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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才是诺奖的土壤
又到了每年的诺奖时间。
每当这个时候，很多中国人的想法都很分裂。一边对诺奖嗤之以鼻，宣称“诺奖不过是西方人的政治工具”，一边又迫切盼着中国多出几个诺奖，在国际上证明自己。
这像极了一个男生在焦灼中等待着他的女神——“来了，她终于要来了……什么？不来了？不来好呀，天涯何处无芳草。”
随着诺贝尔文学奖的落地，残雪虽然是夺奖大热门，但也没能给中国在2023年留下一个惊喜。
她本人自然没有挂怀，这是大家风度。莫言和屠呦呦也是如此，总是在风轻云淡中拿奖。甚至拿奖和不拿奖也没有什么，他们只是做好自己，然后顺便获得认可。
回看拿过诺奖的两位中国人，会发现在中国的本土语境下，拿奖前的莫言和屠呦呦都算不上最成功的那一群人。
在得诺贝尔奖以前，莫言并不是国内作家中名气最大的。相反，很多人并不喜欢他，因为在莫言的文字中，常常将隐匿在人性中的黑暗赤裸裸暴露出来进行无情鞭挞。
同样，屠呦呦作为科学家，也没有当选两院的院士。在中国，只有两院院士意味着一个领域最顶级的科学家，也只有两院院士头衔才能撬动海量的学术资源。
这两位不在学术象牙塔内的中国诺奖获得者，呼吸着新鲜的空气，野蛮生长。
这届诺奖公布后，相比起获奖者的发现成果，我似乎在生平故事中看到了获奖者的另一面，和莫言、屠呦呦相似的一面——
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布鲁斯在贝尔实验室的23年里从未写过研究计划和预算，新想法只要跟管理层进行非正式讨论，然后就能进行……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巴旺迪的第一次大学化学考试只考了20分。
这两位科学家，在中国可能会提早结束研究生涯。布鲁斯会被领导怒斥“做事没有计划”，巴旺迪会因为有不及格的成绩，导致读不上研究生。
有人会说，儒家文化圈意味着保守与谨慎，西方文化圈意味着开拓和激进，这是骨子里文化差异所决定。
但相比于开拓，我们仍少了一样东西。
同为儒家文化圈，日本是获得诺贝尔奖人数最多的国家。21世纪以来，日本的获奖人数显著增加，在世界范围内仅次于美国。在所有获奖者中，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各占9人。
京都大学校长、灵长类学的世界权威山极寿一近年在出访亚洲各国时经常被问到：“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培养出诺贝尔奖得主？”
他的回答是：“在大学里营造自由讨论的气氛极为重要。京都大学有着不断质疑常识、追求真理的学术土壤。”
这是我们最稀缺的东西。
未婚妻是某985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她讲述了研究时遇到的一些现象：
很多身处学术界的人，不是因为热爱，而是因为有大笔的名利可以攫取。每年的诺奖公布后，最火热的是和诺奖方向有关的新课题。
我们一直在模仿，很少去超越。
有些专业成绩不高的人，没有去读研究生的资格。而本科时期做研究的机会趋近于零，无法充分展现一个人的研究能力。
这是参与机会的自由。
美国人为什么得诺奖？因为人家从高中就开始接触实验了。我们在高中时期还在背书，自诩基础理论很扎实。但实验这个东西，就是要试错一万次试出来的，没有实验就没有研究。
这是实验的自由。
科学上的发现，充满了随机与偶然。莫名其妙、胡思乱想不一定是过错，我们永远不知道某些奇妙又伟大的思想是从哪里跳出来的。
自由空气的味道，可以是一句对领导的反驳，也可以是撕碎那该死的计划并想做就做。但跳出桎梏，往往代价巨大，为社会所不容。
之前都说“梅西来了中国都得敬酒”，依我看，布鲁斯来了中国也得先学会起立、敬酒才行。
自由是诺奖的土壤，我们又是一年没有诺奖。
而我们失去的何止是诺奖。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