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希：恩怨

┃Personal History

恩怨

© 林希／文

一

　　如果不是1966年开始的那一场浩劫，天津作协大院里的恩恩怨怨真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才能了结；坏事变好事，虽然于道理上未必就讲得通，但是有时候，譬如到了天下大乱的时候，还说不定就会出现奇迹，本来无法变成好事的坏事，还真就鬼使神差地会变一次好事，而且一变还就变得出乎人的意料之外，就是你想变得这样好，你都没有这么大的本事。
　　早从50年代开始，天津文联大院里就开始了一场人整人的恶斗。而我就是在1955年一场最残酷的恶斗中被关进到文联大院里来的。那时候我们不懂得什么叫做法制，随便一个地方就可以关人，还有一个好听的词，叫隔离，就是把你关在一间房子里，剥夺你的自由。这若是今天，你把一位新潮人士关在小房里，就是你派上十个好汉看着他，到了晚上他也要往夜总会跑的，有什么要紧的事，卡拉OK回来再说。但我们那时候就是老实，说让我们反省，我们就哪里也不去了，无论外面有什么热闹，我们也不去看了，因为我们犯错误了么，把我们一个人关在一间小房里，是领导对我们的爱护，为的是让我们早日提高认识的么，我们应该感谢领导才是，谁还会想到这是侵犯人身自由？1955年，中国还没有作家协会，倒也听说过要学苏联的样子，成立作家协会，但也总是说条件不成熟；恰就在这时爆发了一场反胡风斗争，成立作家协会的事，也就没有人再提了。而我被关进小房间里受审查，也说不清是一个什么单位，就是在后来的作协宿舍里的一间小房里。那一天晚上，当时的市委宣传部部长方纪，当着我的面，问他的下属有没有地方让我在里面“考虑”问题，这时他的下属就笑了笑对方纪说，大理道有一个地方，昨天鲁藜已经被公安局带走了。方纪说好吧，那就让他先到那里去吧。如此，我就算是和天津文艺界有了关系了。
　　关于反胡风的事，这里就不必细说了，本来这件事与我没有什么关系，后来见到胡风案的成员们，大家全说，怎么会把你牵进来了呢？我更是说不清，天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把我的事情扩大到这种地步。
　　如果一定说是有什么理由的话，那就是要扩大“战果”，而当时天津反胡风斗争的五人领导小组，就是要把一个只有十八岁的青年学生，扩大到战果中来，以此表示天津的战绩。当时，我自然是不了解内幕的，后来我才明白，原来天津的反胡风斗争，一开始是把方纪当作重点对象的；只是后来有了阿垅、鲁藜这样两位骨干分子，于是斗争对象才越来越明确。光有了大目标还不行，于是天津就想做出点特殊贡献，这样就把我这个只有十八岁的青年文学爱好者，也打成胡风分子了
　　我被定为胡风分子，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因为反胡风斗争结束之后，方纪曾通过一位同志转告过我，让我好好工作，只要我好好工作，将来我一定会大有前途的。这明明就是说我已经被解脱出来了。可是到了1956年的除夕夜，已经成立了的作家协会的秘书长突然找到我说：“你的问题定下来了，明天你离开作家协会，送你到工厂去，如果你不服从分配你也可以自找出路。”秘书长说我的问题定下来了，我自然就知道是把我定为胡风分子了，为什么把我定为胡风分子呢？我没有权力问，市里的决定，你敢不服从吗？不服从虽说是可以自找出路，可是这时候谁还会收下我呢？我终于明白了这就是“政治”，政治就是如此无情，不管你是19岁，还是18岁，就是要一个这样的战果，我就被定为胡风分子。
　　本来，在我被审查时候，方纪以及几位运动领导对我的开导，是曾经感动过我的，我总是如他们说的那样，认为他们是一片热情地想把我“挽救”过来的；及至后来又把我安置在编辑部工作，我就更是感谢领导的温暖了。可是突然通知我说我的问题定下来了，我一下子就明白过来，原来他们说的话，全都不算数了。
　　第二天，在我被送往工厂的途中，我的感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对那些领导再没有一点感激之情了，我对他们充满了敌意，或者说，我恨他们。一个身份不低的领导干部，昨天还说是要挽救你，怎么一夜之间，就把你推到深渊之中来了呢？没有什么理由，我相信这些人违背了中央的精神。
　　被送到工厂之后，我自然就被送到最艰苦的岗位上去了，第一天的劳动结束，晚上我就提笔给方纪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中我写道，不要以为从此我就再没有前途了，我还年轻，而且我已经来到了工人群众当中，我将会重新站起来的，因为我于心无愧。据说方纪读过这封信后，大发雷霆。他把我好一顿骂，随后就把这封信撕得粉碎。后来，方纪把我的事，告诉他上海的一位朋友，方纪的这位朋友是一位童话作家，这位童话作家就写了一篇童话作品，题目就叫《癞蛤蟆是怎样变成红天鹅的》，作品发表之后反响颇为不小，后来我见到这位童话作家的一个文集，里面还收有这篇作品。
　　恩恩怨怨，从此就结下来了，老实说，本来我和任何人都没有个人恩怨可言的；当然，对于我的启蒙老师阿垅，我是一直怀着尊敬之情的，阿垅，为人公正，直到今天，没有一个人说他的坏话，他一直为共产党工作，直到他蒙冤死于狱中，他还留下遗书，相信他的问题，依靠党，一定能够搞清楚。这种对于共产党的信任之情，真是让人感动。除了这种感情之外，我把每一位前辈作家都看作是自己的老师，我读他们的作品，我尊敬他们的成就，无论如何我也不会想到我和他们结下什么个人恩怨。
　　然而不幸，恩怨就这样结下来了，直到后来我又被定为右派分子，再把我送进了农场，我才开始感觉到，就在我的身背后，有一种要把我置于死地而后快的仇恨，而我又无法逃脱这种仇恨，我终生将由此而蒙难。

二

　　人与人之间哪里会有这样的仇恨？就算我追随胡风先生、在天津和阿垅老师有着非同一般的交往，但对于天津文艺界的诸位人士，至少我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他们的事，他们对我的仇恨是从哪里而来呢？我实在想不通，说到底，也许这就是那种“阶级感情”了吧。
　　说到阶级感情，我是看到过的，就是在我被关在小房里被“审查”的时候，我常常看到运动的领导成员们，于工作闲暇时在院中散步的情景，那种洋洋得意的神态，真是有一种胜利者的骄傲。而就在他们散步的庭院里，正有一个失去了自由的我，还有一个只有九岁的孤儿，阿垅的儿子小阿沛。小阿沛刚两岁时失去了母亲，和父亲相依为命，阿垅视儿子如自己的生命，小阿沛得到的父爱，超过了所有的孩子。然而，一夜之间，阿垅被送进了监狱，小阿沛成了一个孤儿。原来小阿沛和天津文学界们的孩子们都是好朋友，一下子他成了反革命子女，人们立即就和他疏远了。当我看到小阿沛一个人在楼道里默默地坐着的时候，我心里忍不住在落泪。小阿沛无言的目光看着我，似是在向我询问，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回过头去，我正看到那些运动的领导人们在院中散步，而且谈笑风生，竟然没有一点对于蒙难者的同情。物伤其类，对于中国的一些人来说，是不存在的。我想起这些，正就是为了解释后来何以人与人之间，就会有那样可怕的仇恨，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但这个无缘无故不能在人的正常情感中寻找到答案，这种无缘无故，在一个失去理智的时代，常常就变成了有缘有故。
　　……
　　1966年的夏天，一天中午，突然一群人把我拉到了工厂的大院里，不容分说，上来就把我压在了地上，然后几乎就是几百个人一起踩着我的身子，拳打脚踢，他们开始对我实行专政了。其实早在这一天到来之前，我就已经有了预感，姚文元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一发表，我就预感到一场灾难已经就要降临到中国知识分子每一个人的头上来了，无论你过去是什么英雄，这次大家同归于尽的日子终于到来了。
　　从1956年到1966年，正好是十年的时间，天津文学界在反胡风运动取得全面胜利之后，又进行了好几次大的斗争，一位当年在反胡风运动中有过不凡表现的青年理论家，没过多少日子就被定为右派分子了，他最要好的朋友，就像他当年在反胡风时表现那样，在报上发表文章题目就以《某某的灵魂已死》，读得我全身发冷。人和人之间，何以就如此冷酷？明明他们俩个人是最要好的朋友，就连两个人的家庭，也是最要好的家庭，忽然一夜之间，其中的一个就灵魂死了，而另一个的灵魂却还活着。反右斗争过去不久，又来了一个反击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天津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就出了两个，一个是电影《白毛女》的改编者，杨润身，另个是王昌定，到这时，天津再加上一个丁、陈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柳溪，那已经就是洪洞县里没好人了。
　　正是在这样的一个生活背影之下，我被几百人一起踏在脚下惨遭毒打，我当时所表现出来的驯良，是一般人所无法理解的。这大概也是人类社会罕有的一种现象了，一个人会不询问理由而任由众人把他踏在脚下毒打，没有一点反抗没有一点怨恨，就是觉得自已应该会有这样的下场，就是觉得众人一定会这样对待自己，一切全都是合情合理，不如此反而是无法解释；于是这样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而且这一场文化大革命也就有了它的“合理性”。
　　30年来，我也是常常在想，30年前当众人把我踏在脚下毒打的时候，我在想着什么呢？什么也没想。只是第一拳打在我身上的时候，我有疼痛的感觉，只过了几秒钟的时间，我就什么感觉也没有了，就是觉得天黑了，还有一个巨大的声浪在世界上滚动。在我的眼前，以至在我的感觉里，周围是一片躁动，而我又在这一片躁动里滚过来滚过去，什么时候结束这一切，我没有时间去想，但那时，我已经意识到，我的一生很可能就此结束了。
　　但是到底天津人还是手软，有人说像我这样的人如果是在北京，那早就没命了，但天津人到底觉悟低，他们不肯把一个人活活打死；打得我失去知觉之后，人们就把我扔进到了一间小黑屋里，在这间小黑屋里我躺了一天一夜，第二天的晚上，我醒了过来。
　　“没死。”这是我醒过来之后，听见的第一句话，这是站在窗外看守的一个“战士”说的一句话。
　　我喝了一点水，又好像是吃了一些东西，看守我的人看我终于活了过来，就离开这里忙他的那个革命去了。
　　一直到了第二天的下午，我才回忆起来昨天发生的事情，再看看自己的遍体鳞伤，我知道革命已经爆发了。恰这时，我认出了和我一起关在这间小屋里的人竟是工厂的党委书记，不由得我的心也就安静下来了。
　　工厂党委书记，官不大，但是平日和我是不接近的，因为他代表党而我则代表敌人，所以他是不和我说话的。但这次，也是革命给了他一个机会，他不再把他自己看作是党的化身，也不再把我看作是敌人的化身，他开始要和我说话了。
　　“林希，你是个读书人，你能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吗？”工厂的党委书记原来只是一个工农干部，他自然无法理解这一场革命是怎么一回事了。
　　“这就是革命。”这时我就悄悄地回答着他说，“我们原来只是从书本上了解革命，那是被人们美化了的革命；革命的本来面目就是这个样子的，一场混乱，利用这场混乱达到个人目的。”
　　“那你说，这场革命是要达到什么目的呢？”这位可怜的党委书记还向我问着。
　　“政权。一切的革命都是为了夺取政权。”我非常明确地回答他说。
　　“政权不是在咱们共产党手里了吗？”
　　“这就谁也说不清了，反正共产党不会从自己手里夺取政权的。”我无法再对他说什么了，含含混混，我就养精蓄锐地等着下一轮的毒打了。
　　大多数人不明白这一场革命是怎么一回事，而多少明白一点这一场革命是怎么回事的人，又无法把他们明白的一切说给人们听，这就是这场革命最大的特点；革命这个最动听的词汇，就被借用来达到一个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了。

三

　　惨遭一顿毒打之后，没过几天，我就被从小房里放出来，一面接受群众专政，一面参加重体力劳动去了。派给我的活儿，全都是人们不肯干的最重的活儿：打扫车间，一个人每天要从车间里打扫出十几吨的铁屑，过去这种活儿是三个人干的，如今我不是成了牛鬼蛇神了吗，自然就要用超重的劳动来赎罪；晚上还要挨斗，免不了在革命群众愤怒的时候，还会再挨几拳头。好在这一切对我来说，都已经是无所谓了，听天由命，如今是听革命由命了，不革命是由不得你了，革命，就是这个样子，革命到底，你就看看到底革命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吧。
　　也是贼心不死吧，我于在工厂惨遭革命之时，竟然还对社会上的革命有着颇为浓厚的兴趣，因为我总是想看看，到底还有谁和我一样，也一起被革命了。自已落入地狱，就想在地狱里认出一个熟人来，也算是寻找一点心理平衡吧。
　　当然，这时候地狱里的人已经是太多了，可是看着看着总还是觉得少了一个人，少的这个人是谁？也说不清；但是，有一天，我终于高兴地发现，这个人找到了，原来就是方纪。
　　方纪在天津，每次运动都把他列为是重点人物，反胡风的时候，他首当其冲，是他把胡风的长诗《时间开始了》拿到他当时负责的《天津日报》来发表的，后来他虽然逃脱了出来，但也还是受到了警告处分。反右斗争，他又是重点人物，他写的小说《让生活变得更美好》早就被列为是右派作品了，但他又一次地“滑”了过来，在鲍昌被定为右派分子之后，他也就平安地被保护下来了。只是斗争过去之后不久，他又写了一篇《来访者》，这一次他惹下的祸，那已经是任何人也爱莫能助了。报纸上发表了批评文章之后，当时他正在南方，天津市委的一封电报把他召回来，立即就把他关在了家里，让他反省。好不容易他又逃过了反击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后来又来了四清运动这时，方纪似乎开始成熟了，他下到农村，从此就只写些莺歌燕舞的文章了。
　　而此时到了文化大革命，方纪，你还想往哪里逃呢？这不是我的话，这是我在街头看到的大字报，那上面就写着这样的话。但是，革命群众没有找到方纪，方纪躲到北京去了。
　　然而，就是在周扬被定为是文艺黑线头子之后，方纪也被革命群众从北京揪回来了，在街上，我看到了方纪被斗的大字报，那上面揭发着方纪的种种罪行，一桩桩，也算是罄竹难书了。大家都要挨革命么，方纪也不能例外，触及灵魂也罢，触及皮肉也罢，大字报上揭发，方纪自己有自知之明，他说他这次不死也是要脱层皮的。
　　中国文艺界同归于尽的结局，使我在经历了长达十年之久的生活磨难之后，得到了一点心理满足；幸灾乐祸，中国的知识人已经习惯于看着他人蒙难，而自己无动于衷了。最先自然是一些人看着胡风蒙难而无动于衷，甚至是以胜利者的感觉很是有了一些表现；后来到了反右斗争，又是一些人以胜利者的身分斗争倒了另些人。每次运动都是清除了一些人，而使另一些人由此而青云直上。最成功的范例，当推文痞姚文元；他就是打倒一个，再打倒一个而自己一步步地得到赏识的；如果不是“四人帮”最后的全军覆没，姚文元不正是许多人心目中的英雄吗？
　　那么，命中注定一辈子也做不成姚文元的人，他们最大的生活乐趣，就是看着想做姚文元而没有做成姚文元的人，最后落到和自己一样下场的结局了。说老实话，当吴晗先生最初被点名批判的时候，又有多少人对这位老革命派有过一点同情之心呢？不要总革别人的命了，自己也尝尝挨革命的滋味吧。哀莫大于心死，中国的知识分子早已经对于同类没有一点同情之心了。
　　回忆起来，这种心态十分可耻，但确确实实，这是我当时最真实的心理活动，让整人的人也尝尝挨整的滋味，也许日后，他们就不整人了。总是有人希望自己能够幸运地逃过一切灾难，中国的知识分子明哲保身的哲学使他们在迫害面前，失去了自卫的能力。这时，我忽然想起了高尔基，高尔基干革命之后，看到大批知识分子蒙受不白之冤的时候还敢于上书列宁，申诉自己的意见，由此才引出了列宁“走出象牙之塔”的名言；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没有一个人敢于说一句真话，大家都隔岸观火，到后来竟然是到了此岸观火的地步，再不同归于尽，也实在是没有天理了。
　　但到底我们是有一些文化修养的人，而同情心又是文化最起码的起点，人类不仅会同情同类所蒙受的灾难，人类还会同情动物所蒙受的灾难；我对于方纪的同情，是在电视上看到他戴着手铐脚镣，被“押”上台来，惨遭毒打的镜头之后才产生出来的。从当时我那一点可怜的觉悟来说，我认为一个人不可能没有一点错误，更何况掌握“思想”又是这样难，谁会不说一句错话，不做一件错事呢？但说了错话、做了错事，就戴上手铐脚镣，就要惨遭毒打，我开始怀疑这场革命的纯洁性了。
　　那时候刚刚有了电视台，每星期试播一次电视节目，电视机还远没有为民间所拥有；看批斗方纪的现场直播，我所在的那个工厂也不知从哪里借来了十几台电视机，放在大食堂的各个地方，全工厂的人都一起收看。本来，牛鬼蛇神们是没有参加会议的权利的，但这次为了让阶级敌人们看看可耻下场，就把全体牛鬼蛇神都拉来了，只是革命群众是坐在座位上看，而牛鬼蛇神们则要席地坐在地上看，一反平日只许低头的待遇，今天破例让牛鬼蛇神们抬起头来了。
　　批斗方纪的现场设在天津最大的体育场——民园体育场里，看那气势，最少也有十几万人，口号声和歌声，早已是震天动地了，那气氛也真够让人发一阵抖的了。为了突出会场的气氛，电视镜头故意多照了一会儿场外面的情景，那才是一股火药味呢，全副武装的军人们持枪站满了运动场的四周，明明是如临大敌，就是当年镇压反革命的时候，也没见过这样的场面，看着真让人毛骨悚然。随着一声宣布开会的声音，立即警车鸣叫着就开进了会场，台上主持会议的人一声“把反革命分子方纪押上来！”，立时我的心就揪了一下，再看台上，八个全副武装的军人拉着戴着手铐脚镣的方纪，走上了台来。当然又是一片打倒的口号声，不光是电视里喊，连电视外面的我所在的这个工厂，也跟着一起喊，好像我也喊了，但我知道我的喊声里充满着对于这场革命的反抗。
　　批斗揭发就在方纪被人们从背后揪着胳膊、按着头，做飞机式姿态站好之后开始了；走上台来揭发批判的，当然全都是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了。而到了这时，什么作协、文联之类的组织，早已经被当做是裴多菲俱乐部而惨遭砸烂了，代之而起的是各个造反派组织，都是以对文艺黑线有深仇大恨而著称于世的。他们中的代表人物走上台来，先读一段语录，然后再开始揭发方纪的罪行；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我亲眼看见，那位革命组织的代表，走过来在方纪身上狠狠地踢了一脚，就连看电视的人，都听到了一声巨大的声音，可以想象这一脚里是怀着怎样的仇恨了。批斗整整进行了三个小时，当大会宣布结束的时候，我看见方纪是被人拉下台去的，当然还发出了一阵铁链的哗哗声。
　　口号声、打人声，一起伴随着革命样板戏的唱腔。为什么直到今天，我一听到那几出样板戏的唱腔就全身发冷？就是因为这种唱腔在我印象里总是和打人、以及被打连在一起的。在我惨遭毒打的时候，工厂大院里在放着革命样板戏的唱段，在我看着别人惨遭毒打的时候，那个打人的会场里也放着革命样板戏，直到现在，我一闭上眼睛就会想起那种野蛮的嚎叫。把那样的声响和那样的场面连在一起，那才真是人类的一大创造，但那只是人类的耻辱，是兽性的最大发作。然而不幸，就是到了今天还是有人要听那样的演唱，但愿这不意味着人们已经忘掉了历史。
　　看过这样的场面任何一个神经正常的人，都不会没有一点想法的，这怎么可以说是什么革命呢？就算是群众运动好得很，但是为什么这种好得很就只能对待别人呢？对你们来一次好得很，你们答应吗？而最令人无法理解的是，那几个上台来揭发方纪的人，有的还是我过去认识的人，若说这些人恨方纪，我当然可以理解，因为这几个人全都是过去想巴结方纪，而又被方纪最看不上眼的人；今天大言不惭地把自己说成是文艺黑线的受害者，也许不无一点道理。其实这些人才是可怜得很，他们总以为如果自己早一天出道，也许自己早就是姚文元了。但他们并不了解，姚文元只要一个也就够了，再有一个姚文元，其中的一个也是要和我们一样改姓为狗的，那就是说，两个姚文元当中，也要出一个狗姚文元的，一山不留二虎么，历来就是这个道理的。

四

　　就是在方纪被批斗的第二天，我又一次地惨遭了一次毒打，也是没有任何理由，就是不知从哪里得来的材料，说方纪手下最得宠的神童，就是我。于是，就和昨天革命群众毒打方纪一样，这次在一个小小的工厂里，革命群众也要对我下一次狠手了。
　　毒打我的时候，就在工厂的院子里，全厂的工人都出来了，这次不是大家一起下手，而是有组织有步骤地下手，先宣布我是方纪的神童，然后就出来几个人，问也不问，上来就从我的身后打了过来，先是打头，从后面打脖子，后来就打我的背，把我打倒之后，就一起踢我的身子。打过一道之后，再把我拉起来，这时候再上来一批人，如法炮制，又和刚才一样，把我毒打一顿，我好像记着是至少打了一个小时，才算胜利收兵。这些没有打着方纪的人，终于在打我的时候，享受到了毒打方纪的乐趣了。
　　从第一次惨遭毒打到第二次惨遭毒打，大约间隔有三年的时间，经过这三年的革命，广大革命群众确实有了提高：第一次革命群众在毒打我的时候，我倒确确实实在一些人的目光中看到了仇恨，而在他们打我的时候，也就有人真是下狠手；而到了第二次打我的时候，革命群众目光中的仇恨已经没有了，人们打得十分冷静，打过之后，我的眼镜、帽子、金笔和其他的一些小东西，已经全在被打的时候不翼而飞了；而落在我身上的拳头虽然不像过去那样重了，但是有几拳确实是过于狠毒了，他们不再乱打，而是一拳一拳打得很是地方，打我的肋骨，打我最疼的地方。如今，革命已经是成为一种乐趣了。
　　就在前不久，一位当年和我在同一个工厂里改造过来的朋友，还对我说起我的那次惨遭毒打，他说在我惨遭毒打的时候，他就看见一些人急匆匆地往打我的地方跑，这些人一面跑着还一面喊着“打便宜人去呀”，这就是革命群众，这也就是领导阶级。天津人说的“打便宜人”，就是打那些只许挨打、而不许反抗的人，人与人之间本来没有仇恨，但是打人毕竟是一种快乐，“打便宜人”就成了一种革命游戏了；如果再在打便宜人当中顺手拿一些东西，哪怕只是一支金笔呢，不也是多得一些便宜吗？
　　而且，惨遭毒打之后，随之就有人找到关我的小房里向我要这要那了。这个小工厂，大约有一千多人，向我要过东西的人，至少不下一百人。当然全都是偷偷摸摸地来的，晚上，或者早晨，看得出来，有些人是故意下班之后不回家，就等着在我挨过斗之后，悄悄地找上门来，看看门外没有旁人推开门就闯进来然后小声地对我说：“借我十元钱。”你说我是借给不借给他？借给他吧，这十元钱就算是白扔了，我怎么敢要他还？而且谁又能够证明他向我借过钱？不借给他吧，只要一句话，他就可以让我明天再挨一顿毒打。没有办法我只能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给他掏出来，当然不够十元，这时有多少是多少，他也就拿走了。
　　除了这种下流的敲诈之外，再有就是无尽无休地要我随份子；本来我已经是敌人了，可是工厂里无论谁结婚，依然要我随一个份子，因为牛鬼蛇神已经不是少数了，放弃了这些人，就要少收上百元钱，而那时一百元可以买一张桌子，还能买一张床，在这时候拉这些人一把，把他们当作内部人看待，牛鬼蛇神们谁还敢不识抬举？何况收这种人的份子，又可以只要钱而不请饭，不要白不要。那时“领导阶级”的有些人，就是这样的一种水平。
　　惨遭痛打也罢，惨遭洗劫也罢，对于我来说，都已经是无所谓的事了；而最最刺激我的事情，却是工厂里的人们把我全部的藏书“抄”得没有踪影了。说是扫四旧，他们就抄了我的家，就连生活用品都被人们抄走了，当然许多就被抄家的人拿到自己家里去了。而在抄我家的同时，他们还把我的全部藏书也一起抄来了，抄来之后，就放在了一间空房里，还煞有介事地在门上贴了封条，但到了第二天，那间放书的房子，就被人们砸开了，里面的书也就不知去向了。那里面有家传的明版古籍，只其中的一部《公羊传》，若在现在，也值个几万元，那已经是绝版古籍了，还有许多家传的珍本书。我向革命群众说过，你们抄我的书，是革命行动，但这些书还有一定价值，千万不要毁掉；想起来，我也是自作多情了，连自己的小命都快要顾不过来了呢，你还管那些书做什么呢？只是，只要有一口气，谁也不忍心看着这些珍贵的古籍被人们烧掉。所幸，倒没见工厂的人烧书；但是，他们却是在一个早晨，就把我全部的藏书抢没了，那些古籍书，他们就你一本我一本地“拿”走了，当时的革命造反派组织也下过什么命令：“今限于24小时内，把右派分子林希的黑书交回。”那才叫见鬼，拿走那些书的人，就是那几个造反英雄。因为我明明看见他们在看守我的时候，手里拿着的书，就是从我家里抄来的书。后来，在我平反，并要离开工厂的时候，我曾经在工厂里贴过一张《启事》，愿意出高价收回那几部明版古籍，我开出了书名，还写明了这几部书的特征，但是没有一点消息，想来这几部书，早已经被他们撕掉做手纸用了。
　　直到多少年过去，至今我还常常从梦里惊醒过来，我不是又梦见在那场浩劫中我所受的磨难，而是多少次我在梦中又看到了我的那些藏书，它们都完好无缺地被保存在一个地方，而且还通知我，从此这些书真的永远属于我了。
　　对于我来说，经历过一场浩劫，我并没有失去什么，反而我看清楚了许多自己一直没有看清楚的事；但是，这场浩劫，却把我的生活之光熄灭了，每当我想起那些被人们抢得没了踪影的珍本古籍，我几乎就要失去理智地变成一个疯子，这一场浩劫，就是这样在人们的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创伤。
　　第二次惨遭毒打之后我又失去了自由，工厂把我送进了一间小屋，这对于我来说，已经是无所谓了，但对于我的家人来说，他们却以为我已经不在人世了。他们到处打听我的下落，但都没有消息，他们到工厂来找我，工厂不让他们进门，我的家人只向工厂的人说：我们不是要来见他，只求你们告诉我们，这个人还有没有？就是这样，工厂的人也还是不说话，也许他们也是闹不明白，这个人到底还让他活几天？
　　事过多年之后，人们说我能够熬过那一场浩劫真是坚强，其实我才不坚强呢，但我当时就是不想死。他们不是不想看着我自己死掉的，“想不开”的人很有人白白地死了，死了之后，还把尸体立起来，开什么现场批斗，吓得女工们全身发抖，我所在那个工厂里的一个女工，为此吓得得了精神病。我不死，不是怕把好心人吓着，我只是要看一看这场闹剧的下场。我没有什么政治头脑，我也看不出什么规律，但我总是相信人类不会就如此永远失去理智的，中国人也会有明白过来的一天，到那时，他们就会知道这是一场灾难，而他们又绝对不会愿意在这场灾难中葬身。
　　就是为了看一看这场灾难的结局，我得到了一种活下来的力量，这样就是再重的磨难，我也是要自己挺过来，活着就有希望。说得辉煌一点，我总是相信我们的人民，我总是相信我们这个民族，我总是相信人类的良知；历史不会这个样子的，这只是一次疯狂，而且世界上不少的民族也都有过疯狂的时候；疯狂过去，人类还是要前进的。
　　一点一点地，生活似是安定一点下来了，因为人们总是要吃饭的，当人们每个月只有二两油，每个月只吃二两肉的时候，他们对于革命也就失望了，这时再鼓动他们仇恨什么人，也就很难达到目的了。人们总会思考，贫穷终究不是这些牛鬼蛇神们的罪过，就是把他们全消灭掉，大家也未必就能过上好日子。张春桥可以大言不惭地说他宁肯吃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肯吃资本主义的粮，而人们却是不愿意吃草的，至于粮姓什么，那与人民无关。到了运动后期，人们对于“敌人”，已经没有多少仇恨了。偏又在这时发生了“九·一三”事件，人们开始思考何以接班人竟然会机毁人亡？到这时，这一场浩劫，已经是再没有一点号召力了。当然想投机的总还是有的，他们在这一场浩劫中下的赌注太大了，他们极怕这一场浩劫就如此结束，于是他们也就还是揪住被他们定为是“敌人”的人不放，只是，到这时，就是他们再狠毒，要想打人，也是没有多少人肯下手了。
　　终于到了“四人帮”倒台的日子，全中国人一起表现出来的那种欣喜，为世界所罕见，但勿庸讳言，我也同时看到，在“四人帮”倒台的时候，正就是一些过去紧跟的人，却比我们这些蒙难者，还要表现得兴高采烈。为什么呢？最先我不理解，但是后来我还是看明白了，原来有一些人把“四人帮”的倒台，又看作是一场新的运动开始了，他们急于在这场新的运动中立新功，于是就连参加游行也当作是一场政治表现了。明明，那时候就有人对我说过，你不要认为“四人帮”倒台了，你就有了出头之日了，“四人帮”倒台是革命人民的胜利，你永远也休想翻天的。
　　事过多年之后，一次和流沙河兄说起当时的情景，我们说，“四人帮”倒台的当时，对于我们来说，最大的欣慰，就是感到从今之后，我们可以靠出卖劳动力糊口谋生了，至于别的那真是与我们无关了。

五

　　1979年，平反右派，一些文学界的朋友又在生活中出现了，这时朋友们就找到我，告诉我应该开始写作了；这时我的右派分子问题虽然得到了平反，但是胡风问题还没有得到平反，这个尾巴比右派厉害多了。所以，虽然别人可以开始写作，而唯有我，却依然没有写作的权利。感谢邵燕祥同志，当我把自己写的诗作寄给他的时候，他毅然做出决定，在他主编的《诗刊》上发表了，这就是我于1979年发表的诗作：《夫妻》。
　　这时，一批新作家以他们充满朝气的新作品，为中国的文学事业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应该说，我们这些人是要永远感谢这些新朋友的。以我们当时的精神状态，我们是没力量开创这种新局面的，至多，我们也就是能够做到重新集合队伍，继续前进重新拿起笔来写作罢了；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里，要想开创一个新时期，只靠我们这些人，是不可能了。因为我们毕竟也就是一个重新开始的问题，我们不可能达到那样高的境界，从根本上审视我们的过去，从根本上反思我们的时代，就是我们能够做到，那也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但是新一代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却一步就达到了那样的境界，这是中国文学的一大幸事，这些朋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功劳，是我们应该永远记住的。
　　中国文学史上的新时期开始了，我们有了信心，有了力量，这样也才开始有了活力；但这时，我得到消息说，我们天津文学界的五名胡风分子，只剩下了三名，阿垅死在了监狱里，芦甸死在了农场，当余晓告诉我鲁藜已经回到市里来了的时候，我们两个人立即到他的住处去看他，这样，天津的胡风分子们才又算是见了面。
　　见了面说什么呢？也就是说这些年人们的变化吧，说是鲍昌已经到师范学院去了，方纪患脑病，如今已经失语，走路都要拄手杖了。还有一位我们的朋友冯大海，后来到了河北省的一个小剧团去做导演，因为在那一场浩劫中不堪忍受毒打，夜里一个人跳到井里死了。别的人呢？得意的和失意的，也都到了应该互相宽容的时候了。还有什么个人恩怨呢！经历过这一场浩劫，大家应该多少明白一些道理了。也许过去有人寄希望于政治运动，但后来大家在政治运动中几乎同归于尽，也就应该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了。
　　就是在1979年的冬天，一位在剧院工作的朋友给我送来了一张票，拉着我去看他们演出的话剧《报童》，晚上我就自己到剧院去了。就在我才走进剧院的时候，我正看见方纪拐着一根手杖，十分艰难地站在大厅里和人们打招呼；当然他已经是一个失语的人了，一只手不停地抖着，完全看不出当年的风采了。本来我是不想过去和他打招呼的，有什么话好说呢？无论过去有什么恩怨吧，一场浩劫，大家一起落到这个下场，实在也就没有什么话再需要说了。但是，就在我向剧院里面走的时候，我发现方纪正在盯着我看，我想他一定是在想这个人好像是在什么地方见过，方纪惊人的记忆力，我是知道的，我想也许他是认出了我，因为我也曾给他留下过深刻的印象。到这时，我已经不能不过去和他打招呼了，于是我就在人群后面，向他致意，无论他还记得或者是不记得我吧，至少我是在对他说，历史终于做出结论，我们都是无辜者。
　　果然方纪认出了我，他向我伸过手来，用那种已不具有表达能力的语言，对我只说了两个字：“就是。”
　　我的眼眶湿润了，方纪的样子实在太可怜了，年轻的方纪，那是何等的风流倜傥，博学、机敏又有丰富的情感和严密的思考。一次他出访回来和大伙见面时，与众人的蓝布中山服比起来，他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那才真是让人嫉妒呢。然而二十年的时光过去，方纪竞然变成了这个样子，可怕的摧残就这样把一个才子毁掉了。
　　自然，比起我们这些人来，方纪还是幸运多了，他到底没尝过进劳改农场的滋味，论才气和学识来说阿垅未必就不如方纪，只是方纪想起阿垅来的时候，是否也像我看到方纪的时候这样，由衷地生发出一种真挚的同情呢？话是可以这样说的：过去就让它过去吧，但是过去了的一切又该是多么不好过去呀？活过来的人，是可以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至于那些没有活过来的人，又如何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呢？
　　这时候北京传来消息说胡风已经回到北京了，但，他已经得了重病，我们天津的几个胡风案蒙难者，曾经想去看看胡风的，但芦甸同志的夫人李嘉陵对我说，还是先不要去吧。大家去看他，对他来说只能是一种刺激，还是等他的病情好转些再去的好。还有路翎，他已经神智不清了，当街道通知他说，胡风案已经平反了的时候，他得到通知之后，竟然还扛起他那把打扫街道的扫帚，又走出去了。人们问他去做什么？他回答说，我去扫街道呀。我们天津的几个人听过之后，人人都忍不住地涌出了泪水。
　　1980年10月，我得到最后的平反通知，这样我才被调回到天津作家协会，宣传部为我们开了一个平反会，一位副部长念过市委的平反决定之后，对我们说：“这许多年来，委屈了大家，实在对不起。”为此，我们中的一位得到平反的同志竟然感动得哭出了声来，这一声“对不起”实在是来得太不容易了。
　　活过来的人，可以说一句“俱往矣”，而对于亲人死在蒙难之中的人来说，这个“俱往矣”的事实，实在是太难接受了。这时我们最惦念的事，就是如何安抚死者的亲属，李嘉陵同志的悲痛，让人为之心碎，她和芦甸追随革命出生入死，芦甸蒙冤之后，她一个人以她只有六十几元的工资抚养女儿，就是等了芦甸多少年，而最后芦甸还是死在了农场里，她的悲痛又有谁能抚慰呢？
　　最可怜的，还是阿垅的儿子阿沛，阿垅死前，没有见到他的儿子，死后又不许留下骨灰，如今要为死者下葬连骨灰也没有了，阿沛心中的悲痛，谁又能和他分担呢？
　　说来也真是有点传奇色彩了，正在我们不知如何为阿垅安葬的时候，一天，一位大家叫他是胖刘的人找到我，劈头就向我问道：“你还认识我吧？”当即，我就向这个人回答说：“我怎么会不认识你呢？把你烧成灰，我也不会忘记你的。”当然我说话的语气并不友好。
　　何以我对这个人就如此没有礼貌呢？因为这个人，就是胡风案专案组的成员，我们一直把他叫做是胖刘，这些年，就是把我送农场之后，也是这个胖刘每到一定时间就找我一趟，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一种制度，好像上面就是这样交代的，对于像我这样的人，要时时了解情况，不能断了线儿。胖刘最后一次找我，是在阿垅被判刑之前，他告诉我说，胡风案只有两个人被判刑，一个是胡风，另一个就是阿垅，至于我，就不起诉了，让我感谢温暖。而如今我已经不是当年的我了，对别人不好意思不客气，今天胖刘找到我，我就对他不客气了。
　　“算了算了，别一肚子怨气了。”胖刘并不和我计较，他反而和颜悦色地对我说着，“这些年受了什么委屈？”
　　“我受的委屈，你还不知道吗？我还是抢白着对他说着。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农场里的罪不是好受的。可是你知道我这些年受了什么罪吗？”胖刘反问着我说。
　　无论如何，我也是想象不出来胖刘还会受罪的。胖刘就对我说，“我是手铐脚镣地在死号里关了三年呀！”
　　“你怎么也进了死号？”我吃惊地问着。
　　“我的罪名，是同情胡风分子。”
　　得知胖刘为我们受过苦，我对他的态度立即也就变好了，这时我请他坐了下来，和他说起了这些年的经历。这时胖刘就对我说，“那些事，咱们以后再谈，今天我是为阿垅骨灰的事来的，这件事，你们也先别抱什么希望，也许能够找到，也许找不到。”
　　听说阿垅的骨灰有了下落，我一下子就拉住了胖刘的手：“老刘同志若是能找到阿垅的骨灰，我们都会感谢你的。”
　　“事情是这样，”这时胖刘就对我说了起来，“阿垅死后，上面让我把阿垅的遗体送火葬场去火化，吩咐的是不许留骨灰。可是等到火化之后，我忽然觉得事情似乎可以不做到这等地步，何况咱们中国人最不愿意干那种焚骨扬灰的事。这时我就对火葬场的工人说，你们先别动这份骨灰，我出去一会儿就回来。谁料就在火化场的院子里，我找到了一个小木箱，回到火化场，我对工人说，你们把这份骨灰就放在这箱子里吧。工人们把阿垅的骨灰放在箱子里之后，我就又让工人把这只箱子埋在了一个地方。明天咱们就一起到那里找找看，如果找到了，阿垅的骨灰就算是有了，如果那地方又建起什么新房，只怕人家也不会再把那处房子推倒，由咱们找骨灰。”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我立即找到阿沛，又和作家协会的干部说过，第二天，我们就一起和胖刘到火化场去了。在火化场里找了一些时间，胖刘突然指着一个地方对大家说，就在这里挖吧。于是找来几位工人，在胖刘的指挥下挖了足有一米多深，果然就挖出来一只已经腐烂了的破木箱，这时，我和小阿沛紧紧抱在了一起，我们两人痛哭失声。
　　……
　　善良的人们呀，一场浩劫就是这样过去了，恩恩怨怨，谁又说得清楚？既然是一场浩劫，那就一定是每一个人都是蒙难者，除了那几个民族败类，除了那几个历史罪人。
　　让活过来和没有活过来的人能得到安慰的，就是在我们蒙难的当时，善良也仍然是存活在每一个人的心里，存活在蒙难者的心里，也存活在似是无关的人的心里。到这时，我才想起来，这些年无论我在哪里，都似乎还有一种力量告诉我，要相信生活，要相信未来。
　　今天，重温这一切，我的心在流血，我不说一句刻薄话，但我知道在一些人的心中是有着愧疚的。我回到社会生活中来之后，一位当年的领导曾经给我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对我说，当时我们把你送走，实在没有想到你后来会经历那么多磨难；如今，就是在我后来也受到惩罚之后想起当年对你的做法，我们的心里也是感到愧疚的。
　　有人说恶梦醒来是早晨，这已经是十分美好了；但愿从今之后，我们之间不要再结下新的恩怨；也希望再到了什么时刻，人们会变得善良一些吧。

　　本文选自《拜谒人生》，林希／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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