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晓明：十七岁的火车

┃Personal History

十七岁的火车

© 艾晓明／文

艾晓明

　　火车，十七岁时候的火车，连同一句模糊的歌词出现在脑子里，萦绕不去。那歌词是：火车快来……但却接不了下句。火车快来，怎么样呢？不知道。我去翻磁带，才发现那些磁带早就被我扔了。一支歌，当时听的时候也许浮想联翩，只剩了残缺如此，无头无尾的半句，掉在半空云里。然后有一辆崭新的火车，像国徽一样的车头，轰隆隆地从远方开来。这火车就像新发行的邮票，又新又整齐，车厢的每一扇窗子都像邮票一样方方整整。当然，火车是绿的，像邮箱一样涂着油绿的新漆。火车从我的十七岁里冒着白汽，挥动轮臂远远开来。
　　火车，那年三线修铁路，铁路经过邻县穿过我们县。这样，在下乡的第一年，我们就可以坐火车回家了。春节前夕，我们和另一个公社的朋友约好，一起在区里汇集，再跋涉几十里山路，去坐火车。
　　我们从小队出发，翻五个山头到区里，所以大清早就起程。我们带了一条扁担，两头挑了过年带回去的东西。计有四十斤新米，腌制的腊肉好几斤，还有煮熟的鸡蛋吧。我们到区里已经是中午，天上开始飘雪。现在我们遇到了朋友，朋友中有聪明的显显。显显说挑担子走得太慢了，肯定要到车站过夜。她出了个主意，把扁担两根放在地上，然后把大家的年货放上去，再把我们的皮带解下，七捆八捆，把扁担和行李捆成了雪橇的模样，大家用皮带拉着走。马路都冻了，雪橇在路上飞跑。跑得大家都不冷了，真是欢声一片。
　　半夜到达火车站，已没有正经的车，只有便车，就是闷罐子车。那也坐，上了车，大门一关，什么也看不见，地上有细碎的稻草和报纸。黑忽忽的，可是觉得好玩。五个女孩子席地而坐，合盖上谁的军大衣捂着脚。然后显显讲故事。
　　多年之后，我还记得显显的模样。我们在乡下长成铁姑娘，在发育的年龄。显显不漂亮，我甚至还可以想起在寒风中那种绷得紧紧的脸上冻的细小的皱纹。而显显很能干，她会自己纳鞋底、做鞋。显显她们队里的大白菜种得特别结实，我们种的大白菜都不包心，可是她们的包。还有显显说，以前在家里，她得给奶奶摇扇子，她就找了块油毛毡挂到房上，再找根绳子在下面拉。油毛毡忽闪忽闪地扇风，风大还省力，显显就有这么聪明。
　　显显的巧手让我还有的联想就是，这是一种家传吗？我们都知道，显显招工一点门都没有，因为无论哪个单位，绝不要杀关管子女，而她正是。她父亲不知是正在服刑还是已经枪毙了，罪行是炸长江大桥。显显的妈妈是医院的职员，她父亲应该是工程师，他如何能炸得了那么大座桥呢？他又哪里弄到了炸弹呢？我们都不会问。谁敢说没这回事？我们从小就从电影里得知，各种阶级敌人暗藏在我们周围，其目的之一就是要炸掉著名的建筑物。小时候，每次坐公共车过长江大桥，我都庆幸，啊，桥是好的，没有断掉，没有爆炸。
　　显显讲梅花党，梅花党的故事是那时我听到的一个十分动人和曲折的故事，并且和起义、李宗仁、地下党连在一起，还有奇怪的手，血印等等。讲到精彩处就有人说：啊！不讲了，再下面吓死人。又有人说：讲，讲，讲完。有一只断手正在钢琴上弹奏，又是惊叫，一道道光从车缝里打在显显脸上，那是路过某个大站了。光的栅栏中，显显脸色平淡地说：不讲算了。

　　那些火车和车站，有八年时间，我总在那条线上奔走。那条铁路是我的铁路，是我参与修建的一条铁路。想起铁路，总会想起垃圾、拥挤的人、寒冷的小站、飘忽而过的旅客；可那条铁路，在我的记忆里却像早晨的雾，又清新又干净，像我的十七岁对生活的梦想，树上的新叶一样充盈多汁。
　　那年队长说：你们两个青年，一个去支前。当时一听到前方，就像猎狗闻到了猎物的气息，兴奋得要命。我们在歌里唱：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还有黄河滚滚向东方，河流万里长……虽然我们下乡那地方的山没有那么高，也没有经历过任何战火硝烟的洗礼；我们那儿的河是滑滑细流，连个名字都没有。我们这个县和古荆州挨着，但它不是古城。至于呼仑贝尔大草原，骏马奔驰，还有珍宝风雪、边境丛林，我们离那些战斗的传奇都太远了。冬天也是严寒，夏天也是酷热，都无名分。用什么点染诗意的青春？啊，支前去。
　　我和小建，我们挑了被子和口粮，跟着连长走。连长背了他的粮食，半路还捎带看了他的小舅子。然后我跟小建说：我们晚上到工地上睡吧。说完话觉得不对，谁跟谁睡。我们走得焦渴，那是六月，太阳晒得人晕晕忽忽。到了工地才知道，哪有地儿睡。一家农户的屋子，一个偏厢房里挤了全排的五六个女工。排，就是生产队的意思。晚上挤着忽地一响，有人喊：睡不成了！原来床垮了。七七八八起来救床，拿砖头垫的床角，上面两根大柴，然后搂一抱柴枝平铺上，枝枝桠桠互相架着。救起了床，接茬睡。
　　后来房东给我一个小竹床，我就独自在天井的屋檐下睡。枕头边是我的书包，里面装本语录，《战地新歌》，手绢包着口琴，还有日记本，钢笔，就这样到了一条铁路的前线。17岁，正在长。半夜醒来看见天井上漫天星星，忽然清醒极了。夏天的夜空那么深湛，像海一样深不见底。而星星看久了就变成无数的萤火虫，要飞下来。风起了，很清凉的风，暑气一点点退去。我的父母都在远方，我一点都不想他们。白天房东的老太太说：青年，造孽啊。她说的是家里的爹妈不知多么想呢。可是我不想，我的17岁，只想建功立业。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我走了远不到万里地呢。
　　连里开动员会，说每一个人半天必须锤一立方米的石子，每个石子只能有一个鸡蛋大。这是战前，我们要迎接首长，迎接“七一”通车。我觉得自己已经睡够了，悄悄起来，到河边洗了脸，然后去工地。
　　那些决战的早上，我在工地上敲响每个黎明。在空寂无人的工地，我的小铁锤声音一声一声，很清脆的回音。那些日子我看见一生中最好的日出：身后铁路像巨大的翅膀张开，铁轨一节一节地变白；天色先是灰色的，然后是淡蓝，天边有隐藏的光线，好像电池不足时手电的光线；接着，鱼鳞状的云一层层越来越红，红霞犹如复瓣桃花，重重叠叠竹林掩隐下的村庄，炊烟升起时，太阳一下跳出来。阳光像探照灯一样刷地扫过树林，照到乡间小路。我是如此热爱这样的清晨，它说明我是在战斗的青春中。
　　我的朋友也在努力地建功立业，她说和队里的人进山，下午暴雨如注，山水满谷。社员们赶紧撤，过山谷的小河时，看不到原路，差点出事。我们为各自的紧张危险而自豪，生怕错过了事故场合，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吧！
　　还有远方的火车，我盼望那火车。那是那样的17岁，希望每个日子都和头一天不同，希望有远方的事物、有朋友到来。我希望看到更多和我一样的知青，又聪明，又勇敢。我想念远方的事物想念得发疯，因为我们公社的知青太少了，全是同一个年级。其中更有些在学校就绝不往来的。我们因家庭的不同分成两类，我们好比是非洲人，黑的，他们，好比印地安人，红种。
　　远方的火车，我希望里面坐满了聪明的年轻人。他们从远方到来，大家凭才华相聚，可以平等地辩论和交谈。我希望他们坐第一列火车到来，带来新的故事、新的歌和书本其中当然应该有我认识的人，有我可以称之为朋友的人。朋友，这个词多么好，我每天张大眼睛，在邻近的连排里找和我一样的人，从城市来的人。我是多么想结交比我知道更多的知识、更多的书本、更多的歌的人。这个念头充满了我十七岁的每一天。
　　我后来知道，好多人和我一样。我的一个当兵的朋友说，十七岁他在内蒙，每天拉练，修铁路。为了迎接首长，早日通车。一天半夜，全营开了汽车演习到某地迎接首长，两辆车翻在路边，人全都砸在地上。后面的车星夜兼程，绝不敢停。
　　通车的日子逼近，工地要更多地抢工，加班，民工一天天地疲塌，营里要竖典型。副营长就说：那个知青，那个每天早上锤石头的知青怎么样？
　　他们要让我去当典型，我在挑石头的路上听到后战战兢兢。天，他们让我去填表怎么办？我怎么报我的出身？天，我想了又想，锤石头是我愿意，我喜欢那样的早上，我睡不着。但我不能当典型，一旦被人们发现我的出身，那就正好应着爬得高，摔得惨。
　　那些日子我失去了破晓时分的惊喜，失去了我的飞鸟一样的铁轨，铁路工地变得陌生。我失去了对远方火车和青年的遐想，一天到晚为一个念头愁苦，那就是一定会被暴露出来，还不如自己先去承认。终于，在和副营长擦身而过的时候，我吞吞吐吐说：我不能当典型，因为出身。说完这句话，我有被自己出卖的感觉，自己变成了一个公开的罪犯。
　　这个副营长闷闷地看了我，说了声：哦。他也许还说了什么出身不由己之类，然后他走了。他是公社中学的老师，并不是纯粹的农民。他一步步走远时，我忽然有点怀疑：这人是不是也隐瞒了出身，不然他的背为什么老驼着呢？
　　“七一”通车前两天，排里说这里要减员，队里即将双抢。我回到队里，投入新的战斗。小建还在铁路上。几年后小建进了铁四局，可是他当列车员跑的地段尽是些山沟子，我们从未坐过他的便车。
　　最后当了典型的同学是个特别英俊的男孩，他弹曼陀铃，比我们弹得都好。几年后他娶了县委书记的女儿，真的扎了根。前些年他是县里的法警，以后县改市，他做到法官。为追一个案子，追到海南，在那里翻了车，人运回去后成了植物人。
　　在我心里，那条铁路和我的十七岁一样，是一棵切开就会流出汁液的小树。这树已经被许多俗务推到看不到的地方，只是偶尔会有汁液打湿记忆。再说，我已决定不再坐火车了，那是在乘火车参加追悼会的旅程上。永别了朋友，火车不再开回。

　　本文选自《骑桶飞翔》，艾晓明／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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