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罗曾说：“从圆心可以画出多少条半径来，生活的方式就有这样的多。”我们身处在一个圆当中，当从R1转换到Rx，生活维度会变得更为立体，思想也会随之更富有弹性。
“驻地生活家”企划邀请来自全球的跨界创作者来到大理，置身于非日常的多元空间中，体验另一种生活，并与当地社区分享自己的创作灵感和在地感悟。让经验在碰撞之间，擦出闪亮的火花。
Chinese Laundry
宫沛然 x 任桐桐
桐桐和沛沛是伦敦“Chinese Laundry”餐厅的创始人。她们是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学设计出身，毕业后两年在一个偶然的决定下，跨界去做了厨师。没想到竟一炮打响，被英国家喻户晓的食评家Giles Coren定位为“英国第一家潮流人士聚集的中餐店”。最近一个月，她们来到云南喜洲进行驻地和探索。每天都跟着当地人上山下海，做在地饮食的田野考察。她们就像海绵一样打开自己，真诚地吸纳这里的一切。今天，她们来聊聊自己是如何从设计师变成厨子，又为何从伦敦来到喜洲。
在过去交通不便利、资讯不发达的年代，人们或许会以一道菜去认识一个菜系，或者以一个地域去认识一个人。然而在当今社会，像我这种在湖北出生，11岁搬到北京，18岁到上海，21岁开始在伦敦生活的中国公民，有着复杂身份认同的人和食物实在太多。我和沛沛是在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念书时认识的。我们的学校很小，她在七楼的时装女装系，我在二楼的设计产品系。两人在合租房子后没有翻脸，自然就成了好朋友。从皇艺毕业后，我和她分别创办了自己的首饰品牌和服装品牌。决定开餐厅是我们在毕业两年后一个偶然的决定。我们上学的时候会一起做饭，毕业后也时不时邀请朋友到我们的厂房工作室吃饭。食物特别之处在于，它和人亲密接触的整个过程是骗不了人的。好不好，吃进去就知道了。好吃的食物有分享快乐的魔力，我俩很享受把记忆中的味道分享给国外的友人们，看到他们也爱吃我们从小吃到大的食物，真的很开心。就这样，从一开始决定去市场摆摊，不知不觉演变成了开一个餐厅的宏大计划。2014年，我和沛沛开始筹备餐厅。我们埋头写了两个星期的商业计划书，研究各种潜在对手店家的客户群；蹲在这些店门口数客人、观察他们的人群属性；联系中介找房子，考食物安全证照、酒照，一步步地按照我们天真的计划认真执行。
2015年10月，Chinese Laundry在伦敦市中心北边 Islington的商业街上开业了。Chinese Laundry，伦敦Islington
无知给了我们很多勇气：从来没有在商业厨房工作过的两个人，竟然虎头虎脑地在没有任何资源和人脉的地方开了餐厅，并且心无畏惧。还记得研一的时候，我导师问我：“你来伦敦后，觉得这里和中国哪里最不一样？”这个问题很大，当时21岁的我回答她：我还不知道。这是个老实的回答。因为初中、高中的历史课本告诉我的中国，我看到和听到的建国后的中国，以及90年代的湖北地级市、千禧年后的北京和上海，这些都不足以让当时的我意识到我来自一个什么样的文化。毕业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联系过我的导师，因为我没有继续从事设计行业，觉得辜负了她对我的期望。直到三年前，我给她写了封邮件，回答了她当年的问题：“我觉得两个地方最大的不同，是食物和食物背后的文化。”事实上，我们也没有完全丢掉自己设计师的身份：餐厅的每个摆设和细节我们都是精心策划过，每做一次活动我们也都会做一张海报。每个人都会有多重身份，而这些身份我们会一直携带着。餐厅开业后，我邀请我的导师来吃饭。吃完后她说她很为我骄傲，我很开心。开业第一周没有多少客人。从没有在商业厨房里工作过的我，傻傻地以为每天售卖的食物一定要是新鲜准备的。结果食物当天卖光后，发现要熬夜准备第二天的，接着卖光又要熬夜做第三天的，竟没想过可以一次准备两到三天的。其实以现在的冷藏技术，食品安全储存是没有问题的。第三周的一天，由于太过疲惫，我没有注意到油温烧得过高。在下锅二次煸炸一块羊肉的时候，烫了自己满脸伤，但第二天还是带着伤，坚持进了厨房。直到第五周，店里进来一个奇怪的客人。他问了当时在前台的沛沛很多问题。跟着一周后，一个摄影师进来拍了我们的餐厅。再过了一周，我记得很清楚，周日上午11点，店门口突然排起了长队，由于准备不充分，厨房下午两点就卖光了所有食物，不得不提早结束营业。有个朋友发来张照片，我们才知道那位奇怪的客人是英国人人熟知的食评家Giles Coren。他在《星期日泰晤士報》的专栏点评了我们餐厅，给我们定位成“英国第一家潮流人士聚集的中餐店”。其实我们不喜欢他给Chinese Laundry贴的这个标签，但食评家总有着莫名其妙的强大影响力。
慢慢地，Chinese Laundry被更多人熟知，餐厅也越来越忙碌。进来的客人也不再会问我们有没有炒饭或者鸡丝炒面（伦敦传统中餐店会提供的菜品）。餐厅刚开业时我们经验不足，多多少少会有服务或产品问题，我们每天在实践中摸索和学习。直到一年后，大家推荐给朋友的时候会说：“这家中餐厅提供的食物和你想象中的会不一样，但一定会是好的惊喜。”4月，东伦敦一家咖啡店的老板得知我们店着火，在互不相识的情况下问我们是否愿意去他店里做一晚POP UP（快闪店）。我们见面之后，喜欢他的店也喜欢他的为人，就接受了他的好意。那晚我们自嘲自己的餐厅刚刚经历了火灾，就做了个CRYING NIGHT全辣菜单POP UP。17年年底，有一群流浪占屋者偷偷搬进了我们餐厅，占据时间长达两个月。我们因此无法在保险期限内开工修复餐厅，这让我们失去了保险公司重新赔付开业所需资金的机会。2018年春天我们只好卖掉了餐厅剩余的租期。Chinese Laundry x Anglo Thai合作从此我们便做起了游击餐厅，去朋友们的餐厅驻场，在wine bar、咖啡店策划短期的活动等等，也有了很多和厨师朋友们合作的机会。最开心的莫过于我们喜欢和尊敬的餐厅老板和厨师会经常光顾，并衷心地说他们喜欢我们的食物。Chinese Laundry x Peg London合作没有稳定的经营场所，也就意味着没有稳定的团队。作为厨师事事亲力亲为的我们学到了很多，但这也意味着只要有工作，我们就不允许自己有生病和休假的机会。Chinese Laundry x XU London合作2020年2月，在东南伦敦最后一次的短期餐厅结束后，我们决定回国休假一阵子。在席卷全球的新冠大流行传到英国前结束了最后的营业，也算幸运。生活在中国，我们不会去特意探讨“中餐”的定义，因为每个地方因地制宜，有各自最舒服自在的吃法。但在海外但我们，常常被迫去思考和辩论什么是“中餐”。由于种种移民历史，大部分西方人所认知的“中餐”是扭曲的。别人听说我们之前在伦敦做厨师，就会问我们开的是什么餐厅？想了很久，我觉得我们担不起给“中餐“正名的大任，我们的本意就是分享自己喜欢的味道。《Gentlewoman》报道Chinese Laundry的蓑衣黄瓜在伦敦时，我们记忆中的味道对于本地人可能相对更加“中国”；回到家乡，我们分享的味道也许会更“西方”吧，毕竟我们三分之一的人生在伦敦度过。有时我们也会把刚刚尝到过、适合搭配起来的口感和味道结合起来，因为英国也有属于本地的独特食材。所有经过我们味蕾的东西会被记录下来，进入大脑中的数据库。在有必要的时候，进行味觉和口感的配对组合。对于食物的烹饪方法，我们会尽量采取自己认为最适合的方法，不论中西。一个曾在伦敦和我们共事过的厨师，在Ebay上找到了一本70年代出版的书，叫《Secrets of Chinese Cooking》，作者是廖翠凤与林相如（林语堂的妻子和小女儿）。这本书从中国文化体系的角度讲述中餐烹饪，不失真也不浮躁，也不乏科学的辩证思考与论证。这几年，伦敦的厨师朋友们也一直想让我们出一本中餐食谱。我们常说中餐的烹饪是没有度量的，不够精确、欠缺标准化。西方厨房的确在这些方面做得很好，我们也一度想要借鉴西方厨房的一些方法来系统化地梳理中餐，但后来我们发现这个想法过于天真。中国地大物博，城市到乡村的烹饪习惯也各异，许多智慧都藏在老一辈人的感觉和经验里。中餐的烹饪有属于自己的体系，这次回国让我们认识到中餐的体系值得被尊重，我们需要慢慢寻找适合的方式来科学归纳。回国后，我们先来到了云南，分别走过昆明、建水、腾冲、迪庆、大理。事先我们没有了解太多，到了就逛当地的菜市场。一路所见到的食材，有些是我们曾以为中国没有的；有些则是从未品尝过的新鲜食材——从土地到口中仅过了几个小时，保留了食材本身的简单美味。每到一个菜场，我们都觉得：如果伦敦的厨师们来到这里、看到这些处理食物的方法一定会拍案叫绝。老品种豆角（上）茴香糯米饭（下）
受喜林苑「驻地生活家」企划的邀请，我们在11月12日来到了喜洲。这里离自然很近，当地人也很淳朴，是个让人有归属感的村庄。吃到一颗好的土鸡蛋，一颗鲜甜的蔬菜，一块豆香十足的豆腐，都让我们无比快乐。要知道在伦敦，好的食材已经成了中产阶级对生活的终极向往。一盒（六颗）好的鸡蛋大约合人民币22元，但很多英国人却不知道这些食材从何而来，失去了和自然与土地的连接。喜洲的人们不会过于关注人与自然以外的事情，和他们的交流简单又真诚。短短的几周内，我们就认识了不少当地人。比如开小卖部的杨哥，他对茶和酒颇有研究，还会在业余时做葫芦。我们谈天谈地、谈哲学、谈做饭，他好奇心十足也豪爽真挚，过着不卑不亢的美好生活。杨哥带我们上山吃烧烤
再比如河矣城村的段大哥，他每过几天就会上山去打山泉水回来酿酒。他请我们到他湿地边的阳台上喝茶，带我们看了他正在酿造的谷子酒。他的人生目标就是做好现在的手艺，一直做下去，不断精进，让我们心生敬意。
我们在喜洲，尽可能地与当地人交朋友，努力融入、倾听、观察和理解。不带任何预判，像海绵一样打开自己，真实地体验这里的生活。接下来的日子，我会和大家聊聊我们在喜洲的田野调查（关于庙内烹饪、吃席和路祭）以及食物见闻的流水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