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铁川：毛泽东和著名法学家何思敬的交往

毛泽东和著名法学家何思敬的交往

作者：郝铁川，杭州师范大学沈钧儒法学院院长

来源：《世纪》2020年第四期

 毛泽东同志与中国法学家交往的史料较为稀缺，多年来，我从众多人物的回忆录中一点一滴地进行收集，疫情期间在家梳理后，觉得毛主席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何思敬先生交往的事情，可以一说了。

何思敬是毛主席唯一公开评价过的法学家

 1938年何思敬从香港出发，辗转内地，经过千难万险，终到达延安机场，毛主席在专门为他举行的数千人参加的欢迎会上，称赞他为“有正义感、有勇气、有学问”，“全国第一流的法学家”。朱子奇（1920—2008，1938年毕业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书记处常务书记）在给何思敬女儿何理良的一封信中回忆道：“我参加了1938年春（约四五月）在抗大举行的约有三四千人的欢迎何老到延安的大会。我是招待员（抗大学生）之一。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洛甫、王稼祥、罗瑞卿等参加。主席亲自主持会并讲了话；称赞何老不顾国民党某些人的种种威胁利诱，依然来到延安抗大当教授，参加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教育事业，对其表示热忱欢迎和感谢。还谈到何老是全国知名学者，很有学问，对哲学、法学及军事学很有研究。还阐述了党欢迎全国知名学者来延安的政策。称赞何老的行动是榜样！”查阅目前有关史料，毛主席一生只对何思敬这一位法学家作过公开评价。

 毛主席不仅对何思敬的到来高度重视，同时还关心他的家人到延安与他团聚。1939年8月，何思敬的夫人王艾英接到何思敬的一封信，其中有毛泽东署名的一张条子，请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安排何思敬教授的家属到延安来。王艾英兴奋极了，马上去见了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办理了组织手续。10月1日，廖承志委托专人到码头送行。王艾英和子女在党的一位秘密交通员陪同下登船去海防港，后乘卡车经广西、贵州、四川公路北上，终于在年底到达延安。一路上倍受白区党组织的关怀，在桂林因曾发生宪兵刁难和扣留八路军军车一个月的情况，为确保安全，党组织就用李克农同志的专车送何思敬的家人过了关卡。时任中央党校校长的邓发同志代表党中央亲自迎接。何思敬同志提着马灯照照每个孩子的脸，笑着说，终于平安到达了，我真担心孩子们在重庆遭到日本人的空袭。何思敬的儿子何健文回忆说：“1939年12月底，我们全家刚刚到延安，未料到毛主席在一个晚上很晚了，还从杨家岭到大便沟来看我们。过几天我父亲带领全家去向毛主席拜年，经过门卫通报后，尽管毛主席很忙，却热情接待了我们。毛主席知道我父亲抽烟，可是不巧，当时毛主席身上只剩下一根香烟（当时在延安一般人是抽不到香烟的），毛主席很热情地说，‘这根香烟请你抽吧，我来用烟叶卷烟抽。’”

 何思敬从南方到延安，毛主席怕他一时不适应，特意交代郭化若将军（1904-1995，解放后曾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好好关照何思敬。郭化若在致何思敬的女儿何理良的信中回忆道：“思敬同志进延安时，适好和我同住延安城内一间破房子里。毛主席吩咐我和他联系并关照他的生活，因此，我们彼此间常有接触。”

毛主席为什么在延安机场称赞何思敬

“有正义感”？

 何思敬的几个子女都解释说，这主要是说何思敬不贪图荣华富贵，具有追求真理的家国情怀。

 何思敬的儿子何健文在未刊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一文中说：“在旧中国，像我父亲这样著名的法学家，只要他有点偏离正义感，他很容易做到腰缠万贯，发大财。但他最鄙视那些不讲正义、不学无术的权势和钱财。连对他自己的母亲也丝毫不留情面，他母亲希望他留洋回国后能升官发财。但他表示，他一辈子也不当官。我父亲经常对身边的孩子反复教导:‘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即金钱面前莫伸手，危难当头莫苟逃。’”

 何思敬的女儿何理文在未刊的《关于何思敬的品德和为人》一文中说：“父亲生性耿直，同情弱小，嫉恶如仇。这方面祖父的为人对他颇有影响，我爷爷早年在浙江余杭县一个盐号里当管账先生，因为手里有点小财权，少不得有人送礼买人情。爷爷和一般贪财的歹人不同，凡是给他送礼的，他不但不收，还要责骂送礼的人。”“父亲非常同情穷人和弱小。对穷苦的人，经常解囊相助。早年父亲学法律，目的非它，是要当一名律师，来为穷人辩护。他容不得恃强凌弱，每遇此，他是要发脾气的。父亲这些性格的形成，在他后来走上革命道路是理所当然的。正因为父亲具有正义感，他才在白色恐怖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觉得，何的子女的解释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何思敬的父亲和国民党元老张静江、戴季陶、朱家骅等人都是浙江湖州同乡，都有交情，这些人对何思敬也颇为器重，曾帮他找工作和资助他赴日留学。这些人物都曾显赫一时，何思敬只要卖身投靠其中任何一个人，都不愁升官发财。但他坚持道不同、不相与谋的原则，谢绝了他们曾经给他的许多升官发财的机会，而在革命处于低潮的1932年，跑到上海寻找党组织，加入了共产党，走上了与他们相反的道路。

何思敬的女儿何理文说，父亲原来叫何浏生，参加革命后，改名何思敬。原因是：“父亲向往真理和光明，因而思念他崇敬的人——马、恩、列、毛、徐老（即：徐特立——笔者按）、吴玉老（即：吴玉章——笔者按）等革命导师和前辈。‘思敬’——思念敬爱的人，就是他追求真理的一生的写照。”

爱国激情下驱使的正义感

 何思敬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低潮时期，于1932年5月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57个支部之一，党给他的任务，一是直接为共产国际做情报收集工作，二是做某些国民党头面人物的思想转化工作。共产国际与他单线联系的一位波兰同志指示他注意两点：一是不要突然转变出同情马克思主义的面目；二是不要参加当地中共的和群众的任何组织，以略带灰色的面目出现。何思敬严格遵守了党的纪律，他写的《关于红军西迁（即长征）的报告》，向党和共产国际反映了长征在各阶层人民中的反应，受到党组织的赞扬。他在中山大学开设的课程，课程表上是经济学，上课的内容却是《资本论》；课程表上是方法论，上课的内容却是唯物辩证法。1935年9月，他从国外的出版物上看到了党的“八一宣言”，就以讲演的方式宣传，连国民党燕塘军校的学员都换上便服前往听讲。国民党特务连续向何思敬发出要暗杀他的恐吓信，他置若罔闻，照样我行我素。学生们称赞这种勇敢精神是“摸着屁股骂老蒋”。

 老红军钟远蕃教授是何思敬在中山大学法学院任教时的学生。他回忆说，何思敬老师具有强烈的爱国激情，对凡是有损于中国权益的事情，他都疾恶如仇，激昂陈词与之作斗争。例如，“九一八”事变后建立起伪满洲国，国联派了李顿率团到满洲进行偏袒日本的所谓调查。何思敬大骂李顿，写了数封《上国联书》，送给《中大日报》，主编张抑是个老实人，可能出于慎重起见，没有及时刊出。何思敬遇见张抑问起此事，张说那篇稿子文字有些不够通顺（英文），要经过研究修改后才能用，何思敬听了就跳了起来，打了他两个耳光。事后大家做了工作，张抑也没计较。这件事说明何思敬爱国之心的强烈和他容易激动的性格。1936年“荔枝湾惨案”发生后，何思敬挺身而出，串联一批有正义感的教授，联名要求学校当局去营救学生，还迫使邹鲁召开全校的教授会。在会上，邹鲁指责学生被捕与何思敬等平日鼓动教育有关，何思敬说：“大学有学术研究的自由，有言论和结社的自由，中大是国立大学，这么多学生被捕，这是中国的耻辱、学校的耻辱，也是你邹校长的耻辱，你作为校长应该责无旁贷地把这些无辜的学生营救出来。”虽然他去中山大学任职是邹鲁邀请的，但他毅然决然地痛斥邹鲁是汉奸校长。邹鲁对此很恼火，暗中搜集他是否共产党员的材料，准备迫害他。

 1945年九十月间，何思敬以法律顾问的身份随毛主席参加重庆谈判。毛主席回延安后，他还留在重庆继续工作，在一次接见记者时，抨击国民党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与人民争夺权利，受到了国民党《中央日报》的围攻。1957年5月11日《人民日报》在报道哲学史学者聚会北大临湖轩座谈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的消息中，提到何思敬的发言：马克思主义不能老停留在阶级分析上，哲学史的研究方法也应该有所改变，我们的哲学史应该说明，阶级社会的哲学史上提出了什么问题，解决了什么问题。这样才能使后人思考。

 在反右斗争中他的这一观点受到了批判，虽然没有被划为右派，却丢掉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主任这个职务，只剩下一个教授职称。

支持《论持久战》，敢于公开质疑王明

 在1942年“延安整风”之前，王明被许多人认为是“马列理论权威”。在延安许多干部心目中，只有马列的书是理论，毛泽东的文章虽好，却没有认识到这就是我们党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的理论著作一时未被看重，但王明等人在党内特别是在理论上仍有很大的影响。王明从重庆回到延安后，频繁地出席了各种会议，作了很多报告和讲演，发表很多文章，显得十分活跃。王明不但能用俄文背诵许多马列著作中的词句，而且颇有口才。当时他的一些观点还并非完全没有市场，有人听了他口若悬河的演讲之后，还受到迷惑，认为他了不起，理论有一套。

 王明的理论权威地位，当时在延安是没有几人敢于质疑的，而懂俄文、德文的何思敬却敢于公开质疑并与王明展开辩论。抗战初期，“亡国论”和“速胜论”甚嚣尘上。毛泽东力排众议，提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的观点，1938年前后，毛泽东开始撰写《论持久战》。何思敬的儿子在《关于何思敬的品德和为人》一文中说，王明是不赞成毛泽东持久战观点的，而在一次与王明的辩论中，何思敬引经据典，论证了战争相持阶段的存在，支持毛泽东的观点。谢觉哉同志的夫人、老红军王定国同志在《甘为宪法洒热血》一文中说道，延安时期，毛主席就对谢觉哉同志说，建立政权没有法不行，为此成立了中央法律委员会，王明担任主任，何思敬担任委员，他们二人经常争论。王明自吹说：“我是研究黑格尔的老祖宗。”何思敬当即要他讲出黑格尔的主要论点，王明却一句也讲不出来。著名党史专家胡华回忆说，当时，王明瞧不起毛主席，认为毛主席是土包子，撰写《论持久战》没有什么理论根据。何思敬研究过德国著名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给毛主席翻译过许多章节，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吸收了有关观点，如“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等。何思敬驳斥王明，认为《论持久战》是马克思主义军事学的重要著作，是对德国克劳塞维茨军事学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很重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何思敬与毛主席一起研究过它。而王明没有好好研究过，何思敬一下子就把王明驳倒了，受到了毛主席的赞扬。因此，1979年12月3日，成仿吾校长在何思敬同志追悼会上的悼词中说：“在党内斗争中，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在王明之流掀起反对毛泽东的光辉著作《论持久战》的时候，何思敬根据战争史，引经据典，有力地驳斥了他们的谬论。”

“文革”期间何思敬为什么遭受迫害?

“文化大革命”期间，何思敬的女儿何理文回忆说，造反派到处搜罗所谓证据，必欲将何思敬打成“叛徒、特务”而后快。事实是，1932年2月，何思敬积极支持学生运动，国民党当局准备逮捕何思敬，而何思敬在警察局里工作的叔叔和侄子同情进步力量，及时在上午给何思敬通风报信，何思敬中午离穗赴港。警察晚上就到家里抓人。第二天，广州报纸上登出“昨夜搜查何思敬家”消息。

“文化大革命”期间何思敬为什么遭受迫害，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主任胡华提出一个说法，即：何受迫害，与江青有关。1939年年初，毛泽东与江青举行婚礼，给何思敬发了请柬。毛主席住枣园，何思敬住抗大，相距甚远。加上何思敬高度近视，山沟里的路，晚上很不好走，所以何思敬未去参加婚礼，江青对此怀恨在心，认为凡发请柬而未去的人，都是反对这件婚事的。

 何思敬一生未改不屈不挠的性格。他的儿子何理文在《关于何思敬的品德和为人》一文中说，“文革”中，有些人围攻批斗他，他坚决不承认强加给他的种种罪名，因而头部遭到一些人的猛击，左眼大块青紫，颅内豆状体撕裂造成脑溢血后，不幸去世。成仿吾校长在为何思敬所致的悼词中说：“何思敬同志是受林彪、‘四人帮’反革命极左路线的封建法西斯主义的残酷迫害，于1968年4月14日被打致死，终年72岁。”

被毛主席誉为“全国第一流的法学家”

 何思敬上个世纪20年代留学日本东京大学，攻读法学和哲学。1927年2月回国，担任广州中山大学法科副主任和教授。1938年到延安后，担任过抗日军政大学教授、延安大学法学院院长等职。

 关于何思敬的法律思想，我指导的硕士研究生丰权在其硕士毕业论文《何思敬法律思想和法律工作实践研究》中概括为三个方面：宪法学思想、法理学思想和法学教育思想。何思敬精通德语、英语、日语、法语等，翻译了外国法学、政治学、哲学、社会学等著作。译著有克劳塞维茨《战争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黑格尔传》、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等十余部。

 莫文骅将军在《出色的翻译家》一文中回忆说：“1938年毛主席从白区搞到一本从日文翻译过来的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文言文译本，词意不顺，译者把一些别人的见解也渗进去，真令人费解。因此，1938年4月，毛泽东主持了一个‘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请何思敬同志直接从德文本讲解。毛主席组织了中央数十名高级军事干部参加。我当时在八路军留守兵团工作，参加了这次毛主席亲自主持的‘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每星期两个晚上，每次开会介绍一章，并印发复写译文来帮助讨论。毛主席在每次议论中都热烈发言。因为议论很热闹，总是到11时吃了小米粥才散会。大约经过3个月，把这本书基本读完了。在讨论何思敬同志的讲解时，毛主席发言很活跃。如关于集中兵力问题，毛主席讲了许多中国古代的战例。比如，秦始皇伐楚时，始皇问一位大将要带多少兵？大将答要50万。始皇问另一位大将，那是一个少壮派，答，只需20万，结果大败。始皇又问第三位大将，那位大将说要60万。结果大获全胜。我们知道有些在黄埔陆军大学毕业的将领，因不掌握集中兵力的要领而常打败仗。……何思敬同志在帮助毛主席理解克劳塞维茨《战争论》这部难读的书上，是有一定贡献的，也是间接为毛主席写《论持久战》这部光辉著作中出了力的。”毛泽东说，何思敬同志虽然不是一个军事家，但他在从德文翻译德国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战争论》这本名著，既通顺，又准确。

1949年初，中央调何思敬同志到平山县西柏坡协助周恩来，从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起草的准备工作，《共同纲领》不知改了多少次，每次讨论，何思敬同志必定到会，从不缺席。

学者气质，至死不渝

 何思敬的学者气质历来为人称道。原国家副主席王震给何思敬女儿何理良的信中说：“你的令尊是我延安时期在朱总司令住处常同餐并听讲学的老师，那时称他教授非常顺口，也很亲切。像总司令、参座以及耀邦同志和我们当时许多青壮年都是喜爱这样一位学者。”什么是学者气质呢？我认为有如下三点：一是追求在学术面前人人平等。于光远在《何思敬二三事》一文中回忆说：“1936年我在广州时，就听说中山大学有一位何思敬教授。但是等我慕名走访时，他已经不在广州了。我只见到尚仲衣教授。1939年到延安后听说他在当地，并了解到他家离我的工作地方中央青委机关和延安中山图书馆很近。我就找到了他的家。自我介绍了一下，希望经常受教。何思敬和他的夫人热情地接待了我。这时我是才24岁的青年哲学爱好者。很快地他就和我熟悉起来。开始讨论彼此关心的哲学问题。几次见面之后，他就告诉我，延安有个新哲学会，他可以介绍我参加。我当然喜出望外，这是1940年二三月的事。过了几个月，有一次到他家，他告诉我这个新哲学会就要开年会了，你已经是这个会的会员，可以参加。开会时间是6月21日下午。开会地点就在文化沟内新建的‘文化俱乐部’。到了那一天，我早早地就到了。到的人真不少。文化俱乐部的一个特大的窑洞里人坐得满满的。除何思敬和艾思奇两个负责人外，还有毛泽东、张闻天、朱德、茅盾、张忠实、陈伯达、周扬、肖向荣、郭化若、冯文彬、和培元、范文澜等，总共有五十多人。会议由何思敬致开幕词。他说新哲学会成立了两年，工作有了不小的开展。他说我们的会员毛泽东不久前写了一篇《新民主主义论》，是在革命战争中产生的伟大哲学著作。……他把毛泽东写的这部著作作为新哲学会的工作，听的人都觉得有些滑稽，禁不住笑起来。在场的毛泽东也忍不住大笑。在这个会上，毛泽东、张闻天和朱德都讲了很简单的话。接着进行了自由讨论，许多人都发了言。”

 与政治家比较讲利害有所不同的是，学者比较注重探讨真理、是非，因此，为学不作媚时语，不刻意讨好官员。何思敬对毛主席非常尊敬，对毛主席关爱他全家，心存感激，两人有着很好的交情，这是人们公认的。但何思敬从不对毛主席阿谀奉承。何方（曾任张闻天同志秘书）在《从延安一路走来》一书中回忆道，一次，他在延安的文化沟看到，毛主席看见何思敬走过来，赶忙上去打招呼。而何思敬却只点点头就擦肩而过了。何思敬在抗大上课，学生问他哲学参考书是否应该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他竟照实回答说，那天上厕所时翻了一下，接着连说了三个“看不懂”，因此建议大家看参考书还是看马列原著。何思敬是人不是神，他的观点不一定都正确，但他作为一个学者，不顾利害关系，直言不讳，还是令人理解的。“文革”期间，他遭批斗时，有人劝他给毛主席写封信，凭他在延安帮助毛主席写作《论持久战》而结下的深情厚谊，毛主席一定会下令保护他的。但何思敬觉得自己一身清白，不需要找“靠山”，最后被迫害至死，也不服一次软，不向任何领导人求助。

 何思敬的最大嗜好是读书和买书。解放初期，他为在旧书摊上买到一套《希腊哲学史》而十分高兴，计划将这部书翻译出版。可惜的是“文革”动乱不仅夺走了他的生命，连《希腊哲学史》也被抄走散失了。何思敬通晓的语种够多了，可他还说最大的遗憾是不懂俄语，不能直接阅读列宁的原著。因此，他坚持要他的女儿何理良学俄语。何理良大学俄语专业毕业之后，被分配到毛主席身边当苏联医生米大夫的翻译。有一次，毛主席对何理良说，你父亲给你起的名字真有意义：何理良者，什么道理最好之意也……

 毛主席的这一解释，也可以说是对学者何思敬一生的最好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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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周潘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