代浮在水面上的部分越少，若我们仅就浮在水面上部分来下结论恐怕是危险的。
仇鹿鸣：我个人觉得还是有的，当然在孝文帝汉化之初到隋唐初年这一时期， 鲜卑贵族的认同如何，恐怕很复杂。但中唐以后，以五胡为代表的魏晋时期进人中原的少数民族与华夏之间的界限确实是消弭了，有些很有力的证据，比如大家熟知的白居易、元稹、刘禹锡、独孤及等著名文人，其实先世都是胡族，有大量文字流传下来，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但基本上读不到任何种族身份的色彩。另外最近读到的《董嘉猷妻郭氏墓志》也提供了很有意思的案例，墓志一方面 直率地记载董氏之先是西南蛮之胤，开元中方以质子的身份留居长安，另一方面 又特别记载“自服冠冕，代受恩锡，荣宠湛渥，郁为豪家。每求外姻，必采名族”，还强调其所娶的郭氏的母亲出自河东薛氏，是薛道衡之后，“合两姓之华胄，为一时之茂族”，是真士族，不是假冒牌，体现出对士族身份强烈的向往与认同，这种认同的存在才是士族社会得以维系的根本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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