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首发 l 事件与日常——中国近代史教学中的张力和思考（下）（笔谈·中国近现代史教与学的新思考之二）

点击蓝字 关注我们

笔谈·中国近现代史教与学的新思考

主持人语（瞿骏）：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建立伊始，中国近代史即是其研究、教学的重点方向和深耕领域，影响不止在高校学界，更及于中小学师生。改革开放后，历史学系着力建设中国近代史课程，并与中小学师生密切互动。2019年中国近代史课程入选上海市教委本科重点课程项目，这次的4篇文章就是此轮建设过程中的教学论文成果。其中邓军依托“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思考如何以思政来带领学科，进而实现专业课的“课程思政”。文章对历史公共课与专业课的相合与互补做了深入讨论。蔡炯昊则试图引入中国近代史课程讲授的跨学科思考与视野，强调近代科技因素对时人感官世界与思想世界的冲击，进而以此为中心反思了中国近代史中“常与变”这一重要话题。张晓川从中国近代史专业课程内容的“去熟悉化”入手，探讨现行课程中通用章节的利与弊，其中作者对甲申到甲午十年间的史事与其讲授思考尤深，充分展示了教研如何互补的方法和路径。李文杰着眼本科通史基础课的衔接贯通问题，以其擅长的清史和近代史为抓手，提出增加衔接部分的课时量，配合精选史料阅读，穿插小专题等改进措施。为通史课如何真正做到“贯通”这一大问题提供了可参考的方案。

（点击下文可阅）

事件与日常

——中国近代史教学中的张力和思考（下）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蔡炯昊

二、日常体验与技术因素

近人常引用李鸿章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来描述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空前巨变和变乱频仍。前述以事件为中心的中国近代史教学和研究又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人们对于“变局”中事件一个接一个的印象。

事实上，若从另一层面理解“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亦能看到近代中国在日常层面的巨大变动，这些变动足以让时人产生前所未有的体验。身为一个晚清的中国人，他或她究竟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闻到了什么？以往以事件为中心的近代史教学，是无力回答上述这些问题的。然而，这些问题又决非无足轻重。

曹聚仁的回忆录中写到清末浙江乡居的父亲对他说：“你们听到了吗？地盘动了！”曹聚仁起先认为是老年人耳鸣所致，后来发现是钱塘江上小火轮的声音。这一现象兼有实际和象征层面的意味，曹聚仁说他父亲“所以把这件事看作是神秘而严重，盖有着天下大变的预感”。

由新技术带来的交通工具，让人们产生了全新的日常时空体验，而这种全新的体验，又牵动着思想观念层面的全面变革。美国史家彼得·盖伊在研究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的感官体验时曾以“快车时代”作为其著作中一节的标题，并概括道：“随着火车、钢轨路基和信号系统的持续改进，火车的速度越来越快，铁路也成了一个流行的隐喻，以表达19世纪急剧变迁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人们的困惑与焦虑。”

林恩·亨特（Lynn Hunt）则在描述19世纪欧洲铁路开通带给时人的震撼时，曾引用德国诗人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的描述：“惊人的预感，就像一个重大的，前所未闻的，后果无法估量的事件将要发生时，我们通常会有的那种预感……甚至时间和空间的基本概念都开始动摇……想象一下当比利时和德国之间的铁路线完工并与其他的铁路连通时将会发生什么！我觉得所有国家的山脉和森林都在向巴黎前进。即使是现在，我还能闻到德国椴树的味道；听到北海的浪花在敲打我的家门。”

海涅生动的文字可与前述曹聚仁回忆中的描述对照。由此可见，新技术带来的全新体验，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新时空观以及与传统产生断裂的观念，对19世纪的中国人和欧洲人而言，有其类似之处。所不同的是，欧洲人的现代体验更多是内生的，而中国人的现代体验则伴随着西力东侵，以及多而频繁的战争与革命。

事件波波相续，而日常层面的变革亦剧烈而迅速，但相对而言缺乏“情节”，所以在以事件为中心的中国近代史教学中常常隐没不彰。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变的一面，常常可以落实到日常的体验之中。这是以事件为中心的近代史教学和研究中常常付之阙如的。

1871年曾国藩逝于南京两江总督任上，灵柩以轮船溯江而上运回湖南，抵长沙时当地“官绅大哗”，反对轮船入境。1879年康有为游历香港“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敌视之”，便是从感官体验进而反思传统的“华夷之辨”。后来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期对北京的堪忧的交通和卫生状况提出批评，亦是从日常生活层面提出的改革主张。

与此同时，近代来华的外国人游记中，亦对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着墨甚多，而描述街道饮食与厕所时，常常揭露其“不卫生”的一面。这些记载和描述，让当时的有识之士颇为汗颜，而对“文明”的向往，则常常是从日常体验开始思考的。

值得注意的是，近代中国的日常可以分两个层面讨论：一个层面是相对不变的日常；另一个层面则是变化的日常。

通常而言“日常”意味着恒定不变。生老病死、柴米油盐为任何时代任何文明中人所不免，这些因素构成了日常，近来也成为了历史研究和书写的对象，如张剑教授最近的著作关注晚清几位高官的“日常”，他指出：“自然气候、社会环境、人际关系、柴米油盐、生理疾病乃至心灵归宿等等，都可以称为烦劳的源泉。”

变动的日常，则是近代史中比较特别的现象。如前述布罗代尔的史学观念中：结构、局势、事件三个层次，分别对应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但近代中国的特殊之处在于，恰恰处在一个相对较短时间内第二层次的局势以及第三层次的结构都迅速变化的时代。西方世界较长程的技术演进，在19到20世纪之间的一个较短时段内涌入中国。这造成一种近代中国历史上“常态化的变局”。

侯旭东教授提出“日常政治史”，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日常除了政治之外还有什么？或者说近代中国的政治何以成为日常？何以及于日常？

我个人的看法是技术在其中扮演了前所未有的重要角色。最近，茅海建教授在一个题为《清代的驿站、书信、电报与〈缙绅录〉》的演讲中，就特别关注晚清的交通和通讯技术革命。

由沿海逐渐深入内河的轮船、渐次修筑的铁路、邮政系统、电报技术的引入和发展，极大地改变了晚清中国的通讯方式：“到了清末，已经有了两个信息渠道系统：一、原有的以驿站、驿道、驿马为基础的驿传系统，新建的以轮船、火车、电报为基础的通信电报系统；后者是技术革命的结果，快速、舒适、有效率。二、原有的以国家财政全额支付的驿传系统，新建的以商业投资而建立民信局、电报局，后消化民间投资而改造为官营通信电报系统；后者采用了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不是赔钱的，而是赚钱的。三、原有的驿传系统是官府专用的，新建的通信电报系统，是同时开放给官府和民人使用的；后者有效地促进了晚清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从技术条件、经营方式到社会效益，后者有着明显的优势。”

茅海建教授还用一个直观的例子比较了运用新技术通讯手段之后的信息传递效率：“1791年，乾隆帝用六百里加急发出谕旨，六天后，福康安在甘肃兰州收到，当时属于奇迹。一百年后，1891年，清廷的谕旨可在当天或次日到达绝大多数统治区域。1898年，总理衙门将电线接入衙署内，设立电报房。在此前后，各地、各驻外使馆的电奏发给总理衙门转奏，朝廷的电旨经由总理衙门下达。到了晚清，重要或紧急的官方文报皆用电报。”

这些剧烈的变化，在以事件为中心的教学中，常常会被有意无意忽略掉。而论其重要性，则绝不亚于一些标志性事件，茅海建教授认为这些变革对“国家秩序”有益，“至少帮助清朝维系了最后三十年。”

由此可见，近代中国对新技术的引入和由此而来巨大变革，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政治局势。

需要注意的是，除了在实际层面所引起的变革，技术及其背后的“科学”，在思想观念层面的意义变得非同小可。这一点，中国与西方有相似之处。只是在近代中国，“技术”“科学”以及“新”又常常成为“西方”的代名词，带有外来的色彩。

过去的历史叙述和教学当中，常以近代国人向西方学习的程度为渐进的，由“器物”进而“制度”，由“制度”进而“思想”。事实上，这三个阶段未必可以分得如此清晰，对“器物”的重视，可以说始终贯穿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历程。对“器物”的重视，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人们的思想观念，进而决定了许多人的行事方式。

冯友兰先生在其回忆录《三松堂自序》中曾经写到，他父亲在清末以候补知县的资格得了一个粤汉铁路和川汉铁路勘测队“弹压委员”的兼差，一路跟着勘测队到各地勘测，写有几大本日志。其中不乏对技术问题的观察和思考，涉及铁路设站方案的利弊等问题。

冯先生评论：“由此可见，我父亲虽然名义上是弹压委员，但他所关心的和所做的大概不仅止于职务范围以内的事。照他的日志看起来，他虽然不懂铁路技术，但关于技术方面的事，他是关心的，也可以说是最关心的。”冯父系科甲出身，当时也并非以洋务知名，从他对技术问题的关心程度，可知时风所向。

另一个例子是清季最后一任两广总督张鸣歧，他曾对后来成为著名建筑师的儿子张镈说：“为官不义、不易。改朝换代，必受牵连”，因此“家有良田千顷，不如薄技在身”。张镈的兄长张锐更是指出：“建筑师、医师、律师等三师”是较佳的职业选择。仕宦之家对于子弟的职业选择，所重者皆与广义的“技术”有关，这显然与传统观念不同，亦可见近代变革之中技术因素的重要性。

直至1924年，有人在参观了美国人设计建造的北京协和医院的洗衣设备之后感叹：“美国杂志常见登载家庭事务应用机器之新闻，当时不能一观实物，今能见所未见，亦一快事。”

如何在以事件为中心的叙述中，将持续性的变动因素引入，是教学的一个难点。事实上，技术可以分为日常的技术和不及于日常的技术。

譬如谈到晚清人对西方的认识时，“船坚炮利”成为一个最具代表性的表述。“船坚炮利”是西方力量的象征，但毕竟耳闻者多，而亲见者少。但其后的火车、车站、医院、电报则日益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改造人们的感官世界，直至习焉不察。

三、教学的尝试：跨学科视野和整体史

在教学中如果要尽可能地在事件史之外加入其它因素，离不开跨学科的视角。

在讲授晚清民族主义思想的传入和兴起时，我会引导学生参阅相关的政治学和人类学的论著，并举一反三，从史料中加以印证或者修正既有研究结论。

在讲授“新旧”变迁及时人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感受时，我会特别注意展示铁路、轮船、电报等新技术给时人所带来的全新的时空体验和思想冲击，并结合史料和科学技术史的研究论著，为学生绘制一幅较为立体的时人知识地图。在列举相关史料时，我会展示当时的自然科学译著、学校的考试试题等内容，调动学生跨学科地思考历史问题。

在此基础上，鼓励学生选择以跨学科的视角构建自身的知识框架，为选择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的题目做准备。

“过去即异乡”，历史上的人与事已经逝去，近代史虽然去今未远，但近代史上变乱频仍，变化是全局性的。当时人所身处的世界，对今天的人们而言已经颇为陌生。有时候从“异域之眼”中，亦能有所启发。

近数十年来，国内学界对于海外中国研究论著译介颇多，相对而言，对于其教学方式和内容则稍显陌生。

费正清早期在哈佛大学开设介绍中国文明的所谓“稻田课”（因其首张幻灯片系中国南方乡村中的稻田，故而得名），从其搜集和制作的共839张幻灯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对中国文明的整体性介绍，其中特别注重衣食住行等等“物质文化”的层面：除了乡村稻田之外，这些幻灯片可谓包罗万象，还包括：文人画、书法、建筑、街道、交通工具、饮食等等，其中人物照片占有一定的比例，儿童、女性、街头小贩、人力车夫、农民、乞丐等等这些“边缘群体”的照片都有所呈现，虽也有李鸿章、袁世凯、吴佩孚等政治人物的照片，但相对而言，比重不大。

这些图片中所呈现的生活场景和物质基础，对于今天的不少中国人而言，也已经相当陌生了。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在开展离今天不那么久远的中国近代史教学时，也应该多有整体的眼光，引导学生去体验那个已经陌生的历史世界。

注：

①本文来自《历史教学问题》2021年第5期

②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文章转载自“历史教学问题”微信公众号，保留公号二维码

③注释从略，可参见原文

历史教学问题

推进史学研究创新

深化历史教育改革

培养公众历史意识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点亮在看，共赏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