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建荣 | 典范的转移──《没有历史的人：中晚唐的河北人抗争史》繁体增订版序
一
近两年中美贸易大战，许多台湾高科技生产线从大陆移回台湾。原本交由三联书局出版的七本书，有两本都排好版、正待二○一九年四月起陆续推出之际。不料一纸行政命令，竟阻止了这个发行大计，没为什么，三月底大陆当局突然要求，各书局要把送审通过并待上市的台港学者著书，重新送审一遍。如此一来，基层工作人员在审查作业上，不会只是最严，而是更严。静静等候送审再过的通知佳音，就一个月又一个月地迟不出现。到了今年十月，我已经等得心焦不已，逐渐说服自己，我与大陆读友无缘，此事就此打住吧。
就在此时，万没想到，一次与老友吴宏哲兄邂逅的事件，带来新的转机。宏哲兄听我大陆出书受阻，便在众家老友面前，讲出一番要助我一臂之力的话。这并不是他有办法让我在大陆出书，而是助我把大陆生产线移回台湾，像煞登上脱逃大陆的台湾企业这辆列车。我的文化事业重心又从大陆倏忽移回台湾。从二○○二年至二○一四年的十二年间，大陆有四家出版社各出我一本书。一五年时，我结识了三联主编张龙先生和中华贾主编雪飞小姐，大家相谈甚欢，就分别跟我敲定了签七本书和三本书的约定。从一六年至一八年，这两家书局分别忙于内部编辑作业。此其间，我与两位主编通信无数，分别交流了各自制作书籍的理念。我觉得很幸福的一件事，是天幸让我遇到识马的两位伯乐。张龙先生乃北大历史系毕业，初识那天，他告以发掘了一位重量级学者辛德勇先生。此后，辛先生之书一本一本地从张龙编辑手中应市，深受读者喜爱。贾雪飞小姐从复旦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后，投身中华编务。从她手中编出面市之书，都冲到十万本的天文卖量。像樊树志教授的晚明五部曲（已出三本），还有张国刚教授的《资治通鉴》学，都是贾小姐点指成金的热销商品。张、贾两位编辑近五年的努力，炒热了历史书类，让专业史家像煞王牌作家一样，他们的史著可跻身畅销书排行榜。这股历史通俗书热，无疑对我作品进入大陆书市，相当有利。
我数十年来，就是一位右手写科学报告的论文，左手写老妪都解的历史普及书的学者。我在历史普及书领域内，走在前述辛德勇、樊树志，以及张国刚等三位教授之前，早了许多年。今天出版社出了像张、贾这种看重历史普及书价值的专业编辑，当这种编辑当起识马伯乐，那么，象牙塔中稀见的千里马史家，像辛、樊、张等三教授，就会被发掘出来。我应属千里马俱乐部的一员，我的两部书，即《铁面急先锋》和《咆哮彭城》，先后让北京法政大学出版社和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编辑给相中，分别在二○一二年和二○一四年发行应市。之后，有张龙先生和贾雪飞小姐分别来洽谈出简体字版书，已述之于前，不赘。
二
唐帝国统治了一百三十七年，三支由安禄山统领的东北边防军哗变，杀向洛阳、长安两京，一副要吞噬帝国的模样。一时之间，帝国大河南北要地悉数沦陷，皇帝出逃，长安落入安禄山手中。从此，帝国各路军与安禄山军周旋了八年。安军在安禄山死后，连续换了三位头领，还在与唐军互打不已。但双方已攻守易势，安军的主力部队已从河南地退守到河北地，只比当初老巢的幽州、营州等地多了今天河北省的中部和南部。亦即，安禄山部众忙了八年，只获得帝国十余道行政区中的一道，即河北道。而唐军这时，分从河南和河东两地进逼河北。但谁都制服不了谁，于是形成了僵局。最后唐方主动罢兵，并撤离河北，河北从此成了安禄山死后余生部众的势力范围。同时，八年战争期间，有两块唐土也落到安禄山部众之手，一块是今天山东省，另一块是今天河南省西南部的蔡州一带（当时称作「淮西地」），于是乎，内战八年之后的帝国，有三处地方管治不了。特别是河北这一块，一直是乱后七位皇帝的梦魇所在，亟思加以光复。因而此后七十七年，唐廷就与河北三个藩镇处在一种关系不稳，又暧昧的状态。唐廷视河北为失地，而河北诸强人们则以河北主人自任。这样的唐河关系历史课题，近八十年来一直引起中外史家高度注意，都想对这样的历史现象给予合理的解释。
可这是一个极度复杂的历史课题，因此对历史家而言，研究此一议题，形同是对一己史学素养和能耐的一大考验。
三
唐（廷）河（北）关系课题是由陈寅恪这位二十世纪不世出史家所提出的。他在一九四四年出版对此课题的假说性解答。他认为，当时存在两个平行时空世界，一个是由长安天子所管治的「周孔名教」世界，另一个是不知「周孔名教」为何物的河北世界。一个传承的是中国正统文化，另一个则是背离此正统的低级文化。对于后者，他进一步解释说，河北地域中，虽在族群上是胡汉杂揉，但在文化上是以非汉的胡人文化为主体。其实，河北境内胡人族属多元且复杂，陈大师当时并未有所著墨，而是到了五、六十年后才由荣新江教授加以补白。
以上陈大师的历史诠释，是为了理解唐河关系之所以紧张且尖锐化，其持续如此之久，一言以蔽之，就是长安是汉族光辉文化的代表，河北三镇则是胡人文化的重镇，两者之间存在先天的文化隔阂，且发展到无可化解的地步。据此，又可进一步导引出双方的严重军事冲突，是双方文化冲突另一形式的体现。
然则陈大师上述假说是建立在一则二手传播上。一位代表胡人文化的河北之子，叫卢霈的，从小到大，只知骑射，却不知周公孔子为何许人。直到有一天，有一位河北儒者黄建出面告知他，还有一个世界，其文化境界比我们河北人的要高出许多。这个世界就在河北境外，是由一位坐镇在长安城的唐天子所统治的偌大地方。好个卢霈一知还有另一个世界，为他所不知，他听说之后，就偕乃弟出走河北，由山西地界进入天子的世界。他与乃弟决心做一位有「文明」的人，遂投注大量时间学汉字和读汉文书，并参加科举考试。最后，卢霈取得进士功名，却一时无法入仕。幸而，他的同年好友竞相供养他，让他可在长安生活下去。过了一段时间，卢霈偕弟到山西游历，不幸死在一群强盗之手。乃弟幸运逃脱，在遇到一位叫杜牧的文官后，才把上述身世和盘托出。杜牧据以写成〈卢霈墓志〉。
读者注意到了没有？河北之子卢霈的故事，活脱是一则胡化汉人，冒险进入天子世界，脱胎换骨变成一位一定汉化程度的汉人的变（换）身（分）故事。当年那位儒者黄建在点拨卢霈培养新的世界观的场合，卢霈弟弟并不在现场！卢弟应该听闻乃兄转述那场文化震撼对话，经过他的理解，再转译给听故事者杜牧听，而杜牧再以他主观认知，把卢霈转变文化认同的故事，给予记录。这故事传世至今，而为陈大师相信。陈大师并未留意杜牧所言，是二手信息，也未留心此中有杜牧的蓄意加工，把信息增加权重。同时，里面也夹缠有卢霈弟的臆测，以及杜牧对河北人先天刻板印象和自家主观价值和信念。这个关于河北之子变身为天子世界信徒的故事，里面究竟有多少事实成份，其实很值得今之史家怀疑的。陈大师不仅不疑有他，还照单全收！这是陈大师的偏听，导致对唐河关系的诠释致命的所在。
陈大师打一九四四年提出上说后，崇信兼崇拜者络绎于途。直到九○年代，台湾的毛汉光教授偕其所指导博士生廖幼华女士，才予以局部修正说，河北未全然胡化，胡化厚重区应局限在河北北部的幽州节度使。至于其他河北中南部的成德和魏博两节度区，应还是以汉人文化为主体的。
陈氏假说从一九四四年提出，至一九九○年毛教授始提局部修正，再到一九九二年廖女士发扬乃师之说，写成博论并毕业[1]。中、港、台三地学者，加上日本和欧美学者，基本上不断引用陈大师对唐河关系的看法。然而，挑战陈大师假说的事究竟发生在二○○○年至二○○七年的台湾史坛。
四
台湾史家卢建荣与二○○○年先发表一文，长达四万五千字，挑战陈寅恪假说，继而再加以扩大，于二○○七年六月出版《飞燕惊龙记：大唐文化工程师与河北没有历史的人》（台北：时英出版社）一书，提出一个迥异于陈大师的唐河关系诠释。卢氏有两项陈大师当年所没有的凭借，如下：其一，在史料上，卢氏大量引证由宋至清出土的地下墓志和地表碑刻，寻绎出陈大师没有见过的河北人声息其第一手讯息。其二，在方法论和分析装备上，卢氏运用创成于西方八○年代的新文化史理念。把文化当成研究对象，卢氏的新式文化观总算替换下陈大师陈旧的文化观。此外，卢氏对于解释志和碑，亦有所讲究，采用不同方法去看待，而不像时人无所分别加以对待。这是在掌握实物数据其中讯息的译码上，卢氏较一般史家更加警醒。这一点，也是分出高下的关键因素。
卢氏的提法，简单说，他认为河北三镇的文武公职人员，相对两京文化菁英而言，是政治／社会地位比较偏弱的一群。以河北地方菁英阶层，倘要在天子世界找到一个象样的职缺，几乎是千难万难之事。相形之下，他们依附在河北军镇机构讨生活，他们的生活却比在天子世界谋生要来得好。这是河北文武地方菁英愿意死心塌地地追随军主的深层结构因素！具体言之，是要过好一点的生活。
这点，莫说当时两京文化菁英，如韩愈者流，见不及此，即连现代史家也轻忽了。从大量出土的墓志资料，河北人抵抗李唐中央的行动，是有文化理据做支撑，而合理化其抵抗行动的，对照来说，两京文化菁英奉旨书写、送给投诚中央河北头领的纪念建物的石碑，是要驯化河北人，而在这驯化修辞的背后，暴露出对河北人的歧视。甚至在述及特定叛乱事件上，流露出对河北人／地的「认同的污名化」（Stigmatized Identity）举措！这些文化菁英也奉旨挑一些亲唐河北头领为其立传，这些传统文本多少暗寓拉甲（亲唐）打乙（反唐）的、传递归顺的文化政治话语。如此其多的针对河北人／河北文化的碑／志（按：全是公开的，有的在河北，有的在长安，请注意这些不同于河北地下出土墓志）制作，倘若不暇细观和深思，研究者将迷失于这庞大汪洋般的字海之中。当代史家可不慎哉！？
卢氏这本挑战陈大师的专著旧说，到目前为止，先影响了两位青壮大陆学者。一位在复旦大学工作的仇鹿鸣教授，继我标举的学术资源之后，复加上他师门绝技，即文献诠释学，于二○一八年出版《长安与河北之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仇教授弥补了拙作未处理的空白之处，还对碑志穷搜极索，并给予深刻的解析。仇先生寻绎所得，往往发人所未发，言人所未言，饶富创意。此书，我已发表对其赞赏之意。详见拙编《社会／文化史集刊》第二十三期（二○一九年一月）第一五九─一六三页，不赘。另外一位是首都师范大学张天虹教授，毕业于北师大历史所博班。他也处理河北藩镇问题，但他另辟蹊径，且跳脱出我和仇教授所聚焦的政治／文化视角，转而聚焦并深化经济／社会视角，来观察河北三镇抵抗力的物质基础和社会网络。河北人抵抗的文化基础，先后经我和仇教授一一揭示后，留给后人想超越的空间不大。当然，成德镇内房山是当时佛教信仰重镇之一。近年房山佛经典籍大量出土，日本气贺泽保规教授在此下足了工夫，应有助于将来揭示成德镇文武人员的心灵素养这一面向。再回到张天虹教授身上。他目前身任新加坡大学访问学者，他藉此难得机会，努力修改他当年博论以期出版。在此预祝他心想事成。
五
在我出版《飞燕惊龙记》之后，无独有偶地，中央民族大学李鸿宾教授及其所领导的硕士生，合出一本论河北的集子，叫《隋唐对河北地区的经营与双方的互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二○○八年三月），慢了拙作九个月，我估计，李教授应不知我这书的存在。
李编著书中，有两文与拙作在处理相同问题上有其同异之处，这两文如下：
1. 陈磊，〈唐代后期河北地区的文化分区与社会分群〉，第一七九─二四○页。
2. 张建宁，〈从《李宝臣纪功碑》看成德军的早期教育〉，第二四一─三二五页。
先说第二文，李宝臣碑乃河北人，而非两京文化菁英所制作。那是成德军成军初期唐河关系尚浑沌不明之时，我与仇教授都没去处理，略过不提。
关于第一文，用了不少河北出土墓志。这在史料运用上，与我的雷同，然则在历史诠释上，作者用跟我一样相同数据，看法多不一样。这很有趣。陈磊落于我后手，处理相同问题，原本存有很大超越我的空间。究竟有否超越，我请读者评断，恕我不便发言了。
但从学术基本路数来看，陈磊和张建宁尽管吸收不少中文学术资源，但格局上，仍是陈寅恪学术遗产的继承这一路径。这一路径代表的是陈大师所树立的典范。我与仇、张等三人，则另辟蹊径，试图树立新典范，可否受到尔后后学承认，则处在发展态势之中。然则，我们三人循着新典范路径出发，的确领略了当年陈大师无缘领略的历史新风景。
六
最后，我要讲我亲临历史现场考古的经验。我先后在二○一八年和二○一九年两度赴河北考崇成德镇。一八年那次是成德镇总部恒州，后来改名镇州，今天则是河北省正定县。我在那里，参观了两大古佛寺、古城墙（重砌新做的），更重要地，我特意看了李宝臣纪功碑。一九年那次，我特别去赵县（原唐赵州城）参观赵州桥，它现在是一个文化园区的主角。我特别端详此桥与河宽度和河岸高度的关系。我趁机去思索两军交战时，在此渡河作战和过桥作战的不同打法之种种可能性。当初我写作时，没能亲临现场，如今始履斯土，真是感奋莫名呀。公元七六三年之后，到八三五年之前，唐军五度进入河北，与河北三镇、还有监视「三镇」的仓景镇，先后交手。前四次，交战双方都路过赵州，而且都通过赵州桥。这座桥是见证唐河双方四次交战还留存至今的珍贵地目标遗物。何等宝贵呀！可惜，我看经营此园区的团队，竟不知此桥是看尽四次大兵团作战的目击者，唐河双方多少殒落的将军和英勇殉死的士兵其尸体，多假道此桥南来北往。多少唐代名臣和名将在此桥留下足迹，以及桥南北几个战场的事迹。光是赵州，赵郡李氏大族在此繁衍，该族名相辈出，譬如李德禄就是。与此桥相关人物和事迹俱不见该园区作相关展示，相反地，园区经营者拉来两尊不相干的神祇，即观音菩萨和关公，充作园区布展的两个台柱。这完全暴露主事者对赵州史，或扩大讲河北史，极之贫乏！我曾开玩笑，对张龙先生说，将来一旦《飞燕》被准出版，我请求对赵县读者施予客制化，将此书改成《风雪赵州桥》，以拉近与赵县读者之距离，只在赵县境内用此书名流通。
七
本书此一繁体字版，既不同于二○○七年繁体字版，也不同于二○一八年定稿的三联简体字增订版。这是因为，一部分与两岸双方用字遣词和政治分殊有所不同。另一部分，是我在三联增订版基础上，做了一点最新学术研究信息的补充，还有，就是字句润饰上不免又动了手脚。但无论如何，三联增订版是原先二○○七年初版的精进版。多亏三联张龙本人及其所领导编辑团队的共同努力，在校改上使疏失减到最低不说，另在文字润饰上，他们也尽量模仿我的学术术语（按：这是做到完全理解作者所欲表达的）来增益我的学术发现。这已不是修订文字的技术层面，而是进入到特定学术素养和叙事表述技艺的层面。这是三联的团队在编辑上展现他们专业的高度。我认为他们完全了解西方新文化史究系何物，同时，中文表达上，他们做到要让其读者很顺畅地进入这个新颖的阅读世界去。这没有具备破解新式学术素养和使老妪都解的中文表达法这两道关卡，是不为功的。三联这本书的制作，使中国当代出版业往上窜升了至少两个境界。这是在缔造新纪录。
是为序
卢建荣序于二○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景美岳泰峰范大楼
[1]廖女士博论于二○一○年由花木兰出版社出版。
本号卢建荣先生著作相关推送：
卢建荣《唐宋吃喝玩乐文化史：园林游憇、饭馆饯别与牡丹花会》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