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GAGALAND》导演滕语涵：一部荒唐剧，一场黄粱梦

“我听见他们说，这里不再属于我。我听见他们说，这里不再是过去。在这空间里我感到危险来临，在这空间里我感到黑暗在呻吟。”当中国青年导演滕语涵执导的影片《GAGALAND》入围荷兰鹿特丹国际电影节金虎奖之后，观众在庞麦郎的吟唱声中，记住了这部献给“老铁”的电影。诚如歌词所述，当时代匆匆而过，我们是否会被抛弃？是否会被厌恶？又或许，一切还好，至少，我们掌握着“GA舞”的主动权。

“七月的一个周末，三个凉山少年悄然逃离了工厂，没带走一件行李。他们是同乡兄弟，分别叫老大、老二、老三，刚来山东打工20余天。如今，三人决心逃离每天给死鸭子拔毛的操蛋生活，先坐车到郑州，再转车回凉山。意外的是，他们在郑州火车站逗留期间，被偷走了唯一的钱包。

回家的美梦骤然破灭，老二坐在广场台阶上哭了起来。这时，他耳边传来一段热闹的旋律，‘大叔他很拽，大叔你好坏，大叔摇起来，大叔就是拽’。穿过层层人群，几名老头老太在随着音乐群魔乱舞。带头的大叔染了一撮红色头发，格外显眼。在西广场流浪一周后，少年们决心拜这位红毛大叔为师，学习GA舞，成为网红。”

* 《GAGALAND》电影海报

这两段带有玄幻色彩的描述，出自一篇名为《来自凉山的GA舞少年》的报道，而这也正是《GAGALAND》最初的起源。当时，滕语涵刚刚考入电影学院，报道中离奇、炫目的经历让她陷入对于生活的追问：为什么19岁的自己在读电影学院，而另一些同龄人却在广场上GA舞？她觉得：“这东西太奇妙了，一切都不按常理出牌，但又实在太鲜活、太生猛。”

这份非理性的悸动，持续到滕语涵19岁生日那天，她在朋友圈振臂高呼“我要拍电影”。之前做独立放映认识的朋友泥巴问她，你想拍什么样的电影，于是滕语涵就将GA舞的报道和影像发送给了泥巴。像是巫术一般的原始魅力，它同样感染了小镇青年出身的泥巴。两人一拍即合，泥巴风风火火地杀到北京，决定和滕语涵一起到报道所在地——郑州，实地调研。

“如果没有真的去当地，那我就是在‘想象’另一种生活。那其实是一件非常傲慢的事情。所以，我总得看看这个到底是什么。结果没想到看完之后，五年的青春就送给了这个片子。”尽管在手机上感受过太多次“GA舞”所蕴含的自由与快乐，但当在现场，舞池中的红毛大叔将手伸向滕语涵时，“舞起来”作为难以克制的、最原始的欲望与冲动，让她不顾一切地把摄影机撇开，跟随大家一起舞动起来。

报道中所提到的“红毛大叔”，是GA舞江湖的主人公，顾东林。不在广场上直播GA舞的时候，红毛大叔就在自己的小店里，用祖传的手艺提供“洗剪吹”服务。年轻的时候，他常常在舞厅跳舞，后来，舞厅随着时代变迁逐渐消失，过去的那些伙伴也将跳舞的场合搬到了广场上。最初，他们并没有“GA舞”这一概念，只是随心所欲，想怎么跳怎么跳，跳起来就是感觉“很爽”，因此，这个舞蹈曾一度被称为“爽舞”。直到后来，红毛大叔在周围人的影响下开始使用短视频平台，他才发现原来互联网上有那么多人喜欢看他跳舞。

* 《GAGALAND》电影预告片截图，“红毛大叔”顾东林驾驶三轮车

在滕语涵的理解中，我们很难去定义究竟什么是“GA舞”。同样在草根、街头诞生与发展的广场舞和社会摇，多多少少都有各自的“规范”舞步，大家也基于此形成了某种评价体系。但是“GA舞”追求的却是随心所欲。从这个角度而言，时下讨论最多的“去中心化”和“Web3.0”都要向“GA舞”稍稍低头。GA舞之时，每个人的肢体表达都异常平等，只要跳起来，就是最大的自由。“这蕴含着一种巨大的反叛，在当下的环境中非常稀有。”

这种“自由”也体现在红毛大叔与滕语涵的沟通中。他从来不会对电影中“GA舞”的片段指手画脚，反倒是非常配合和尊重合作的每一位演员。甚至，大众能在《GAGALAND》片尾“美术组”的名单中，看到他的名字——毕竟，他无偿为电影提供了一系列发型服务。

总之，“GA舞”主打的就是随心所欲，没有规矩，没有要求。它并非一个表演类别，够胆，是唯一标准。它平等地开放给每一个过路的人。滕语涵记得很清楚，红毛大叔跳舞的广场附近，一间地下室里住着一个流浪汉，每当下午四点，红毛大叔放起音乐，流浪汉就像鬼魂一样浮出地面并加入了“GA舞”的人群当中。“这似乎是他和外界交流的一种方式，这种肢体语言毫无阶级。在那个环境里，所有人都在舞。如果你不舞，那你多多少少有些虚伪。”

短视频平台的直播交织着各路媒体的报道，“GA舞”被越来越多人所熟知，也逐渐形成一个自有的江湖。直播的礼物、观看的人群、现实的利益，都成为了“GA舞”分帮分派的开始，一种“GA舞江湖”的内部斗争，自此开始。同时，社会舆论中关于“GA舞”是否低俗的讨论，也随之而来。

“我的快手账号又被封了”，这是红毛大叔的烦恼。当滕语涵再次回到郑州拍摄“GA舞”时，红毛大叔的账号已经被封了不下12次，被指责“低俗”的他也丧失了广场这一“阵地”。但是为了配合滕语涵拍摄《GAGALAND》，他决定重走当年的“辉煌之路”。

* “红毛大叔”顾东林的“GA舞”场景

一行人来到广场，仍旧有人在围观，只是从自由奔放的“GA舞”转向了更为Fancy的“交谊舞”。当交谊舞的音乐恰好切换到一个鼓点非常重的节拍之时，红毛大叔和团队成员再也无法抑制“舞”的欲望。他们在人群边缘开始自在地舞动，一种类似于尼采笔下“酒神精神”的癫狂，在刹那间感染了所有人。快乐正在洋溢。

滕语涵回忆道，现场，以红毛大叔为圆心，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围观圈层。“交谊舞”的克制与优雅，在“GA舞”狂热生命力的映衬下，悄然消失了其魅力。直到跳“交谊舞”的人因风头被抢走，一怒之下把音乐停掉，红毛大叔的舞蹈才被迫停止。

* 自行携带音响设备的“红毛大叔”顾东林

从始至终，滕语涵都不觉得这是一种“低俗”。她认为只是现如今大多数人无法接受来自“自我”的表达。“明明大家都有一种‘快乐’的欲望，只是在你放不开但别人开心快乐的时候，你就会产生一种抗拒，你会觉得他们不合规矩、低俗。但我觉得，这样反倒是你自己在害怕，同时也是你的一种虚伪表现。”

就像她从来也不觉得短视频平台的“老铁”是一种“低俗”的象征。对谈之中，滕语涵说起，她尤为喜欢2016年-2018年的短视频平台。那时候，尚且没有太多商业化MCN公司的入驻，“看见每一种生活”仍旧是某平台的主打Slogan。短视频中的人是鲜活的，几乎是以一种非常野蛮的生命力，和这个新兴的媒介碰撞、磨合。

“我记得当时第一次看短视频，很惊讶，中国竟然有这样的地方，它像一个社会万花筒，什么人都可以在上面完成自己的表达。”这种原始的快乐对于滕语涵来说，弥足珍贵。“快乐是最勇敢、最反叛的东西。如今，许多人不想让你快乐。你保持快乐，就是最大的挑衅。”

* 《GAGALAND》电影花絮照片

《GAGALAND》立项之初，滕语涵和制作团队想把它做成一部“网络大电影”，一部“老铁”爱看、“老铁”也能看懂的电影。至于入围荷兰鹿特丹国际电影节金虎奖，完全是意料之外的事情。“也许如今掌握话语权的，是那些读过书、有文化的人，但这群人是‘主流’吗？真正的主流，我觉得是玩短视频平台的这一大群‘老铁’。他们很多人只是没有公开表达的权利，没有接受良好文化教育的背景，从而被迫变成了隐身的、不被看见的人。所以每次听到旁人说，《GAGALAND》是一部‘边缘’的电影，我都非常气愤——这就是一部呈现普通人真实状态的电影，它无所谓什么‘边缘’。”

其实早在3年之前，影片《GAGALAND》就在平遥做过一次小范围的放映。对于滕语涵来说，那是一个“从零到一”的过程。当时，观众们在银幕前“嗨”得不行，她觉得原来自己拍得还可以，回忆起当时的情境，滕语涵说自己离开放映现场之后，潇潇洒洒地哼着朴树的《New Boy》回了家。

* 《GAGALAND》在平遥国际影展进行了放映

后来的三年，影片反反复复地修改、调整。在这个过程中，滕语涵自己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态，日渐变得不太稳定。“我爸、我妈、我姥、我奶，甚至我家的狗，全部参与到这个片子里了，还有我大姑，还有她的好姐妹们，她们的广场舞代表团也都‘上阵’了。我做这个片子后来就秉持一个核心——赶快把它做出来。”用《GAGALAND》剪辑师杜青杰的话来说，这部电影得以经历三年震荡顺利产出，全凭“缘分”二字。

倘若之后观影，大众会突然在故事中看到一堆人突然大合唱的画面，也会突然看到一个MV横插在电影中间，很多时候，一种“无意识”驱使了这部电影的架构和组成。“《GAGALAND》太怪了，我自己也没见过这种电影。拍摄的时候我只有19岁，有非常多技术上的问题，但也正是因为如此，它非常简单、非常傻、非常愣。很大程度上，它包含着我当时的体验和思考。”滕语涵说道。

* 《GAGALAND》演员照片

几乎每次在影展放映，滕语涵收到的评价都是两极分化的。有人说这是近年来看到的最好的中国电影之一，有人觉得她是在“瞎闹”。外界的评价多多少少也会影响滕语涵的心绪。“现在想想，其实还挺心疼当时的自己的，突然就被拽入到了这个电影制作的环境中。而且，这个片子也确实太‘新’了，对我来说，每一步都是充满了焦虑的探索。”

因此，当她得知荷兰鹿特丹将她的片子选为入围之时，最开始，她以为自己被骗了。滕语涵甚至还问过鹿特丹组委会，挑选《GAGALAND》的理由是什么。直到入围海报官宣的那一刻，她也不敢相信为什么那么大一个“好事儿”落在她头上。“我还记得那天我一边抱着马桶吐，一边唱刘德华的歌曲，‘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她用“劫后余生”一词来形容这段经历，是这次入围，将她从自我怀疑的低谷中“救”了出来。

* 《GAGALAND》电影画面

鹿特丹首场放映，是产业和媒体专场。按照要求和规定，主创团队无法进入场内。滕语涵紧张地守候在外面，等待记者们的反馈，但放映结束后20分钟都悄然无声，“我当时在鹿特丹大街上大哭，我心想我完了，怎么没人说话。”但当鹿特丹的大银幕开始播放《GAGALAND》时，她感觉她回到了那个熟悉的世界，在听到观众此起彼伏的讨论声时，那个瞬间她觉得她回家了，她说：“那个瞬间，好像我和我自己又重新站在了一起。”

观众场次放映结束之后，她悄悄地在网上搜集过观众写的影评。她还记得她把一个看不懂的语言，放到翻译软件之后看到的那段中文，那段话是这么写的：“可能有些文化隔阂，这部电影我只看懂了一半。但是当我走出电影院时，对面唐人街刚好在舞龙舞狮，当时我就突然想要进去和他们一起跳舞。”滕语涵说：“虽然他说他只看懂了一半，但是我觉得他完完全全看懂了。”

* 《GAGALAND》电影预告片画面

当然也会有质疑，比如“这是不是一部电影”、“虚构的部分和真实影像相比相形见绌”的论调，经常可以在豆瓣相关区域得见。滕语涵觉得，这些其实不太重要。“我们电影最后整体呈现出来，是虚构和纪实的部分二者皆有。但我们似乎没有在意过这个界限在哪里。其实很多观众认为‘纪实’的部分，也是我们编排出来的。从创作之初，我们就没有考虑过界限的问题。”

* 《GAGALAND》电影团队成员合照

在对谈的最后，我们回到了“GA舞”文化——是的，它的确有资格被称为一种“文化”而非一道猎奇的消遣——的原生语境，亚文化。

滕语涵并不担心“GA舞”进入所有亚文化的必然结局——被收编。她说道：“文化发展有自己的规律，我是否排斥、介意都没有用，但我相信，真正有生命力的东西，是不会被抹掉的。红毛大叔已经走了。他总说自己是‘影帝’。我觉得他就是，他是GA舞影帝。如果他看到我们的影片被荷兰鹿特丹那么大一个电影节接纳了，他一定非常自豪、非常快乐。”

撰文：RUNNI

编辑：任泽前

排版：任泽前

图片：来自《GAGALAND》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