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行：干校琐忆

┃Personal History

干校琐忆

© 张中行／文

张中行

准备离家

　　1969年6月下旬，我们在北京昌平县（今昌平区）的白浮村参加麦收劳动，有一天开大会，传达上级的指示，都下放五七干校。依惯例，听到指示之后要学习、讨论、发言，说所指示如何及时，有如何伟大的现实意义。然后是化认识为行动，报名希望批准云云。其实，当然也是人人都明白，这变实际的被动为假象的主动只是扮演互骗的一场戏；至于到后台，则是哑巴吃扁食，心中有数。人心之不同，在这里同样适用，是心中都有数而数不尽同。如我的朋友金禹民先生就以为此一去不会再回来，就结束了北京的家，带着老伴一同出发。先师俞平伯先生可能也是这样想的，北京的家怎么处理的我不知道，反正俞夫人也跟着去了。我有我的想法，是惟恐不能回来，但希望长夜漫漫终有时旦，那就也许若干年之后，还能坐在斗室，过翻看残书的生活。因为还怀有希望，对于已经住了30年以上的家就想保留着，以这个家为本位，走一个，万一不能回来，由妻和孩子支撑，仍旧过下去。主意已定，继而知道干校地点是明太祖的龙兴之地安徽凤阳，前往的时间是8月初，一切就照预想的准备。
　　其时，教育部已经取消（如此多的人口，不要管教育的部门，亦奇闻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人民教育出版社自然也要随着灭亡，所以，纵使人能放还，回出版社上班的机会总是没有了。于是准备离京的工作就由出版社之内做起。可以分为公私两个方面。私简单，是把属于自己的物品都拿回家。公复杂，有大小之分，如整理编辑室的书，装箱，送存某处是小公；奉命捆办公桌椅，装车（运往干校），为罚劳动的继续，是大公。大致是7月的前一大半，仍须照常上班，名义，学习是绝顶重要的，所以还有各种内容的学习，开会，讨论新措施的意义、有无困难等，这是务虚；实是整理、搬运书籍、用具等的劳动。下班回家也不得闲，但只是我一个人走，需要整理的什物就不很多。主要是两类。一类是带走什么，要在够用与轻便间“允执厥中”。四季，白天穿什么、用什么，夜里上床梦周公，铺什么盖什么，等等，家里有的带着，没有的买。带的东西，最难决定的是宝书之外的书，带不带，带多少，带什么，都包含不少问题。只说总括的，带，被发现，有判为“反”的危险，就说只是思想的，也不得了；不带呢，头脑饥肠辘辘，也不好受。千考虑万考虑，最后决定只带《唐诗三百首》、《白香词谱》两种书合订的一本（世界书局印），是想“心”无事可做，难忍，就背唐诗宋词，以求变度日如年为度日如月。结果呢，正是怕什么有什么，有如俞平伯先生之偷看《水经注》，被积极人物发现，惹了祸，我也未能逃过搜寻“阶级斗争新动向”之眼，于是罪上又加一罪。但凭良心说，处罚还是轻的，只是批斗一次，书没收而已。另一类是整理存书。曾设想把可有可无的都清出来以便可以使家里人减轻一些负担，可是及至动手清，比如拿出一本，看看扉页，上有昔年某月日买于何处的记载，扔，心不免于恻然，就还是请它安居原处。总之，记得费力不小，战绩却很可怜，不过十几种，就是这一点点，也是横一下心才让孩子送往废品站的。
　　需要添置的东西也有一些，因为不像旧时代，货上市也有个老谱儿，想买什么，到某街某商店，准能买到合用的。文化大革命也破坏了这个老谱儿，因而需要什么，就要到街头去碰。有碰巧的可能，但凭经验，还是以碰而不巧的时候为多。还记得为了一双劳动棉鞋，曾跑了很多地方，最后才买到一双橡胶底五眼的。买雨鞋，图轻便，选了一双矮筒的，裴世五大哥看见，说如果土质黏，穿短筒的就会拔不起脚，因为就要启行，把他的一双半高筒的给了我。总之，为添置一些必需的衣物，费的时间和精力也不很少。
　　入8月，1日、2日、3日，很快到了5日，黎明即起，不洒扫庭除而收拾行装。记得是十时半起身，不言而与妻及住房作别。走出大门口，见同院不少人相送，面容都客气而带些无可奈何。这也是一种“得意忘言”，意是“不得已，只好去受，何时能回来呢？当然谁也不知道”。在京的两个女儿送往火车站，汇入昔为同事今为校友的人群，登中午开往福州的列车南行。次日清晨到蚌
　　埠，下车，改乘卡车东南行，约行几十里到凤阳（府城）干校总部。像是在南门外，原是个监狱。午饭之后，乘卡车再东南行，约一个小时到了目的地。路上几乎无可看，大概在总铺附近，向右手看有个大水塘，惜已忘其名，面积大，水多，略可以显示南地的气象。教育部由部长起都上干校，校址总而言之是凤阳。出版社改牌号为干校的七连，我分入一排三班。我们都挤进茅草房，我那一间住四个人，都是语文室的。床是由北京运来的，床头有一块空地，可以安置箱子等什物。床上立即支起蚊帐，因为一到黄昏，蚊子就塞满空气。园艺队留有水井，卡车带来粮食，总之可以度日了。

劳动种种

　　上干校，名义是学习，目的是改造思想。办法主要是劳动，外加一些读红宝书；对其中的一些人，读红宝书之外还要加一些批判或批斗。接受批判或批斗，非自愿也；根据好逸恶劳的人性论，轻如斯文扫地，重如上山采石，亦非自愿也。这就引来一个问题，用这样的办法，能够收到改造思想的实效吗？思想，目不能见，手不能触，泛论，说能，说不能，都难于举出确凿的证据。求确凿，只能缩小范围，不管他人，只问自己。我问过自己，答案是两个：一轻，是只能改造语言，即作伪，“说”好听的；一重，是受压，心不能服，思想更加转不过来。深说，还不止转不过来。
　　讲理，我不信别人有改造我的思想的权利甚至资格；但事实是不许讲理，如何做由权和力决定，我无权和力就只能沉默俯首接受改造。严格说，接受的不是改造，是命令，即让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呢？主要是劳动。
　　几百人，到这略优于不毛之地的处所来，小事，要吃，要住，要活动，大事，要实现“小楼连苑”，亩产万斤，人人脑筋变红，住在《阿弥陀经》式的极乐世界，这样的幻想，当然就不得不动手动脚，即所谓建设。建设就不能不劳动，还要大规模地，如斯文扫地之类就排不上号。正面说，劳动可分为三大类，基建、农业和后勤。基建，即建筑砖墙瓦顶的住房（包括猪的住房），以及挖沟渠、修路等都是。农业，原有些葡萄园，要扩大，品种兼南北，如既种冬小麦，又种水稻。后勤更杂，吃的用的，都要运来，以及生米做成熟饭之类皆是也。种类杂，劳动就不能不多而且重。
　　“重”劳动，有的重到几乎非己力之所能及，不得不尽全力挣扎，结果就带来大苦。这一大宗是参加基建，充当小工。小工的活，如挖地基、夯地、和泥和灰、运砖瓦等，都是很重的，重就带来苦。还有心情的不以为然，是推想，甚至确知，近观，必不能“小楼连苑”（因质量不佳），远看，有南口的花果山幻想为前车，也许不很久就降了温，都扔掉（幸或不幸而言中，至多维持三四年吧，都扔了），不以为然要装作以为然，也带来一些苦。基建之外，重劳动还很多，只说两种。一种是初夏的收麦，记得3时起床，劳动至6时吃早饭，管饱，有一天曾计数，是未费力就吃了九两（粮票）。再一种是乘卡车往大红山，先采后装运建筑用的石块。登山，找、凿、集近于立方的石块，不容易；有的块头大，五六十斤以上，搬到车上也不容易。这个采石运石的劳动，我参加的次数不少，受的苦自然也不少。
　　有些活同样重或稍轻，可是脏，受命去干，还会有劳之外的苦。举两种为例。一种是长时间的，积肥。记得干过不少天，是把猪圈里混合着尿的粪先淘到圈外，然后抬到另外的地方。抬要两个人，另一个经常是吴伯箫。吴是由延安经过东北来的文人干部，到出版社任副社长兼副总编辑，领导语文室的工作，是我的上司；已经印过文集，记得所写《记一辆纺车》还入了语文课本。他位高，并有名，可是干校的熔炉有优越性，优越性之一是有的地方真消灭了阶级，即如他和我到积肥之场就平了等。他身体不坏，且有飞将军身先士卒的精神，淘，抬，都抢先干。我们还忙里偷闲，或苦中作乐，谈些有关旧事的闲话，如他比我早来北京两三年，上师范大学，曾听辜鸿铭的讲演，就是一同掏粪时告诉我的。再说一种是卸石灰车，只是不定时的片时的劳动，这片时还可能是入夜上床之后。不管何时，都要接到命令就出动，到车上或在车下，把车上的石灰请到地上。石灰大部分是粉末，干而轻，一动就飞扬，其中不少就落在身上，钻入鼻孔，总之，卸完，人就成为“白雪公主”。
　　还有一种活，不重，却感到很难做，是下稻田插秧。我生于北方农村，出外上学之前，曾参加多种农业劳动，因为未成年，都是辅助性的。北方没有水田，不种稻，也就没插过秧。不会，又因为年及耳顺，笨手笨脚，所以虽用不着大力而感到很费力。还要加一怕，是听说水里有水蛭（俗名马鳖），会钻到肉里吸血。有经验的人告诉我，如果发现已经钻进去，千万不要往外揪，那会揪断，就糟了，要用手掌用力拍打，促使它收缩，就会出来。因为有此一怕，前行几步就要看看腿部，插秧的速度就更加跟不上年轻人。幸而我老了，也许连血都味不美了吧，插秧几次，下水，水蛭并没有光顾。
　　使人头疼的活说了不少，还要说两种专职性质的劳动，挑水和烧锅炉。先说挑水，时间不短，是既要体力又要技术的活，派我，分明是意在折磨。但事实是既已为“奴”，也就只能听命。供厨房和锅炉房用水，一天平均六七十担。井的距离是百米左右，往返200米，六七十担就是万米以上。井相当深，用辘轳往上绞，一桶水三四十斤，相当费力。挑是扁担两端各一个桶，自然就要重一倍。所以开始干这个活，一两天肩就肿了。这不能说，因为你叫苦，意在折磨你的人就更加得意。对付这样的人要用庄生之学，看作或装作无所谓。实际是不能无所谓，比如绞水之桶可能落在井里，要捞，捞而不得就可能被判定为犯罪，接受批斗。根据“惯了一样”的处世奇术，低头垂手面立受批斗，也可以看作无所谓。最而真怕的是降雨，其土地是黏性，鞋会粘很厚的泥，连抬脚都困难。尤其这种时候，我就看到更明显的怜悯的目光。
　　再说烧锅炉，供开水。派做这个活已进入1971年，即将放还的时候。我也乐得干这个活，单干，晨三时半起床，忙一阵子，烧开之后，可以轻松大半天。何况我还有个优越的条件，是“天纵”有火头军的才干，比如严冬到八达岭下的三堡劳动，我就曾专职管炉火，并且是“光荣地”由屋友（同屋十几个人）推举的。只是有个小困难，身边没有闹钟，怕睡过时，至时不能供应开水，将被判定为“阶级斗争新动向”，又是批斗。幸而语云，远亲不如近邻，碰巧邻床是王芝九兄，他说：“你放心睡吧，到时候我叫你，绝不会误事。”果然，总是三时半以前十几分钟，他就推我一下，小声说：“老张，该起啦。”计烧了约3个月，没有一次例外。烧水，就不再挑水，于是，如果遇见雨天，看见挑水的那位在泥路上挣扎，我就如在天上了。
　　最后还应该加说一种轻的“夜游”的劳动，是秋收时节看场院。模仿京剧中的打更，要两个人，那一位是吴道存兄。他在外语室的英语组任编辑工作，长我五六岁，安徽黟县人。我们合得来，一同受命做这个工作，遇见风雨之夜，就可以找个豹隐之地，上天下地，谈“真”心。我放还之后，人们对实现天堂幻想的劳动不热心了，改为军管带头，群聚终日，打扑克。再其后，时移则事异，就连安置幻想的地点也放弃了。

批斗再而三

　　不记得什么人发的高论，生而为人，过世间一场，生活经验可贵，越丰富越好。对于这样的高论，我只能接受一部分，或一小部分。因为生活经验无限，其中有不可能的，如泥做的就难得尝尝分娩的滋味；有过于难忍的，如受苦刑之类。但是，我所举的这两类情况如果开除出去，而生活之道属于常人，即不修道（为道日损），不学佛（好事不如无），我想，那位的高论也不无道理。认为有理，信受奉行，对于千奇百怪的可能的所遇，可意的，如成为某外国的某市的荣誉市长，不可意的，如掷笔下海，不仅未能发，反而连吃饭也困难，我们就都应该欢而迎之吧？也就本诸这样的信受，回顾干校的生活，对于受批斗的再而三，也许应该说“有时”吧，我觉得，经历一下也不坏。以下说经历，记得共三次，至少是现时，情绪中是兼有欢乐的。
　　兼有欢乐，原因的一部分是，已经变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暴风雨为和风细雨，比如变露天为室内，变喷气式为只是略低头，颈项上不再挂牌子，都是。时间也大为缩短，因为安排在早饭和上工之间，“胜利”结束之后还要劳动。三次都是由排长姜君主持，推想举行这样的会也是他决定的。至于决定之前，谁报告这“阶级斗争新动向”，就只有天知、地知、那位具有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之才并乐得使其才的人知道了。
　　“阶级斗争新动向”是对于某种行事的定性判断，批斗我，事当然是我做的。那就由事说起。第一次，事是挑水，绞水之桶掉在井里，捞而未得。井是园艺队留下的有大用的设施，在食堂和锅炉房的东南方，一个比平地略高的平台之上。井为砖壁，上小下大，水面直径约有三米。井相当深，估计有十几米吧。井口上安装辘轳，为的可以比用手提省力。不知道为什么，井绳与水桶连得不紧，因而有时候桶就脱了钩，掉在水里，沉到井底。备有捞的工具，记得是一根木棍，一端连缀许多铁钩。但井底面积大，用铁钩搜寻要碰运气。运气好，转一两圈就钩在桶的铁梁上，因而一拉就上来。运气不好，也许桶的位置不合适，就无论怎么用力，用多长时间，它硬是不上钩。挑水，非定职，时间稍长的，几乎都掉过桶，并经历过打捞的失败。轮到我，小心谨慎，但终归主观不能改变客观，记得掉过两次。第一次走运，没有费大力，桶就上了钩。第二次不走运，用钩怎样旋转，还有好人来帮助旋转，终于是空空如也。不能不急，因为还要供两地用水。不得已，只好领个新桶，不再捞。可能就是次日的早饭之后，排长姜君通知，上工前到某宿舍去开会。入场，看许多校友已经围坐在周围，让我立在中间。我也是受过新时代的洗礼的，当然知道这是要做什么，于是立正，低头，静待。排长先发言，大意是，我挑水，桶掉在井里，不用心捞，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所以开会批斗，以扑灭这种新动向。以下校友（不算我，应该称为战友）发言踊跃，理直气壮，甚至大声疾呼，都用颠扑不破的逻辑，证明水桶落井，不用心捞，确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批斗很必要。我呢，事后梳理当时的心情，觉得值得写而存之的有两种。一是感谢。原因可以分为两项。一是虽名为批斗，却批而未斗，因而与我的军训班友何其芳之所受相比，还不少温暖。二是只要求我听而不要求我说感受，我就可以毫无困难而过关。如果让说，必左右为难：左，学梁漱溟，背诵《论语》成句，“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我不敢；右，难道我也承认桶落水，急而无可奈何，是阶级斗争吗？再说心情的第二种，是可惜。具体说是可惜未录音，因为会上的高论都是超过《钦定四书文》百倍的妙文，理应保存，限于我自己，如果不早归天而有闲，也会想再听听吧？且说这可惜的心情，近年来还加了码，由录音上升为录像。如果录了像，又如果巴金设想的“文革博物馆”能成为事实，则这样的录像，入了馆，以其“古来稀”的优越性，总可以归入上品之档吧。
　　第二次批斗，事是1970年清明节起，连续几夜，看了彗星。这彗星名叫白纳特，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北京天文馆的湛穗丰女士告诉我的，也许还告知它光临的周期，不记得了。与哈雷彗星相比，它是小字号，可是以视觉为评断的标准，它就成为大字号。我生于1909年年初，由得见哈雷彗星说，正如吴祖光先生笔下所喜写，是“生正逢时”。1910年它光临，我赶上了，只是可惜，非神童，没有留下丝毫印象。76年之后，即1986年，它又准时光临，我仍食息于人间，可惜它未横陈，想看，要借助天文望远镜，懒散，竟交臂失之。所以到目前为止，所见彗星，仍以这位白纳特最体大，最明亮。是在干校接受改造时期，记得是清明时节，已上床人睡，听见茅草房外有人喊“看彗星”。同屋的人都起来，我一向对于天体有近于惊异的兴趣，当然随着起来。走到院里，见一个有人体那样粗、长一两丈的白亮白亮的家伙横在东南方的半空中，真叹为稀有。因为稀有，又想知道它的变化，就连续几个晚上，上床前都到院里望一望。印象是，觉不出有什么变化。事后才知道，这晚上到院里望望，也有先进人物跟踪，汇报。然后是上纲为“阶级斗争新动向”，对付之道，当然又是批斗。也许是借了彗星之光，对于批斗，我偏爱这一次，所以前若干年，还写了一篇以“彗星”为题的小文（收人《负暄续话》），描画批斗的场面。为偷懒，作一次抄袭自己的文抄公。下面一段就是这样移过来的。

　　万没有想到，这与天空稀客的几面会引来小小的麻烦。这也难怪，其时正是四面八方寻找“阶级斗争新动向”的时候，像我这样的不得不快走而还跟不上的人，当然是时时刻刻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想在身上发现“新”不容易，而这位稀客来了，轻而易举就送来“新”。上面说“吾从众”，这“众”里推想必有所谓积极人物，那就照例要客观主义地向暂依军队编制的排长报告：某某曾不止一次看彗星，动机为何，需要研究。排长姜君一贯嫉恶如仇，于是研究，立即判定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其后当然是坚决扑而灭之。办法是惯用的批判，或批斗。一天早晨，上工之前，在茅茨不剪的屋里开会，由排长主持。我奉命立在中间，任务是听发言。其他同排的战友围坐在四方，任务是发言，还外加个要求，击中要害。所有的发言都击中要害，这要害是“想变天”。我的任务轻，因而就难免尾随着发言而胡思乱想。现在回想，那时的胡思乱想，有不少是可以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的，如反复听到“变天”，一次的胡思乱想严重，是，如果真有不少人想变天，那就也应该想一想，为什么竟会这样；一次的胡思乱想轻松，是，如果我真相信彗星出现是变天的预兆，依照罗素的想法（今注：他在一篇小文《论彗星》中说，昔人相信彗星出现与世间的大变动有关是天人关系近，今人不信，天人关系远，是退化了），那就是你们诸君都退化了，只有我还没有退化。这种诗意的想法倏忽过去，恰巧就听到一位战友的最为深入的发言，是想变天还有深的思想根源，那是思想陈腐，还相信天人感应。直到现在我还不明白那时候是怎么想的，也许有哈雷、牛顿、罗素直到爱因斯坦在心里煽动吧？一时忍不住，竟不卑不亢地驳了一句，“我还不至于这样无知！”天下事真有出人意料的，照常例，反应应该是高呼“低头！”“抗拒从严！”等等，可是这回却奇怪，都一愣，继以时不太短的沉默。排长看看全场，大概认为新动向已经扑灭了吧，宣布散会。

　　第三次批斗，置身于新时代，想新时代之所想，说新时代之所说，应该承认，事非常严重，是伏案之时，不是钻研红宝书，而是在纸片上写唐诗宋词。与先进人物之一天两个12小时钻研小红书，仍说万年也钻不透、钻不腻相对照，就是只动用J．S．Mill的逻辑，也可以推出，这是不重视小红书，非反革命而何！挑水落桶，看彗星，小辫儿虚无缥缈，尚要批斗，况轻视小红书乎？罪大，批斗也要大举，是先搜查。开箱，很容易就找到由家中带来那惟一的《唐诗三百首》和《白香词谱》的合订本。接着开批斗会，审问，带这样的书，并抄录，是想干什么。我招供，说了不很重要的，是怕劳动时间拉长，过去能背的诗词都忘了，所以想偷闲温习温习；藏起很重要的，是入目的文字只有薄薄的一点点红宝书，无兴趣，头脑空空，也难忍，所以才暗诵几遍如“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之类，以期如鲁迅所说：“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为了忘却的记念》）审问很快过去，因为只是还想保留旧诗词这一条，判如何重的罪也够用了。以下是战友的踊跃发言。措辞容易，大意都是，竟敢轻视红宝书，可证无意改造自己，实为罪大恶极云云。现在坦白，其时听这千篇一律的高论，本应“闻善言则拜”，可是思路却偏偏不听话，而向相反的方向跑了野马。
　　干校时间紧，会不久结束，野马也就不能再跑。又要感谢，处理只是这个合订本没收，未说判什么罪；还有优于俞平伯先生的，他偷看《水经注》要写检査，我则未奉命写检查，就可以不亲纸笔一身轻了。
　　批斗三次，都是会上热闹会下寂静，我当然大欢喜。参加的战友呢？推想人心还是肉长的，不管嘴里怎么慷慨激昂，心里也会大欢喜吧？想了想，也会有例外。何以如此推测？是有个同屋的某君，我伏案写什么，他必站在我身后的不远不近处窥视，可以断定，这次的抄旧诗词也是他汇报的。汇报，有所为，是得善报，显然，所汇报情节愈重，所得的善报也就会愈多，处理轻表示所汇报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岂能不失望？恕我拖拉，迟到现在才向他致歉。
　　学习古今八股，结尾，还应该不忘“教育意义”吧？干校生活，尤其其中流行的批斗，确是有教育意义，那是：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想平安、幸福，就要讲理，不要暴力。而要做到这一点，就不得不变人治为法治。法院，总不会把一个看彗星的人传去，审而判之吧？所以我住干校近二年，名为学习，如果说有所得，值得感激喊万岁，我喊的不是改造万岁，而是法治万岁。

探亲

　　语云，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人，不管位多高，力多大，发如何奇想，希望如用竹竿测池水深浅，一戳到底，终归不容易，因为执行要经过多人之手，多人中会杂有“人之初，性本善”，于是严酷之中就可能出现人情味。是1970年的后期，干校周年之后，不知由什么人决定，接受改造的人平等，都可以回家看看，期限是10天（？），就是出现了人情味。记得我是排在将入冬之时。行前要整理一下，因为时时要做搬家的准备，自己不在，东西散乱，别人不好下手。还想带点土特产，如蚌埠的熏肠之类，换个家里人高兴，可是不像现在，有钱唾手可得，也就只能想想作罢。起程，交通工具只能靠干校。记得到蚌埠，还吃了一顿饭。大概只有饺子，论碗，带汤，如北京之馄饨放大（汤内无调料）。我如阿Q之由未庄进城，吃不惯，尤其看不惯。其后是登上火车，一路无话，到了别不很久的北京。
　　离京回来，火车到终点站，三十几年，都是搭车北行，直奔后海。在车上还会想到，入家门，过前院、中院，就会看见可敬的房东李太太等人。这回变了，原因是：我到干校三个月之后，接到家里来信，说由于一种紧急情况，来不及同我商量，必须搬家，搬往北京大学二女儿的住处。搭车西行往城外，心中油然而生一种无家可归之感，很凄惨。人是无论如何多理想，甚至多幻想，过渡到身体发肤，就不得不实际主义。总之是心在鼓楼、后海一带，脚步却不得不走进昔日之燕京大学，今日之北京大学。
　　随着脚步沿未名湖北岸东行，到湖东北角向左转，即北行，至朗润园（在校园内北部）东北部，后湖东岸，有面南的职工宿舍楼五座，由南往北排为八公寓（学生宿舍名楼）至十二公寓。我女儿住八公寓一楼西端多半个单元（单元有房大一小二，我女儿住靠南一大一小，有阳台，另一小为他人住），暂时就成为我的家。入门，“民为贵”，当然要先说人，老，岳母，中，妻，青，女儿、女婿，幼，外孙女，都平安；五口人挤在一起，便于互相照顾，也可以说是优越性吧。不过究竟是太挤，举目看看，不免有逃难之感。我回来，成为六口；如果在外的女儿回来一两个，就真成为无坐卧之地。有什么办法！乱世，能活第一，忍吧。
　　然后说物。场地由大变小，自然规律，必装不下。不得已的办法，在心中不占重要位置并没有它仍可照常度日的，送人或当废品处理。仍容不下，放在楼道内存杂物的一间空房里。书柜，一大二小，知道我还不会有焚书的觉悟，不但未扔，还请到屋里。书呢，处理了不少，竟还有用报纸包而捆之的几十包。未开包，是不知道应该如何上架，等我回来办理。也可说是上帝的恩赐，人，只要还有一口气，总是往如意处想，也就往如意处走。这如意处是还能坐在残书之旁，过眼观书手拿笔的生活。当然也曾想，这不会是空想吗？管它呢，反正一部分书还在眼前，胡乱地堆着，应该立即动手，整理。俗语说，病有工夫急有钱，其实是急也会有工夫，于是就不管假日无几，决定先整理书。困难不小。主要是场地有限：一是书柜的场地，只剩下三个，必装不下；二是室内的场地，因为书上架，要先分类，不都陈而列之就难于分类。前一个困难又带来一个困难，是为了每一本都有个坐卧之地，必须再清除一部分，清除哪些呢？都是多年怀着喜悦的心情一本一本请进来的，“驱逐出境”，必不忍，怎么办？又不得不实际主义，只好捏着头皮下手。计整整忙了两天有半，又挑出一麻袋有半，送往成府的废品站，书开包上架的工作才勉强结束。事后回想，正如文化大革命初期之扔之烧，终是失之胆太小，心太狠，后悔也无济于事了。
　　假期很快地过去了，又不得不离开家。生地方，除家里人以外，送行的只能有新近邻一对年轻夫妇，也许不在家吧，不记得了。

校友忆存

　　出版社工作停顿，职工移干校，原来的同事成为校友，为数不少。这里只记寥寥几个，是由于多种原因，把其中的绝大多数推到“怀念”之外了。是有偏有向吗？曰不然，而是确实有原因。原因之一是大多数，劳动、住宿等不在一起，本无事，记忆中当然就不能占一席地。还有些人，有些接触甚至接触不少，明哲保身，总表现为远远的，冷冷的，以怀念为尺度定去取，也就无可写。还有少数人，有一点点交往，表现为还有些情热，至少是礼貌，可是事过少，想不漏而不能成篇，也就只能割爱。最后还有极少数人，如跟踪窥测然后打小报告的，主持批斗的，接触不少，记忆中当然有一个不次要的地位，只是录取标准，记忆之外还有怀念，也就欲兼容并包而不可得了。这样损之又损，只剩下四位，吴道存，王芝九，黄秀芬，王福海，以下依次说说。
　　吴道存，近些年熟人间提到，都称为吴老，因为年还长于我，大概是五六岁吧。他是皖南黟县人，体貌不违水土，小个头儿。他是英语室的编辑，业务超出一般，听说中学时期就给上海某英文报写文章，就凭这个成就，考大学（上海复旦？），学校破例，免考就收了。人朴厚通达，同事都敬重他。到干校，也许照顾他年老体单薄吧，像是没有派他干过重的活，我们也就很少在一起。是秋收季节，派他看场院，据不成文法，看场院要两个人，就加上我。入夜，别人都上床去梦见周公，我们两个提一马灯，做逍遥之游，总是一往返之后，背倚一个麦秸垛，为上下古今之谈。这是真正的“交心”，所以很快就成为相知。我从心里尊之为兄长，因为觉得他性格中有个大优点，坚韧，为我所缺，我应该学，纵使知道必学不了。看场院的工作过去，我们还继续有来往，比如我烧锅炉，他借打开水之机就来看看我。1971年春天，干校的幻想狂热降了温，嘴里不说，心里兼行动却在走向结束。最明显的是办理结业事宜。人分两类：年过60，或满60，或即将60，算作已没有工作能力，退休，送到应该去的地方（未必是家，详下）吃退休金；其余算作有工作能力的，找个地方（几乎都是外地）继续工作。我和吴道存都年过60，去路当然是退休。连里（其实就是社里）办了手续，要上呈军管，既名为管就要从严，认为我们的历史都不清白，改为退职。与退休比，退职是名利两不全，我一时很懊丧。吴道存大概不是这样，记得有一天，他到我宿舍来，送来两个苹果，外加一句话：“已经成为事实，你想它干什么！”这句话我一生记着，辨析理，处理事，都把它看作一个重要的原则。
　　遵照另一个一般不得回城市的文件，我们两个都解职还乡。他带着老伴回黟县，我扛着两肩一口回京津间一个小村庄。如历次的鞭打一样，不言而采纳宋儒理气并存的哲学，打完了，气出了，理就抬起头来，不好说错了，而说是落实政策。不清不白有浓淡之分，吴道存淡，先落实，我浓，后落实，总之都是先瞪眼后微笑，使人不禁有何必当初之叹。且说我们还乡几年，吴道存先乔迁，移到屯溪；我后乔迁，移回北京。不断有书信往还。
　　王芝九，苏州人，原在历史室做编辑工作。人也是不违水土之性，精明，熟于世故。这本钱有优越的一面，是容易合于时宜，所以据说，他还做过苏州的教育局长。还有不优越的一面，是会远于“圣之清者”。但他得天独厚，或兼得教养之助，学识和品德都无懈可击。解放初期，他来出版社，推想是叶圣陶先生约来的。其时有过交往，记得是历史室编完初中本国史第一册，最后讨论定稿，参加的有叶先生和我，代表历史室的是他。其后交往不多，但有个清楚的印象，是通达，善于处世，能够照顾到多方面。来干校以后，不记得曾在一起劳动，是在干校的晚期，我们都搬到离大路最近的八间房，同屋有十个八个人吧，其中有他，而且碰巧是邻床。这时期，我听分配烧锅炉，要早起。未带闹钟，很怕睡过时，至时水不开，又要批斗。他看出来，让我放心睡，至时他叫我。果然，每天早晨该起的时候，他就推我一下，小声说：“老张，该起啦。”我没问他，为什么那时候他就能不睡，总之，单是这件小事，也可见他的才干不同于一般。我，正如他多次所说，“一看就知道是北方人”，直，少遮拦，对于自己信得过的，愿意推心置腹，有时也就向他吐露一些真的情意。他也说一点点，委婉，含蓄，但态度还是明确的。结业，我先走，行前，看屋里没别人，我指指某一个床位跟他说：“千万不要说什么。”他眼睛里明显地藏有感伤和惜别之情，说：“我明白，你放心走吧。”
　　他在苏州有一所住房，两层楼以外，周围还有几间平房，解放以后，献给公家，只留楼上一间大的，准备告老还乡时住，就仗着他有这样的“预见”，干校结业，他获得准予回苏州的优待。
　　黄秀芬，福建人，在小语室做编辑工作，比我年轻约20岁。容貌和性格有特点，是温婉，对人，总是语言和气而面带微笑。我们认识比较早，记得第一次见是在教育部小红楼，那就应该是1952年或1953年。印象，她是个刚成年的姑娘，说一口地道的北京话。我推想她必是北京人，及至问她，才知道是福建人，来北京不久。我很惊讶，因为闽粤人学普通话，都是多南腔而少北调。我问她，她说福建话几种，她都会，都是到那里学，三个月，用当地话，当地人听不出来是外地人。我一生认识人不算少，语言天才之高，当以她为第一。可惜用非其才，半辈子坐在小语编辑室，编“大狗叫，小狗跳”之类。她还有个稀有的天赋，是“不移”的静，心如此，身也如此。所谓心不移，是言谈举止总是那样温和，像是你打她骂她她也不起急。所谓身不移，是到20世纪80年代，我们都回出版社，常见面，她在我的眼里，与20世纪50年代没有什么分别，还像是刚成年的姑娘。在干校，她因为什么问题没查清楚，也常分配做脏而重的活。有个不短的时期，我们在一起抹墙，她不是“行有余力”，可是还关照我。主要是她那“不移”，使我领悟一种珍贵的人生之道，我虽然自知必是可望而不可即，却每一想到就不能不感激她。
　　王福海，天津人，是食堂的厨师。我和他工作不在一起，劳动不在一起，可是感情不坏。他是名厨师，技术高，如果评级，总当是特级吧。记得20世纪50年代，有时食堂卖红烧鱼，买一盘，吃，味道总是超过一般饭馆，就是他做的。他血压高，常常在院里练武，锻炼身体，我就愿意借这个机会跟他闲谈一会儿。他为人爽快，厚道，虽然我们谋生之道不同，他还是把我看作朋友。我口腹之欲不怎么样，却对家常菜的做法有兴趣，有时就向他请教，他必仔细讲解，并告诉其中的诀窍。到干校之后，他仍在食堂，有时我挑水，难免与他碰头碰脑，他不能说什么，但看得出来，面上有爱莫能助的惆怅。他的血压更高了，终于不得不回天津休养。我放还以后，有时到天津去，想看看他，可惜没问过他的住址。

　　本文选自《流年碎影》，张中行／著，北方文艺出版社，2016年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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