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进兴：余英时师门六年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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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师门六年记

© 黄进兴／文

余英时

　　头回看到余英时老师是一九七五年二月，他刚当选中研院院士不久，为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做了一次讲演，题目是“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这个演讲整理成稿后，成为以后二十年研究中国思想史“内在理路”的典范，影响极为深远。而我当时犹忝列“批余小将”，以打倒学术权威为己志，听了这个讲演，心中若有所失。
　　后来因缘际会到哈佛大学念了六年书，才算真正接触了余老师。我能够进哈佛大学完全得力于他的推荐。一九七六年，我到美国匹兹堡，还没有注册，听纽约的同学说，哈佛大学的余英时教授要找一个人谈话，这个人恰巧就是我。之前，申请哈佛的研究计划，写得有些不搭调，要去的院系不大对头，所以没被录取。大概余先生看了有点印象，他有次到台湾做演讲，我在台下聆听，却不明就里。同学帮我找到了余先生的电话，我打过去，余先生说：“既然你在匹兹堡大学还没有开学，就过来波士顿玩玩。”于是我就搭了灰狗巴士，先抵纽约，再转去波士顿。在哈佛的燕京图书馆跟余先生谈了三个多小时，对我后来的治学是个转折点。
　　那时我不知天高地厚，大放厥词。现在回想那次谈话，不禁会脸红：主要针对陈寅恪等名家而发。余先生跟我半聊天、半面试时，我放言：“读陈寅恪的东西，觉得他的表达方式很奇怪，常是先有引文，才有自己的观点。这引文里的信息ABCD非常多，最后拿的可能只是其中的B，可是读者初读这一段数据的时候，并无法预知他的逻辑推论是怎样进行的。”余先生觉得这个初生之犊，连史学大家都敢胡乱批评，当然知道是很肤浅的。但余先生十分包容，聊了三个多小时后说：“你明年转到哈佛来吧！”我那时尚未递出申请，就知晓可以进哈佛大学了，不禁喜形于色，难掩内心的兴奋。
　　后来回到匹兹堡大学见到许倬云先生，老实供出实情。许先生说：“既然你的兴趣在思想史、学术史，还是跟余先生比较好。”在匹兹堡这七个月里，我便跟着许先生做一些导读，了解他的学问，也有不少收获。
　　但我刚到哈佛大学那一年，余英时先生即受耶鲁大学礼聘为讲座教授，一时无法亲炙教诲。
　　哈佛大学的六年读书生涯，是我梦寐以求的快乐时光。以前在台湾大学读书时，无法早起，经常日正当中才去课堂；迟到或旷课乃是常事。而到了哈佛大学，早上五、六点每每就自然起床，醒来便士气昂扬，想直奔课堂，目睹列圣列贤的光彩。又性喜逛书店，嗜书如痴，有位朋友到我的宿舍，看见藏书堆到天花板，就说：“幸好波士顿没有地震，不然那么多书倒下来，准把你压死。”
　　初始，我的研究方向系西方思想史和史学史，后来起了变化，跟两位老师有绝大的关系。其中一位是比较思想史的大家──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 1916～1999）。那时我的西方思想史题目也定了，有一次他跟我聊天：“你有这样的底子，做西方的学术当然很好，但是在西方不乏有人可以做得更好，将来恐难脱颖而出。为什么不回去做中国学问？一般做中国学问的人没有你这般西学的底子，有不同的眼光和训练，说不定会看出一些有趣的问题？”当时听了有些泄气，好像史华慈看轻了我之前西学的努力。后来心情沉淀之后，也觉得不无道理。又去请教余英时教授，方才定案。其实余先生由哈佛大学转任耶鲁大学，并没有正式教过我，我读书跟的是余先生的老师杨联陞教授。可是我上杨教授的课只有第一堂和最后一堂。第二堂去的时候，教室空无一人，我觉得奇怪，怎么请假也不讲。后来从系里知道，那时他的精神不佳。
　　史华慈先生说：“既然你问学有这样的转变，得在中国学方面多打点基础，我介绍你到耶鲁去跟余英时教授好了。”他显然不知我事先就认识了余先生，我则喜出望外，顺理成章接受了他的好意。当晚史华慈先生打了电话给余先生。之后，我每隔两、三个月就会去余先生家住一、两晚。这是我一辈子读书最愉快的经验。我和同学康乐两个人一起去，每一次都聊到晚上三、四点。因为聊得太晚，就干脆在余先生家打地铺，醒来再聊，下午才走。
　　康乐原本就读耶鲁，为人热情而有理想，对政治独有见解，常跟余先生做台湾舆情分析。我则把握难得的机会作了很多的提问。余先生在耶鲁时，恰值创造力的高峰，佳作如活水源源不绝。每回一有新作，他总会让我们先睹为快，我们算是最初的读者。有时我们就提供一些意见，我充当主要批评者，鸡蛋里挑骨头。那时等于读了两个学校，耶鲁和哈佛，常常来来去去。余老师和师母除了在学问上指导我们，生活也帮了很多忙。我们在高谈阔论时，师母便忙着做饭、准备晚餐与宵夜。师母对我们很体贴，很照顾，我内心由衷地感激。
　　在哈佛，我打了一个比较全面、扎实的底子。那时受余英时先生影响，且战且走，弥补旧学的不足。在哈佛，史华慈虽是我真正的指导教授，可是我的博士论文题目《十八世纪中国的哲学、考据学与政治：李绂和清代陆王学派》却是余英时先生给的。他的设计颇有深意，刻意找一个冷门的题目，令我无所依傍，没有二手数据可以参考，唯一的只有太老师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有一章专门写到“李穆堂”。所以我只有把李绂的文集一本一本地翻阅，归纳出自己的看法。我的博士论文写得相当顺利，大概一年九个月就完成了初稿。当然并非个人天纵英明，而是有个学识渊博的老师做指引。每写完一章就呈请余先生过目，看是不是“在正确的轨道上”（on the right track）进行，而不是胡扯一通。他说这个方向是对的，我就继续写下去。此外，史华慈教授对内容也有所批评与指点。犹记得他曾笑，我论文写了大半，主角“李绂”还未粉墨登场，彷佛故布疑云的侦探小说。后来论文完成之际，史华慈教授却难掩失望之情，似乎觉得偌多我在哈佛所浸润的西学，毫不见踪影，无从发挥。临别之时，谆谆告诫有朝一日，应将中、西学问融为一炉。
　　但拙作整体而言，关键的还是余英时先生的指导。毕业数年之后，酌加增订，幸运地被剑桥大学出版社接纳出版，这起码对得起师门了。
　　近来大陆有人要研究李绂，想翻译这本书。我说：日本也有学者写李绂，但自己还未取阅，应该可以参考。我想日本学者或有不同的见解吧！李绂是清代陆王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但罕有人注意，相对隐晦。他是一个次要的思想家，因为是次要的，反而更能反映一个大时代的气候。因为第一流的思想家、学者，往往超越那个时代，走在前面，要谈朱熹、王阳明的哲学反映了当时什么具体的状况，并不容易；而李绂更能反映当时学术和政治的氛围。
　　我求学时，哈佛大师云集，游学于各名师之间，虽其乐融融，但如前所述，实际上受史华慈和余英时两位史学大家的教益独多。记得有次余先生偶过波士顿时，有一晚电话召我聚谈，难得有机会在名家前面表达己见，随意畅谈，只见余先生频频点头说：“年轻人立志不妨高，但不要犯上近代学者钢筋（观念架构）太多，水泥（材料）太少的毛病。”那天深夜和余先生步行到唐人街吃宵夜，我听余先生一再说：“做学问说穿了就是‘敬业’两字。”从古人的“闻道”到余先生的“敬业”，我灵光一闪，似乎看到近代学术的真精神。
　　年轻时，曾经有一段时间身体并不太好；一向很崇拜人道主义者史怀哲（Albert Schweitzer, 1875～1965），梦想去非洲当无国界医生。余英时先生听了说：“你的身体这么差，不要增加人家的负担就很不错了。”方才有所醒悟。后来，机缘巧合之下，我练起了罗汉功，身体大有起色。四十岁以后身体才慢慢变好。我太太说，嫁我很不值得，一年有半载都躺在病床上。学问做得很辛苦，练了罗汉功，没想到身体就好了，总算度过了人生最辛苦的阶段。
　　一九八二年，我完成了博士论文初稿，本来交上去了就可以毕业，但系上秘书告诉我明年的奖学金已批示下来，为了贪得多留一年在哈佛，我又将论文取回。其实，我的奖学金都是史华慈老师一手的“杰作”。他常怕我挨饿，有次竟然问：“有没有食物吃？”为了让我一心向学，他安排了令我无忧无虑的奖学金。其他同学似不明就里，只看到我整天闲荡，逛书店、到外系听课，不必带学生、当助教，有点奇怪。
　　那年余老师复推荐我申请到国际朱子学会论文发表的机会，不意增长了不少见识。那一次大会值得大笔特书：大陆甫开放，代表团里包括李泽厚、任继愈等著名学者，最引人注目的则是冯友兰。但在几天的会议里，大陆代表却刻意与他区隔，在餐桌上他与女儿两位孤零零地用餐，不明缘故的我，心里很不忍。余老师、陈荣捷老先生偶尔会过去跟他寒暄两句。
　　日本方面的代表团阵容庞大，不容小觑， 居中汉学泰斗岛田虔次教授更绝少出席国际会议。由于他念过天津中学，中文甚佳，居间常有请益的机会，有回他言道，虽与余教授的学术论点不尽相同，却不能不推崇他是当今中国最了不起的学者。这个评断，迄今记忆犹新。
　　毕业返台不久，有天同门康乐突携来一幅余老师的题字，说要给我留念。由于自认是书法的白痴，从不敢奢想老师的墨宝，不意竟有此意外的礼物。之后，每当夜深人静独处书房之时，遂常与这幅字两相对顾，细细咀嚼其中寓意。余老师藉龚定庵的诗，这样写道：“霜毫掷罢倚天寒，任作淋漓淡墨看，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
　　另外，鲜为人知的，余老师在耶鲁任教期间，对台湾民主与人权的发展，甚为关切；他且一度为美丽岛事件（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日）投书《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替党外仗义直言。有趣的是，当时代表国府立场反驳他的却是日后当上台湾总统的马英九先生。
　　该时余老师为台湾作育不少人才，他临别哈佛之际，除了收了我，还有洪金富、丁友两位同学。在耶鲁时，更收了康乐、陈弱水、周婉窈等台湾的留学生。他认为有必要为台湾培养一些读书种子。这些人后来回到台湾也各自在学术教育界坚守岗位，不负所望。开放之后，他复积极栽培大陆年轻学子，为中华文化做薪火相传的工作，此是后话了。

　　本文选自《学人侧影》，黄进兴／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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