栾勋：人事与狗事

┃Personal History

人事与狗事

© 栾勋／口述
© 贺黎 杨健／采写

　　文革中，时兴的是听报告，报告不计其数，但记得清的有那么几次。一九六九年下半年，我们中科院跟别的单位到西郊白石桥“首体”听谢富治的报告。谢富治是北京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又是军人。传达内容是林彪的“一号指令”。讲目前中苏形势紧张。苏联的导弹、核弹很厉害。谢富治的原话我还记得很清楚：“导弹那个家伙还是很厉害的！”说保护知识分子，要疏散下去，去五七干校。
　　我们是排着队走的。记得是十一月份。在学部大院集合，步行到北京站。至今还有一个场面印象深刻。我们文学所跟经济所打前站，走在前面。恰恰俞平伯跟他的夫人即他的大表姐排头。俞平伯总是不修边幅，总是中式衣服。他留学英国时一定是西装皮鞋，但我从来没见他穿过西服，而且中山装也很少穿，多是穿对襟衣服。我还有个印象，就是他的袖子也短，裤子也短。俞夫人我们没见过。过去我们所给他家送东西去，俞夫人是不见人面的，只呆在帘子后面。完全是旧式规矩。那一次走“五七道路”，大表姐也走出来了。那是我们第一次目睹俞夫人的风采。“大表姐”是小脚，她走路的步态如京剧舞台上的青衣，是大家闺秀的气质。军宣队的指导员老李看见俞平伯跟他的夫人排在前头，可能想，怎能让资产阶级权威走前面呢？于是，他让我走在前面。我们从学部排队走到北京站，还打着旗帜。唱没唱歌我忘了。
　　上火车后，经郑州到信阳专区。因为下雪，车稍稍停了一下。我们先到罗山。罗山是丘陵地带。我们先住在草房里，那里似乎驻过小股部队，多半是养猪什么的。他们走了，把房子留给我们。那一排草房全是五架梁，即五条檩。进深短，所以都住大通铺，土炕。我和几个人住北炕，何其芳、吴世昌、董云健住南炕。
　　刚开始没法搞生产。没土地可耕，人员也乱，还有许多家属。军宣队就继续组织搞运动，搞“五一六”。我主要就是参加这些活动了。那时说跟王、关、戚有联系的那一派群众组织有问题。全所一百多人，就内定他们二十多个“五一六”分子。军宣队让我当积极分子，攻他们。开始我还真相信他们是“五一六”。因为这些材料是军宣队从法学所弄出来的，有他们交待的内部活动的内容。
　　在罗山工作展不开，地方小，生活不方便。不到两个月，迁到息县东岳公社。
　　搬东岳的那天，约是一九七〇年的一月。我跟吴世昌（红学家）、何其芳（诗人）、张白山（《文学评论》编辑部主任）、林飞（现代文学组）是最后一批走的。坐了一辆敞篷大卡车，跟行李在一起。已经是冬天，很冷了。何其芳穿着皮大衣了。车上堆着很多箱子。路上便出了一个戏剧性场面。
　　车行半路，吴世昌喊“救命！”他的嗓子很尖，像女人的嗓子。听他一嚷嚷，我一看，原来是箱子歪了，正压在他头上，他用手托着，但托不住了。这时车还在开，不停地颠。我赶忙过去帮他端住。但这样也不行。于是就叫司机停车，司机听不见。张白山用棍子使劲敲驾驶室顶篷，敲了好一阵，车才停了。这时大家搬开箱子，吴世昌才得救了。刚刚安顿，又见何其芳脸色苍白，他晕车，晕得歪歪倒倒的。跟皮大衣裹在一起，成了一团。那时他是“走资派”，但他是老所长，不能看着他遭罪。我们又把他扶进驾驶室。四人上得车来，我跟吴世昌开了个玩笑。因为吴世昌是研究小说的。我对他说，刚才这个情节我给你想了一个小说回目：吴教授连声呼救，张主编棒打车篷。
　　大家哈哈一笑，说我是苦中作乐。
　　那一段路约一百多里地，丘陵上下坡多，高高低低的，周围都是庄稼地。已经下过一场雪，很冷了。路边看见几个拉板车的农民很吃力。傍晚到了东岳，见先到的人正在站队买饭。食堂是一处苇席棚子搭起来的，特简单。我们下车匆匆收拾了一下，也去打饭。正好碰到历史所古代研究室主任董来宾（编者注：应为董乃斌），他是上海人，跟我关系不错，也是两地，也是单身，见到我，他偷偷问我：“你还不回去啊！”“我回哪儿？″“回淮阳啊！”“你怎么这么想呢？”我又问。“这实际上就是遣散呢，这还不清楚吗？”他一副不明白的样子。因为当时早就传说要就地分配。我说：“我不相信一个国家这么大的学部要遣散，就不要知识分子了！”
　　我跟他的对话，恰是那时的两种心态。走时，陈伯达就有话，“减少一些吃皇粮的！”陈伯达主持的马列主义研究院就全部遣散了。他是院长。“遣散”说，实际上是对知识分子的心理打击。这对每一种年龄出身的人都有不同影响，同所一个年轻人，因为下干校，正在热恋的对象都吹掉了。对方想你下干校去农村，肯定没前途了嘛。
　　到东岳没几天，就重新编制。连长是所里的一位行政科长，副连长何西来。指导员是工宣队李师傅兼的。我被指定搞专案，半天劳动，半天搞“五一六”。其实，整“五一六”，开始是相信有材料，积极去搞。但到了一九七〇年夏天，我有了一种感觉。因为一是拿不出材料，二是有人哭，有人翻案。我们老去攻，可以讲是无效的。大约六七月，政工组开了一次会。说有中央文件讲，有的单位搞“五一六”弄到百分之七。按反右派时右派分子百分之五的比例，我们已接近百分之十五。一百多人，搞了二十，还认为仍然有嘛。大家在议论，还没发言，军宣队说，我们这儿情况特殊，这儿是“五一六”的老窝！这时大家其实都有些怀疑了。当时我具备一点政治经验，没有会上讲。一讲就会挨批的。我私下里说，这个事情打击面大。政治上打击面大，你斗了人家，批了人家，给人家戴了帽子，将来无法收场的！伤了人的这种感情，将来是难以扭转的。但还有些极左的人认为不算多，中央文件的批评与我们无关。
　　搞“五一六”，我居然成了专家，起码是专家之一。哪里难搞就调我去。这样我的处境就很困难了。比如，我得陪人二十四小时住在一起，还要随时汇报。而所谓“五一六”仅仅是怀疑，也不能定案。如果不交待，又说人家顽固。我看过两个“五一六”。一个人以前有人陪住，搞得没水喝，生活上虐待人家，换我去。我说，我是来清理你的问题，不是来整你的。他没水瓶，没水喝，我说买水瓶吧。他有胃病，我也有胃病。东岳养狗卖狗肉成风，我们在一块还煮狗肉吃。其实也暗示他没问题。我还陪过Z，他住处也没水瓶。每天脱土坯很累，又渴，他不敢买水瓶，只好每天吃完饭在厨房里喝饱了水再回去。这对他身体并不好。我为他跑了一趟，买了一个水瓶。搞“五一六”，逼供信是左。最左的方式是车轮大战，不让休息。一方面是逼承认，一方面是胡乱交待。这两方面的情况是怎么出现的，我大概说说两方面的几种情况：
　　受清查的，一种是死顶派。死顶派得挨批。用过去的套话说，你顽固不化，就要煞你的威风，开批判会。就要吃苦头了。
　　一种是软泡的。态度挺好，不是不承认，他老要想。想不起来，还没想起来。虽做错了事，但我没填过表啊。软泡的难缠，只好放在一边，没辙。
　　一种是可以交待的。这种又分两类。有的想，何必硬顶呢？于是清醒地说谎。有的自己也糊涂了。我不是，又好像也干过一些事情。你说我是我也就是嘛。承认了就解放。日子好过一点，干脆承认。
　　清查也有几种方法。一是暗示法。掌握材料，情况清楚。交待了从宽处理。否则罪加一等。这是打精神战。
　　一是蒙诈唬骗。别人都交待了，你还不交待？他们互相隔离，无法对话。有时用之有效。
　　一是肉体征服。所谓肉体征服不是打人，我们没打过人。就是疲劳战，车轮大战，连轴转审问。如果说残酷，车轮大战是残酷的。其它的办法，达不到残酷的程度。因为都不是小孩，清醒的人也不可能被吓唬住。所以并不是都奏效的。
　　我和董、王三人住在老乡家。一间黑洞洞的小房子，三张床，一个桌子，七八平米的房子已挤得满满的。房子里没窗户，只开了一个小洞。王个子高，要低头才能进屋。
　　那地方确实穷。“信阳事件”后，有很多“黑地”，没上报国家。分给我们的地方都是“黑地”，没人细管的。最多农民给地里撒撒种子，多年没施过肥。有个老乡三十出头了，告诉我们，说他长这么大没见施过肥。后来我们往地里施了不少化肥，黄豆还长得不错呢。
　　当时几位知名人物，每人几乎都有一段众所周知的故事。
　　地方穷，东西没人买，物价就便宜。大青鱼二毛三分一斤，河虾一毛五分一斤。俞平伯祖籍浙江，在苏州长大。他的祖父俞樾是翰林学士，居家苏州。俞平伯也就爱吃虾。一次，他上街赶集，见一堆河虾鲜活蹦跳，便问卖虾人，这虾怎么卖的？答说一毛五一斤。俞老根本不懂行情，以为是一毛五一对。他买了十对，却付了十斤的钱，一时小贩乐不可支。大家流传开去，据说有各种不同的版本。农村里还有那么几位识点字的农民，通过民间口头流传，知道俞老是大知识分子，而这大知识分子又是毛主席点名批判的人。于是老有人去他住的房子前面探头探脑，把俞先生当西洋镜看。要看看毛主席批判的人是什么样子。为此军宣队还挡驾过。
　　余冠英是搞诗歌研究的，扬州人，跟我同乡。他夫人是官宦人家出身，但文革前得了病，身体不好，神志也没有以前那么清醒，余冠英要下干校了，问夫人说，我下去了，你怎么办？余夫人讲了一句话“夫到天边妻要行。”余夫人已六十多岁，但她仍然用贤妻的语言，表达对丈夫的感情。当然，最后余夫人没下去，她有病不能下去。因他儿子余武是历史所搞近代史的，把爱人就带下去了，可以稍微照顾一下。
　　美学所的蔡仪，做学问严谨，为人严肃，从来不苟言笑，总是板板的脸，连笑容也少有。他和樊俊在食堂当伙头军，烧火。蔡仪烧火特别认真，把伙房用的铲子擦得很亮，干起活来真是一丝不苟。但他办了一件事，却令我们大家十分惊讶。在我们连旁边有一个小庄子，住十几户人家，叫小蒋庄，离我们约一里地，很近。小蒋庄一户农民有个孩子，叫狗蛋。农村叫狗蛋都是为了能活下来，所以叫得贱。狗蛋的父母是老实巴交的农民。狗蛋独子，上有几个姐姐。狗蛋这孩子眼睛有点斜，八九岁了，夏天光屁股兜着一个肚兜，是个胖小子。因为近，狗蛋老去食堂旁边玩，也找蔡仪玩。蔡仪没事儿时常逗狗蛋。这孩子后脑勺留着一撮头发，还梳了二三寸长的小辫。按照农村规矩，要男孩子长到十岁时，留的头发让舅舅剪掉，才表示长大了，活过来了。不留头发或提前剪掉，都是不吉利的。蔡仪是搞美学的，怎么看这狗蛋的辫子怎么难受。他跟狗蛋说，把你这后脑勺的小辫子剪掉吧，不好看。狗蛋一点也不肯剪。说了一阵没用，蔡仪心生一计，说我找一个好东西给你玩，你让我剪，好不好？于是给狗蛋一个玻璃小瓶子，可能是装过药的那种，干干净净的。狗蛋玩着瓶子，这才同意剪。蔡仪兴冲冲拿起剪子，一剪下去，狗蛋的小辫子没了。狗蛋剪辫子的消息传开，我们都为他担心，怕万一狗蛋生病了怎么办？也怕人家来找。还好，什么事都没有。但我们还是很惊讶蔡仪那么严肃的人，怎么会有闲情逸致给小孩剪辫子！
　　吴世昌、吴晓铃、钱锺书也有一段故事。那时盖了平房，搬进宿舍后，他们三位老先生住在一起。吴晓铃是研究中国小说与戏曲的权威。他分管工具。吴先生管工具很细心，大锹、钉把、锄头、砖刀等一系列工具，他都用砖头擦得雪亮，还用一个大本子编了号，像做资料卡片似的，记录在册。吴世昌和钱锺书分管领报和发报。他们三个人性格不一样，吴世昌很直爽，也好争辩，老跟何其芳、董来宾辩论，不辩出对错是非，不肯罢休。
　　有一次，为一件小事，吴世昌跟吴晓铃吵起来。吴晓铃有一个动作，爱用手指点对方。吴世昌的文人气来了，说，你跟人说话这样，你以为你那手比梅兰芳还好吗看？吴晓铃一听，气得够呛，说不出话来。
　　钱先生正在看书，他说是躲在蚊帐里看书。听二吴辩论，他在帐子里说话了，世昌，你说晓铃的手比梅兰芳的还好看，我看，你的嗓子比梅兰芳的还好听！吴世昌的嗓子又尖又细，所以钱先生这么说。这一下，又搞得吴世昌说不出话来。
　　这是三位老先生的小插曲，小故事。
　　我们连军宣队有一位军代表，外号“黄有煤”，因为他跺着脚说，东岳不穷！就在我的脚下这个地方就有煤！当时虽然知识分子很臭，但是好像没人把他看在眼里。他的绰号出了名，我们所的红学家辉洪声的家属住在包信集，一次在集上碰见了黄政委，为了表示对军宣队尊敬，她一鞠躬叫了一声“黄有煤同志”，搞得黄哭笑不得。所里带了不少书下去，有好几个版本的全套非洁本《金瓶梅》，有一套被军宣队弄走，不还，说丢了。“黄有煤”有一次来文学所借书，说，毛主席提倡要多读点历史，“有没有白话《二十四史》？”这成为笑谈！
　　说到军人，我自己就是从军人到北大，从北大中文系到文学所。也许误会大了。
　　我家几代穷人。父亲是瓦工，高级技工，参加了中山陵建筑。他给我安排的前途，是学木工，免得爬高上低，容易出事故。我说，这个木工前途也不过像你一样，到八级就到头了。木工没有当。因为解放了，穷人孩子也有助学金，可以上学了。我运气好，想考哪儿就考哪儿。五十年代，我考上留苏预备生。这时有一个岔子，是海军航空兵部队某学校选人。第二天就该出发了，突然一个部队的同志来找我谈话，让我去海军干部学校。我是团支部书记，当然服从组织要求，阴错阳差到了部队。那是一九五六年。本来要在徐州、西安开辟航校，但那年八大会议后，军费削减，不办航校了。后来留我在青岛二航校宣传科搞宣传。因为那时写过文章，发表了一些东西。
　　一生中，我内心最忏悔的一件事，就是反右一开始，我跳上台发言反右派。也不是我要跳，是有人找我，说你苦大仇深，现在有人反对共产党，你为什么不发言呢？被人一激，我上台发言了，是在斗争会上发的言。我们那里，出了七八个右派。
　　我有个看法，也跟朋友们谈过，我说，我们这一代人，既是人又是狗。怎么讲？这还不明白？第一，我们是人，想做人，想做堂堂正正的人。同时我们也做过狗。说人家是右派，一声召唤，我们就上去斗。这些右派都是我们身边的人啊！这辈子我做的一件缺德事，是服从领导布置跟几个人把别人的日记翻出来，查证据。这是狗事。我这一辈子做过的狗事。所以后来我从不在日记里记什么，这是教训。我对林彪的做法有察觉，说过林彪没好下场。但是还是天天念念叨叨地祝健康，这是狗事。清查“五一六”也是如此。比如在北大，评我“五好学生”上光荣榜的，是他们，批判我的也是他们，这就是这一代人做的狗事。我想，所谓政治，不是抽象的东西。政治是老虎，它脾气好时，你可以逗它玩儿；它脾气不好时，反过来一口可以把你吃掉。在我们国家，从官本位到政治民主，到民主意识，是需要几十年培养的。文化与文明素质的提高，需要社会和个人两方面的提高。说到民主，说文革是毛泽东犯错误，谈中国人被蒙蔽、被愚弄了。这说法并不全面，不可能一个命令，几句话就起来了。肯定是哪里有问题了。中国人中的封建思想意识变成了一种文化基因，是根深蒂固的。我想，从上到下，每个人都有。为什么人际关系复杂窝里斗？因为生存空间狭小，精神空间也狭小。庄子曰：“室无空虚，则妇姑勃谿。”勃谿即争斗。就那么一点儿地方，婆媳住在一起，不闹矛盾吗？干校也有空间问题。把那么多人集中在一起，下去劳动，亦兵亦农。大家搅在一起，自然又是一场好戏了。《商君书》商鞅云：“游食之民，壹于兵，壹于农。”游食之民，就是不搞体力劳动，靠耍嘴皮子的人。干校的创造，也许是毛泽东受他喜欢的法家人物商秧的影响吧。
　　干校是个什么东西呢？
　　是改造“走资派”。搞运动。减少吃皇粮的，遣散费就花了几百万。改造知识分子，军宣队战士领导搞运动。其实我们说的话他们都不懂。但是发言热闹就是好。于是到明港后，发言包干，胡扯一二个小时，热闹得很。有一位研究长篇小说的，他就像弄长篇小说一样，可以扯得很长很长。开始是少数人整多数人，最后反过来了，多数人整了少数人。包括最高领导，文革小组等等，你说是不是？后来我们也糊弄军宣队，大家钓鱼摸虾，钓甲鱼、打鸟、吃蛇胆的什么都有。我们也像蝗虫一样，把天上、地下、湖里的，全都吃光了。还哄抬了物价。女同胞献艺烹调做鳝鱼，自己尊重自己的身体。这是改造的结果。不搞科研，下去胡闹，如此就能改造好？法典所不研究法典，文学所不研究文学，历史所不研究历史，心理所还给撤销了。认为心理是唯心主义的东西。结果到后来很难弄起来，现在心理研究也有很大空白。让知识分子去盖房子、插秧、种地、拉犁，用的不是长处，而是短处。本身就错了。
　　对于知识与知识分子，必须给予应有的尊重与待遇。这就是我的看法。

　　本文选自《无罪流放：六十六位知识分子五七干校告白》，贺黎、杨健／采写，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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