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东：相见不难（附评论）
本篇选自《芙蓉》2018年6期
◆ 相见不难 ◆
作者 / 刘建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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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要开一周。
寒冬里，时间就在一页页的文件中缓慢地流逝。
我是个新晋的人大代表，所以周围的人对我来说基本都是陌生人，这样也好，省得我必须得和他们打招呼，套近乎，说些虚情假意的客套话。同时还显得我低调而不声张。我默默地坐在一张靠边的桌子旁吃午饭，人大代表们川流不息。不一会儿，餐桌旁便坐满了代表，代表们个个容光焕发，兴致盎然，相互问候着，寒暄着。我留意到，坐在我旁边一个容貌姣好的女人和我一样，沉默寡言，始终微笑着看着别人说笑。因为多看了两眼，我就特别地去关注她胸前的代表证，名字是“崔瑞云”。
时间虽然久了，可是这个名字还是那么清晰地闪现在我的记忆中，我曾经有一个和这个名字一样的初中同学，我的同桌。我再次悄悄地打量一下旁边的女人，与我相比，年龄仿佛年轻一些，但女人的年龄有很大的可塑性和欺骗性，我隐隐约约地似乎看到了若干年前的一个影子，我断定她就是我同窗过两年的同学崔瑞云。说不上是什么心情，是他乡遇故知的喜悦，还是纯粹的无聊没话找话，我有礼貌地向她打招呼：“你好啊！”
代表崔瑞云扭过头来，微笑着看着我：“你好。”她这种礼节性的微笑并不代表她已经认出了我。
“我是董仙生。”我提示她。
她的眉头蹙起来，微笑已经消失。
“你的初中同学董仙生。”我补充道，“你和我坐同桌。我们同学了两年，初三的时候我随父母搬到了石家庄。”
她的反应很慢，一脸的茫然，蹙着眉看着我，像是没听懂我的话。我看不出她真实的内心想法，所以我固执地在努力让逝去的时光重新回到我们面前，在如此近距离的餐桌前，喋喋不休地诉说着我们美好的回忆。她没有回应我，时而侧着脸，保持着脸上的微笑，像是在听，又像纯粹是为了礼貌地应付。只是我没有留意到，她的笑容越来越僵硬。其实也就是十几分钟的时间，她匆匆地吃完了饭，站起来，微笑着和我告别，她轻声说：“我走了。”我挥了挥手，看着她的背影慌张地消失在餐厅的人流之中。
在余下的几天会议时间里，我和崔瑞云同学还邂逅过两次，都是在会场，只是点点头就过去了，我这才发现，她有些故意要躲闪我的意思。我很是不解。还有一次，我感觉她在偌大的会场一角，在偷偷地观察我。等我去搜寻她的目光时，却在人头攒动之中，无法找寻到她的身影。这让我一度觉得那只是自己的幻觉而已。直到人代会结束，我们也再没有机会见面。
时间就像是路边从来不曾留意的杨树一样，似乎是第二天醒来，季节已经变换了，树上的嫩芽全都变成了迎风招展的可爱的叶子，小小的，绿莹莹的。在我就要忘记还有那么一个同学的时候，有一天突然接到了崔瑞云的电话。我依稀记得她并没有向我要过手机号码。所以当她说出自己的名字时，我还是有些吃惊，她的声音并没有慢慢地复苏成熟悉的回忆。她过于热情的语气，完全出乎我意料，她说：“我到石家庄了。想和你见个面，一定要赏光啊。”
约会的地方是她定的，槐安东路，马克维尔西餐馆，很有情调的一个地点。我急匆匆地赶过去，一路上都有一个疑问在我脑子里缠绕：她为什么要急着见我？
显然她经过了刻意的打扮，穿着也不像上次那么板正，她在门口迎着我，我开玩笑说：“弄得这么隆重，我都受宠若惊了。”
我们边吃边聊，她非常热情，一点也不像上次那样冷淡。那气氛让我一度怀疑我们像是经常见面似的。她和我聊到了我们都曾经熟悉的那些同学，因为时间久远，再加上我只和大家同学了两年，大多数人我都忘记了名字，更忘记了他们的容颜。据崔瑞云讲，他们大都没有走出邯郸，留在我们共同生活过的那个城市。她说起了黄大军、张静、张佐……说起了他们的工作……
她说：“雷红宇你还记得不？”
我摇了摇头。
“就是那个天天下课后，在南边操场上练嗓子那个女孩。”
我想了想，这个场景却无法准确地复原，我说：“我没有一点印象，我只能想起来操场的大致样子，在我们教室的南边，操场东边还有几个单杠和双杠。”
“她就想学唱歌，考音乐学院，这是她的人生梦想。我和她是最好的朋友，我们俩无话不谈，天天腻在一起。那个时候我就是她的影子，我甚至有些崇拜她，那么小她就有了人生目标，而我还傻傻的，关于未来什么也不知道。她练歌时我就站在操场边一边看书一边听她唱歌一边等她。我们学校的音乐老师章老师为她辅导，章老师特别喜欢她，每次上课都给我讲，雷红宇同学是只百灵鸟，总有一天会展翅高飞的。等她练完歌我们一起回家。她满心希望能考上音乐学院，她的父母，还有章老师，都以为她肯定能考上，大家对她抱有很高的期望。她曾经无数次地向我畅想过她美好的未来。她想成为和关牧村一样的女中音歌唱家，她要上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可是她全身心地投入到音乐中，文化课就有些荒废，那年高考，她文化分考得太低，没考上。”她停顿了一下，喝了口咖啡，“第二年她想接着考天津音乐学院，可是嗓子却突然就坏了，发不出声了。看着她着急上火的样子我也替她担心，内心莫名地紧张，仿佛嗓子坏了的那个人是我。那年我考上了师专中文系，我请了假，陪着她跑遍了大大小小的医院，可是怎么也查不出个结果。只有中医院的一个老大夫说，她可能是神经太过紧张，心理因素造成的。她的说法谁都不相信，可是又无法找出确切的理由，慢慢地，大家也就信了。她怎么也不相信她再也发不出百灵鸟般动人的歌声，她哭了整整一个春天。”
我关切地问：“后来她的嗓子治好了吗？”
她沮丧地摇摇头：“没有，她的嗓子像是故意和她开玩笑一样，仿佛就固定在一种发声的模式，从此失去了音乐的魔性。那一年她都无法接受这个现实。直到她的父亲因公负伤，她才极不情愿地顶替父亲的班进了棉纺厂当上了工人。”
我听得心不在焉，我一直在想着这个叫雷红宇的同学长什么样子，可是我怎么也想不起来。整个中午，她都在讲有关雷红宇的事情，好像那个久违了的女同学就是她自己一样，我静静地听着，偶尔提出一个疑问，她都耐心地解答。我们像是经常见面，相互间没有任何芥蒂。之后，她看看手机，笑着说：“好了，今天就到这儿吧。我还得去省厅办点事。不好意思不能陪你了。”
临分手时她给了我一个袋子，说是里面有她编的一本书，请我多批评指正。
回到家里，我随手从袋子里拿出那本制作精美的书，想看看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却掉下来一张卡，一张超市卡。
那之后很多天，我都有些忘记了那张卡的事，我妻子去超市查了查，里面有3000块钱。这更让我坐立不安，为什么她要给我这张卡？如果仅仅是因为我们邂逅，因为我们在一起吃了个饭，忆了忆旧？显然是讲不通的。虽然说3000块钱不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但是她平白无故地给我是极其可疑的，我与她之间，同学一场后从来没有过联系，而且没有任何的利益往来，究竟是为什么。后来我打消了顾虑，不再去胡乱猜想，是因为我感觉随后她还会找我，说出她想要我办什么事，这是当今社会的规则。也许，她会让我帮助给她单位出的书写个什么序，或者给她组织一些作家去采个风什么的。我瞎想了一通，便得到了安慰。
之后数月，我一直在等待着崔瑞云，等待着她给我打个电话，请我帮她办个什么事，好了了我心中的牵绊。我想，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只要是涉及文化、文学领域的事情还是不成问题的，我能够全力以赴。事与愿违，我的等待像是沙漠中的水一样。我犹豫着是不是该给她打一个电话，是不是该提醒她一下，还有未竟的事情需要我们共同完成。
时间就在我的犹豫之中慢慢地流逝，等我真的有事回到邯郸这座城市时，已经是半年之后，似乎那张卡已经要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我甚至忘记了，我妻子是不是已经花掉了那张卡里的钱。接我的轿车在曾经熟悉的城市里穿行，我却怎么也找不到三十年前生活过的痕迹，它于我似乎已经变成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轿车经过我的母校十二中时，我才突然想到了崔瑞云，然后想到了那张卡。再也没有任何理由去推托了，我给她打了个电话，电话那头传来的正是她的声音：“你是谁呀？”
这让我很吃惊，她居然没有存我的手机号码？我记得清清楚楚，上次是她主动联系我的，她肯定有我的手机号码的。一丝不太妙的感觉涌上心头。
“是我，董仙生。”我说。
电话里头静得可怕，似乎对方陷入了沉思，在想我这个名字？我头皮有些发麻。足足有半分钟，她才有气无力地说：“啊！是你呀。有事吗？”
我愣了愣，那一刻我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我说：“啊啊啊，那个什么，我回邯郸了。”
声音还是慢悠悠的，不需要回答的拒之千里的声调：“啊，是吗。”
我干脆不去琢磨她的语气，不拐弯抹角了，单刀直入：“晚上一起聚聚吧，吃个饭。”
她又停顿了几秒：“啊？——好吧。”
她的态度令我对自己的行为产生了怀疑，我见她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连我自己都搞糊涂了。那天晚上，我谢绝了主办方的盛情邀请，在距离市政府不太远的一个咖啡厅和崔瑞云见面了。她穿着得体，笑意盎然，全然没有电话里头的冷漠样子。她先是怪罪我，不早点通知她，好让她早早地做个准备，或者多约几个老同学一起聚聚。“你好不容易衣锦还乡一次，我们还不得净水泼街，夹道欢迎呀。”她这种官场上的外交辞令说得并不真诚。
我敷衍道：“我这不也是突然接到开会的通知。”
坐下来之后，我就提醒她，是不是有什么事你忘记了？
她笑着说：“啊，没有啊。什么事也没有啊。”她一下子就把我的期待打到了谷底。
我还想申辩几句，她却不容分说，继续说起了雷红宇，她说：“你见我是不是想听雷红宇的故事，我知道，你们搞文学的人，对新奇的故事感兴趣，走到哪里都在搜集生活素材。”好像我们俩见面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人。其实那时候，雷红宇的故事还没有真正地在我内心扎下根，没有让我想做进一步了解的欲望。
她却不管我愿不愿意，自顾自地继续她的讲述，她说雷红宇顶替父亲进入棉纺厂后，就再也没有开口唱过歌，仿佛歌唱从来都不是她身体的一部分似的，她专心当好一个纺纱工，连厂里的文娱活动都不参加。没两年她就结了婚，嫁给了一个开录像厅的，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
“她可是我们班最早生孩子的，她生孩子时我还去她家看了看，那对双胞胎可真可爱。”崔瑞云说，“后来我就忙于工作，从干事到股级、科级、处级、副厅级，每走一步就像是登上一个高高的台阶似的。我得专注着怎么能够够得着台阶的边缘，想着如何能以最佳的角度和方式，抓住它的边缘，考虑着自己的力量，不能一蹴而就，也不能漫不经心。就这么不敢丝毫大意地我上了一个个台阶，我无暇去观察别人的生活，所以我和其他同学几乎都失去了联系，所以请你也原谅我，连你这样的大名人我都不知道，真的抱歉。”
她滔滔不绝地讲着，我稀里糊涂地听着，慢慢地似乎也就听进去了，我甚至有些理解她了。我何尝不是在一步步地爬台阶呢。据她讲，后来她和雷红宇巧遇是因为拆迁。
“她成了一个拆迁钉子户，这是我做梦都想不到的。”崔瑞云忧伤的面庞隐在咖啡座高高的椅背阴影中，她并没有显得过于的忧伤，“当时我是副区长，就负责拆迁工作，我的压力巨大，晚上睡不着觉。每天早晨，枕头上都铺着一层头发。完不成上级交给的任务，我就是失职，我连死的心都有。我是无意间发现的她。我在看这家钉子户的资料时，发现了隐在这个钉子户家庭里的老同学雷红宇，就像她隐在人群之中完全忘却了她天才的歌唱本领一样，在这个看上去那么难缠的钉子户中，她是个无关紧要的一员。带头和我们对着干的是她的丈夫周杰。”
她停止讲述，接一个电话，她的声音是那种公务式的语气，始终保持在一个调子上，听不出内心的情感。打完电话，她抱歉地说：“总有事情就在那儿等着你似的。”
我说：“都是这样，身不由己。”
她接着讲雷红宇的故事：“你不知道周杰是多么难打交道的一个人，我见识过他的无知无畏无辜无赖，我都怀疑雷红宇的情商有问题，她怎么会找这样一个人做自己的人生伴侣。”
“你去找她了吗？”我问。
“谁？”
“雷红宇。”
她点点头：“是的。我去找了，我是想从她身上打开缺口。我想她会顾及我和她的同学之情，闺蜜之情，劝说她丈夫，做一些让步的。我去了纺织厂，纺织厂的刘厂长专门为我安排了一间会客室，然后去把她叫来。她看到是我，很是吃惊，没打招呼，而是转身想往外走。我拦住她。那天下午，我苦口婆心说了半天，她却只说一句话，我不当家。她的表情很幽怨，很无辜。到最后我也几乎放弃了努力，分手时，我突然想起了她的歌声，我问她，你还唱歌吗？”
电话又响了。她看了看来电显示，这次并没有当着我的面接电话了，她说了声“对不起”，便走得远远的去接电话。这次通话的时间较长，我等得有点不耐烦，雷红宇的样子开始慢慢地在我脑子里由一个模糊的点形成一个渐渐清晰的模样，但不是我记忆中的同学雷红宇，我早就忘记了她的模样。在崔瑞云的故事烘托下，渐渐丰满起来的那个雷红宇，有些不自信，是个内心在挣扎和徘徊的纺织女工。我在猜想，她与崔副区长对视时的目光一定是躲闪的，犹疑的。而她也不希望两个曾经的密友在如此的情况下碰面。就在我胡乱地想象着雷红宇的样子时，时间就那么快速地流逝，等她回到我身边时，她愧疚地说，她必须要走了，市领导找她有要紧的事。我看着她匆匆地收拾好她的包，匆匆地向外走，她就像是一阵风似的，好像带走了某种东西，让我感觉有些怅然。不大一会儿，走过来一个年轻男子，他自我介绍说是崔书记的秘书，他递给我一个信封，说是崔书记交待一定要给我的。秘书把信封放到桌子上就匆匆离开了，我第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机械地拿起信封，打开，一张卡掉出来，和上次她给我的那张卡一模一样。
回到石家庄，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妻子找出那张购物卡。妻子摊开手说：“早被我花光了。它变成了苹果、菠萝、香蕉、各种蔬菜。”
“她一定是想让我做什么事。”我自言自语道。
“谁呀？”妻子问。
我回答：“曾经的同学。”
这张卡没有交给妻子，我把它保存在办公室的抽屉里，刚开始的时候，我每次上班走进办公室时，都能感到从抽屉里散发出一股令人压抑的气息，好在，我不是个能在办公室待得住的人，我时常会出席各种社会活动，开会、讲座、研讨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个社会人，而不是个单纯的办公室职员。所以，很快的，那张购物卡的魔力就没有那么大了，对我的压力也在慢慢地变小，它也就消失在了我的抽屉中，被我淡忘了。
可是我忘不掉崔瑞云和她讲的那个故事。很是奇怪，我脑海中反复出现崔瑞云所说的那个场景，我在揣测，当崔瑞云终于问到唱歌后，会发生什么，会有什么神奇的反应。这种好奇超过了我对她频繁送我购物卡的疑惑，我多次设想过这两个地位如此悬殊的人，在截然不同的立场之下，各自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这种想法日甚一日，侵害了我正常的生活，连我妻子都感觉到我对其他事情的心不在焉。她问我在想什么，我说：“唱歌。”
那个周末，我们来到我们家附近的一家歌厅，我想不起来我已经有多久没有来过这种场合，没有纵声歌唱了。那天晚上，麦克风似乎一直在我手里，我声嘶力竭的声音连我自己都感到陌生。妻子说，你今天晚上真奇怪，还有点，可怕。
奇怪的并不是我，而是再次消失的崔瑞云。有关另外一个人的故事始终悬浮在时空中，诱惑着我。而再次见面已经是冬天了，又一年的人代会。她更忙碌了，即使是在会议上，我要想约上崔瑞云也十分困难。直到会议快结束时，我们才相约好，在宾馆大厅的茶座间聊了一会儿。崔瑞云愧疚地说：“你知道，我来一次省会不容易，有太多的人要见，有太多的事要打理。”
我万分愧疚地说：“我不占用你太多时间。”
“你挺好的吧？”她漫不经心地问。
我说：“不怎么样。有个事我一直想不通。”
“啊，说来听听。”她不停地看着手机。
“你为什么要那么客气？你想让我做什么？”终于说出憋在心里的话，我觉得有些爽快。
“没事呀。”她笑着说，“你能为我做什么？”
我尴尬地笑笑：“我想不出。可是，”我犹豫片刻，“我很内疚。”
“没有什么可内疚的，”崔瑞云安慰我说，“在这个世上，我们为了自己的良心活着，我们谁也不欠谁的。”
她说得那么有哲理，那么脱俗，我再去计较和纠缠一些毫无意义和世俗的小事，就显得太过迂腐和媚俗。我只能转换话题：“那么，雷红宇呢？”连我自己都觉得奇怪，我怎么会如此顺畅而自然地就转向了雷红宇。
也许是我的话题转换得过于突然，她一时没有反应过来，诧异地看着我。
我提醒她：“我们的同学雷红宇。你说到了她，说到了她热爱唱歌。”
“你说她呀。”崔瑞云像是早就忘记了上次我们在咖啡馆中的那一幕了。她沉思了一会儿：“是的，我说到了她，雷红宇。我们的同学。在学校时我们俩是最好的朋友，时间虽然短，却终生难忘。我还记得她去医院看嗓子时的情景，我记得一清二楚，我是真的替她忧虑。可是那天她却一点也不顾念同学之情。她像是一个受气的小媳妇，一点也没有当时唱歌时的自信。她听到我说唱歌时，便停了下来，她转过脸时，脸色非常难看、严厉，丝毫也不像刚才委曲求全的样子。眼里甚至露出一丝的凶光，她居然对我说，我告诉你，我从来不会唱歌，也从来没有唱过歌。我说，那以前可是你的梦想，你想当一个……她打断我，那肯定是你的记忆出了问题，我从来没有唱过歌，从来没有过梦想。她生气地夺门而出。她完全变了个人，以前的雷红宇是个非常和气的人，没有一丁点的脾气，我们俩在一起，永远都是她让着我。”
“她为什么要否认自己的梦想呢？”我不解地问。
“我也不明白。”
我对雷红宇的命运非常好奇，我真的想知道她到底怎么样了，一个曾经拥有的梦想那么容易就舍弃了吗？便接着问：“那她后来怎么样了？”
崔瑞云想了想：“我想重新唤起她对音乐的热爱，唤起她对以前美好梦想的回忆。”
我竟然有些紧张：“她有什么反应？”
她好奇地看看我，她不明白我为什么对此如此关心，她把目光稍稍地移开，看着大厅中来来往往的人流。“我特意安排了几次与音乐有关的场合，想让她一起参与进来，好让她想起往事。第一次是歌厅，我特意让秘书找了个离她家不远的位置，我记得她是个不容易拒绝别人的人，这一次，她犹豫了很久，还是没有说出‘不’字来。她比约定的时间来得晚，大约晚了有十分钟，她抱歉地说是家里脱不开身。为了避免她的无端猜测，我还邀请了我们同学张静，黄小元，你还记得她们吧？”
我摇摇头。
她的讲述让我能够忘掉大厅里来来回回的人。
歌厅里有一种久别重逢的氛围，张静和黄小元，一直在恭维我，这让我有点不能自持。不管怎么说，我和她们地位悬殊，这是我自己努力的结果。麦克风始终在张静和黄小元的手里转换，她们俩热情极高，很是亢奋。但是雷红宇没有，她坐在离我最远的地方，她始终不唱歌，默默地喝着饮料，偶尔抬头偷偷地瞄一下我，像是个局外人。那两个人是不管不顾的主，而雷红宇又躲避着麦克风，这与我的设计完全是两码事，我几次把话筒从几乎玩疯了的两位女同学手中抢过来，递给雷红宇，雷红宇都像是躲瘟神似的，不去接麦克风。没有办法，麦克风仍然在两个沉迷于歌声中的女人之间轮转。我尝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一晚上下来，张静和黄小元的兴奋仍然在持续，她们说，下次还要聚还要唱歌。如她们所愿，在我的鼓励之下，张静和黄小元都各自召集了两次类似的聚会，我替她们结的账，她们也都没有推辞，反而说，反正也不是你自己出钱，你能报销，我们想报销都不知道找谁。之后的两次聚会，仍然选择在歌厅里，两次分别由黄小元和张静邀请的雷红宇，两次，雷红宇也都如约而至。她的表现也一如既往，她总是歌厅里那个最不合群的人，她从来都不尝试着去碰那么一下话筒。而那两个来疯的人，只要手一碰到麦克风便忘记了我的叮嘱，极其投入和忘我。最后一次结束后，雷红宇刻意留在后面，她的脸掩在阴影之中，说话的声音很轻，她说，我们能不能不来歌厅聚会了，我心里很烦。
我犹豫了一下说，其实我也不想来，我有那么多的工作要做，有那么的事等着我来处理，可是我又不得不来，我想听你唱歌。你以前唱得多好。你还记得学校的操场，记得我等着你回家的场景吗？
她不假思索地回答，不记得，我一点也不记得。
我陪你去医院看嗓子呢？
她摇摇头。
我是个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人，这么多年，我就是凭着这股劲头才一步步地走到现在的。我是不能轻易认输的。我不急不躁，锲而不舍。正好赶上张学友的演唱会在邯郸举办，我让他们给我找了两张票，他们还惊讶我什么时候对演唱会感兴趣了。我让秘书把票送给了棉纺厂的刘厂长，让厂长交给了雷红宇。这样雷红宇无法推托，就不得不来。
对于张学友来说，他到哪儿演出都无所谓，可是对于邯郸人来说，这可是件了不得的大事。街道早早就戒严了。堆着一脸的亢奋向体育馆冲去的大都是中年人，男人和女人。这是他们这个年纪的人的超级偶像，也是我和雷红宇的歌神。
这一次，她到得比我要早，坐在体育馆的座位上，冲我微笑着。这是我们重逢之后，她头一次露出笑容。我也感到心情愉悦，我感觉我将迎来突破的关键一天。我们很快就淹没在如潮的观众中。在炫目的灯光、夸张的烟雾和夸张的欢呼声中，张学友跑上台了，那一瞬，我觉得自己一下子从现在的身体里跑了出来，像是换了个人，脱下了所有的伪装，还原成了那个曾经在音乐的天地里轻松自在的那个曾经年少的我，就像现在舞台中央的张学友，好像还停留在我记忆中的那个年龄。我偷偷地瞄了身旁的雷红宇，她和我一样，也仿佛回到了年轻时唱歌的那个雷红宇，容光焕发，身体随着音乐的节奏晃动着。张学友先后演唱了他的一些经典歌曲《吻别》《一路上有你》《爱如潮水》……当他唱到《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时，全场都跟着他在一起大声地唱，好像那个名字能感动我们一生似的，我觉得自己的嗓子都冒了烟，却仍然停不下来，跟随着所有人的声音拼命地唱着，唱着。突然间，我的身体一侧感觉到了压力，我一边唱着一边扭头观看，我看到，雷红宇正在一点点地向我靠过来，然后慢慢地向座位下滑去，像一条离开水的鳗鱼。我只看到她的脸色潮红，眼睛闭着。我急忙停止了歌唱，去抓她绵软的身体。
在医院里我见到了雷红宇的丈夫，周杰，一个膀大腰圆的男人。他目光中透着仇恨，对我说：“如果她有个三长两短，我和你们没完。”
讲到这里，有人在喊崔瑞云：“快点吧，会议快开始了。”
接着是开会，其间我们再也没有碰面的机会。会议结束时都没有告别，有时候人生就是这样，邂逅比刻意的相遇更合情合理。我没有再去主动找她。但是我震惊地发现，在我内心深处，一个叫作雷红宇的姑娘，牢牢地占据着一片天地。我日益觉察到，我曾经见过她，她的容貌慢慢清晰起来，她的身体微胖，脸是圆的，嘴唇很厚，嘴阔，声音低沉、浑厚。只是有一点令人遗憾，我始终看不到她的目光。不管我多么坚信，我曾经在三十年前的校园里，和她打过无数次的照面，和崔瑞云一样，站在操场边，听过她动情的歌声，可是，她的目光，却无法穿越时光，让我真切地感受到。
半年之后，童丰收来找我，他也是我在邯郸初中时的同学，能记得他是因为他是我的邻居，小时候经常被父亲打得满楼道奔跑。他以前是个瘦高的人，现在变得胖胖的，瘦高的记忆被打上了疑问。他的弟弟因为犯了人命，有病乱投医，找到了在省会工作的我，看我能不能帮上忙找找人，以减轻他弟弟的罪责。我无能为力，所以就顾左右而言他，我问起雷红宇。他想了半天，否定了我的问题，他说：“我们没有这样一个同学，我们班的同学这几年我都见过，去年还聚会了，就差你和崔瑞云。你是因为和大家待的时间短，又在外地。而崔瑞云是从来不参加同学聚会的。”
临走时，他失望透顶，他说：“同学们都说你很了得，我满怀信心而来，以为你无所不能。”
我惭愧地说：“我就是一文人，抱歉帮不了你。”
他意犹未尽，无比感慨地说：“他们都吹嘘你是个大名人，可是我看呀，你混得真不行。”
我老实地点点头。
他满脸的不甘和不屑：“还不如崔瑞云，她当时不显山不露水，学习也一般，只考上邯郸师专，可是人家却当了那么大的官。是我们班官最大的。”
我赶快做自我批评说：“是呀。人不能和人比。”
童丰收说：“唉，本来我是想请她帮忙的，她一定行的。她和省里的很多领导都熟，可是谁承想，她竟然……据说是……”
再一年的人代会，我没有看到崔瑞云，她已经被剥夺了人大代表的资格。开完人代会回来，那张卡竟然神奇地在我翻找文件时从抽屉里跳到我视线里，我拿起来，想了想，还是把它扔到了字纸篓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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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相见不难》，关于董仙生的前世今生
翻开刘建东的小说《相见不难》，董仙生，向我们走来。
董仙生是谁？他是刘建东近来一系列中短篇小说中贯穿始终的男主角，他是某省会城市社科院文学所所长，全国知名的文学评论家，顶着一堆荣誉称号和专家资质，每天奔走于各种研讨会和讲座，是一个颇有些社会地位、掌握了大量行业和社会资源的成功者，世俗尺度上的能人，所到之处尽是掌声与鲜花。但同时，他又是一个“被梦想抛弃的人”，在妻子眼中不过是“俗人一个，整日只知道拉帮结派，吃吃喝喝，结党营私，利益互换”，是“一个饥饿的人，疯狂地占有、攫取，梦想得到所有可以证明身份地位的证书、奖励、津贴，乐此不疲”。
中篇小说《丹麦奶糖》是“董仙生”系列的第一篇，以主人公在单位和文学界的外在利益得失与内心自我冲突为主线，真切地呈现了这个时代中的文学知识分子的现实和精神处境。小说人物塑造的着力点在于那些发生于一个人内部的矛盾与分裂：“精致的利己主义”与理想主义，80年代与今天，世俗名利场中获得感的沾沾自喜与午夜梦回时分的惴惴不安……时代的巨大分裂与病候在这个局部充分显形。而作为一篇完成度极高的小说，《丹麦奶糖》还奠定了“董仙生”系列小说的底色和基调——文学知识分子的观察和表达视角，以及自我审视与自我辩解两种矛盾的情感立场之间的相互缠绕和扭结。
是的，文学知识分子。“董仙生”系列中短篇小说中，处理的正是作者刘建东最熟悉、最切身的经验，他身处其中的生活和人群。《丹麦奶糖》之后，短篇《猴子的傲慢》《声音的集市》《走失的人》贯穿始终的主人公都是董仙生，都在延续和延展着《丹麦奶糖》所打开的问题。有的篇目侧重于书写董仙生自身的现实和精神生活，比如《走失的人》，有的篇目则着重于表达经由董仙生的目光和视角的人和事——自然，这目光和视角本也就是董仙生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声音的集市》《猴子的傲慢》，比如我们现在正试图谈论的这篇《相见不难》。小说的开头，已经成为人大代表的董仙生在大会上偶遇自己的初中女同学、同为人大代表的崔瑞云。这场老同学的偶遇显然没有朝着男女暧昧的方向发展，而是一种充满着不确定甚至荒诞感的意味不明。他们之间陆续的交集，因为几张莫名其妙的购物卡，还因为所谓老同学雷红宇命运人生的讲述，而这个老同学在文末竟然身份未名，于是这交集、这讲述，都变得很有些虚幻……《丹麦奶糖》中着力营造的神秘与荒诞感，在这篇《相见不难》中再次出现，一直到小说结束时，作者和叙述人都没有为读者解惑，依旧是“幽暗不明的真相与记忆”。于小说，这是人物的独白，更是作者的留白。
与之前广受好评的《阅读与欣赏》《黑眼睛》等工厂系列小说相比，我更偏爱这一组“董仙生”系列。那几篇工厂题材的小说，大概是刘建东深入生活的产物，更多的是外在于自己人生图景的他者生活。而“董仙生”是作者自己最熟悉的人群、最熟稔的人生与生活，里头饱含着作者自己最切身的痛、焦虑和疑惑。而且，恰也因为这身在其中的熟悉与熟稔，这些小说中的不确定、不坚定和犹疑、迷惑也最强烈。小说中向我们走来的董仙生，他本就是我们身边的某个熟人，或者，就是我们自己。而当下的小说写作中，大家更愿意、更长于去书写乡村、底层，各种爱之深、责之切，各种深入开掘，各种腔调语调。而一旦面对自身，往往却不知道如何开口、从何说起。真正深情又诚实、冷峻地凝视自身的作品太少。一部《围城》，似乎奠定了知识分子处理和表达自身经验的语调和目光，我总觉得它刻薄气重了些，失了体恤和悲悯，而面对任何人群和事物，文学所秉持的正应该是深刻地批判与深切地理解之共同着力。刘建东笔下今时今日的董仙生，也许正是我们曾经极其厌嫌，但不知不觉就活成了、或者想活成而不得的样子。
董仙生，这位著名评论家，文学知识分子，可能是最接近公众期待和想象中的“知识分子”，更最接近中国传统士大夫角色。而当我们今天谈论知识分子，我们谈论的大概主要是这个群体的现代性使命和境遇。先天不足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新中国成立后又历经一系列政治运动，历经九十年代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和新世纪的媒介革命，而这些都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社会，改变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改变着知识分子群体的自我想象和价值建构。而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并不能给现代知识分子提供足够依靠的精神力量和示范作用。我们在传统士大夫和现代知识分子之间的认识理解是模糊混淆的，用来评价和想象他们的角度和标准也是混乱的。而这种混沌与复杂，也恰是当下中国和中国人的大问题——旧有的已经坍塌无效，新的却尚未建构有效。近代以来，伴随“被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儒家传统所提供的那套赖以安身立命的价值体系崩溃了，整个知识阶层赖以生存的价值体系崩溃了。他们在西方现代知识分子与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传统中，如何寻找和确认自己？显然“文死谏武死战”和“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已经不足以成为他们的价值和精神支撑，康德、福柯、库切们也未能真正有效。董仙生们始于的内部撕裂与纠结，也正源于此吧。
据说，在这篇《相见不难》之后，“董仙生”系列还会继续，还会有以他作为主人公的中篇和短篇问世。我满心期待，期待这一系列的小说能继续回应着我的那些兴趣点和疑惑之处——这些人就在我们身边，就是我们自己，发生在他们身上那些黯然、怯懦、迷惑和躲闪，有时让人不忍直视，但又似乎情有可原。他们的问题症结在哪里？基于其自身立场的合理性又在哪里？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的人格重建是否可能？如果可能，那么其最可靠的路径又是什么？
责任编辑 | 杨晓澜
图片 | 摘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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