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各自的地位与作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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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各自的地位与作用（下）

武国友   董莹

作者简介：武国友，董莹，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北京（100080）。

本文来自《历史教学问题》2016年第5期。

注释从略，可参见原文。

摘要：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一场广泛的民族解放战争，融合了不同民族、阶级、政治派别的力量共同抵御外敌入侵。抗战期间，国民党、共产党作为中国国内两支最重要的政治力量，在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有战略、有计划地组织武装部队对日本侵略者作行之有效的抵抗，为击溃日军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两党的阶级属性、政治地位截然不同，抵抗思路和斗争策略也存在差异，这导致两党在抗战期间的表现有较大区别。本文结合两者在抗战期间的政治军事表现，试对全面抗战爆发初期、抗战防御阶段、相持阶段和反攻阶段的国共两党及其领导的不同战场作分析评价。

关键词：国民党；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敌后战场

（点击上面文字，即可回顾上篇内容）

三、抗战相持阶段的两个战场

日军在占领武汉、广州后，改变了密集武力进攻的策略，转而以政略为主，辅以外交、经济、思想等多种手段继续实施侵略，注意力主要放在“确保占领地区的治安”上，“力求以坚强之长期围攻态势压制残存抗日势力促其衰亡”，不过并不放弃“随时抓住情势转机”引导战争尽快结束的可能。日本侵华方针的这种由“速战速决”向“以战养战”的转变，使武汉会战后日军大规模主动进攻的频次下降。这是抗战相持阶段国共在两个战场分别作战的一个重要背景，敌后战场在这一阶段成为抗日主战场。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成为抗战主战场

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开始布重兵“扫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主要表现为针对华北的“治安肃正讨伐”战和针对华中的“清乡”运动。

在针对华北的“治安肃正讨伐”战中，日军遭受中国共产党及其抗日武装长期困扰。这表现在：

其一，为“讨伐”华北不断增调兵力。从1938年11月起，日军陆续向华北增兵，尤其在百团大战后表现迫切。根据日方的统计，原本日军在华北的兵力密度，平均每平方公里0.37人，每个师团被平均分配在大约200个地点。1940年百团大战后，华北方面军“强烈要求总军增加兵力”，“总军答应了要求，准备今后认真地进行剿灭共军的作战”。1940年11月28日，日军中国派遣军代表在汇报中国战场形势时提出：华北目前有9个师团及12个旅团总计25万人，考虑1941年“从华中调约两个师团到华北”。

其二，逐步将华北“讨伐”的重点全面指向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地区，国民党在正面战场溃败后，日军明确提出“只有共产党八路军成为治安之‘癌’”。对于中国共产党在敌后领导的解放区、游击战、地方政权等，日军华北方面军都有一定的观察汇报，对中国共产党力量在敌后的发展始终有所留意，怀有“华北将成为中国共产党天下”的担忧。因此，日军华北方面军在1940年开始“把年度肃正建设计划的讨伐重点，全面指向中共”。对于百团大战，日军认为“中共军对这次奇袭采取了同历来游击战术完全不同的战法”，“完全出乎日军预料”；在八路军部分攻势下，“日军蒙受相当大的损失”。

其三，为维持华北“治安”不断调整政策。1941年以前，日军在华北的“治安肃正”多注重军事手段，1939年9月多田骏上台后，提出“竭泽而渔”的“囚笼政策”，主张实行“分区扫荡，分散布置，灵活进剿的牛刀子战术”。在收效甚微的情况下，华北日军对中国共产党的作战方式发生了深刻转变：原本单纯的军事进攻在1941年转变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几位一体的“总力战”方针。日军华北方面军在1941年“肃正建设计划”中指出，为“迅速剿灭占据地区内的共党势力”，“除依靠彻底地肃正讨伐外，要有机地综合发挥军、政、民各种机关的职能，利用敌人的弱点，集中各方面的措施”。

尽管如此，日军依然有华北“治安”最差、实现“治安”最困难之感。日军总结1940年4月中旬到6月下旬在山西南部一带连续作战的结果，得出结论认为“击败重庆军（国民党军，笔者注）并不难，而对付采取退避分散战术的中共军却不容易”。日军逐渐认识到游击战的韧性和灵活性，感叹“无论我军在广大作战地域内如何努力清剿”，“恢复我军作战地域内之治安极为困难”。基于对1941年以后华北“治安肃正作战”的综合认识，日本方面只能承认“治安讨伐与肃正作战没有取得显著的战果”。

同样的，敌伪在华中也花大气力对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由于重建的新四军在华中地区的影响实际上超过了汪伪政府，后者为了将自己的政治力量渗透并强化到地方农村，于是开展了以重建的新四军为主要对象的“清乡”工作。例如在苏南，日军于1941年7月起调集两个师团兵力配合伪军六个正规师总计7万以上兵力，并配合以飞机、汽艇，“企图用绝对优势的兵力，置我新四军苏南部队于死地”，短短三个月里花费3000万元“清乡”费用。在先后四期“清乡”作战中，敌伪遭遇新四军坚决有力的回击。苏南新四军通过灵活的游击战、麻雀战和地雷战等战术，利用和扩大敌伪矛盾、广泛发动群众等方式，造成敌伪军“应接不暇”、“疲于奔命”、“互相火并”的局面，“历次的清乡计划，均化为泡影”。

不论是日军在华北始于1939年的“治安肃正讨伐”及随后的“治安强化”运动，还是日伪在华中始于1941年的“清乡”运动，它们都将矛头集中地对准中国共产党在敌后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做出了大量投入，却在后者灵活和顽强的抵抗下并未收获实效。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及其抗日武装力量以这样的方式打击、牵制和消耗敌军，给敌军造成巨大损耗，使其吃力而困乏，补给不支。这实际上是贯彻持久战略和走全面抗战路线所达成的效果。

（二）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持续抵抗与进攻

相持阶段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作战有两个主要变化。

其一，正面战场大会战的次数明显减少。根据陈诚《八年抗战经过概要》统计，正面战场先后进行的较大规模会战有22次，大小战斗约4万余次。这当中，抗战初期一年的时间，从淞沪会战到武汉会战共有4次大规模会战，每次参战的国民党军队在33个军以上；而1939年1月到1943年12月的五年间，先后会战仅12次，平均每年2.6次，参战的军事力量也在19个军以下。比较来看，正面战场会战的次数和规模在抗战相持阶段呈下滑趋势，这不仅与国民党军队经过初期抗战疲惫受挫、抗击力与意志力下降有关，也同日军对正面战场投入的减少有着密切联系。

其二，提出运用两种战场的战略思想。1939年1月7日，国民党发布国军第二期作战指导方案，当中强调：“国军应以一部增强被敌占领地区内力量，积极展开广大游击战，以牵制消耗敌人”；同时，主力部队配置于铁路要线，“保持现在态势”，“尽量牵制敌人”，“俟新战力培养完成，再行策动大规模攻势”。国民党军方将战法作了游击战和大规模攻势的区分，相对灵活的战略战法更加适应相持阶段的战斗局势，体现出国民党军在制造积极攻势上的努力。

在实际作战中，国民党军队表现的优劣方面都一定程度地展露在日军面前。首先，正面会战虽然频次不多，但有几次攻势作战对抵抗日军发挥了不小的作用。1939年10月下旬，经过武汉会战后长达近一年的整训，国民党中央决定在冬季发动攻势作战。这是武汉会战后中国军队进行的第一次主动的出击作战。事先不够重视的日军在陷入此次国民党军的攻势作战后，也认为其“规模及斗志值得注目”。

其次，抵抗行动虽不一定收效良好，但依然时有活跃的势头。据日军描述，国民党军队在一些战斗中注重“竭力建设阵地设施”、“彻底破坏交通路线”，在“作战地域内外开展游击活动”，以图消耗敌军战斗力，不过在遇到日方攻势时常会“遭受重创而溃散”，但一旦日军中止作战行动，则“又会试探来犯”，“在两至三个月后与我接触，构成一连串抵抗战”，表现出一定的“抗战意志”。

再者，兵力布置上有特殊的考虑，但中央军常常显示出较强的战斗力。在部署兵力方面，日军发现蒋介石有时会将中央军配置在多个战线的督战位置，并以此推测蒋有“珍惜中央军的有生力量及注意监视杂牌军的周密用心”。不过在最重要的战线上，国民党军也会将中央军配置于第一线，亲自出马打开困难局面。从与国民党中央军交战过的日军处获知，中央军的战斗力“比杂牌军强”，是“不容轻视”的。日军方面认为，中国在同日本开战后连遭败绩，要冲丧失殆尽，“如今之所以仍能保持抗战体制，主要是由于多年来一直教育培养并掌握着以中央军官学校出身的军官为核心的200万正规军”。

四、抗战后期的作战及对两个战场的评价

（一）抗战后期的作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战线进一步拉大，逐渐趋于被动，客观上使战局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国民党军委会军令部从1943年11月开始依据形势拟定了一系列作战计划，包括《国军总反攻作战指导计划大纲》（1943年11月4日）、《国军总反攻作战指导计划大纲（乙案）》（1944年3月7日）、《收复宜沙会师武汉作战计划摘要》（1944年3月5日），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也拟定了《配合盟军反攻作战指导方案及意见》（1944年月份不详）等。从这些作战计划可以判断，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提前一年多已经主观预测到了中国战场进入总反攻阶段的形势。

虽然对该形势的预测基本正确，但国民党依然难以挽救正面战场的溃败之势。就在制定这些作战计划的同时期，日军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从华北、华中抽调兵力向国民党正面战场发动大规模进攻，并仍不放弃随时逼国民政府就范的企图。1944年1月，日军大本营下达了发动豫湘桂战役的1号作战命令，此次作战的兵力投入为41万，与日军投入中国战场的总兵力56万相比可知，日军计划将豫湘桂战役发展成一场大规模作战，日军在作战设想中明确计划要“尽量以大的兵力投入此次战斗”，为此甚至不惜“在某种程度上暂时牺牲我占区（敌后，笔者注）的治安”。

在这场大规模作战计划中，日军按照其大本营的指示，“特别重视消灭重庆军，尤其是消灭其核心中央军”。日军大本营在作战计划指示中明确强调，1号作战的目的是要“摧毁重庆政权继续抗战之意图”。为达到此目的，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1944年9月还制定通过了《关于对重庆政治工作实施方案》，指出“对重庆政治工作的着眼点是，完成大东亚战争，使重庆政权迅速结束对日抗战。为此，首先以创造彼此直接会谈的机会为第一目标”。日军的政战并用和软硬兼施之法是国民党军队持续抵抗的最主要阻力。

抗战后期几次大规模战役中，国民党军队的抵抗力明显下降，日方也感觉它们的士气和战力素质不如武汉作战之时。时任日军第六方面军司令的冈村宁次在谈到六方面军桂柳会战时甚至称，“未受敌军大的抵抗，就攻占了桂林，继而攻占了柳州”，国民党军的溃退之势可见一斑。

但国民党军队在抗战后期还承担起了与盟军协同在亚洲对日作战的责任。1942年2月，日军侵入缅甸。为了打通滇缅公路，保证盟军在太平洋战场的作战能力，中国远征军、英印军和美军决定共同完成反攻缅甸的军事行动。从1943年11月至1945年3月，中国派出18个军20多万人的兵力入缅作战，与盟军一同歼敌16万人，前后共牵制日军7个师团的兵力。为配合盟军，中国方面还提供了大量物力和财力支持，修建和保护盟军所需的军用机场和军事基地，有力地支持了盟军在亚太地区的对日反攻。

在华北日军兵力相对空虚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力量趁机在该地区向日军发起攻势作战，并积极拓展力量。敌后战场这种主动攻势的“普遍性与连续性”是“空前”的，从时间上贯穿一年多，从空间上普遍出现于敌后战场各个地区，给日军也造成了重大打击。据1944年度不完全统计，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对敌战斗2万余次，毙伤敌伪22万余人，俘虏敌伪6万余人，争取敌伪反正将近3万人，此外，还缴获了大量兵器，光复国土8万平方公里，使1200万同胞得到解放。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战场的武装力量迅速地击溃敌伪军、实现国土的光复，取得突出战绩，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这对迫使日本最终战败投降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评价抗战期间的国共两党

作为亚洲主战场，在太平洋战场开辟前后，中国战场的抗战抵抗了大部分的日军兵力，是战胜日本法西斯的决定性力量。

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政治保证。中国共产党提倡并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党接受国共第二次合作。国共合作的实现为全国一切爱国党派团体间的团结合作树立了榜样。统一战线带来的中国多个阶级阶层力量的集结引发了日军的担忧，在全面战争爆发不久，中国共产党倡导实现的民族统一战线就成为日军的眼中钉，成为其实施侵华政策的重要障碍和主要口实，从侧面反映出统一战线释放的巨大能量。

当然，从抗战全过程来看，国共之间保持了一种既联合又斗争的关系，这也成为抗战期间中国政治的一个突出特点。尤其在抗战相持阶段，日本停止战略进攻以后，国民党内外政策开始发生变化，国共关系也随之趋向恶化。但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战期间始终没有破裂，主要原因是中国共产党为了维护团结抗战的大局，对国民党的反共政策采取了以斗争求团结的对策；国民党在国际国内舆论的压力下，也不能将国共合作的政治局面轻易打破。

总的来说，抗日战争中的国共两党各自为抗击日本侵略付出了巨大努力和牺牲。

国民党领导正面战场在抗战期间尤其是抗战前期顽强抵抗，在日军侵华势头最为急进迅猛的阶段里为实现战局向持久化转变发挥了主要的作用。保卫平津、忻口会战、台儿庄大捷、徐州会战、武汉会战这类顽强抵抗后撤退的激烈战例，代表了这一时期国民党军队及正面战场抗战态势的主流。正面战场的大规模会战不结束，日军想要结束的“积极作战”态势就不得不被动持续。

抗战中后期，国民党军队虽然战力不如以前，但其试图转变战略、持续抵抗的战场表现也可圈可点；其配合盟军、远征缅甸的战略行动使中国战场的抗战具备了更多国际意义，对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也产生了较大作用。当然，由于高居执政党地位，又作为国内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国民党在抗战过程中也流露出一定顾虑，这种顾虑表现为对宣布抗日的迟疑、同广大群众的距离、对共产党的疑心，以及对中央军和其他军队的区别调用，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民党的抗战表现。

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坚定的抵抗派，主张人民战争和持久战略。相比于国民党而言，中国共产党对持久战方针认识更加透彻、研究更加深入、实际作战指挥中的贯彻执行也更加彻底。其强劲的战力和韧性主要在抗战相持阶段显现，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场由小到大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由点到面壮大，中国共产党创造的抗日游击战争的一整套战略战术原则和办法，适应抗战形势的发展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威力，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日主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逐渐成为抗战的军事主力。

相对于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正规战，这一时期的日军更害怕共产党敌后战场的游击战，后者所带来的对日军长期有效的消耗，是日军始料未及也无法解决的。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势头和战略打击吸引了日军很大一部分注意力，其结果是日军不仅在华北遭受损失，而且又不得不继续增加对华北的投入。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分散的游击作战是日军深恶痛绝的，中国共产党大力发动和组织的民众力量则是日军深深畏惧甚至妄图抢夺的。

总之，在不同的时期和形势面前，国共两党分别扛起了抗日大旗，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在艰难漫长的相持阶段，以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高超的战争智慧苦撑抗日大局，迎来反攻胜利的黎明。反过来说，离开国共任何一方，坚持抗战的难度都会更大得多。国共两党为了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共同理想，各自绽放在抗日不同战场，引导全国人民泼洒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抗战画卷，其所展现的全民族抗战的伟力和不畏强暴的爱国主义精神将于历史中永放光芒。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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