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青石、谢汉光在台湾潜伏和斗争时间最长的地下党员，侥幸回大陆的寥寥无几。

——中共台湾隐蔽战线千余烈士寻踪纪实（十一）

　                    陈 辉

　　中共台湾地下党交通员刘青石在台湾潜伏时间最长，1950 年因蔡孝乾叛变，遭到国民党通缉追捕，他在墓地中潜伏4 年后于1954 年被捕，成为最后一名被捕的中共台湾地下党员。2009年8月19日，凤凰卫视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刘青石老人叙说了他那充满传奇色彩又令人心酸的地下党经历：

　　我本名是刘英昌，台湾八堵人。在日本人统治台湾的日子里，我在台北工业学校就读，由于父亲曾被日本宪兵抓过，对日本殖民者的仇恨一直埋藏在心中，见到中国人被日本人欺负，我都会去帮忙教训日本人。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对侵略者的仇恨进一步加深。1940年，我和几个同学一起谋划着给日军投毒。不料计划败露，那时17岁和其他几个同伴一起被捕入狱。

（坚定的台湾地下党员刘青石）　　

   1945 年日本战败后我被释放，1947 年加入中共台湾地下党，担任地下交通员，直接受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指挥，以商人身份作掩护，多次冒着危险往返于台海之间，传递重要情报。

　1947年冬天，蔡孝乾叫我去香港和廖文毅接触。当时，廖和潘钦信、萧来福等人在香港办学习班。说搞武装需要经费，请他支持。但廖只给了我一点点钱，我就回台湾了。

　1948年，我和我的二哥刘英烈在花莲开了个金沙矿。在这之前，我受组织委派从上海带了几个台湾山地人回台湾。我回到台湾后，陈炳基和田进添来找我，说他们已暴露了身份，希望我帮他们躲起来。由于我和蔡孝乾是单线联系，我不能叫他们和蔡联系，但也不能见危不救。因此，我向蔡孝乾提议，利用花莲荒废的金沙矿来躲藏同志。蔡同意这个想法，并说以后可将它作为基地，让不能公开活动的同志以工人的身份隐藏起来，还可伺机开展山地人的工作，可谓一举三得。于是，我和刘英烈及其朋友出资经营起矿场，我并担任经理。

　（台湾地下党幸存者刘青石老人）　

    1949年8月上海已经解放了，蔡孝乾要我来大陆接受任务。我们到了舟山后更是小心翼翼。一些走私商人对我们说，菠萝罐头在上海的卖价最好。我们就依了他们的意见，坐着渔船，带着从台湾运来的罐头到了上海。虽然当时情况很混乱，在海上经常遇到海盗袭击，但我用这种方式往来大陆、台湾之间传递了不少档案和指示。我也和蔡孝乾说，万一情势危险，可以用这条走私路线离开台湾。

　这时，蔡叫我来大陆，向组织要求钱、船和武器。我在上海见到刘晓（华东局的领导还有饶漱石、曾山），在华东局的一次会议上，我也第一次见到了苏新。我离开台湾时，蔡特别叮咛我在大陆避免去见台湾人，以防暴露，但当时上海已经解放，我感到很陌生，因此我去找过原来的联络人李伟光（台湾人，是日据时期台湾文化协会的成员，也是华东局与台湾地下党的联系人）。对于蔡孝乾所提的要求，组织给了我两万美元，作为台湾地下党的活动经费。两万美元在当时不算是个小数目，但对台湾整个地下党的活动来说，就实在太少了。蔡之后对此很不满意。

（台湾地下党部分女党员合影）

   1950年3月，蔡孝乾已被捕，一些同志也受牵连被捕了。后来，我想我迟早会被捕，到时会连累别人，就暗中与我父亲取得联系，求他老人家设法帮我弄一些青酸加里（即氰化钾）毒药，以为到时自杀之用。我父亲无语地点了头，但毒药一直没弄给我！我和地下党的朋友在瑞芳四脚亭附近的荒山野外躲了4年半，其中所经过的各种危险、困苦不说也罢。我躲在山上的时候，都由我的小弟刘英惠和我联系。地下党员吴金堂自首后，我的父母、妻子和刘英惠等都被抓了。1954年我被叛徒出卖也落入特务的魔爪。

（国民党关押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我被捕后表示，只要放了我家人，我不在乎被杀、被煎。中统科长俞询初的手下郭维芳却告诉我，他们准备让我回大陆，搞特务工作。郭是地下党，在被捕后自首，但他心里一直很矛盾，也心有未甘。他告诉我，如果是他，他也会离开台湾去大陆。于是，我决定和特务们智斗。我交待了我自己反蒋、反国民党的思想及认识过程，但我所说的完全不涉及党的秘密，也没有出卖同志。

    这样拖了一年多，特务机关准备放我出来，打入一些台独的团伙。他们说团伙里面有共产党嫌疑份子，要我打入其中，利用时机，和他们一道离开台湾，或到香港、日本，以后伺机到大陆做情报工作。我说我已经暴露了，人家都知道了我，我干不了这事。

   以后，他们又准备让我来大陆做情报工作。我想他们是想借刀杀人，想利用共产党的刀杀我。我的哥哥英德也说我来大陆不好，组织不会相信我。但我想到，我可能是最后一批被捕的地下党人，有责任向组织汇报蔡孝乾被捕以及地下党被破坏的始末。

   另外，我是因被出卖而被捕的，我既未出卖过任何一位同志及社会关系，也从未说出只有我和蔡所知道的一些情报。这些对组织来说，可能无关紧要，对我来说，则是大事。我感到没有台湾的解放，就没有我刘某的一切。即使回到大陆，会受委屈，甚至牺牲生命，我也无怨无悔。

　　（国民党抓捕地下党的宣传标语）

   就这样，我到了香港，一出码头，我就把台湾特务头子俞询初交给我的密写用药水仍进海里，并很快和组织取得联系（负责人为陈金石，是大春行的老板。该处曾是掩护地下党员林田烈、林良材等人活动的场所）。经由陈金石的介绍，和公安部派来的叶某的安排，我路过广州，到了北京。这时已是1956年。到了北京，我写了足足几万字的材料，交代了整个事情的过程。我应该说是躲得最久，最后被捕的台湾地下党员。

　　经过一年审查，被送到北京郊区一个农场劳动长达22 年。我在北京郊区的清河农场干活、劳动。体力上的艰辛，我不在乎，但精神上的痛苦，几乎使我窒息。文革期间，我吃了一些苦，但与我在台湾地下党的经历无关，我的党籍也一直保留着。文革后，我被平反了。

　1980年代，我和台湾的家人联系上，他们以为我在北京一定有权、有地位，我告诉他们，我一无所有啊！之后，我去了美国，见到我的小孩。我被捕时，大的才七岁，小的则是在我被捕后才出生，他们现在都已50多岁了。

　1992 年以后，我基本上每一年都回台湾，扫墓祭拜为我操劳、吃尽苦头的已故父母、兄姐，和因我被捕、遭杀害的亲戚们。我也去看望了还健在的哥哥、弟弟和两个妹妹。当年大家都反对国民党，我得到过很多人的帮助及同情。

　台湾地下党被破坏，牺牲很大。当然，蔡孝乾被捕后的叛变是主要原因，但对台局势估计不足也是原因之一。解放舟山时已有反复，打陆战、过江和渡海毕竟不同。

   另外，当时中央给台湾地下党的任务是保护好国家财产，维护好社会治安，保护好党组织，指导思想是「静观」，等待解放。也因此，没有接受台湾地下党给武器、船和钱的要求。等台湾地下党出现危机时，连撤退都来不及了，台湾地方又小，根本没有回旋的余地。

   如果，当时组织有所准备，地下党也许能安全度过难关，保存下来，即使台湾未能顺利解放，以后的局势应该会大不相同。台湾的地下党人数不多，牺牲的牺牲、自首的自首、变节的变节，但为党为国牺牲的好样同志的确不少。这真是一个惨痛的历史教训！

　谢汉光，是目前有记录可查在台湾坚持斗争潜藏时间最长的一位中共地下党员。谢汉光是广东丰顺县埔寨镇人，1942年夏毕业于广西大学农学院森林系，先后在广西省农业试验场任技师和担任黔桂铁路柳州农场主任。抗战胜利后，他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受中共华南分局派遣，进入台湾从事地下工作。

   1949年9月下旬，台中地区中共地下党遭破坏，谢汉光在逃脱后下山，宁死不降，潜逃到台东一个极为偏僻的山林小村，得到该村村长的帮助，冒名顶替失踪多年的高山族农民叶依奎的户口，在那里干活，度过了艰难险恶的38个年头，一直到1987年台湾当局宣布解除“戒严”，谢才得以走出深山，重见天日。

　1988年12月8日，已经白发苍苍的古稀老人谢汉光，手持台籍农民“叶依奎”的身份证，从隐蔽38年的台东深山密林走出来，回到广东省丰顺县老家，与离别50多年之久的发妻和子孙辈相聚。历经两年的艰苦努力，经中组部的审查确认，其党籍获得恢复，还享受了离休干部的生活待遇。遗憾的是两年后，75岁的谢汉光就病逝了。

　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在山区建立了一些武装训练营地1950年3月26日，台湾中部山区的“竹子坑武装基地”遭到破坏，打死了4名地下党，打伤十名地下党。最后一个“鹿窟武装基地”隐蔽坚持到1952年12月28日，在保密局特务会同军警的进攻下也被摧毁，在当天的武装攻击行动中，一共逮捕了600多名共产党嫌疑人。

　蔡孝乾叛变后，1950年5月，中共新竹以北地区的工委书记陈福星等人，设法与中共华东局取得了联系，随后陈福星便召集了全省尚在活动的地下党组织负责干部会议，重整地下党组织，至该年年底﹐全省各地中共地下党组织又再具规模，重新开始活动。

　1951年春，陈福星、曾永贤等建立了新的中共台湾省工委，陈福星任书记。当时，地下党的活动重点，改为以深山为根据地，在桃园、新竹、苗粟等山区，建立解放区和游击区的方针。以“在劳动中求生存、求生活、求安全、求工作”之策略，争取团结了客家山区的农民群众，并逐步建立了一批规模不大但却隐蔽的革命根据地。

　陈福星，台南人，1933年在台南二中毕业﹐又就读日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返台；1946年担任台南凤梨公司第三厂代厂长，同年秋，由蔡孝乾批准入加入中共；当年11月中共台南市工委会成立时，陈福星曾是市工委负责人之一。

　但是，陈福星领导的省工委并没有活动多久，又被国民党特务破坏。1952年4月，曾永贤、陈福星等人先后被捕，旋即投敌，新的台湾省工委也结束了。

   （台湾监狱鸟瞰图）　

    在白色恐怖中艰难建立的台湾地下党组织，由于蔡孝亁一批叛徒的出卖，遭遇灭顶之灾；由于美国介入台湾问题，为解放台湾设置了海空屏障；由于朝鲜战争爆发，人民解放军的战略重点转向抗美援朝；由于当时台湾党组织误认为台湾解放指日可待，没有实行长期隐蔽的策略，过于张扬；由于台湾地域小，武装斗争和长期隐蔽周旋都难以奏效。最终台湾党组织遭到全面破坏，地下党和进步人士遭到疯狂屠杀，台湾隐蔽战线的斗争成为一段悲壮的历史。

　　后来，历经九死一生侥幸返回大陆的地下党寥寥无几。

　　谢雪红等“老台共”早在“二·二八”事件后便返回大陆，见证新中国的诞生、成长，她们是台湾地下党和进步人士的幸运者。

　　吴克泰，１９４６年３月初，在上海复旦大学就学时，加入中共上海地下党，递交了入党申请。3月中旬，被上海地下党即派往台湾从事地下工作，４月下旬一个晚上，“工委“武装部部长张志忠向他宣布：党已批准你入党了。１９４９年３月，根据上海局通知，台湾地下党派吴率领台湾省青年代表团来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青年代表大会，本来预定很快就要随同解放军打回老家去，却由于朝鲜战争爆发，解放台湾搁浅，留在了大陆，躲过一劫。新中国成立后，吴克泰担任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

　还有一些人既未蒙难，也未返回大陆，便在台湾长期隐居下来，将过去的岁月变成回忆。随着岁月流逝，分居两岸的台湾地下党逐渐凋零。

   近年来，随着两岸时局的变化，台湾岛内有人站出来声称是当年潜伏下来的地下党员，其中可能有真有假，有人确实是地下党和外围活动者或同情者，并有大陆方面的健在者证明。

    这些人历经沧桑沉浮，没有出卖组织、没有出卖同志，在国民党白色统治下能够活下来实属不易，十分可敬。

链接：

——中共台湾隐蔽战线千余烈士寻踪纪实（一）

——中共台湾隐蔽战线千余烈士寻踪纪实（二）

——中共台湾隐蔽战线千余烈士寻踪纪实（三）

——中共台湾隐蔽战线千余烈士寻踪纪实（四）

——中共台湾隐蔽战线千余烈士寻踪纪实（五）

——中共台湾隐蔽战线千余烈士寻踪纪实（六）

——中共台湾隐蔽战线千余烈士寻踪纪实（七）

——中共台湾隐蔽战线千余烈士寻踪纪实（八）

——中共台湾隐蔽战线千余烈士寻踪纪实（九）

——中共台湾隐蔽战线千余烈士寻踪纪实（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