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连德自述：东北黑死病
┃Personal History
东北黑死病
© 伍连德／文
© 程光胜，马学博／译
伍连德博士
梅尼之死与简易口罩的推广
首先到达哈尔滨的是法国医师梅尼。他以前是一位军医，时任北洋医学堂的首席教授。两年前（1908年），他曾在天津附近的煤矿城市唐山参与腺鼠疫流行的防治。在前往哈尔滨途经奉天时，梅尼医师谒见了东三省总督锡良，要求总督大人任命他统管防疫事务，取代中国医师伍博士。但是总督拒绝了他的要求，建议他先去考察情况，然后再提出自己的建议。也许他在学堂身居教授领导之高位，对“土著”中国人一贯颐指气使，又凭借当年他带领一队中国学生和助手在唐山防治腺鼠疫的短暂经历，自视甚高。总之，他在1月2日到达哈尔滨，下榻于火车总站对面的格兰德旅馆（Grand Hotel）时，心中颇为不悦。
伍博士对法国教授的心情一无所知，他作为同事，前往旅馆探望。伍博士发现他独处房中，心事重重。过去他们同住天津，只是一般的同行，如今身处严重疫区之中心，理应开诚布公交换意见，亲密合作，应战共同的敌人。伍博士向他介绍了自己的经验以及到哈尔滨以来先后采取的措施，并且指出，因为这次暴发的是单纯的肺鼠疫，他们主要应该集中精力严格隔离鼠疫患者，将他们与不咳嗽的疑似者分开，制订适当限制接触者的规划；医务人员除按细菌学的常规操作外，应戴上由软棉和纱布制成的口罩，给人群接种哈夫金疫苗并注射耶尔森血清。但是梅尼医师对来客的议论不感兴趣，宁愿凭借当年他在唐山取得的经验。在唐山，老鼠确实对疫情的蔓延流行起了主要作用，如同在印度、越南和香港一样。他说他本人的意见比一个新手所言更可靠，并决心让中国政府接受他更成熟的意见。梅尼医师当时已43岁，而伍博士年方30。
伍博士坐在带垫子的大扶手椅上，试图用微笑化解分歧。这位法国人却激动起来，在燥热的房间里不停踱步。他突然不再隐忍：面对伍博士怒扬双臂，双眼圆瞪地吼道，“你，你这个中国佬，胆敢嘲笑我，顶撞你的前辈？”尽管见解相左，但这场出人意料的动怒和对一位医界同仁的粗暴无礼，岂非令人匪夷所思？为了不使局面僵化，于是伍博士说道：“对不起，梅尼医师，我这本意友好的谈话，不料竟引起如此不愉快。我别无选择，只得向北京的施大人禀报。”伍博士离开房间，下了楼，步行回到相距不过数码的住所——大都会旅馆（Metropole）。在安静的房间里，他起草了一份电报，述说了事件的全部经过，并提出了辞呈，因为无法与如此固执己见的人共事。过了一天，又过了一夜。争执发生38小时后，伍博士收到来自北京的官方电报，宣布撤销对梅尼医师的派出指令，并责成伍博士无须介意此次不愉快，继续勉力工作。官方对伍博士的支持再次得到了证实，他加倍努力设法控制鼠疫。传染病医院此时已经人满为患。患者死亡数字扶摇直上，甚至有一次在24小时内报告了50位病人死亡。但是，在更多的医师和护理人员践诺到来以前，无法期待形势能显著好转。
出乎意料的是，法国医师梅尼感染上了瘟疫，并已送到哈尔滨新城俄国鼠疫医院的消息不胫而走。询问医院当局得知，1月5日梅尼医师接到撒销他的工作任命的电报后，他立刻去鼠疫医院拜访哈夫金医师，要求检查几位病人。就像伍博士来访时一样，梅尼在进入传染病房之前，穿上了白工作服，戴上了白帽子和一双橡皮手套，但是没有戴口罩。在病房里，他和哈夫金医师一样，接连检查了4个病人，面对病人前胸和后背叩诊与听诊。进一步问诊后，梅尼医师便离开医院回到了旅馆。以后几天中，他显然走访过几位欧洲朋友和熟人，并前往几家著名大商场购物。1月8日，即访问医院后3天，梅尼医师开始感觉不适，轻微寒战、剧烈头痛和发烧，整夜坐立不安。第二天清晨，出现咳嗽并伴有痰液。哈夫金医师接到他的电话，立刻怀疑是肺鼠疫。他马上命令将病人送进俄国医院的观察室，发现其髙烧达101华氏度（38.3摄氏度），脉搏加快，咳嗽越来越频繁，并伴随着带粉红色血丝的痰液。细菌学检查明白无误地检出了鼠疫杆菌。在随后的24小时内，连续两次注射剂量分别为230毫升和180毫升的抗鼠疫血清，但收效不大。不断涌出的痰中出现更多的血块，用简单的美蓝染色后，在显微镜下可见血中出现大量细胞两端着色的杆菌。病人迅速衰竭，体温升至103华氏度（39.4摄氏度），脉搏每分钟140次，呼吸每分钟40次。接着病人面部呈现典型的紫色，不久意识丧失，于1月11日，正好是他访问该医院6天后死亡。
梅尼医师令人震惊的死讯产生了广泛的反响。首先是俄国防疫局的卫生队封闭了大旅社的整个3层楼房，从梅尼医师的卧室里搬出了病人的衣物和文件并将其焚毁，他可能用过的所有房间均用硫黄和石碳酸消毒，并在48小时内禁止任何人进入。与此同时，在哈尔滨的总领事和各国领事将这个不幸的消息用电报通报本国政府，而当地俄文和中文报纸详细地（并非完全准确）报道了这位著名病人的患病始末。恐慌遍及各处，也许这是两个月以来，各界公众终于第一次认识到，在他们中肆虐的恐怖瘟疫究竟有多么凶恶。他们终于省悟到，连位居天津北洋医学堂资深教授的医学界头面人物亦难逃鼠疫之魔掌，其他人当更无安全可言了。他们终于明白，如要确保自身无恙，阖家平安，便应该听从那些负责防疫者的警告。正是这些惶恐公众态度的转变，使工作进展不小，并为其后抗击鼠疫的成功作出了贡献。梅尼去世的直接后果之一是造成某些行动难以开展。伍博士领导的中国医务人员，以及许多新近来自南方的助手，均被逐出离格兰德旅馆一个街区的大都会旅馆。旅店管理者决心不再允许任何“遭瘟的”（在俄国人中，任何与平抑鼠疫有关的医务人士都被冠以这个尊号）入住。换言之，“遭瘟的”现在成了不可接触者，要敬而远之！另一方面，法国医师逝世产生的结果，是在俄国传染病院的管理和组织中出现了某些值得肯定的改变。其中之一是戴棉纱口罩这个简单易行的措施得到落实。在医院职员中，特别是哈夫金医师及其助手，可以看到他们整日戴着这种棉口罩。既然该种传染病已被确诊为鼠疫肺炎，而且会直接通过病人咳嗽喷出的飞沫传染给飞沫可及处之健康接触者，对于任何与这种病人为邻的明智的人，显然戴上口罩保护自己，实属必要的预防措施。否则每吐出的一口痰中大量存在的病菌，将被带进健康人的咽喉，并由此进入与其相邻的肺部。
也许慌乱之中，居民们反应过度了，在大街上几乎人人都戴上了这样或那样的口罩，虽然不是所有人戴口罩的方法都正确。有的人把口罩松弛地挂于耳上；有的人套于颈上，犹如护身符，而正应刻意保护的鼻孔和口腔却依旧暴露在外。尽管如此，中国防疫组织推荐的简单的纱布口罩很快便推广开来。许多志愿者在家中赶制出数千个。
推荐使用的口罩，用成卷的3英尺外科手术用的、宽度适中的洁白纱布制作。两边各剪两刀，分成各长1英尺的3条缚带保留中间部分不再剪切，折叠面积为6英寸×4英寸大小，裹住消毒药棉。戴用时，上边的两条分别绕过耳朵上面，系于脑后；中间的两条分别绕过耳朵下面，系于脑后；最下面的两条向上绕，系于头顶。（后来的口罩的形式只有两对缚带，都是系于脑后，）这种简易口罩是软的，可以调整，戴在脸上，与面部和脖子紧贴。在病房值班时，戴上1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也没有不适的感觉。
同时，防疫机构向各级医务人员下达了指示，说明用口罩防护纯系防止病菌进入呼吸道的物理学效应，因而不要在口罩上使用任何灭菌剂。但是有些过分热心的职员，为了更加安全，又在棉花上洒了几滴来苏尔，甚至是未经稀释的石碳酸，致使嘴角和鼻尖被烧灼。在1910年至1911年疫情猖獗时，防护口罩被证明最有用，不仅被用于急性鼠疫病院，还被用于隔离营和停在铁道上的观察车上。当时每天都有数百名疑似者和接触者接受检查，他们有的已被感染并咳出带菌的痰沫。这些检查者中有一位或许没有口罩防护，或是没有规范使用，这就导致了年轻的医师杰克逊（Jackson A.），即沈阳的苏格兰长老会传道团的司督阁（Dugald Christie）医师的助手于1911年1月受到感染而丧生。防疫组织完善之后，便准备了数千个标准的口罩，从总医官到夜间执勤的士兵随时取用。一个无法避免的后果是导致有关商品，比如药棉、手术纱布、石碳酸、生硫黄、玻璃器皿和其他医院必需品价格上涨。于是药品经销者，其中绝大多数是日本人，趁机大发横财。
至此，应该述及盼望已久的，已经到达并且数量达到足以应对疫情的增援医生及其助手了，只是到这个时候，防疫工作才真正开展起来。
现按其到达次序简要介绍如下：
1910年
12月24日，伍博士及其助手林家瑞医师。
1911年
元月2日，梅尼医师，于元月11日病故。
元月4日，梁医师、雷医师和司徒医师，他们原是梅尼医师的下属。后者去世后，均由伍博士领导。
元月6日，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吉布（Gibb）医师和方医师及其率领的军军医学堂10位高年级学生。
元月18日，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格雷厄姆·阿斯普兰（Graham Aspland）医师和斯滕豪斯（Stenhouse）医师及其率领的3名学生。
元月26日，来自不同单位共计14位医师组成的分队。
元月28日，侯医师及随同而来的陆军军医学堂的10位高年级学生。
推行防疫措施
在伍博士的领导下，举行了一系列的会议，会议作出了如下决定：
1．将傅家甸分成4区。每一区由一位高级医官负责，带领足够的助手对区内房屋逐一进行检查；将发现的所有鼠疫患者送到新的鼠疫医院，将其家属及其他接触者置于隔离营或送往借自俄国铁路局的车厢内加以隔离；施行房舍消毒；每日向主管医官呈交疫情报告。
2．为保证更好地控制疫情，尽量将例行检查和疫情呈报工作交由受过系统训练的医务人员来完成，以取代未经专业训练的警察。被替换的警务人员则返回原岗位。
3．从长春调来1160名中国步兵，以加强有关规则的严格执行，特别注意人群的流动。（这些士兵到达后，驻扎在俄国人开办的一个大面粉磨坊里。他们分成小组日夜驻守在适当地点，监视陌生人由外部进入和惊慌失措的病人及接触者出走南方。此步兵团队的指挥官定期参加医务会议并归总医官调遣。）
4．征召600名警察成立一支警务分队，接受防疫工作的训练，并按照医官的命令驻守各地。（这一团队的工作后来证明在处理民事方面极为有效。）
可供使用的建筑物，例如关闭的学校、撤空的客栈和大车店等，一律租用，并尽可能改造为4个部分：办公区、消毒站、医务人员宿舍和接触者的隔离营。其中的第四区由孙医师负责，在下面将作简要描述。办公区和消毒站都位于原来的男童小学校里，北边的正房是高级医官的办公室，朝南有一排面向外部的玻璃窗，并辟有隔离窗口，用于接受信件和信使送来的报告等。这些信件和报告须先浸泡在杀菌溶液里，晾干后再由侍役送达医官。紧邻办公室是起居休息室，内设茶点供下班休息者享用。南边一排厢房用做消毒室。下班后，所有的医务人员和学生从后门进入消毒室，须经1:40的石碳酸水溶液喷洒衣服，然后进入更衣室，脱下工作服、帽子、口罩和手套，同时也脱掉长筒靴和外衣。进入另一个房间时，脱去内衣，在裸体状态进入浴室，用柔性抗菌剂擦拭和漱口清喉。为强化热水澡的作用，最好加入来苏尔或石碳酸；全身浸泡在清水中，擦干后再穿好衣服。所有受污染的衣服浸入1:3000的升汞溶液里或者用福尔马林烟熏。包括卫生警察、担架员和运尸车夫等低级员工，也都作类似处置。
各分区的居民都要求在右臂佩戴政府分发的臂章，分为白、红、黄、蓝4色，代表4个分区。佩戴某色臂章者，可在它所代表的分区内自由行动，如进入另一分区，须经特别许可。同样的规则适用于城外军事封锁线，未经防疫局特许不得进出城区。因为有近1200名士兵在城外，600名警察在城内日夜执勤，逃避监管几乎是不可能的。每个分区设1名首席医官、2名助理医官、4名医学堂学生、58名卫生杂役（包括消毒员、逐屋搜索队、担架搬运工、联络员、马车夫和掘墓人）和26名警察。每个分区配备有12辆大车和16副担架用来运送患者和尸体。如此复杂的人力安排要求上级领导严格监督。疏漏之处在所难免，例如过分注重医务人员的个人消毒，后来证明造成了人浮于事。但是在危机开始时的关键时刻它是有作用的。因为当时人人紧张，需要格外注意并激励众人恪尽职守。总的说来，严格刻板的规矩虽然复杂但运行良好，开始实行的第一个月内，鼠疫死者总人数已达3413，最严峻的一天死亡183人，恰好30天后，即1911年3月1日，下降为0。此确为科学组织之胜利也！
俄国当局热忱合作，可由铁路局建立的防疫局医务总监博古奇医师递交的报告中证明。该医师的报告中记载的第一个鼠疫病例于10月12日在边境城市满洲里登记。疫情沿着铁路线逐步传播开来，哈尔滨的第一个病例出现在10月27日，于是决定采取以下措施：
1．建立鼠疫患者营房和隔离观察室。
2．为加强卫生管理，将城区分成8个区。
3．从俄国征召并任命足够数量的医务官员。
4．提供足够数量的车辆以保城镇清洁。
5．任命卫生官员，开设讲座，并散发用俄文和中文书写的普及读物。
著名的D．扎博洛特内教授（Prof D. Zabolotny）从圣彼得堡到达后，又增加了一些措施：
1．针对居民的健康状况，加强对公共卫生的关注。
2．建立地区鼠疫防控中心以便及早发现和隔离鼠疫病人。
3．改善最贫穷阶层的居住条件。
4．为务工者和失业者设立居留地和食棚。
5．建立哨卡，检查所有进入城区者。
6．对房舍和衣物仔细消毒。
在这场防控鼠疫的战役中，梅尼医师的过早逝世帮助了伍博士及其医务团队。此后，地方官员开始与他们密切合作，特别是于道台将他宽敞的道台衙门众多院落中的一座慷慨让出，用做高级医师的住所。极有权势的吉林巡抚陈昭常（伍博士的广东同乡）带领一大队随员，包括即将就任的新道台黄保顺（Huang Baoshun音译，北洋医学堂的毕业生）、医务局主任钟穆生医师和秘书长廖仲恺（辛亥革命后他出任广东省省长）都来哈尔滨视察。在会见时，巡抚大人说这些医师不远千里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从南方前来扑灭肆虐地方的瘟疫，他命令所有属下官吏和地方乡绅务须按医务人员的指示行事。巡抚还说，倘若诸君齐心合力，共同对敌，秩序和安乐将很快恢复。最后，巡抚大人表示深信两个月内，新年将临，苦难亦将结束。难以置信，他的预言真的实现了。
伴随着焦虑，在举步维艰和持续期待中，整整1个月过去了。医师们和员工们依旧难见丝毫好转的迹象。每日鼠疫死亡率继续上升，从40人增加到60人。然后维持稳定一两天，积聚的凶焰又突然暴发，瞬即超越百人大关，迅速上升达到1天死亡183人。负责医官在4个分区依旧定期巡视原有的鼠疫医院和新建的秩序较好的医院。最先建成的医院原为浴室，内部条件当然远非理想，其中收治了1000多个病人，尸体在数小时至数日内移出。这个有名的鼠疫医院用厚木板建造得极为坚固，是傅家甸最引人瞩目的建筑，在完成了它的使命之后，被付之一炬。
较新的医院原为带有开阔大院落的大型客栈，备有木制的单人床，条件尚可，但此间病人死亡率并未降低，同样是百分之百。有报告称，甚至在其中的陪护人员亦大部分被感染，尽管已告诫他们注意卫生防护。后来得知，这些陪护者经常夜间潜入病房盜窃垂死患者的衣服和钱财，很可能未戴口罩。俄国铁路局慷慨借出的120节货车车厢，一字排列在空旷的地面，它们离中国城区仅1英里之遥。每节车厢均安装有燃烧木材的巨大的铸铁火炉供暖，用于收容大量接触者。起初接触者人数不过百，但不久即超过了1000。早晚有人给他们测量脉搏和体温，只要发现发热，立即在车厢中隔离。而确诊染病者，病情便会迅速恶化并发展成咳嗽和咳血。在细菌学检验确定为患鼠疫者后，即被转送至鼠疫医院。入院后可能一两天内即死亡。
在此恐怖之地，令人沮丧和压抑的时刻，出现了一件令人庆幸的事情。这就是两位让人尊敬的医务助手竟对如此可怕的瘟疫具有超凡的免疫力。他们是顾喜诰和贾凤石，年龄分别为43岁和28岁。在傅家甸瘟疫流行之前，顾喜诰原是一位民间草药医生。当浴室被征用后，他自愿来此做坐堂医师。他仅有的配药助手贾凤石，也参与照料病人。这两位勇敢的人，在傅家甸这个鼠疫传染严重的医院里自始至终坚守了3个月。他们从开始就不戴防护口罩，参加防疫组织后，曾命令他们和其他专业医务人员一样采取保护措施。当上级医官在场时，他们也不厌其烦照章佩戴口罩，但在履行职责时，却只将口罩挂在颈上，并未遮住呼吸道的入口。似乎有神灵保佑他们，同处一个医院的同事们相继染病死去，顾、贾两人却安然无恙，毫无顾忌地继续他们危险的工作。1911年4月召开的万国鼠疫研究会上，他们两位被当做天然免疫的例证。在这次鼠疫的大流行中，另一个唯一的例证是一位家住开原的刘姓女士，她的情况将在下文详述。
火葬的决策
与当前抗击鼠疫战役的进展紧密相关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果断处理尸体。当局已准备妥善埋葬全部死者。大街上收集的尸体均用棺木装殓，用马车运往城北公共墓地安葬。后来因为死亡率激增，决定不用棺木而直接掩埋。但在6周以上的时间内，事实上无论棺材或无棺尸体均未埋葬。然而，对专门承担此项工作的人员，却无可厚非。因为满洲的隆冬，即12月到来年3月，冻土通常深达5至7英尺，挖掘墓穴极为困难。于是粗陋的棺材和裸露的尸体绵延至少长达1英里，暴露在白雪覆盖的地面上，任凭风雪吹打。少数棺木钉固，但多数棺盖虚掩，甚至敞开。棺内恐怖的内容暴露无遗，有人的胳膊或腿以骇人的姿势伸出来，令人毛骨悚然。有些裸尸实际呈坐姿，此乃冬季极度严寒气候下，一两小时内即被冻僵之故。倘若某濒死病人被强行赶出客栈或收容所，则其将本能地蜷缩成团，竭力维持些微体温，终将冻僵成死前姿态。
1月间，伍博士前往巡视墓地，目睹成排的棺木和死尸，凄惨景象令其震惊不已。这种状况构成了对公共卫生的严重威胁，必须立即采取断然行动加以解决。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是集中火化。然而，某些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却横亘在他面前。集中火化在当地未有先例。尤其是中国人对祖先的崇拜近乎宗教信仰，守护先人陵墓是孝道的标志之一。如此集中火化，会被看做对人性的亵渎。为了避免公众的抗拒，似乎非得到一道上谕别无他途。作为第一步，须争取当地官吏和头面人物的许可。为此，伍博士邀请那些敢于直面如此惨象的官员，与他们一同驱车身临其境共睹成堆的棺材和死尸。
果然不虚此行。地方所有的领导者，一致同意支持博士奏请朝廷允许火化这些鼠疫死者尸体。在上奏的电报里，伍博士列举了种种状况，诸如多达2000具鼠疫尸体未被埋葬而暴露旷野，事实上不可能招募到足够的劳工挖掘必需的墓穴，没有人愿意在冻土上从事如此艰难的劳作；野鼠噬咬被感染的尸体并随之携带鼠疫的危险；未掩埋尸体之惨状令医务人员感到沮丧，从而失去信心等等。以上述现状为依据，奏文陈述了其所有有关方面，包括当差官员和普通民众濒临的与日俱增的危险。在他的陈情电文最后，伍博士作出保证，如蒙恩准火化，2000具尸体3天内即可处理完毕。地方官员、士绅领袖与商会亦以类似的请愿书上呈吉林巡抚。众人十分焦急地等候朝廷许可，因为这不仅在中国，也许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破天荒之举。首日与次日音信杳然，直至第三日午后，方得外务部电报，通知伍博士奏请已获恩准，可依计行事。
1月30日，伍博士派医务同仁全绍清医师雇用了200名工人，于次日清晨开始前往收集棺木和尸体，并将其按100具为一堆叠放，共计22堆。与此同时，在现场安置了多套灭火用机械水泵和消防水管。1月31日下午2时，一些高级医官和少数特邀的地方官员与军官，在现场观看这有史以来首次集中火化被感染的尸体。开始是将煤油泼在尸堆上，当发觉此法颇为缓慢时，某些胆大的工人即自告奋勇要求登上堆顶将成桶的煤油向下浇洒，当即得到首肯。在泼煤油结束前1小时，每一堆上都分别放置了石蜡。一声令下，由近及远，火被点燃。须臾间，棺材着火，劈啪作响，烈焰腾空，黑烟滚滚。照片记录下了这一历史场景。不久高耸的火堆逐渐坍塌，落在被高温融化变得松软的地面。在场诸君无不兴奋异常，值此付出的努力进入高潮之际，聊感慰藉。众人深感在艰苦战斗中，此刻以伟大的历史性创举成就了功劳卓著的一天。
观摩人群于黄昏时分离去，22个火堆依然燃烧着。火葬劳工接获命令，务须于次日清晨返回现场，用坚硬的扫帚将火堆处的余烬清扫干净。若干小堆或需再度进行较小规模的焚化。第二次焚化用了木柴和几桶原油，几小时内即告结束。骨灰被集中投入几个新挖的大坑掩埋。如同施了魔法，排成长达1英里的令人恐怖的尸体在一两天内即行消失。此时又在这松软的土地上，另外挖了几个20英尺见方，深10英尺的大坑，以备容纳此后的棺木和尸体。从此以后，鼠疫死者即可直接在坑中火化。
俄国防疫局的成员也前来观摩这次由中国医务人员推动的历史性进步，此后他们自己也用同样的办法处理死者。博古奇医师后来报告说，他们“决定开始将他们管辖地区所有鼠疫死者，包括不久前死去的和已经掩埋的一律火化。2月份即火化了1416具尸体，包括1002具从墓中掘出的。火化场则是利用了砖窑或专门在冻土地上爆破的洞穴”。于是其他地区立即纷纷仿效，并且一致声称此举因能令生者受到实惠而极易推行。将尸体在露天焚尸场上简便地焚化后，即无须担心即将到来的春天，因噬咬受感染尸体而带菌的老鼠引起新的危机。长春（位于由北部哈尔滨至南部奉天铁路的中间）防疫局的负责人黄医师报告说，在他的辖区内，共计火化4643具、埋葬1175具鼠疫死者尸体。
荡平疫氛
抗击鼠疫的战斗此时发生了明显的好转。开始火化鼠疫死者尸体的1月31日，正值中国农历新年之初。小城24000居民，几乎死去四分之一。为振奋生者，防疫局散发传单，号召民众新年祈福之际，在室内，而非室外燃放鞭炮。按照中国的古老风俗，燃放鞭炮有两种效果：其一是持续的声响引来好运；其二是驱除暗藏于阴暗角落的鬼魅。瘟神为祸已逾3月之久，招致许多家庭受灾，物质财富受损的程度，无法估量，因而希望众人在家中燃放鞭炮，让那些带来灾难的幽灵随烟而逝。然而，从科学的立场视之，此乃公众之科学实验，燃放鞭炮无异于一次广泛的硫黄消毒，对于令人闻之胆寒的傅家甸，那些空气中充满病菌的“闹鬼”住宅，至少起到了有益的作用。
不可思议的是，千百次祈祷终获灵验。在一个十分凑巧的日子——1月31日，死亡数字开始下降，并在整个2月间持续减少，并无反复。死亡数字逐日减少的佳讯，给众人带来新的希望，因而在欢庆新年时，出于自我安慰而兴高采烈，能够像往常一样，尽情享受这一年中唯一的假日。
新年照例持续了15天，无论手艺人或劳工，以及他们的家人，都可以饱餐与痛饮。似乎应验了西方谚语（至少含义相似）所说的那样：“为了明天，且让我们饱餐与尽情欢乐吧，我们还要活下去！”
3月1日，记录了最后一个鼠疫病例，不过其他地方的疫情或多或少还延续了月余。我们无须事无巨细地将1910～1911年冬天满洲这场当代黑死病的情形全部列出，以免令读者感到过于烦琐了。在此仅需提及两本著作，特别有兴趣的读者将从中获悉全部详情：
1．1912年马尼拉印刷局出版的《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
2．1926年国联在日内瓦出版的由伍连德撰写的《肺鼠疫论述》（A Treatise on Pneumonic Plague）。
为使读者对此次疫情有更清楚的了解，自当述及该次瘟疫流行全貌中的某些特点。尤其在1910年之前的3年，对于蒙古旱獭毛皮的商业需求出现增长与此之关联。满洲两个边境市镇，即与蒙古邻接的海拉尔和与西伯利亚邻接的满洲里曾经是繁荣的贸易中心。1910年深秋，当鼠疫病例首先出现时，最初的患者即是从事该种皮毛交易的猎人和商人。有理由相信，早在9月初，已有报告称出现咳血的患者，只是官方没有深究。至10月中旬，肺鼠疫肯定已经侵入满洲里。实际上，俄国当局已在10月12日登记了第一个病例，并经随后的细菌学检查加以证实。至11月12日，已经发现158例患者和72具尸体。在满洲里，首次采用铁路上的列车车厢隔离接触者，被隔离者多达3000人。此法效果极佳，鼠疫在当地的流行于11月28日即告终止，自开始至终结仅流行一个半月。
本文选自《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伍连德著；程光胜，马学博译；王丽凤校，湖南教育出版社，201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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