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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未成年，不是保护未成年罪犯
大同的校园霸凌事件终于有了结果。
经查，大同市大成双语学校小学生赵某某（男，9岁）、晋某某（男，9岁）对同寝室同学孙某某（男，10岁）多次实施辱骂、殴打、欺凌等严重不良行为。因赵某某、晋某某均系未成年人，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对赵某某、晋某某依法予以训诫，责令其接受心理辅导、行为矫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对赵某某、晋某某的监护人予以训诫，责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
据小强父亲介绍，小强今年10周岁，现就读于大同市大成双语学校，上四年级。9月16日下午，小强上完校外绘画辅导班后，对前来接他的家人称曾在学校遭遇同学殴打。当晚，在家人的进一步追问下，小强父亲第一次得知儿子自小学二年级起便常遭同班同学小轩（化名）凌辱。“孩子说，对方经常打他，逼他舔对方的生殖器、肛门，甚至用生殖器侵犯他……”此后在小强读到四年级时，又有一位同班同学小壮（化名）加入到凌辱小强的行列，“对方涉及辱骂、殴打、身体侮辱等。”
说实话，对于这种孩子来说，行为矫治还没老师的一顿教鞭疼，不痛不痒。
根据官方的界定，这两位施暴小学生的行为是在犯罪。既然是犯罪，后果本不该如此。但在依法治国的当下，一切要以法律为准绳。
在国内，未成年犯罪显然受到了很大的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最新规定，法定最低刑责的年龄是12岁。这意味着，只要未满12岁，你杀人放火都不会承担任何责任。
但是，现在孩子普遍早熟，未满12岁真的就什么也不懂吗？
不一定。
先说我身边的案例。在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班上一位同学哭着找到老师告状。后来从他的嘴里得知，他被几名高年级的学生从嘴里灌入了洗衣粉，哪怕他亲姑姑是学校的书记。
再说引起社会面轰动的几个案例。
2019年，大连市一个年仅10岁的小女孩在自家小区被杀，并抛尸在小区灌木丛内。这个骇人听闻的杀人案，凶手是一个年仅13岁的男孩，但其心智却与大人无异。
这起案子最令人心惊的，并不在于凶手的残忍手段，而在于这个13岁的凶手事发后说出的一句话——“我才13岁，不用负刑事责任”。（2021年前，最低刑责年龄是14岁）
2012年4月，湖南衡阳一名寄宿在姑妈家的12岁男孩，因抵触姑妈的管教，将放学回家的表弟表妹杀害，未等离开，又将刚回家的姑妈杀害，清理现场后逃离……
虽然穷凶极恶，虽然手段残忍，但这些犯罪少年有个相同的结局，那就是免于受到法律的惩罚。
这变成了一个尴尬的困局——法律没能保护未成年，但很好地保护了未成年罪犯。
让我们看看大洋彼岸的美国是怎么做的。
2015年3月，美国蒙大拿州通过了反霸凌法。至此，美国50个州全部有了反霸凌立法。从1999年第一部反霸凌法在佐治亚州诞生，到反霸凌立法遍布全美，历时16年。
各州反霸凌法都明确规定了学校在反霸凌上的责任，并将惩罚权交给学校，美国学校的“零容忍”政策有了法律支撑。
一旦学校发现霸凌事件，须立即采取行动，例如，对严重的行为可以直接开除学生；涉及刑事犯罪的，司法部门应及时介入；如果案情严重，即使未成年人，也可以按成年人判罪。
此外，还要求学校必须采取三项措施：
第一，提供举报霸凌事件的渠道，老师和教职员一旦发现霸凌行为必须举报（有一学校发生霸凌事件，没有报警，被家长举报后，校长丢了饭碗）。
第二，对被举报的霸凌事件必须进行调查。
第三，要采取积极措施进行干预，轻者口头警告，重者开除学籍。对开除学籍的学生，社会组织也要对其进行心理干预，不能放任自流。
结果很明显，校园霸凌现象得到了有效遏制。
发表在《Journal Pediatrics》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显示，在4至12年级的近25万美国孩子中，2005年至2014年期间，在线上线下的校园欺凌行为都被削减了近一半。
2005年在马里兰地区一所学校，有28.5%的学生表示他们经历过至少一种形式的校园欺凌。但2014年，这个比例下降到了13.4%。
相比于国外健全的校园霸凌防治体系，我们要做的还有很多。
当然，一味把最低刑责年龄降低，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在一个小学生的认知里，不会因为遥远的警察，就松开伸向同学的毒手。
家长教育、学校监管、日常行为纠正，无论哪一环出了问题，都会导致悲剧的发生。在大同的这起事件中，正是因为学校的漠视和纵容，才让霸凌事件持续了一年半这么久。
最重要的是，要有足够的手段，让未成年罪犯知道一个社会运转的基本原则——犯罪就要受罚，谁都不能例外。这才是应该给未成年上的第一课。
但在现实情况中，应该先补课的，好像是我们这些大人。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