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野：八十年代那些云烟

┃Personal History

回望

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那些云烟

© 赵野／文

赵野

一

　　回忆总是充满忧伤，我们怎么也抓不住过去的人和事。现在我尽量简单地陈述，以免陷入自恋和伤感。我出生在古宋，位于四川南部，现属于宜宾地区。那个地方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破败、杂乱，完全没有想象中的古朴和诗意。我自认为和它离得很远，从未深入到它的内部，感受它的节奏和纹理。我只是在那儿寄居了一段时间，多年以后我终于意识到，我其实是没有故乡的人，“乡愁”这个词对我而言，永远只有形而上的意义。
　　我最早的记忆连着一片月光，那是一年农历正月十五的晚上。我们那儿有“偷青”的习俗，那晩孩子们可以到任何菜地里去偷蔬菜。有时主人也会在菜地上守着，见人来时就大声吆喝。这种偷采行为在当晚有一种合法性，但也不能和主人正面冲突。看到主人有防备，孩子们就会窜到别的菜地去，经常要跑好多地方。那时夜空非常清澈，月亮把地面照得明晃晃的，我跟着我的哥哥姐姐，还有别的孩子，折腾了整整一宿。
　　我父亲在我出生前，就被打成“历史反革命”下放到农村，母亲是小学教师，老是在各个公社的学校间调来调去，周日才回家。我们住在城里一间十来平米的平房里，姐姐带着我。我没有上过幼儿园，更大些的时候，我对此感到很遗憾，觉得童年失落了好多东西。上小学前，夏天我常常会在父亲那儿，下河洗澡、摸鱼，跟着父亲在水田里捉黄鳝，夜晩在院坝上点起一大堆烟熏蚊子，父亲会给我讲很多《三国》、《隋唐》、《说岳》，还有他的家族的故事。
　　我每天放学就回到山上，一个人，没有伙伴，喜欢看书，其实那时也没什么书可看。我相信那段生活造成了我的不善言辞和怕见生人，这个弱点伴随我到现在，也许会伴随我一生。
　　一九七八年，我考上了县重点中学，到离家六十多公里的叙永县城上学。进中学不久，我买到了《何其芳选集》第一卷，《预言》里的那些诗篇全在里面，让我陶醉，我能全部背下来。这是我真正的文学启蒙，在此以前，我从来没读过如此美好的东西，我连一本像样的古诗选本也没有。在那样的年纪，那样的时期，遭遇《预言》仿佛是天意。后来我想，我对诗歌的迷恋和我的诗歌审美的源头就在那儿。现在云彩和树木在我眼前变得忧郁，河水流动总有那么多的意蕴，我开始随着季节的变迁感时伤怀。
　　这期间我结识了文科班的许廷扬，一个来自更偏远山区的文学青年。他更多是写小说或散文，给我推荐孙犁和贾平凹，我对他们却没有兴趣。几年后我读到孙犁的《荷花淀》，才喜欢上那种质朴、简洁、准确的叙事和文体。而我当时狂热地爱着何其芳那些绮丽缥缈、优美圆润的伤感诗句。
　　我一直认为，年轻时环境对人有着致命的影响。在一个没有传统、没有底蕴的地方，忧伤和志向都是秘密的。种子种下了，多年后才长得出白马西风，帝国斜阳。
　　在寒假时我遇到了许晓鸣，一个大哥级的朋友，他已在四川大学上学。他那时正在写诗，那个年代谁又不写诗呢？许晓鸣以谦谦君子之风，鼓励我的习作，寄给我刚出的《冯至诗选》和卞之琳的《雕虫纪历》。有些门就这样偶然打开了，有些东西不经意间就决定了我写作的方向。冯至的十四行诗和卞之琳那些技艺精湛的作品，至今为我喜欢。多少次在我的楼上，看着心仪的女孩在街上走过，我就会想起“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当年高考复习期间我写了很多诗。受智利女诗人米斯特拉尔的《死的十四行》影响，我写了一组《爱的十四行》，共三首。这组诗后来在川大开启了我的诗人生涯，那是我的作品第一次公开露面，我第一次使用了现在这个名字。
　　一九八一年九月，我离家到成都上学。二十年后我写道：“从古宋到成都，一路月光／把流水照得发亮／从春天到秋天，鱼群激越／游向更大的海洋／而那些梦想，秘密或羞涩／像宿疾悄然生长／燕子却眼含汨水／飞过祖传的高墙。”（《往日-1981》）

二

　　八十年代急风骤雨，今天想到的却是云淡天高，那种暴雨涤荡过后的清新、透澈和青春盛筵。马松在《灿烂》一诗中写道：“我与花平分秋色／一灿一烂。”这就是我的八十年代。那是我生命中最明亮、个性最舒展、心灵最纯净的一段，此刻往事浮现，心中还涌起秘密的骄傲和悲悯。
　　一九八二年三月，我们叙永一中的三个同学在川大扔进一颗石子，搅动了一池春水。先是许廷杨路过成都，住在我的宿舍里，早我一年入学的浦宁成了化学系的学生干部，并已在写诗。我们三人青春热血，把我们的诗抄在浦宁从化学系弄来的一块黑板上，再把这块黑板竖在学校主要的教学楼文科楼的入口处。我为我们这诗歌板报取名“白色花”，来源于七月派诗人阿陇的诗句：“要开作一枝白色花，因为我要这样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
　　板报面世当晚，许廷扬就离开成都了，我因为羞怯，竟不敢去看效果。后来听同宿舍同学说有很多人在围观，还有人抄着上面的诗，我才踏实下来。以我当时的能力，完全不知道下一步何去何从，两天后，胡冬敲响了我的宿舍门，我第一次超越同学这个范畴，有了同志和战友。这是一个改变命运的细节，我从此步入了诗歌江湖。一个月后，我过了十八岁生日。
　　胡冬是历史系八〇级的，早在写诗，有强大的组织能力和行动能力。因他的掌舵，我们立即以“白色花诗社”知名，有三十多个成员。我们每周更换一期，并很快扩展成两块黑板。大概四期后，浦宁就受到系里的压力，撤走了化学系那块，胡冬又带着我们不知从哪儿偷了一块补上。学校当局明显不喜我们的行为，却只是以一些温和的手段干扰我们，我们也以各种小伎俩从容应对，颇有乐趣。到五月份，终于来了一次高潮。
　　文科楼大门外有两面墙，专用于张贴各种海报和告示。一个五月的星期天晚上，我看到文科楼外面的墙上有一篇好几页的大字报，署名“战海”，非常严厉地批判我们的诗歌晦涩、灰暗、低沉、不健康等等。随后几周，几十篇大字报贴出来了，除了几篇貌似公允，一边各打五十大板外，其余全是支持我们、为我们辩护的。这局面使我们可以一直置身事外，每天像观众一样看热闹，心里暖洋洋的。我至今也不知道那个“战海”是谁，是某人的自发行为，还是学校当局的授意。我们自己则肯定没有写过或组织别人写过一篇反击文章。这次事件像一阵好风，把我们吹向美妙的云端，我们收获了最初的自信、虚名和成就感。

三

　　九月初，我过完暑假后回到学校，胡冬非常欣喜地告诉我，革命形势一片大好。暑假期间，他和他的高中校友万夏、廖希聚会时，发现彼此成了同道。万夏在南充师范学院、廖希在西南师范学院都组织了诗社，并都在各自的学校有着相当的影响和号召力。他们当即决定三个学校要联合起来，第一次聚会定在西师，时间是本年的国庆节。
　　当时川大还有一个以唐亚平、文雪为首的女子诗社，和我们有着美好深厚的友谊。几周后，胡冬、陈梁、唐亚平和我登上了开往重庆的火车。陈梁是中文系新闻专业的，胡冬对他有很高的评价，后来成了中国电视界的栋梁人物。
　　到西师，我们立即感受到了有如水浒梁山般的兄弟情谊。万夏带着两个同学也从南师过来了。一大帮子人每顿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廖希和他的朋友们为了这次聚会，卖掉了手表、衣服以及别的一些值钱的东西。我不知我是怎样融入这种热烈的江湖氛围的，因为那时我滴酒不沾，性情也不豪放。
　　这场精神狂欢的高峰是在一个黄昏，大家在嘉陵江边点燃篝火，热血沸腾，青春呼啸，真有风云际会的感觉。此前我们已一致决定要成立一个联合的诗社，要办一份刊物，要形成一个新的流派，以区别于当时对我们有着绝对影响的朦胧诗，也提出了很多新的主张。那晚聚会的主旨是命名，一次革命的命名，一代人的命名。我们都自觉是开路先锋，在淘汰了一批各色各样奇奇怪怪的名字后，“第三代人”这个注定要进入历史的名词，得到了与会所有人的首肯。我们的分代简单却格局宏大，一九四九年前的不算，一九四九年到文革前是第一代，北岛们的朦胧诗是第二代，而我们是第三代。
　　接下来，我们一定很和谐地讨论了很多细节，最后一晚在西师的间宿舍里，却出现了戏剧性的分裂甚至决裂。分歧是从讨论具体的诗歌作品上开始的，而我成了引爆人物。那时我少不更事，内心有着严格的诗歌标准，完全不懂江湖里那种微妙的感觉。先是我觉得廖希和他的朋友们的诗作问题较大，以我的审美，认为那些作品不够成熟，不够好，并且直言了出来。接着对方指责我的作品不具备独创性，没有摆脱朦胧诗的影响。今天我要承认他们的指责是对的，那正是我最喜欢北岛们的时期，我主张要有传承，根本就没想要彻底摆脱他们，PASS他们。
　　争吵渐渐升级，言辞越来越激烈。川大的朋友因为和我的情谊，出来支持我，南师的朋友也基本上站在我们这一边。双方的火药味都很浓，对艺术主张的捍卫最后变成了青春活力的率性演示和意气用事。前年万夏还和我谈起这段往事，说我拍了桌子，扔了板凳，我自觉自己那时没有这种豪气和脾气。总之结果是大家不欢而散，西师的朋友们怒气冲冲，扔下我们走了。天刚发亮，万夏和我们相约再聚后，从北碚直接乘车回南充。唐亚平有事留在重庆了，胡冬、陈梁和我先是去沙坪坝的红卫兵墓地缅怀一番，然后去菜园坝火车站，发现我们三人身上总共不到五元钱，只够买半张回成都的火车票。
　　我们买了三张站台票上车，车过江津后开始查票，我们逃无可逃，被带到列车长面前。胡冬对列车长说我们是川大历史系的学生，出去实习掉了队。我们展示了校徽，我掏出了身上所有的硬币，里面有好多一分二分的。善良的列车长相信了我们，让我们用三元钱补了一张三个人的联票，把那些硬币留给了我们。第二天清晨到成都，我们堂堂正正地出了站，用剩下的一块多钱在车站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餐，坐公交车回到了学校。

四

　　胡冬从我们诗社的投稿箱里发现了几篇诗作，惊叹其才华。作者胡晓波是经济系的新生，我们以最大的热情邀请他加入我们的阵营。胡晓波腼腆内向，数周前我们在成都小聚，他还说起一次诗社活动时胡冬让他出了十块钱，他拿出钱后心里却一直在嘀咕这钱是不是以后还要还他。这笔钱当然没有下文，他为此整整心痛了两个月。胡晓波毕业后就远离诗歌了，现在成都经营几家夜总会，他的第一任妻子唐丹鸿却成了诗歌界颇有声名的女诗人。
　　不久，成都科技大学（现已并入川大）的北望找上我们。北望是七九级的，慷慨大气，成熟练达，极有个人魅力和号召力，在他们学校也聚了一批人，我后来才明白他的真正意图是要通过诗歌这个形式组织学生社团，从事民主运动。北望对“第三代人”这个概念和我们几个学校准备结成诗歌联盟的事，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我们和西师那边已经彻底闹翻了，一个月后，胡冬、北望和我乘长途汽车，经过一天颠簸，和万夏他们继续共谋大计。
　　在南充，我们商量了三个学校结盟办刊物的诸多细节，气氛和谐美好，还是一样的意气风发，一样的江湖热肠。但记不清什么原因，回学校后我们决定的所有事情都没有结果。我们的“白色花”也在随后的冬天里自然凋谢了，胡晓波说是他坚持编完并出版了最后两期，而我和胡冬却不知干吗去了。
　　新学期开始后，胡冬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很少见到他的影子。我自己是绝无能力组织起一群人的，我们的社团等于崩溃了，而北望在科大却搞得轰轰烈烈。我们两个学校只有一街之隔，我就天天和他们混在一起。北望和他的朋友们对我表示了足够的欢迎和尊重，和他们在一起我更有如鱼得水的感觉。那个春天，北望和我到处活动，联合成都的八个大学，成立了“成都大学生诗歌联合会”，筹办《第三代人》诗刊，我被推举为主编。那又是一段风风火火的日子，几乎每周都在不同的学校有活动或聚会。青春像花朵一样绽放着，任由挥霍，那份舒展和美丽多年后还会让我叹息和感动。
　　结识胡冬与北望，和他们建立起兄弟般的友谊，是我的幸运。我刚从一个偏远的小镇出来，怀着诗歌梦想，多愁善感，不谙世事。我信奉庞德“技巧是对一个人真诚的考验”和艾略特“纯净部落的方言”的写作教条，对写作以外的事并不热心，也不太明白。“我唯一关心的是我的语言”，这既是我的心声，也是我的生命态度。我因为写作获得了他们的欣赏和认同，从此进入了一个辽阔悠远的世界。当北望和他的朋友们组织起近二百人的“大学生诗歌联合会”时，我被推到一个引人瞩目的位置，出尽了风头。虚荣和轻浮在年轻时是可以被原谅的，那时我确实很年轻，被我的朋友们宠爱和包容着。很多曾经相濡以沫的朋友，后来相忘于江湖了，此刻回想过去，我对他们要表达深深的感激。

五

　　一九八三年夏天，北望毕业了。他带着一大摞诗稿回到他的家乡旺苍，在那儿打印出“成都大学生诗歌联合会”第一期会刊，中国第一本《第三代人》诗刊。同段时间，北京正在搞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
　　八十年代的成都风调雨顺，温和宜人，人民安居乐业，享受着闲散、率性和颓废的生活。诗人在这儿如鱼得水，蔑视金钱和物质，放纵个性和情欲。万夏因此写道：“仅我腐朽的一面／就够你享用一生。”在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五年，四川的诗人们纷纷有了集体的归属。江河、翟永明、钟鸣、柏桦和张枣，先是被称为“四川五君”，后来孙文波又把自己和廖希加上，称为“四川七君”；李亚伟、胡冬、万夏、马松等人的“莽汉派”已结成正果；宋渠、宋炜、石光华、刘太亨搞起了“整体主义”；周伦佑、杨黎、蓝马等搞起了“非非主义”；尚仲敏和王琪博也在重庆弄“大学生诗派”，并印了一张《大学生诗报》。而我自己却像是江湖里的孤魂野鬼，无门无派，无归无属。
　　我想，我的青春热血在一九八七年已被耗尽。如今我常常感到游走在生活边缘，老处于一种超低空飞行的状态，感觉到米兰·昆德拉那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一九八八年初，我以“停职留薪”的名义，离开了我的单位，再也没回去过，从此开始游离在各种体制之外。回到成都后，我即写出了《字的研究》，这是一首值得纪念的作品。在一九八九年的非常时期，我听说还真有人监视我那人去楼空的宿舍。到一九八九年十月，大家还在一片绝望中没缓过神来，钟鸣就爬上我寄居的八楼，要我和他一起办《象罔》。差不多在同时，我写出了《春秋来信》，然后就进入九十年代了。
　　再往后的事，离我太近，我还有点梳理不清楚。首先我们都经历过“生活还是艺术”的挣扎，并在心如死灰中一头扎向现实的深渊。我知道这样说似乎也不够公正，我们内心也许就不具备真正坚硬神圣的基石。我们一面忍受生活的无聊琐碎，一面又以唯美主义和享乐主义为旗帜，从中追逐巨大的欢乐。快乐可能是肤浅的，却真实怡人。
　　晋人张翰“秋风起思故乡鲈鱼和莼菜之美”遂挂冠而去的高蹈，以及“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及时一杯酒”的豪迈，对我来说是另一种精神向度。风暴过后，物质和财富成了新的主角，我们重新开始学习生存，接受命运，习惯卑微。当“一生的理想，在窗外／冻成了一颗霜粒”时，醇酒美人就成了我们无奈而美好的归宿。
　　我知道这个世界是以加速度变化着，我们所有的经验和价值观都缘于我们农业时代的趣味和标准，这眼花缭乱的一切，与我们根本没有关系。好多东西都一去不复返了——童年时清澈的天空和河流，年轻时纯粹的友谊和情怀，也包括那些优雅理想和伟大志向。每个年代都有自己的疯狂和想象力，我应该谦卑地与生活达成和解。
　　接下来，我能跳出这个时代的加速器吗？我会看着它呈螺旋状上升着，越来越快，让人目眩。我对这一切已没有好奇心，只想置身事外，懒懒地晒晒太阳，吹吹风，读一些闲书。我对汉语诗歌已没有那么大的抱负，但梦想还在。我会以一种完全自然的方式坚持一些东西，无所谓成败。面对人生的虚无，如普希金所说，我不再期望激情和幸福，但求享有平静和自由。
　　这已经够了。

　　本文选自《家书》，夏楠／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5月。

往期文章 点击打开

守护民间记忆
Keep the Memories Al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