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峰《唐宋行记研究》出版（附：巩本栋序/作者后记）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年：2020-3

定价：118.00元

页数：352

装帧：平装

ISBN：9787520365024

作者简介：  

田峰，1980年生，甘肃会宁人。2015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天水师范学院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与文化、行旅文学、地域文学等，在《学术月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主持教育部“唐代文学中的西域感知及地理意象”唐宋时期的疆域变迁与文学演进等多项课题。

内容简介：

本书在梳理行记文献的基础上，主要围绕行记的起源与发展、行记与其他文体的关系、文人行记的文化转向、交聘行记中的夷夏观念、僧人行记中所反映的僧人旅行心态等问题对唐宋行记做整体的文学与思想文化研究,力图在宏观的视野下对唐宋行记的价值和意义进行全面挖掘,为唐宋文学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目次 序 绪论
第一章 行记的源流及其在先唐的发展第一节 关于行记起源问题的讨论第二节 汉代行记的初创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行记发展的三个途径：僧人行记、征伐随行记与交聘行记小结 
第二章 唐宋行记的文体特点与史学传统第一节 关于行记文体特点的讨论第二节 唐宋行记的史学传统·小结 
第三章 宋代文学演进与文人行役记第一节 行记与游记的会通 第二节 宋代文人行役记由纪行到文化胜览的美学转变——以陆游《入蜀记》为中心小结
第四章 唐宋交聘行记与夷夏之辨第一节 唐代的交聘行记与夷夏之辨第二节 宋代的交聘行记与夷夏之辨小结 
第五章 唐宋僧人行记与旅行心第一节 唐宋西行印度求法僧人行记与旅行心态——以《大唐西域记》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为中心 第二节 日本汉文僧人行记所见日僧在唐宋的社会交往与心态——以《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与《参天台五台山记》为中心小结
结语 附录 汉至宋行记的著录参考文献后记

序/巩本栋

近二三十年以来，古代文学研究与学术界的其他领域一样，无论在研究的广度还是深度上，都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取得了卓越的成绩。即以文体学而言，除了诗词歌赋和常见的骈散文体之外，一些以往少有人注意的文体，如诏诰、表启、书札、序跋、笔记、语录等文体的研究，渐为学者关注。行记一体也是如此。像龚鹏程、葛兆光、李德辉等先生，在其著作和论文中或提示研究方向与路径，或从交通、行聘等角度对行记进行论述，都有启发意义。但就行记尤其是唐宋时期大量涌现的行记作品研究来说，显然尚有很多方面需要开拓。田峰博士即有志于此。他潜心探究行记有年，撰成《唐宋行记研究》一书，较之前人，所获实多，诚难能可贵也。

文学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某种文学体裁的形成，归根结底，是为了适应一定的社会生活需要而产生，并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和人类认识事物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发展变化的。“雅容告神”而有颂，“事生奖叹”而有赞（《文心雕龙·颂赞》)，“先圣鉴戒”而有铭，“攻疾防患”因有箴（《文心雕龙·铭箴》)，而诗要言志，赋亦应体国经野，等等。《文心雕龙》所论文体八十一种，各有渊源，亦各有其用。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各有体，体各有用，实是文体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如果社会生活对某种文体不再有需求，或这一文体不能尽其所用或不再适用，它也就会逐渐走向衰落或发生变异。行记的产生亦然，它源于先秦史官文化，是交聘行旅记述的产物。田峰的研究从行记之体的起源和发展人手，对先秦行人、土训、诵训、职方氏等职官制度一一进行了考察，指出行记出于先秦史官的交聘行旅活动，《尚书·禹贡》《山海经》《穆天子传》等对行记的产生有直接影响（由三书与行记关系的研究，反过来也对三书的行旅性质和特征有了新的认识），在其后的发展中，又与地记、游记、日记相互关联，于是便具有了记录行踪、景观和旅行体验三方面的文体功能和要素。这些认识，都有理有据，切实可信。

行记虽源出史官，但行记中所蕴含的内容却十分丰富，称为文化景观，并不夸张。书中对于行记中展现的文化景观的揭示，用力尤多。比如，他讨论宋人行记，便注意揭示宋人面对政治军事上占优势的辽、金两国既鄙夷（文化上）又屈尊（政治、军事上）的复杂心态，认为这反映出一种被扭曲的夷夏观念。旧时一些地理形势险要的边塞要地，虽早已不再是边防要塞，然也会在使者的观念中凸显出其区分夷夏的作用。又如，书中指出,在西行求法的僧人行记中，同样反映出宗教与国家、社会与个人等多方面的、错综复杂的情感，反映出一种文化上的矛盾和困惑。所论皆着眼文化，视野开阔，颇有见地。

随着唐宋文学的发展，行记一体也更富有文学色彩，尤其是与宋代士大夫的文化修养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文人行役记不仅纪行，而且，在行旅体验中往往透露出一种深厚的人文关怀。书中以陆游《入蜀记》为中心，对其书的文学色彩作了深入的讨论，并进一步提出，在《入蜀记》一书中，行记完成了由纪行到文化胜览的转变。书中的景观包括自然景观、社会景观和文化景观。这些景观共同构成了浸润着人文关怀的历史和文化长卷。因为，当作者感受着山川自然之美时，也接受和传递着自然之美中所积淀的历史感和文化审美。“予行天下多矣，览观山川形胜，考千载之遗迹，未尝不慨然也。”（《严州重修南山报恩光孝寺记》）陆游的话正道出了其中的寓意。

傅璇琮先生在他的《唐代科举与文学》一书的序言中，曾回忆起他从兰州参加唐代文学学会第二届年会后，前往敦煌的一段经历和感受。他说：“车过河西走廊，在晨曦中远望嘉峪关的雄姿，一种深沉博大的历史感使我陷于沉思中，我似乎朦胧地感觉到，我们伟大民族的根应该就在这片土地上。（略）来到敦煌，我们观看了从北魏到宋元的石窟佛像，那种种奇采异姿，一下子征服了我们。我们又在暮色苍茫中登上鸣沙山，俯瞰月牙泉，似乎历史的情景与现实融合为一。”凡是去过敦煌的学人，恐怕都会产生与傅先生相似的感受。田峰博士来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之前，即在新疆伊犁师范学院任教，毕业后又曾回去工作数年，“匹马孤征，仆仆于惊沙大漠之间”（向达先生语）的经历和体验，似又过于他人。他选择唐宋行记进行研究，并能对西行求法僧人行记中体现出的复杂心态和文化寓意作出分析，又指出陆游对诗歌认识的深化与其“饱以五车读，劳以万里行。险艰外备尝，愤郁中不平”（《感兴》）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指出《禹贡》《山海经》《穆天子传》中的行记文体因素等，我想，就或与他的生活经验不无关系。

唐宋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和往来十分频繁，文字、文物遗存也多，不仅仅是行记而已。虽然我们今天透过这些遗存已很难完全恢复那些鲜活的文化情景了，但作为一个伟大民族的后人，在我们努力开辟新的前进道路时，尽可能地重现我们祖先辉煌灿烂时代的生活图景,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田峰博士对此既有兴趣，并已在其研究的道路上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我相信，假以时日，他是一定能获得更大的成就的。峰其勉旃！

是为序。

己亥仲秋于锺山东麓有容斋

后记

我一直喜欢与旅行相关的文献，并非偶然。高中之前一直生活在甘肃东南一个闭塞贫穷的山村，这种久居的状态常使我有远足旅行的冲动，直到考上大学，走出县城，才有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旅行。大学四年，读唐诗时觉得最有味道的诗是行旅诗，在动态的旅行当中，景观的变化与诗人的心态交织在一起，言有尽而意无穷。后来又读《史记》，对司马迁在九州的漫游饶有兴味，与其他史学家相比，司马迁因为旅行的缘故对历史多了一份同情的理解。本科毕业后我来到了西北师范大学古典文献学专业学习，其间阅读了《大唐西域记》数遍，其中充满异域风情的地理描写与神秘的故事穿插在一起，令人大开眼界。读其书，想见其为人，于是又阅读了《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这种以人物为中心的旅行记，颇有小说的味道，又是另一番风景。两本书相互发明，引人入胜。可以说，我本人对行旅文献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我的硕士学位论文以“吐蕃交通”为题，唐代的旅行记是重点引用的材料之一。这些使我对唐代行记有了初步的认识。

硕士毕业后，决意要远离家乡，理想的行程至少应在千里之外，机缘巧合我来到了祖国西北边陲的小城伊宁，从此每年往返于“西域”之路，岑参雄奇瑰丽的西域诗变得亲切有味，玄奘法师杖锡远迈的形象逐渐鲜活起来。在美丽富饶的伊犁河谷生活十年，雄伟的天山与蜿蜒西流的伊犁河相映成趣，草原成甸，瓜果飘香，使我对这片土地有了更为深刻的接触，遥望东方，时空之中皆是踟蹰而行的古人。这也使我很好地理解了为什么古代诗人远离家乡到了“边缘”地带，文学创作反而成就更高。也许只有身在“边缘”我们才会更好地认识“中心”。行记书写十分关注“边缘”，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自身的内省。正是这段经历，使我对行记中的“边缘”书写，有了较多的认知。

2012年，我考取了南京大学的博士研究生，从此负笈南雍跟随本栋师度过了我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段学习时光。南京数年，每有余暇，便约三五好友，泛游江南，遍览名胜古迹，在古巷深树中寻找古代诗人的足迹。“西域”雄阔粗犷的戈壁、雪山、草原与金陵灵秀的钟山、静怡的玄武湖、雄毅的长江成了我眼前时常交替出现的景象。南京大学植根于金陵，深厚的历史底蕴，内敛沉稳的气质，让学子们倍感从容、踏实，在此有幸聆听了莫砺锋、张伯伟、程章灿、许结、曹虹、徐兴无等先生的课程，异彩纷呈，所获实多。本栋师秉承程千帆先生“敬业、乐群、勤奋、谦虚”的传统教海弟子，这既是他对我们的殷切期望，也是本栋师自身的恰当写照。本栋师对学生学业一丝不苟，极为严格。入学之前，便根据每个学生的学术特点布置了《毛诗正义》《左传》《文选》《史记》《杜诗详注》等需要在读博期间精读的书，每读完一种书后要求写一篇质量较高的文章才算过关，这些文章本栋师会逐字逐句地反复修改，直至完善。读博期间，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在仙林校区杨宗义楼每两周一次的读书会，风雨不辍，让人既紧张，又兴奋。所紧张者唯恐读书浅显，思考不深，所兴奋者思考的一些问题，本栋师总能切中肯綮，点到要害，令人豁然开朗。这一段读书的过程那么温润美好，远比写一篇博士学位论文的收获要多。本栋师身正格高，学问严谨精深，为人为学皆为我辈楷模，问学门下，倍感幸福。

经过十多年的辗转，我回到了旅行开始的地方母校天水师范学院，在这里又见到十多年前教诲我的老师，一切都是那么亲切，看到他们，上课时的情景历历在目，现在又能时不时地听到他们熟悉的声音，再次感受春风化雨般的润泽，无疑也是一种幸福。感谢这里教导过我的每一位老师！

也许，博士学位论文以“唐宋行记研究”为题并不是随意为之的，是偶然中的必然，有其因缘际会。从甘肃到新疆，从新疆到江苏，再次回到甘肃，身体心灵的旅行，让我不断体验古人行走中的情感。研究唐宋行记中从塞北到江南的旅行书写仿佛又让我进行了一次错位的旅行，每读一部行记，便随古人远行，循情遥想，涤荡心灵。

每个阶段的读书都是身体与心灵的旅行，每一次旅行都提供了一种人生的契机，使我渐渐走上了学术的道路。尽管有时迫于生计在学问的路上不能全力以赴，但依然感谢今天所拥有的生活。人类社会以自己的方式向前推进，作为个体的我们始终无法脱离时代，不管是欢乐还是痛苦，每一次的际遇都是新的旅途的开始。我原本一无所有，感谢这个时代，感谢自己所经历的每一件事，遇到的每一个人，这一切使我这个来自偏远西部农村的孩子走出洼地，在不断的旅行中体验不同空间中的景观，寻找自我存在的意义。

恍惚之间，已近不惑之年，这本小书终于付梓。面对仓促而成的拙作，实难令人满意，惶恐居多，丑媳妇终要见公婆，敢于公开出版，则是恳切希望得到更多批评，以便提高。书稿本栋师修改多遍，百忙中又不忘赐序，感谢老师；答辩中钟振振、陈书录、莫砺锋、程章灿、苗怀明诸位先生提出了的宝贵意见，多已吸收反映在书中，感谢他们；此书得以出版，得到天水师范学院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省级重点学科经费的支持，感谢资助。

是为记。

己亥秋于天水师范学院寓所

（感谢中国社科出版社，内容如有出入者，以实物为准。转载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