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向阳：幸运的七〇届

┃Personal History

幸运的七〇届

© 陈向阳／文

　　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自一九六八年开始，到一九六九年年中，北京市的老三届（六六、六七、六八届高中和初中毕业生）就基本上走光了。一九六九年夏秋，六九届初中毕业的又连锅端，或黑龙江或内蒙或云南，全是军垦农场。北京城清净了好多。到了一九七〇年却爆出个特大喜讯：七〇届初中生不再上山下乡了，要分配在城里工作了！我是七〇届的，虽然去了五七干校，但没转户口，没参加干校的青年班，所以有资格回北京参加分配。可等我兴高采烈地回到北京，已经是一九七〇年的六月，分配刚到一半又停了，因为这把已经上山下乡的知青都气坏了。中央有人提出这是有关革命大方向的问题：还要不要执行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战略部署。
　　跑回我的中学（111中）一看，七〇届的一大半已经分走了，有东方红炼油厂、北京汽车制造厂、修配厂、北京丝绸厂、木材厂……真让人眼绿。当上小工人的同学还特爱穿着工作服回来溜圈，见着老师就上去拍肩膀，迫不及待地摆出“领导阶级”的架子，多气人呀。
　　不过我回到北京的第一个问题是住处。我姐姐早就去了黑龙江，爸爸妈妈都去了干校，一九六九年我和弟弟最后离开北京去干校前把我家的房子退了。现在住哪儿呢？不用我发愁，一机部管。还有十几个情况和我一样的，七〇届的，家在北京也没房子了，刚从一机部江西五七干校跑回北京参加分配的，我们一起被安排到百万庄一处腾空了的老办公楼里（成套设备局的）。办公室改宿舍，两三个人一间，一座三层楼就我们十几个人住，女孩二楼，男孩一楼，只有院子大门口传达室住着个看门的老头。我们吃饭换饭票，走十分钟路到成套局新楼那边的食堂。伙食不错，炒肉片、红烧排骨一类的三毛，肉片青椒、鸡蛋西红柿一类的一毛五，素菜才五分。
　　住了没两星期，女孩全搬走了，吓的。男孩里的张华原来家住百万庄辰区，第二天就把他们那片的哥们儿全勾来了。这么大的楼空着也是空着，折腾吧，唱歌、吹口琴、又叫又骂，每天晚上至少热闹到十二点。有的哥们儿干脆就在这儿过夜了，那会儿的话叫“刷夜”，都觉得比在自己家睡觉强。一大帮男孩老坐在楼门口台阶上，那几个女孩一路过全盯着看，然后就评分。一百分算满分，其中最漂亮的得了七十分，最惨的才十分。评完分就开始分配，都挺谦让的，说七十分的应该留给张华。但张华的表情像是吃了苍蝇，说：七十分的谁要啊？！我早就有女朋友了，九十五分！哪天带来让你们开开眼。既然张华不要，就给伊平吧，他白白净净的，有空就梳头、抹油、照镜子，碰上女孩就盯着看。伊平赶紧说七十分的他也不要，可早乐得眼睛眯成一条缝了，于是就算定了。下一个是五十分的，更没人要了，张华就硬分给了他的一个哥们儿叫麻驴的，麻是因为一脸的壮疙瘩，驴是脸太长。麻驴谦让了几句就认了，然后给五十分的姑娘起了个名叫“点子”，因为他爱养鸽子，点子是鸽子里最可爱的那种，即所谓的和平鸽，一身白。麻驴以后就不看别的姑娘了，一往情深地只盯着“点子”，还站在楼下，冲着二楼亮着灯的女生宿舍，吹一段口琴再唱一首歌，唱之前大声宣布是唱给“我的小点子”的，歌都是《外国民歌二百首》里的，都带姑娘、爱人这些字眼。过了没几天，那些女孩不见了。大家有点发慌，尤其是麻驴，赶紧跟踪侦察，这不难，那几个女孩还在同一个食堂吃饭。结果发现她们搬到了一机部的另一处宿舍。
　　大家比丢了钱包还难过，有人提议应该去弄些西瓜来吃吃，以安慰麻驴和伊平。于是张华把这个行动的指挥权交给了小包。小包不爱说话，但一看就特能干。张华警告过我要提防小包，我不明白，张华就小声说他进过局子，是这个，一边用两根手指夹夹，伸向我的口袋。既然小包有这种资格，让他指挥西瓜行动就是当然的了。小包思索了一会儿，宣布后半夜两点行动。行动之前有人兴奋得睡不着觉，比如我，也有人提前就睡了，还睡得呼呼的，像小包。当我终于困得迷糊过去，却突然被人捅醒：“快，起床！”我难受了几秒钟，马上又被兴奋抓住了，头一回参加这种行动，太刺激了。我们没人废话，都赶紧穿上球鞋，系紧鞋带，都穿着暗色衣服。轻轻关门，轻轻出楼，然后不走大门，翻墙出去，一路纵队，尽量放轻脚步。这一切都是小包事先反复布置好的，纪律是成功的保证。身边的楼房全都黑着灯，无声无息，和白天大不一样，有点瘆得慌，我的心怦怦直跳，感觉又过瘾又担心。一会儿就到了楼区边上，前面是开阔地，大马路，路灯全亮着。那边靠十字路口有个小铺，门口是一大堆西瓜，盖着席子。小包让我们在黑暗里隐蔽待命，然后观察了一下就蹿了出去，没声，只跳了几下就到了小铺跟前，把小铺又是听又是看，然后又蹿了回来。他说小铺里没人，不用怕，唯一要防备的是夜间巡逻的街道治安组或工人民兵之类的，都睁大眼盯着点。他让我们看他的手势，一招手就过去一个，一次只许一个，抱了西瓜再回到黑影里等着，大家一起走。说完他又蹿回了小铺，掀开席子挑西瓜，接着一招手，张华先跑过去，接过西瓜又跑回来。小包再招手，又过去一个……该轮到我了，感觉有点哆嗦。等我从黑暗里跑进路灯，就觉得一片光亮，耳朵里嗡嗡的，路边的楼里好像有好些人在看我。我接过小高手里的西瓜转身就跑，听见他后边小声地直喊：“回来！快回来！”回去干吗？我一口气跑回黑暗处才算放了点心，再定了定神才明白小包为什么喊我回去：别人都是两西瓜，一手一个，我只抱了一个。我开始脸上发热。小包最后一个回来，夹了两个特大个的西瓜。他小声但严厉地批评了我：“跑什么跑？有什么好怕的？就你胆小！”我心服口服，脸更热了，幸好是黑天。回去的路上队伍停了两次，大家小心地把西瓜放到地上歇歇胳膊。我不歇，还抱着。就一个西瓜还歇，臊不臊啊？再说，抱着西瓜累一累也算是给自己一点惩罚。
　　等回到宿舍，我还惭愧得抬不起头。当大家开始抢西瓜吃，我不抢，没资格。我心想，如果西瓜不够，我一定让别人先吃。可担心是多余的，西瓜多得吃不了。有人又想起我的错误，说必须惩罚，但不是少吃而是多吃，必须使劲吃那些不太甜的。但最后不光是我，每个人都吃到了绝对极限，再多一口也进不去了。腰带早就全解开了，干脆裤子都脱了，只穿裤衩。每个人都挺着肚子，一点不敢弯，稍一弯嗓子眼就冒西瓜汤。大家刚慢慢地仰面朝天躺下，又不得不挣扎着起来，去撒尿。厕所灯坏了，就出门到院子里尿，后来干脆站在楼门口冲台阶上尿。八九个人，八九条水柱，哗哗哗的特别响。然后大约每十分钟来一次，都是一起去。觉是睡不成了，虽然挺困。直到天开始亮了，起床的频率才慢了下来，终于睡踏实了。第二天令人奇怪的是，台阶上并没有尿迹，也没有臊味，干干净净，就好像自来水冲洗过的一样。我们照样坐在上面唱歌吹口琴。
　　没过几天，我爸爸突然跑回北京，是四机部借调回来的，参加国防工办的什么规划会议，住在京西宾馆。他跑来看我，还带我去吃烤鸭，但我不爱吃，嫌太肥。又过了几天，他突然让我搬家，说跟四机部要了一套房子，还在我家原来住的百万庄寅区，只是换了个楼门。我觉得意外，说：你是出差的，还得回干校，我一个人住一个单元太浪费了吧，再说我现在住得也挺好的。爸爸却低吼了一句：“好？你再住下去就要变成小流氓了！”爸爸后来告诉妈妈，他来看我住的地方和同住的“哥们儿”就觉得我掉进了流氓窝，然后费了好大劲从四机部要到了房子。他像所有家长一样低估自己的孩子，总觉得他们变坏都是让别的孩子带的。
　　我们111中学七〇届的，原来十个班近五百人，现在只剩了一百多个，让人挑剩下的。里面有“坏孩子”，一直调皮捣蛋，老师从心里烦，所以人家工厂一来挑人就使劲说坏话。还有“好孩子”，挺得老师欢心，可惜出身不好，老师说再多好话人家也不要。更多的是“蔫孩子”，从不怎么惹人注意，出身有好有坏，运气不济没挤上头班车。还有几个跟我一样的，刚从干校跑回来，误了车的。另外还有身体实在不好的，怎么也挤不上车。我们这一百多人缩编成两个班，后来就干脆合成一个班，反正到这会儿已经毕了业待分配，想上课也没了，用不着进教室坐着了。可学校也不放我们的假，天天得去，挖防空洞，运砖运土，清理校园，成了不要钱的劳动力。我们都装着挺高兴地使劲干，都怕哪天又要分配了，老师说坏话。连“坏孩子”们也都收敛了不少，都为前几年没远见光顾一时痛快耽误了前程而懊悔不及。所以我们一百多人都显得特别听话，老师也用着顺手。学校的活都干好了就让我们在院子里练队列，谁都没什么意见。一九七〇年十一天安门广场的组字又把我们全用上了。于是从九月初到十月一，我们又忙了一个月。那会儿已有迹象，高中大学还要恢复，所以对七一届、七二届、七三届的来说，去组字就不再是什么光荣任务，而是浪费时间。我们七〇届的反正已经过了时，不怕浪费。
　　忙过了十一，分配工作还是毫无消息。学校发愁给我们找不着活干，就到处联系，终于发现西山那边的东北旺苗圃需要劳动力，于是把我们打发过去干活。十月金秋，离颐和园差一站下车，再往北走上好几里地。路旁两排钻天杨，黄黄的树叶飘飘地往下落，广阔的农田看不到边。稻子收完了，白菜正在收，几个农民又在用竹竿稻草搭风障，修暖畦，准备种冬菜了。太阳那么好，天那么蓝，风那么爽，我们心情都不坏。
　　苗圃属北京市园林局，所以干活的都叫工人不叫农民，虽然整天也在地里跟土打交道。秋天是收树苗的时候。拖拉机深深地犁一下，那些树苗就东倒西歪了，我们上去把树苗拽出来，抖干净土，再捆成捆儿，拿草帘子把根部包了，装车运走。还有挖沟，平地，运白菜，活有的是，闲不着。吃饭呢，跟以往下乡劳动不一样了，在人家职工食堂吃，自己换饭票，想吃什么买什么。可这是东北旺，农村，所谓的工人比农民强不了太多，有些就是附近村里招来的，所以伙食好不了。说白了，肉菜没人买，吃饭的都缺钱，食堂老来素的，天天白菜萝卜，豆腐就算上等菜。我们学生里有不缺钱的，可那食堂也不做肉菜。让你们吃肉，别人闻味，那不是成心折磨人么？不久发现附近村里有个小卖铺，居然有香肠熟肉。我们几个赶紧跑去，一人来上两毛三毛的肉或肠，走出小铺还没十步呢，就全进嘴了。只好又转身回去，再买一毛钱糖慢慢吃。很快，这一百多学生都知道了小卖铺的秘密，于是香肠熟肉经常脱销。我们满怀希望，含着口水赶到小铺，却发现装肉的盘子早就空了，那种失望难以形容。有一次我发现有松花蛋，赶紧来了一个，这玩意儿也行，虽然比不上肉。没想到吃在嘴里又苦又涩，跟在家吃的大不一样，不就缺点酱油么。
　　我们男生六七十人全住在一个大屋里，上下两层的大通铺，倒也不算挤。老师住小屋，不和我们掺和。于是这边放开了闹腾，谁一高兴就立刻连唱带叫，或敲脸盆敲饭盒，比谁的声大，每次声最大的准是在敲别人的脸盆。那几个“坏孩子”一向就爱欺负人，很快就玩起他们心爱的游戏：抽嘴巴。夜里起来上厕所，回来上床之前先给呼呼大睡的，一般是靠门口的那几个，每人抽个嘴巴，然后紧跑几步上床钻被窝。白天都累了一天了，晚上都睡得特死，挨抽的常常不知不觉，或翻个身接着睡，于是抽人的又想知道需要使多大劲才能把人抽醒。抡圆了抽大嘴巴这种机会不多，一天夜里我听到了，非常脆，很大的一声“啪”！然后是嗵嗵的脚步、哧哧的窃笑和钻被窝的声音。接着是一声大喊：“操你妈！是谁？！谁他妈打的？！”
　　没人回答，然后一声接一声地问，满腔悲愤。事态严重到老师不得不干预。在全体集合出工之前，老师问是谁夜里打人，还让两位受害者站到前边，每人的脸上都有红红的手印，双眼也布满了血丝，凄惨又阴沉。但所有没挨过抽的都看着那大红手印忍不住想笑。我们几个属于蔫孩子的，包括龙建和宝全，还比较安全，因为都睡在上铺。我们既没挨抽也不敢抽人。我们只玩了一招，叫“卫生口罩”，也是夜里，从地上摸起鞋来扣在熟睡的人的嘴上。对象是有选择的，不敢挑“坏孩子”。龙建发现效果不好，别管夜里扣得多严，到早上“口罩”已经掉一边去了。于是宝全做了改进，除了正面扣在嘴上一只，还要一左一右再摆上两只备用的。别管那脑袋转到哪边，都有“口罩”伺候。
　　苗圃对我们不错，每两个星期给我们放两天假，还用卡车把我们送到城里，假完了还派车去接。那天刚从家又回到苗圃就得知出事了：阶级敌人房南不老实。房南是111中学抓出的阶级敌人之一，抓出之前是老师，一九六八年十一去天安门组字他还是带队的。人挺年轻，不到三十，爱美，爱穿个瘦腿裤，梳个小油头，也挺活跃，常跟学生开开玩笑、逗逗嘴，尤其跟“坏孩子”还敢半真半假地骂两句，拧拧胳膊，捏捏脖子之类的。工宣队进校后猛揭阶级斗争盖子，他是第二批揪出来的，罪名是坏分子。他还和第一批揪出来的路香港鬼混，一起收听敌台，因此还有特务嫌疑。我们来苗圃把他也带上了，我们是劳动锻炼，他是劳动改造。我们回城休息，他不许回，有两个同学，个儿高块儿足的，还专门留下来监视房南。星期天苗圃全休息，房南也休息，可他偷偷地溜出大门。两位同学没拦他，悄悄地跟着，看他要干什么坏事。房南直奔村子，进了小铺，再一出来就捧着一大包香肠，还没吃两片呢，就被当场抓获。现在是人赃俱在，于是开批斗会。房南弯腰低头站在中央，面前一个凳子，上面是罪证，那包香肠，开着包。我心里嘀咕：这他妈房南还挺阔，买那么些至少半斤，我一回只买两毛的。老师先发言，表扬两位同学高度的革命警惕性，然后批判房南，说他充分地暴露了阶级本性，顽固抗拒改造，与革命师生对抗。然后老师有事走了，由我们继续批判。好孩子们想挖出更大的罪行，严厉质问房南钱是哪儿来的，能买这么多香肠。自从房南被揪出来，工资已经减了不少，他怎么买得起这么多香肠呢？还有人问，你吃完了香肠还打算干什么坏事？但问不出结果。坏孩子们则大喊“低头认罪”。一个坏孩子上去仔细把凳子挪了挪，正好在房南的鼻子下边，然后带领大家猛喊：“低头！低头！”房南只好低头，但低到鼻尖距香肠十厘米左右就停了，再怎么喊低头他也是抬一抬低一低，就是不肯拿鼻子顶香肠。坏孩子们很失望地发现，直到批斗会结束，房南只流汗没流哈拉子（口水），批斗效果不理想。
　　十一月底，停了好几个月的分配又开始了。先是招兵，但只有一个名额，我们七〇届六十多名男生全报了名，有人还写了血书表决心。那会儿当兵是青年的绝对理想，所以当那唯一的幸运儿一公布，我们都暗地咬牙，恨不能揍他，虽然他人缘不错，跟谁都合得来。接着分配，第二机床厂是最好的，我心里“腾腾”跳着听老师念名单，全念完了，我还眼巴巴地瞪着老师，没我！他妈的！然后又有服务局的，去什么饭店旅馆，这没什么好的，谁爱去谁去。再下来是西城区财贸、商业局的。可别一听“局”就以为是进机关，商业局是当售货员，惨了。但更惨的还在后头。当分到商业局的走了之后突然宣布，分配到此结束。剩下的全准备明年春天（一九七一年）插队去吧。
　　“操他妈的！”这简直是当头一棒呀。我们悲愤交集，几个人凑在一起大骂了半天也缓不过劲来。这半年让我们干吗就干吗，又劳动又操练，拼命地积极表现，到头来插队！至少也早告诉我们呀，先在家玩半年再说了。这一闷棍打的，让我们看什么都不顺眼了，见人想骂，见东西想砸，反正也是插队。没什么办法，只能在插队之前好好痛快痛快，再不能白积极了。我，龙建，宝全凑到了一块，隔三见五地出去玩。什么颐和园、八大处、香山、鹫峰、樱桃沟，想起个地方就去。要是随便散散心呢，一抬腿就动物园了，一礼拜得去个三两回吧，反正又不用买票，动物园东边和展览馆为邻的栏杆一点都不高，一撑一跳就进去了。那会儿的北京空空荡荡，尤其公园里更清净，游山玩水是错误的。
　　老到动物园就要玩出点花样来。那天猴山前面就我们仨，看得出来，连猴儿们都闷得慌。于是我们找来土块，北京话土坷垃，一二三照猴子就砍。土块砸在石头上冒起土烟，猴子们全精神了。第二轮炮火再过去它们就全明白了，三蹦两蹦转到山那边去了。这难得住谁呀？我们撒开了包围圈，分匀了站着，看你们往哪儿跑？一通速射。猴子们真机灵，吱哇乱蹿了一会儿就全隐蔽好了，或在山洞里，或在山石后边，只露半拉脑袋逗我们。一个都打不着了，于是去打老虎。我们在狮虎山外边转了一圈，可是一只老虎都不在外边。居高临下使石头砸的招用不上了，只能进屋隔着铁栏杆打。狮子老虎就是比猴子重要，门口坐着个人看着。我们只能悄悄地摸出弹弓给老虎来一下子，老虎身上挨打的那块肉一哆嗦，虎眼有了神，东张西望找了找，然后就怀疑我们仨。等第二下再崩过去，老虎腾一下站起来了。嘿，打老虎就是比打猴子强。可回头一看那边的工作人员也站起来了，紧盯着我们。没法往下玩了，我们藏好弹弓，若无其事地往外走。
　　后来我们终于发现了最好的目标：没人管的野牛。有非洲野牛和美洲野牛，都在挺偏僻的地方，四周一个人没有。我们赶紧找石头，可是找不着，动物园为防备我们这样的，把地扫得特干净。但这难不住我们，不远的小河里有冻裂的冰，我们抱了好几大块，两个人架起第三个人双手举起冰块照野牛脑袋就砸。效果太好了，野牛立即大怒，叫声不高却非常震撼，眼睛瞪得圆圆的，而且一会儿就变红了，一次又一次地冲过来，犄角把铁门撞得咣咣乱响。我们想象着这是在非洲大草原上，毫无遮拦，愤怒的野牛冲过来了，多么惊险！龙建干脆假设野牛把门撞开了，我们该往哪儿跑。正在讨论的时候，野牛的火气消了下去，于是再砸它一冰块加加劲。
　　到其他公园就砸房子，在八大处，香山都干过。那会儿整个公园里就没几个人，山上东一处西一处的房子破破烂烂没人管了。比如香山的玉华山庄不小吧，可那年月愣没人看着。那天除了我们仨，别的一个人没有，房子被几年前的红卫兵砸过了，玻璃没一块整的了，门大开着，屋里空的，一地石头碎砖还有屎尿。于是我们找那窗户框子、门板还算好点的，带点玻璃最好，因为玻璃发出声音最好听。然后收集弹药，等每人跟前有了一堆石头，就一二三开始“万炮齐轰”。乒乒乓乓，稀里哗啦，心里真痛快。
　　每次去香山，一定要爬上鬼见愁（顶峰），那会山顶上光光的，什么都没有。我们先找背风的地方把带的饭吃了，一般是馒头夹咸菜，好点就夹豆制品，最好的夹香肠。吃完就躺下，撸起裤腿挽起袖子晒太阳。听说太阳有营养，晒十五分钟等于吃一个鸡蛋，于是一边午睡一边捎带着补充几个鸡蛋。那天正睡得迷迷糊糊忽然听见人声，翻身往山下一看，有一男一女，又跑又喊又乐。太好了，赶紧找石头扔下去。那男女站住了，使劲挥手，拼命喊：“下边有人！别扔石头！”我们一听士气高涨，石头扔得更快，一边也喊：“打的就是你！”从这儿开始，我们又有了新玩法：专砸一男一女谈恋爱的。那会儿谈恋爱是不光彩的，尤其到公园里手拉手肩并肩，不光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协调，还有耍流氓的嫌疑，冲他们扔几块石头简直是理直气壮。不过当面扔有一定风险，那男的一般都比我们个高块足，大着好几岁呢，又有个女的在旁边鼓劲，需要提防那男的跟我们玩命。所以只宜偷袭不宜强攻，发现了目标，从后面悄悄摸上去，到了攻击距离一二三土坷垃出手，转身就跑。
　　动物打过了，房子砸过了，“流氓”也教训了，插队以前还干点什么？我说应该弄只鸡吃吃，龙建立刻埋怨我，说这么好的主意怎么不早说呢，于是立刻出发去找宝全。走到半路龙建提出个问题：多个人扔石头多份力量，可要多个人吃鸡呢？我立刻明白了，还是两个人干。那会儿北京城里养鸡的太多了，住平房的养，住楼房的也养。百万庄那一片楼，到处能见着鸡散步。可没想到鸡也挺有心眼，没事的时候，你就从它身边走过它也不动，可刚一打它的主意，它怎么就知道了呢？不容走近撒腿就逃。一个多小时过去，我俩服了，见着腿长身子苗条的鸡，理都不理了，反正累死也抓不着。就在我们准备找宝全入伙时，意外地抓到一只短腿、肥胖、跑不动的黑母鸡。
　　我俩美滋滋地来了个一鸡三吃。黄乎乎的肥油烙鸡油饼，煮熟的鸡撕巴撕巴来了个蒜泥白肉，一锅鸡骨头鸡汤下了面条。一只鸡吃了两顿。龙建很佩服他自己的远见，说两个人多好，可以一鸡三吃，要是三个人，一鸡一吃都不一定够。就在我们决定一只只吃下去的时候，突然我、龙建、宝全都接到了通知，我们被分配了，这是临时增加的最后一拨，西城区工业局。这还真是最后一拨了，我们后边还剩下的二十多人真去插队了，北京郊区昌平县。
　　中学时代结束了，那年我十七岁。

　　本文选自《平民历史》，云峰／编，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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