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黛云：流年似水

┃Personal History

流年似水

© 乐黛云／文

乐黛云

　　记得我第一次有了女性自觉是在高中一年级。那时抗日战争刚刚胜利，我的家乡贵阳山城，到处是美国兵。我的学校离家三十多里，每个周末回家，都会遇到美国兵嚼着口香糖，伸出大拇指叫“顶好”，他们开着吉普车，载着花枝招展的时髦姑娘横冲直闯；还常常怪模怪样地冲我喊：“漂亮姑娘，要不要搭车？”我总觉得受了莫名的污辱。有一次，我和堂姐在碧绿的溪水里游泳后，正穿着游泳衣坐在桥头晒太阳，来了一群醉醺醺的美国兵，他们先是说说笑笑，后来就动手动脚，竟将我的堂姐推落水中。堂哥一见大怒，用相当流利的英语和他们争吵起来。美国兵一看堂哥能开“洋腔”，顿时有些气馁，终于被迫道了歉，后来发生“沈崇事件”，美国兵强奸了北京大学的女学生，凶手竟被引渡回国，无罪开释，掀起了全国学生运动的轩然大波。我联系自己的经验，深感民族的屈辱。
　　高中三年级时，我已下定决心，一定要离开这群山封闭的高原之城。我一个人搭便车到重庆参加了高考。这是一辆运货的大卡车，我坐在许多木箱之间颠簸，穿行在云雾和峭壁之间。久已闻名的什么七十二拐、吊尸岩等名目吓得我一路心惊胆战！好不容易来到了重庆沙坪坝原中央大学旧址，西南地区的考场就设在这里。大学生们早已放假回家。我们白天顶着38～39℃的高温考试，晚上躺在空荡荡的宿舍里喂早已饿扁了的臭虫。那时各大学分别招生，我用了20天参加了三所大学的入学考试。回贵阳后，得知我的中学已决定保送我免试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不久，北京大学、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大学的录取通知也陆续寄到。我当然是欢天喜地，家里却掀起了一场风波！父亲坚决反对我北上，理由是北平眼看就要被共产党围城，兵荒马乱，一个17岁的女孩子出去乱闯，无异于跳进火坑！他坚持我必须待在家里，要上学，就上家门口的贵州大学。经过多次争吵、恳求，直到以死相威胁，父亲终于同意我离开山城，但只能到南京去上中央大学。如果我那时真的上了中央大学，几个月后，我就会随校迁往台湾，我的一生将会是全然不同的另一个故事。然而我却坚决要立即奔赴革命学生运动的中心——北平。母亲支持了我，我们对父亲只说去南京，母亲另给了我10个银元，默许我到武汉后改道北上。
　　我终于来到武汉，找到北京大学北上学生接待站。领队是武汉大学物理系的一个一年级学生，他也是为了革命，自愿转到北大历史系一年级，再作新生。我们从武汉坐江船到上海，转乘海船到天津。一路上，领队教我们大唱解放区歌曲。当然不是大家一起学，而是通过个别传授的方式。也许由于我学歌比较快，他总是喜欢先教我，我们再分别去教别人。三天内，他会唱的几首歌，大家也都会唱了。最爱唱的当然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还有“山那边呀好地方，一片稻麦黄又黄”，以及“你是灯塔，照亮着黎明前的海洋”等等。当北大学生打着大旗，到前门车站来接我们时，我们竟在大卡车上，高唱起这些在内地绝对违禁的歌曲来！我激动极了，眼看着古老的城楼，红墙碧瓦，唱着有可能导致被抓去杀头的禁歌，真觉得是来到一个在梦中见过多次的自由的城！
　　我的“真正的”大学生活，精确说来，只有五个月，但这却是我一生中少有的一段美好时光。我投考所有大学，报的都是英文系。可是，鬼使神差，北京大学却把我录取在中文系。据说是因为沈从文先生颇喜欢我那篇入学考试的作文。全国最高学府浓厚的学术气氛，老师们博学高雅的非凡气度深深吸引着我。我们大学一年级课程有“沈从文先生的大一国文（兼写作），废名先生的现代作品分析，唐兰先生的说文解字，齐良骥先生的西洋哲学概论，还有一门化学实验和大一英文。大学的教学和中学完全不同，我真是非常喜欢听这些课，我总是十分认真地读参考书和完成作业，特别喜欢步行半小时，到沙滩总校大实验室去作化学实验。
　　我喜欢念书，但也惦记着革命。1948年秋天，正值学生运动低谷。“反饥饿，反迫害”的高潮已经过去，国民党正在搜捕革命学生，一些学生运动领袖正在向解放区撤退。1948年寒假前，我们还能正常上课，只搞过一次“要生存，要活命”的小规模请愿。我跟着大家，拿着小旗，从四院步行到沙滩校本部去向胡适校长请愿。那时，校本部设在一个被称为“松公府”的四合院中，我们秩序良好地在院里排好队，胡适校长穿着一件黑色的大棉长袍，站在“孑民堂”前的台阶上接见了我们。他很和气，面带忧伤。我已忘记他讲了什么，只记得他无可奈何的神情。这次请愿的结果是：凡没有公费的学生都有了公费，凡申请冬衣的都得到了一件黑色的棉大衣。这件棉大衣我一直穿到大学毕业。
　　这时，我又参加了北大剧艺社和民舞社，全身心地投入了我从未接触过的革命文艺。我一夜一夜不睡觉，通宵达旦地看《静静的顿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高尔基的《母亲》，还有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我们剧艺社排演了苏联独幕剧《第四十一个》。我担任的职务是后台提词。那位红军女战士在革命与爱情之间痛苦挣扎，最后不得不亲手开枪打死她心爱的“蓝眼睛”——她俘虏的一个白军军官。每次排练至此，我都会被感动得热泪盈眶。民舞社毎周两次，由总校派来一位老同学教我们学跳新疆舞，这些美丽的歌舞与隐约可闻的围城的隆隆炮声和周围紧张的战斗气氛是多么的不协调！但它们在我心中却非常自然地融为一体。我白天如痴如醉地唱歌跳舞，晚上就到楼顶去站岗护校或校对革命宣传品。那时北大的印刷厂就在四院近邻，深夜，革命工人加班印刷秘密文件和传单，我们就负责校对，有时在印刷厂，有时在月光下。我印象最深的是校对一本小册子，封面用周作人的《秉烛夜谈》作伪装掩护，扉页上触目惊心地写着“大江流日夜，中国人民的血日夜在流！”这是一个到过解放区的北大学生写的他的所思所想，所见所闻，称得上文情并茂，感人至深。
　　1949年1月2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辉煌地进入北平城，我的生活也翻开了全新的一页。“新社会”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延安文工团带来的革命文艺。谈情说爱的新疆歌舞顿时销声匿迹，代之而起的是响彻云霄的西北秧歌和震耳欲聋的雄壮腰鼓。文工团派人到我们学校来辅导，并组织了小分队。我们大体学会之后，就到大街上去演出。有时腰上系一块红绸扭秧歌，有时背着系红绳的腰鼓，把鼓点敲得震天响。市民们有的报以微笑和掌声，有的则透着敌意和冷漠。我们却个个得意非凡，都自以为是宣告旧社会灭亡、新社会来临的天使和英雄。
　　1952年，我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最年轻的助教，是解放后共产党培养起来的第一代新型知识分子。我也以此自豪，决心做出一番事业。到了1957年，中文系陆续留下的青年教师已近20名。我所在的文学教研室也有10名。当时人文科学杂志很少，许多杂志又只发表学已有成的老先生的文章。年轻人的文章很少有机会发表。我们几个人一合计，决定在中文系办一个中型学术杂志，专门发表年轻人的文章。我们开了两次会，商定了两期刊物准备用的文章，并拟定了文章标题；大家都非常兴奋，以为就要有了自己的刊物，会后，大家分头向教授们募捐，筹集经费。这时，已是1957年5月。我的老师王瑶先生是一个绝顶聪明而又善观形势的人，他警告我们立即停办。我们还莫名其妙，以为先生不免小题大做，对共产党太不信任。
　　然而，历史的悲剧终于发生了。我们参加办刊物的8个人无一幸免，全部成了“右派”。因为，图谋办“同仁刊物”本身就是想摆脱党的领导，想摆脱党的领导，就是反党！就这样，1949年后文学教研室留下的10名新人，绝大部分成了右派。尤其是我，不知怎么，一来二去竟成右派头目，被戴上“极右派”的帽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每月16元生活费，立即下乡接受监督劳动。
　　宣布这一决定时，我的第二个孩子出生刚满月，大女儿四岁半。我至今感激不知是哪一位领导动了恻隐之心，特准我延迟半年再去农村，以便给刚出生的婴儿喂奶。我原是一个很健康的女人，奶水十分充足。然而，婴儿吃了我的奶，却始终泻肚不止。老人们嚷着说这是因为我心情不好，奶中有“火”。我真不知道这半年我是如何度过来的！我只记得当时我反反复复考虑的只是一个问题，那就是孩子长大后，还能参加少先队，还能参加共青团吗？他们是不是要在自己未来档案的每一张表上都被要求填上他们的母亲是人民的“敌人”？他们会不会一辈子背上“反革命子女”的黑锅而被永远打入“另册”？有谁会来帮助我回答这些问题呢？我过去的同志们早已视我如蛇蝎！我只能任由自己在这些问题中活埋、窒息，受尽熬煎。半年时间飞驰而过，很快到了假期的最后一天？当天下午；我接到了立即下乡的通知，第二天卷铺盖走人，也来不及等到周末和正在近郊农村办学的丈夫告别。
　　在北京远郊的崇山峻岭中，我们从山里把石头背下来，修水库，垒猪圈。我尽全力工作，竟在劳动中感到一种焕发，除了专注于如何不要滑倒，不要让石头从肩上滚下来，大脑可以什么也不想。累得半死，回住处倒头睡，千头万绪，化为一梦。我越来越感到和体力劳动亲近，对脑力劳动逐渐产生了一种憎恶和厌倦，尤其是和农民一起的时候。那几年，正值全国范围内无边无际的大饥饿，我们吃的东西只有杏树叶、榆树叶，加上一点玉米碴和玉米芯磨成的粉。后来，许多人得了浮肿病，我却很健康。我想，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善于享受那种劳动中的舒心和单纯，另一方面也是得益于我是女性。男“右派”们很多，他们只能群居在一间又阴又黑的农民存放工具的冷房里，而女“右派”只有我一个，既不能男女杂居，就只好恩准我去和老百姓同住。他们替我挑了一家最可靠的老贫农翻身户，老大爷大半辈子给地主赶牲口，五十多岁，分了地主的房地，才有可能娶了一个老大娘过日子。奇怪的是老贫农却划不清界限，老两口竟把我当亲女儿般看待。我也深深爱上了这两位老人。老大爷给生产队放羊。每天在深山里转悠，山上到处都有核桃树，树上常有松鼠成群。老人常在松鼠的巢穴中，掏出几个核桃，有时也捡回几粒漏收的花生、半截白薯、一棵玉米。隔不几天，我们可以在一起享受一次这些难得的珍品。老大娘还养了三只鸡，除了应卖的销售定额，总还有富余让我们一个月来上两次鸡蛋宴，一人吃三只鸡蛋！
　　直到1961年秋，“大跃进”的劲头已过，饥饿才逐渐缓解。水库被证明根本蓄不了水，猪回到各家各户，集体猪圈也白修了。农村一下子轻松下来。我也被分配了较轻松的工作，赶着四只小猪满山遍野寻食。从此，我每天日出而作，日没而息。一早赶着小猪，迎着太阳，往核桃树成林的深山里走去。我喜欢这种与大自然十分贴近的一个人的孤寂。然而，在这种情形下，不思考可就很难做到了。思前想后，我为自己策划着未来的生活，以为最好是找一个地方隐居，从事体力劳动，自食自力。然而没有粮票，没有户口，到哪里去隐居呢？寺庙、教堂，早已破败，连当“出家人”也无处可去。人的生活各种各样，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深入了解过农民的生活。他们虽然贫苦，但容易满足，一无所求。他们像大自然中的树，叶长叶落，最后是返回自然，落叶归根。我又何必一定要执著于过去的生活，或者说过去为将来设计的生活？转念一想，难道我真能主宰自己的生活吗？无非也只是一个梦？想来想去，还是中国传统文化帮了忙，乐天安命，随遇而安。我似乎想明白了，倒也心安理得，毎天赶着小猪，或引吭髙歌，长啸于山林，或低吟浅唱，练英语、背单词于田野。
　　我于1962年底，奉命回北京大学，恢复公职，职务是资料员。据说，为避免再向纯洁的学生“放毒”，我再也不能和他们直接接触了。我的任务是为上课的教员预备材料、注释古诗。这对我来说，倒真是因祸得福。一来我可以躲在资料室里，逃过别人的冷眼；二来我必得一字一句，对照各种版本，求得确解。这是硬功夫，大大增强了我一向欠缺的古汉语功底；三来这些极美的诗给我提供了一个可以任意遨游的美丽的心灵世界。
　　就这样，迎来了1966年“史无前例”、“震撼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折辱，受屈，都不必细说了。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中国头号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后来回忆的：“他们把我置于高台‘批斗’，群情激昂，但我却在心中默念，‘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看来中国文化传统，特别是老庄、佛道思想确实帮助中国知识分子渡过了难关。说来别人也许难以相信，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是翻天“右派”，我丈夫是“走资派黑帮”，我们转瞬之间就被“打翻在地，踏上一万只脚”，不但家被査抄，每天还要在烈日之下“劳改”挨斗，但是我们真的从心里感到这次“革命”给中国带来了希望，我们似乎预见到中国即将有天翻地覆的大变化。当时还广泛宣传巴黎公社原则，这就意味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工资不得超过技术工人的最高工资。意味着全民选举，人人平等。我们都想，如果国家真能这样，在这新生命出现的阵痛中，个人受点苦，又算得了什么？后来才明白，这些都只不过是一种天真的幻想。我们付出极高代价，却一无所获，倒是国家大大伤了元气！
　　而我个人最大的、无法弥补的损失则是永远失去了我的母亲！那时我们住在校园内，附近的学生宿舍是打派仗的中心，大楼顶上都安装着强力弹弓，时常伤人。两个孩子成了造反派的“小尾巴”。9岁的儿子很会爬树，常常爬上树梢，有时为一派装喇叭，有时偷另一派的喇叭（当时处处都有宣传、喊话用的高音喇叭），13岁的女儿能言善辩，常向她认为不合理的事挑战，常常凑热闹，和人辯论。在那样的环境下，这些都足以招致杀身之祸！因为他们都是“黑帮子女”！我不能不将一对儿女送到住在北大与清华之间的母亲的家。没有想到几天后就有人找上母亲的门，勒令她不准收留“黑帮崽子”，要收留，就得给孩子挂上“黑牌”，以免“混入群众队伍”！母亲又气又急又怕，当天晚上剧烈头疼，送进医院。那时，有经验的医生都早已被踏翻在地，一位“革命大夫”将脑血管瘤破裂误诊为脑膜炎。母亲第二天就死于非命。
　　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终于告一段落，1969年，我们来到了风平浪静的“五七”干校鲤鱼洲。那时刚满16岁的女儿宣告“决不作绕梁而飞的乳燕，要做展翅翱翔的雄鹰”，她和她的伙伴一起，毅然奔赴了中苏边境的北大荒，当了黑龙江兵团的一名战士。鲤鱼洲是在江西鄱阳湖边围湖造田的产物，也就是筑一道坝挡住湖水，在堤这边种田。这与湖水一堤相隔的湖底是一望无际的沼泽，荒无人烟，没有房屋。我们自己动手，就地取材，用芦苇和竹子造屋，在湖底种田。从湖底仰看鄱阳湖上的点点白帆，就像白天鹅在蓝天上航行。我俩带着11岁的儿子，在这个因血吸虫肆虐而被农民遗弃的土地上生活了近三年！我和丈夫虽然分住在不同的连队，但两周一天的假期总可以一家人一起沿着湖滨散步，那就是我们最美好的时光。如果没有什么急行军、紧急集合、“深挖细找阶级敌人”之类的干扰，日子过得也还挺平静，比起以往阶级斗争的急风暴雨，总算松了一口气。我因有过去劳动的基础，并不觉得干活有多么艰难，倒是很快就当了插秧先锋、制砖能手之类。那时，既然前途渺茫，连猜测也难，人们也就不再多想，我又做起归陷田园的好梦，幻想有一间自己的茅草屋，前院养鸡，后院养鸭，房前种豆，房后种瓜，自得其乐。这时，我的好友彭兰（愿她安息！）曾写了一首广为传诵的诗，诗曰：“三十余年转眼过，事业文章两蹉跎；鲤鱼洲前观夕照，百万工农唱凯歌。”我想人们喜欢它，也许正因为它那难言的悲凉和反讽吧。
　　虽然我们的“领导”总是教导我们，应该扎根农村，成为未来的“鲤鱼洲人”的祖先。我也以为这次一定要圆了我的田园归隐梦了。然而1972年底的一天，一声令下，突然决定仝部“鲤鱼洲居民”立即返校。我们既不知何所为而来，也不知何所见而去，也不知是忧是喜。夫家匆匆忙忙，杀了所有的鸡，开了个“百鸡宴”，又宰了厨房后养的好几头猪；扔下了好不容易买来的抽水机、发动机和各种新农具，还有我们亲手修建的茅草屋。当载运我们的大卡车在沿湖大堤上缓缓而行时，我心里充满了悲哀。两年来，就在这荒滩上，埋葬着十余位我的同伴的尸骨。
　　我不是一个相信命运的人，但人的一生充满了千百种可能性，究竟哪一种会成为现实，的确纯属偶然。70年代中期，北京大学招收了一些留学生，开始时是北朝鲜和非洲学生，后来欧美学生逐渐多起来。当时，大家都不大愿意给留学生上课。因为谁都没有这样的经验，和外国人相处，会有很多麻烦，如果他们提些怪问题，怎么办？弄不好，还会被扣上“里通外国”之类的罪名，况且教学内容也很难安排，按老的一套讲，学生不会爱听，讲点新东西，又怕出错误。因此，大家都不太愿意去。我也许因为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本钱，只好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于是，我被分配去教一个留学生班的现代文学。我的这个班二十余人，主要是欧美学生，也有从澳大利亚和日本来的。没有想到对这个留学生班的三年教学却全然改变了我后半生的生活！为了给外国学生讲课，我不能不突破当时教中国现代文学的固定模式，否则就不会有人听我讲。为了让我的学生较深地理解中国现代作家作品，我不得不进一步去研究西方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以及西方作品在中国传播的情形。这一在学术界多年未曾被研究的问题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我开始系统研究20世纪以来，西方文学在中国如何被借鉴和吸收，如何被误解和发生变形，从此与比较文学学科结下了不解之缘；又由于几位听我讲课的外国学生的好评，我完全出乎意料地得到了去美国哈佛大学进修一年的机会，接着又在伯克利加州大学当了两年客座研究员。
　　我始终怀念在哈佛大学的那些日子，特别是那里的学生宿舍。每个宿舍都是一个很大的庭院。我居住的洛威尔之家（Lowell House）就是四面宿舍，中间围着一块很大的绿草坪，大约有二百多学生，其中有本科生、研究生，也有个别年轻教员。研究生就在宿舍的小教室里给本科生开辅导课，并从各方面指导他们，成为他们的榜样。宿舍总负责人极力营造一种家庭气氛。每周四下午四点都有家庭茶会，夫人自己烘烤的小饼干香气四溢。一只毛茸茸的大狗懒洋洋地躺在客厅里，宿舍里的任何人都可以去吃几片饼干，喝一杯咖啡，和不时来参加茶会的教授聊几句。星期三晚上有极其热闹的冰激凌宴。这时，餐厅里摇滚乐震耳欲聋，几十种冰激凌随便吃。据说，有一位校友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家里很穷，买不起自己很爱吃的冰激凌，后来发了财就设了一笔基金，用其利息请同宿舍的室友们大吃一顿冰激凌，爱吃多少吃多少，免费！星期五晚餐有“高桌”（High Table）餐，餐厅舞台摆起一溜大长桌，铺上雪白的桌布。在这个宿舍里住过的教授或年轻教师围桌而坐，这时，洛威尔之家的钟楼准时响起了悠扬的钟声。饭后，教师们就会很自然地到学生中去，和他们随便聊天。这些当然都只是一种形式，但我深深领悟到所谓哈佛传统就是在这些不断重复的仪式中代代承传。
　　我在哈佛大学的一年并没有很好地开展研究工作，白天忙于听课，晚上到英语夜校学习。我主要听比较文学系的课，这门学问深深吸引了我。曾经是这个系的主要奠基人的白璧德教授（Irving Babitt）曾大力提倡研究孔子，在他的影响下，一批中国的青年学者，如吴宓、梅光迪等开始在世界文化的背景下，重新研究中国文化。当时的系主任克劳德·纪延（Claudio Guillen）也认为只有当东西两大系统的诗歌互相认识，互相观照，一般文学中理论的大争端始可以全面处理。我真为这门对我来说是全新的学科着迷，我借阅了许多这方面的书，又把所有能积累的钱都买了比较文学书籍，并决定把我的后半生献给中国比较文学这一事业。
　　时日飞逝，一年很快就过去。我觉得自己还刚入门。特别是1982年夏天，应邀在纽约参加了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十届年会之后，我更想对这门学科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因此，尽管学校多次催我回国，我还是决定在美国继续我的学业。恰好加州伯克利大学给了我一个访问研究员的位置，我于是不顾一切，直奔美国西部。
　　我在哈佛大学已被那里的温文尔雅所濡染，新英格兰地区的一切，都是那样富于传统和绅士风度。到了西部似乎又经历了一次灵魂的大解放。记得参加纪延教授的讨论课时，每到45分钟，秘书一定准时端上一杯咖啡，并照例要说：教授，请喝咖啡。于是课间休息。在伯克利大学听第一课，忽听得背后呼哧作声，回头一看，坐着一只大狗！这里学生带狗上课好像习以为常。教授上课，有时跨坐在桌子边，学生爱发问就发问，师生之间无拘无束，常开玩笑，更没有什么女秘书送咖啡。学校里热闹得很，全不像哈佛大学那样安静。广场上，有讲演的，有玩杂耍的，有跳霹雳舞的，有穿黄袈裟剃光头高呼“克利希纳”蹦蹦跳跳的，还有一位女诗人每天总在一定的时候出现，穿一身黑，沿路吹肥皂泡。校门口到处都是卖食物的小摊，各国食品都有，简直是个国际市场。这里的人们似乎都不喜欢在食堂吃饭，大家都愿意把饭端在温暖的阳光下来吃。我和他们谈起哈佛大学的“高桌”，他们全都嗤之以鼻，仿佛我是一个傻瓜。其实，比较起来，我更喜欢伯克利，我觉得这里更适合我的本性，觉得自在多了。
　　我的学术顾问是著名的跨比较文学系和东亚系的西里尔·白之教授。他对老舍和徐志摩的研究，特别是对他们与外国文学的关系的研究都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他对元、明戏剧传奇的研究也提供了全新的学术视野。我很喜欢参加白之教授的中国现代文学讨论班。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讨论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同学们各抒己见，谈谈各自对书中人物的看法。一位美国学生说，她最喜欢的是三仙姑，最恨的是那个村干部。这使我很吃惊，过去公认的看法都认为三仙姑是一个四十多岁，守寡多年，还要涂脂抹粉，招惹男人的坏女人；村干部则是主持正义，训斥了三仙姑。但这位美国同学也有她的道理：她认为三仙姑是一个无辜受害者。她也是人，而且热爱生活，她有权利追求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但却受到社会的歧视和欺压；村干部则是多管闲事，连别人脸上的粉搽厚一点也要过问，正是中国传统的“父母官“的模式。我深感这种看法的不同正说明了文化和社会价值观念的不同。这种不同不仅无害，而且提供了理解和欣赏作品的多种角度。正是这种不同的解读才使作品的生命得以扩展和延续。这个讲座班给我提供了很多这类例子，使我在后来的教学中论及接受美学的原理时有了更丰富的内容。
　　在伯克利，我写了一本《中国小说中的知识分子》，这是我得到伯克利大学奖助学金所承担的义务。后来，这本书作为伯克利大学东亚研究丛书之一出版。但我却没有想到我在伯克利写的另一本书也得到了出版机会。这是关于我一生中应是最好年华的20年的回忆。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只是想留下一页真实，让后来的人们知道，曾经有过样一段历史时期，人们竟是这样生活、这样思考、这样感觉的！那时还是1982年，谁也不知道中国会朝着哪个方面发展，也不知道说了这些实实在在的真话会得到什么结果。我的合作者卡洛琳告诉我，美国银行开办了一种业务，你可以在那里租一个小信箱，把你的秘密安全地放在那里，所花的钱并不很多。卡洛琳还答应帮助我照管，也许等到我死后再把这本书印出来。于是我们每天早上坐下来写我的回忆。这本书能写出来，也真是一个奇迹。卡洛琳完全不懂中文，而我的英文也常常支离破碎，辞不达意。也许我们依靠的正是内心的理解和感应。卡洛琳从不厌倦地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从我的真诚而不免散漫的回答中努力捕捉我的思绪。当时并不考虑出版，说话也就随兴之所至，没有什么顾虑。没有想到中国发展这么快。两年过去了，似乎去银行租一处小信箱的计划已没有什么必要。1984年，就在我回国前夜，我和卡洛琳决定将这本书交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就定为《面向风暴》。
　　由于我确实毫不讳饰的表露了我的心，这本书得到许多人的同情。1985年一出版就引起了出版界的重视。美国的《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英国的《伦敦电讯报》、德国的《法兰克福邮报》、加拿大的《汉密尔顿邮报》等二十多家报章杂志都先后发表了书评，给予相当高的评价。第二年，德国著名的谢尔出版社出了德文版，书名改为《当百花应该齐放的时候》。同年，这本书获美国西部最高的“湾区最佳书籍奖”。我想这主要应该归功于卡洛琳优美而流畅的文笔。最令人高兴的是，事隔八年多，这本书竟还能引起日本著名汉学家、东京大学教授丸山升先生的兴趣。在他的亲自关怀下，丸山松子夫人和原在我任教的留学生班就读、现在横滨大学教书的白水纪子小姐合作将此书译成日文，并于1995年1月在日本岩波书店出版。我认为这本书的价值就在于真实。正如著名的国际友人、30年代在中国工作过十余年的约翰·谢维斯为本书所写的长序中所说：“这本书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它远不是一系列恐怖事件的记录，她的叙述真诚而敏感，在她看来，错误并不都在一面，而是由于许多个人无能为力的、错综复杂的历史的机缘所造成的。作为一个坚忍不拔，蕴藏着无限勇气和力量的女人，作为一个永不屈服的母亲，在不可思议的痛苦和考验面前，她保存了她的家庭、她的孩子和她自己的未来……她的骇人的经验给了我们一个人类不屈灵魂的例证，其意义远远超越于具体的时代和地区。也许她经历的事件很难和别的地方相比，然而哪一个国家又不曾有过充满着无法容忍的暴力的历史阶段呢？”我想，正是他所说的这些原因，这本书一直被很多大学选作讲授中国现代史的补充教材，至今我还常常收到国外学生寄来和我讨论一些有关问题的远方来信。
　　两年，就这样在伯克利温暖的阳光下，在风和日丽中飞逝。这时我的儿子和女儿都已在美国上学，我的丈夫也正在美国访问。国内则大反精神污染，一时阴云密布，山雨欲来。我和与我同时来到美国的一位好友作了一次深谈：期限已满，我们要不要回国？这可是决定着我们后半生的一切的极其严峻的问题。好友劝我留下，他说现在回去，肯定是自投罗网，准会挨批。万一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那后半辈子就全完了。我很犹豫。这时，我的丈夫已迫不及待地要回国。他是一个守旧的人。他不喜欢美国食品，不喜欢美国电视，美国吸引他的唯有奶油爆米花和图书馆，但他更怀念的是自己一间小屋里的四壁旧书，真是“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1984年秋天，我们怀着“宁可挨批”的“豪情壮志”回到北京，奇怪的是学校里风平浪静，连我违抗命令、“滞留国外”的事，也很少有人提及，只是多次催我算账，按百分比上缴我在国外的收入。
　　时代真的变了。我一时还不习惯已获得的新的自由，仿佛刚从夜梦中惊醒的宿鸟，还不习惯耀眼的阳光，但很快就要展翅高飞了。

　　本文选自《绝色霜枫》，乐黛云／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年8月。

往期文章 点击打开

守护民间记忆
Keep the Memories Alive

赐稿：[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