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玉春《3—5世纪初北方古族史探》出版（附：何天明序）
胡玉春，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北方民族史研究。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铁弗匈奴及大夏国史研究”、国家社科基金特别项目“北疆工程”之“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诸族源流及其文化研究”、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北方民族手工业史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胡系民族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之子课题“柔然民族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等。出版专著《大夏国史研究》，发表《独孤部族源考》等学术、理论文章30余篇，曾入选内蒙古自治区新世纪“321人才工程”一层次人才。
东汉末年，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和流动，造成了北方各族在同一地域内交错杂居，由此也引发了一系列重组和整合现象，形成了许多新的族体，如铁弗、拓跋、宇文、乞伏、慕容、敕勒等。这些族体大都在3世纪到5世纪经历了由发展、壮大到被散亡的过程。同时各族活动地域犬牙交错、族源关系密不可分，且存在广泛的上层联姻，北方地区的民族隔阂和差异性逐渐减少，实现了广泛的、深入的民族交融。本书针对十六国北方地区这些错综复杂的部族活动展开研究，对这一时期北方诸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与其他各族之间的血缘关系和交融等问题做有益的探讨，对于各部族形成、发展、消失的纵向历史提出有学术讨论价值的论证。
序/何天明
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历史研究是重要的基础学科。从事历史研究，大多与利少缘，只有功底扎实，执着进取，或许会在史学领域为人所知，图名图利和急功近利者难以在历史研究队伍中立足，即使有能够邀功于一时或一事者，其学术生命也是短暂的。中国老一辈史学家曾有过从事历史研究者要“坐得冷板凳，吃得冷猪肉”之说，言语之中，字里行间，道出了研究历史的艰辛。今天，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这种“冷”状态已经不复存在，但历史研究对研究者的要求却更高了。能够真正静下心来，始终以科学的态度为历史学的发展不断做出奉献的学者是值得鼓励和称赞的。胡玉春正是沿着这个方向不断进取者中的一员。
从硕士开始，胡玉春就热爱并专注于北方民族历史研究，她以南匈奴为题撰写的硕士论文，思路颇为清晰，偶有对一己之见的深入，观之已初含可塑之资。读博士期间，经过对铁弗匈奴建立的大夏国历史的梳理与研究，驾驭难度较大研究课题的能力明显提高。而对大夏国人物、政权、历史地位、与周边关系等问题的整体思考和独到看法，也与其学识的不断提高相伴随。博士毕业，来到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如愿以偿地走上了研究北方民族历史的专业道路。岁月如梭，光阴似箭，转眼已是十余年。美好的青年时代在嚼啃古书中渐渐流淌而过，而苦涩艰辛的学术耕耘对学者的要求却只有执着。当《大夏国史研究》等几十项学术成果承载着她这段人生的酸甜苦辣汇入学术沧海的时候，我从心里为她高兴，因为她正在踏实地走着一条学者的路。
学无止境，但不可业绩平淡，学术艰难，但不能畏难，必须要迎难而上。从胡玉春目前的选题内容观察，她正是择定了这样一条有待更多踩踏的学术之路。
学术界公认，十六国时期的历史头绪繁多，许多问题虽经长期研究，仍然争议不断；许多内容应当研究，但史证零散，诸说不一；许多民族和政权忽来忽去或春秋短暂。难睹其真颜；各族交往频繁，血乳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评价各族在多元一体格局演变中的地位和作用也非易事。胡玉春的新作《3—5世纪初北方古族史探》，对十六国时期的几个民族和政权做了有针对性的研究，在某些方面提出了与以往研究不同或值得商榷的看法，对十六国时期北方古族史的研究或有裨益。
面对纷繁杂乱的十六国北方地区民族或部族的历史，这一成果在整体结构上，比较科学地谋篇布局，散而不乱，散中亦可见各族、各政权互有联系的主线。分而观之，则对列出的十六国时期的几个部族的来龙去脉和基本历史情况做了比较清晰的交代。作者选取的研究对象，在十六国历史中或是具有代表性，或是以往研究比较薄弱的。诸如独孤部、贺兰部、高车诸部等。其中，对史料零散、且疑点较多的独孤部的考证较具完整性。而针对贺兰部的探讨，也比以往学界的研究细致了许多，值得细读。
在历史研究中，对史料的精细、精准推敲非常重要。可以看出，这部成果在这方面倾注了很大的精力。东部鲜卑与拓跋鲜卑之间是否存在关系？存在什么样的关系？研究者在对拓跋鲜卑早期迁徙历史做了比较细致的梳理后认为，东部鲜卑与拓跋鲜卑本为同源，他们早期都生活在大兴安岭北段的大鲜卑山区域内，后各自迁徙分散，直到拓跋鲜卑重新统一鲜卑，他们之间经历了由合到分再到合的历史发展过程，在研究时不应把他们分裂开来。实际上拓跋鲜卑不仅重新聚拢了鲜卑各部人口，更是结束十六国各族﹑各政权混战历史的担当者。这样的学术探讨，对于探寻东部鲜卑与拓跋鲜卑是否可以视二为一，或是不同的两支鲜卑部族有着各自独立的发展历史的答案显然是有意义的。经推算和分析，将《魏书·序记》中提到的拓跋鲜卑“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的时期大体框定在东胡联盟被匈奴攻灭之前，并认为，“鲜卑在东胡联盟中具有世袭统领的权力”，这在以往的研究成果中尚无论及。针对敕勒，此书中指出的“敕勒”正是丁零与匈奴杂居融合后的历史产物，“敕勒”是这支族体的自称，高车则是北魏统治下各族对他们的称呼，敕勒就是高车，丁零为敕勒和高车的族源之一，但并非唯一的族源等看法，也较以往研究有己见之处。在对北魏长城走向的研究中，本书引用了2014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内蒙古自治区长城资源调查报告·北魏长城卷》的结论，从比较新的角度认识这个历史阶段的长城，对今后的研究会有启迪。与历史地理相关的还有研究者针对“朔方”在不同历史时期地理范围变化的考辨，对铁弗匈奴活动时期朔方的地望变化的思考也是值得重视的。在对宇文部源流的研究方面﹐经过分析提出了“檀石槐联盟之前，宇文部已经形成，并活动于辽东塞外，其形成的时间大概在2世纪前半叶”的看法，自成一说，值得借鉴。
类似的研究思路和相关学术看法，在这部成果中还有一些，虽说还不是很系统，却也应当是近些年来十六国古族史研究中一朵朵小的浪花。
真正的学术研究成果是以创新为目的的,也是以纠谬为特点的，而评价者则往往是站在已有的学术基础上去对之分析和评判。如果评判者的方法和思维能够沿着创新成果的思路看到新成果与已有研究结论的科学结合，品察到新成果比原有成果更为科学之处，所做的评判方可视为公正。
此书初成之时，胡玉春邀我作序，怵于对这段历史的生疏与涉足甚少，恐难悟其真谛，一直不敢动笔。反复阅读此书后，实感有向学界推荐之必要，这样的成果，让研究十六国古族史的真正行家品头论足，才能知己不足，在难攻的学术点上得研究同类专题的行家指路，才能拨霾前行。权以此序与作者共勉吧！
何天明
201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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