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纲：怨也向阳，念也向阳

┃Personal History

怨也向阳，念也向阳

© 阎纲／文

阎纲

　　阎纲不投降就把他消灭

　　1969年底，林彪下达紧急命令，作协这样的单位，必须在国庆节前离开首都，下放干校。9月28日，全体人员拖家带口，急匆匆撤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所在地，开赴湖北咸宁向阳湖文化部五七干校。
　　向阳湖啊，古时候是云梦泽的一小块水城。现在是被革命人围湖造田的向阳湖。在“向阳”的炼狱里，我被整整炼了六年！向阳湖无水，云梦泽有情。怨也向阳，念也向阳。
　　严冬。当大堤筑到两米半以上，需要飞车上坝垒土的时节，我班分到两辆推车，推车的人兼挑担子，换下来的人挑土，一口气挑上两三米高，两腿发软。打夯也玩命，诗人闻山说他从远处看见我站在高处往下打夯的姿势很像英雄就义。干这种活劳动强度大，饿得也最快。那天，连里改善生活，热腾腾的大馅包子，“阎纲‘亏面’，又推车、又打夯，吃了十个！”干校的大包子至少一两重。就在筑堤饭罢刚要喘气的时刻，一声哨响，集合点名，排长葛洛（老作家）喊完“向右看齐！——向前看”后，忽然大吼一声：“阎纲，站出来！”我被揪出来了。
　　这是精心策划的突然袭击，是揪斗刘白羽、冰心时发明的“遭遇战”。一番威逼，一通推搡，最后高呼口号：“阎纲不投降就把他消灭！”
　　深挖“五一六”十分恐怖，有些熟悉的面孔转眼之间消失了，深更半夜传来逼供信的叫骂和呻吟声令人心惊肉跳。我一边被监督劳动，一边被敦促投降，负责敦促我的是女作家丁宁，她后来写文章说：

　　一天，军宣队领导呼我，说，有一个“五一六”分子，反动透顶，为了攻破这个“顽固堡垒”，成立敦促小组，组长由我担任。我连说不行，那人厉声说，这是决定，不能更改。我问敦促什么人，什么罪行？他说，阎纲！你们不是学过《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吗？就按那精神办嘛！又说，敦促期限为五天。我细读《敦促杜聿明投降书》，觉得文章内容与敦促阎纲实在风马牛不相及，便与组内同志商讨，谁也拿不出办法，只有一个主张，赶快把阎纲弄来，先交代政策。阎纲站在那里，面容消瘦，一副无奈的表情，我满心怜悯，要他坐下，大家反复地念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又按组内同志的意见，只读《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前后两句，前一句：“你们现在已到了山穿水尽的地步”，后一句：“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大约阎纲的耳朵已经长了厚茧，听不进去“精神”。一天、两天过去了，第四天，期限将到，“堡垒”仍然纹丝不动，组里虽有“高手”也拿不出高招。就在那天傍晚，军宣队又把我叫去，声色俱厉，说我对“反革命”没有恨，敦促不力，“回田里去吧！”我如释重负，一溜烟跑回菜地，哪知我的菜地组长也被撤了。

　　一天上午，我被两个大汉押送到大仓库，吴泰昌也关在这里。我神色沮丧，呆呆地坐在另一个角落的木板床上，他向我走来，我说：“我没填过表，怎么会是‘五一六’呢？他们说我隐藏得更深，和你们一派是一丘之貉。又说，郭小川早就提醒过我，这场深挖是假戏真做。”吴泰昌说：“其实，连里一些老同志在我被揪出来以后，在我上厕所的路上或在厕所里单独相遇时，也提醒过我不要乱说，要相信党。光年、克家、天翼、白尘、冯牧、张僖、丁宁等同志如往常一样，见到我就点头微笑，小川要我沉住气，文井更是直截了当地说他在延安时也被说成是反革命。”
　　军宣队大会小会上不断地进行宣传动员，反复动员深挖“五一六”，“这是头等大事，‘五一六’分子就在你的身边！”被揪出的“五一六”越来越多。我班李基凯是全连“深挖”的重点人物，连长李季给班长孙一珍布置任务时说：“李基凯的问题很严重，是个‘五一六’的骨干，不只是五连的重点，也是全干校的重点，你们必须做到，白天斗得他吃不下饭，晚上斗得他睡不着觉！”
　　李基凯的两鬓早生华发。
　　1970年初夏，连部召开会议，介绍了“深挖”以来的累累战果，附带念了一下“五一六”嫌疑人的名单，居然有三四十名之多。郭小川作为专案组成员，第一个发言。他讲了三点：一、作协不可能有这么多的“五一六”，竟然占了全体干部的三分之一还多，这恐怕不实。自已平时和这些年轻人有接触，感到他们很可爱，不一定有意反党；二、搞运动不要靠逼供信，这样搞出来的水分太多，弄得自己被动，不好收场；三、不要搞神秘化，要重视材料，要把材料交绐群众，以免不明就里，只跟着造声势打态度，日子长了，会挫伤大伙的积极性。第二天，郭小川被清除出专案组。
　　作家协会大抓“五一六”的一个夜晚，听到郭小川和新任的连指导员严文井对话，郭小川气愤地说：“这些人被打得这么厉害，经常被搞‘喷气式’，什么是老干部？老干部能这样做吗？我们不能让他们破坏了党的声誉，我们得干预！”于是写了《声援书》递上去，从此被管制起来，在湖里劳动。到了干校后期，郭小川最关心的三件事之一就是：这么一大批干部将来怎么办啊！
　　一位老同志化名“萧阳”写了《湖畔·秋歌》一文，生前交我保存，稿中写道：

　　到了干校以后，斗天，斗地，同时也没有停止与人斗，不过斗争的矛头不再指向“走资派”而是指向“五一六”了。“五一六”是什么，谁也不清楚。军宣队在全体大会上宣称“五一六”是暗藏的反革命组织，妄图颠覆无产阶级政权，于是一个又一个被怀疑者被揪出来，一天比一天多起来。奇怪的是：那几个被称为“骨干分子”的无论怎样批斗，坚决否认自已是“五一六”，而那些“自愿加入”“五一六”的则赌咒发誓，痛哭流涕，表示悔悟。全体人员在挖沙筛沙、打坯盖房，沼泽地里围湖垦荒、叠埂犁地、插秧锄草之余，就是开大会揪斗“五一六”，每天的例行公事就是打态度、打立场。重大的嫌疑分子被关在牛棚里，深更半夜被打得死去活来，不时传来阵阵悲慘的叫声，令人不忍卒听。她又写道，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我在山坡上放羊，举首遥望，但见一雄鹰正展翅翱翔在蓝天白云间，突然，“砰”的一声枪响，那只雄鹰一头栽下来，掉到对面一座小山的树丛间。眼前的这一幕，使我不由得陷入往事的回忆：在静海干校时，郭小川看见对面右派劳改队的点点灯火时忧郁地说：“谁知道那儿有多少冤魂啊！”又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威宁干校所谓深挖‘五一六’运动，纯粹是无中生有。军宣队曾经让我参加‘五一六’专案组，我一看材料就是假的，哪有这么一个‘五一六’呀？有的人政治上幼稚，没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可是，有的人是延安的老干部，整风、抢救，审干、反右，几十年的工作经验，难道他看不出来吗？明知是假，却昧着良心跟着跑，伤害无辜，这是不能原谅的！”

　　这位老同志是上海地下党，同吴学谦、钱其琛、乔石等一起参加过学运，几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让她的心情极度郁结，离世之前，留下这份遗墨，嘱我以后公诸于众时千万不要使用真名。
　　作协的老同志都知道，她叫汤浩，愿她安息。

　　严文井：走资派惜“五一六”

　　我说我不是“五一六”，专案组说我负隅顽抗，“瓮中捉鳖，你跑不了啦！”军宣队警告说：“中央已经掌握你们的名单，敢不承认？不承认就是反军！”后来竟威胁说：“再不承认，苏修打过来首先枪毙你阎纲！”反军的罪名吓死人，淫威之下，只好招认：“军宣队进驻之前，我坚信不疑我不是‘五一六’，军宣队进驻以后，我坚信不疑我就是‘五一六’。”话音未落，就招来革命群众的一阵讪笑和最革命的群众的一顿毒打，说我继续反军。
　　后来的日子更不好过，“遭遇战”弄得我坐卧不宁。工间休息，正想在田头伸伸腰、吸口烟，倏地，“阎纲站出来！”众人围上，摩拳擦掌，七嘴八舌，突袭一番。刚端上饭碗，刚要脱鞋上床，倏地又围扰上来，要你老实交代。我总是那两句自相矛盾的回答，军宣队进驻以前如何如何，军宣队进驻以后怎样怎样，天天如此，像耍猴似的。我想到死！我此刻考虑的不是死不死，而是怎么去死。王国维自沉昆明湖，老舍跃身太平湖，冰心说：要是我得死的话，我就投湖而不坠岩……我环顾四周，向阳湖就在身边，可湖水早被淘干了，河沟还是有的，淹死在泥河沟，暴尸犹如弃尸，没有鱼儿把它吃掉，浑身上下模糊不清，多现眼！
　　我挺住了，尽量保持镇定，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每每批斗会前，学江姐梳头换衣的平静状，把衣服扣子结好，赶紧上趟厕所，然后从容地走向刑场。不管你火力多猛，我还是老办法，仍然是那两句话：“军宣队进驻之前，我坚信不疑我不是‘五一六’；军宣队进驻以后，我坚信不疑我就是‘五一六’。”
　　日子一长，看客们兴味大减，专案组也忙不过来，斗志渐渐疲软，我可以睡个安稳觉了。但好梦不长。“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白天干活，晚上“办班”。我是唯一一个放在群众中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清早上工，我排在队尾，“向右转！丁力、阎纲把树根（或米袋子）扛上。齐步走！”大后晌收工，我同样排在队尾，“向右转！丁力、阎纲把猪草挑上。齐步走！”路远，苔滑，挑重担，炼红心。吃完晚饭，提一暖瓶开水，回到宿舍，脱下雨衣，刚一落座，不及喘气，就被带到学习班，出了班，又把雨衣披上，湖北多雨，袜子老是湿漉漉的。
　　天天审到黑夜，夜夜饿得难受。审罢归来，还是不准打盹，看守们猫在仓库的一角越是开罐头喝酒，我的脸浮肿得越厉害。
　　一天深夜，我被押回大仓库，推开门，一片漆黑，行至拐弯处，一只胳膊挡住去路，一块桃酥递在我的手中。我的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老严啊，我尊敬的作家严文井，这是您的手臂！这么晚了……您？半夜三更的，黑沉沉，我摸到仓库顶头自己的床铺，沉重地坐下，全身僵硬，像死人一般，赶快睡觉。被窝里要钻出个蛇来怎么办？干脆，和衣而卧，天不亮照常跟队伍下湖，不敢迟到。
　　又一天深夜，严文井塞给我一个纸包，什么也没说。原来是块骨头。我狼吞虎咽，啃个干净。老严后来告诉我，“有条死狗，剥皮煮肉，让我烧火，烧火有功，分得一根小腿。我没舍得吃光，留给你啃啃。香得很吧？可不能说出去！”惺惺惜惺惺，走资派惜“五一六”。
　　不久就受洋罪了。军宣队私设公堂，审案组车轮战术，窗户用棉被蒙得严严实实，如山洞，如深涧，如地窖，如下水道，如地府。周围床上坐得满满的，中间一大盆木炭火。床上的人呈弧形，倚墙靠卧着披军大衣的男男女女，都学会了吸烟，一半对一半，就地打盹，轮换休息，轮番轰炸，咳嗽打哈欠，瞪眼发脾气。床下的几条大汉像是上了威虎山，专等一声令下以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对付乘坐喷气式飞机的我，唯独我，一个猎物，木然站立，接受审判，昏昏然，不知东方之既白，送饭来了，始知又一个白昼降临。我水米不进，罢吃罢喝，恍恍惚惚，出现幻觉，好像真的参加了什么反革命的组织，我想招认，但是极度困倦的眼皮沉沉地一合，站着睡着了，一个巴掌被打醒。几天几夜，拳脚相加，云山雾罩，我招认了，还是不行，因为我还没有供出我的编制，我的联络人，我的同伙，我的联络信号，我的活动内容。我抱怨，为什么不押上敌人的法庭，我可以像李玉和那样大骂鸠山，要么我是个货真价实的“五一六”，只要坦白了就能够供出秘密联络图？可是我上哪去找我所在“中队”的名称呢？我只好瞎蒙，一阵笑声中飞来又一记拳击。
　　连续二三十次召集全连开会，动员深挖“五一六”，会前，我仍旧先上厕所。当我踏进夜战的审判室“学习班”时，心里总要大叫声：“太黑暗了！”
　　我们作家协会5连，战果辉煌，荣获干校“深挖‘五一六’先进单位”，但毕竟是一大冤案，结案擦屁股的事，最后落到新任连指导员严文井的头上。严文井被迫收拾残局，他以各种方式安慰受伤的灵魂。他让我写信时务必替他向受我牵连也被打成“五一六”的刘茵深切致意。他自已回京探亲时，亲自到我的“同案犯”周明家里看望他的爱人刘琳。几经催问，给我的结论终于下来了，他亲自念给我听：“没有发现阎纲同志的‘五一六’问题。”这是怎么说？冤枉人好几年，天天当猴耍、当匪徒斗，“没有发现”四个字就打发了？严文井无可奈何，只好和稀泥，安慰说：“我们经得多了，历来都是这么个写法，算了、算了！”
　　“算了！算了！哈哈……”严文井苦笑着，连连重复着。
　　至今我还是闹不明白，抓“五一六”到底谁的主意？我们是不是把起因想得太简单了？殷忧启圣，总该有个说法吧？

　　“哪有什么表啊，你千万别捅出去！”

　　从“清理阶级队伍”到再度横扫，从全面内战到万家墨面，五七干校成了对文化人实行军事管制的改造农场，相互杀戮的刑场，腥风血雨。
　　劳动改造，艰苦备尝。挑粪桶，80到120斤，扛麻袋上囤，120斤；人拉犁，一身泥：陈白尘工资二百多元，当鸭倌，一个鸭蛋3块钱。“晴天一把刀，下雨一团糟，无人不摔跤”，侯金镜摔了二十多跤以后才到达田埂。“天不亮，下湖干，扁担头上挂手电”，不见太阳下地，顶着月亮收工。“小雨小干，大雨大干，晴天‘讲用’不干。”围湖造田，找不到一片阴凉一棵树，任凭雨打太阳晒，我形容说：“白天二尺布，夜晚一身光”，多事者续了一句：“个个黑奴‘短裤党’。”
　　一次，我问严文井和郭小川：“干校现在围湖造田，比起当年你们南泥湾垦荒来怎么样？”他们不约而同回答说：“当然苦多了！”闻之大惊。“五七路，长又长，五七战士永向阳”，只管洗脑，不管打粮。
　　两次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经受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重击之后，我渐渐学会反推法，让忠奸易位、善恶颠倒，以致“坏人”越看越像好人，作家协会的“修正主义”和“五一六匪帮”越看越不是那么回事。陈白尘创作的《太平天国·金田村》和《石达开的末路》抗战前已经上演，民族危难时张光年的《黄河大合唱》排山倒海，严文井在延安的窑洞里培养作家并被毛泽东所邀谈，“战斗诗人”郭小川经受过南泥湾的磨练，侯金镜忧患深重、刚正不阿，冰心、臧克家、张天翼更是现代文学史的骄傲，心想，这些人倒了，中国还有什么文学？
　　1974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正式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三人平反，“五一六”案终成笑柄，而我，苦苦地等待着哪一天平反昭雪。
　　干校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事，成为伟大领袖治下一场伟大的荒谬，也给历史留下一个大大的疑团：到底什么是历史的真相？及至我三十多年后从同在作家协会5连、同被打成“五一六”的难友汪莹的日记中得知铁的事实后，才终于找到答案——忒真切，忒悲惨，忒荒唐，忒有趣，忒深刻！

　　“学习班”分明是戒备森严的审讯室。

　　“汪莹，你听着，我劝你还是竹筒倒豆子的好，不要执迷不悟或存什么侥幸心理，我们这里有你填的表。”参加地点：山东，我爱人任教的学校。联系人：阎纲的爱人刘茵。
　　“这不可能！我爱人可以作证！”我火冒三丈。
　　“汪莹，你听着：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我……我站不住了。”我要求坐下。像以往每次受审时一样，我手里仍然紧紧地握着毛主席的红宝书，仿佛一个即将溺死的人紧紧地揪着一根稻蕈。“我想坐下，我站不住了……”我呻吟着。
　　没想到我来例假了，血！顺着双腿像小蛇般地往下窜。
　　1973年，“五一六”的案子越来越明朗化，军宣队陆续地撤离，临行前，张政委找我谈过一次话。
　　“我们很快就要走了，你对我有很多意见吧？”
　　“您是有功之臣，上北京请功领赏、高升一级吗？你们不是要和‘五一六’分子幸陪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现在怎么要走了？赵政委为什么不辞而别？他在干校干的风流韵事谁不知道？”
　　“老实说，对你比对他们还是客气得多……”
　　可不是？他们对有些“五一六”分子简直就是残酷斗争、人身摧残，连老乡们都关切地问：“你们那个‘大老黑’犯了什么法，打成那样？”听说这个人高马大的汉子被整得胃出血，连大便都成黑的了。
　　“算客气的，不客气又怎么着？查三代？满门抄斩？像对待阎纲他们那样？你们不是掌握那份‘表’吗？”
　　“唉，”这时他才叹了口气，说道：“根本没什么‘五一六’，哪有什么表啊！”他重复地说了两遍。
　　“太离奇了，草菅人命！谁给你们这么大的权力？”我怒不可遏。
　　“唉，开始哪知道？后来知道了，已经收不住了。”他小声地说。“这是上头正式下来的……”
　　“‘上头’是北京还是武汉？”
　　“当然是北京啰！不光是你们作家协会连收不住……这件事你千万别捅出去！”
　　我的热血上涌，恨不得往他脸上啐上几口，然后狠狠地扇他几个耳光。

　　郭小川：偷天火点燃自己

　　郭小川从“人民日报”揪回作家协会接受批斗，和我同在一个牛棚，大家面壁而坐，或者学毛选认罪、候审、写材料，或者准备随时拉出去登场、亮相、表演。他私下告诉我说，当我挨斗之后被两条彪形大汉押解回棚时，满头乱发，满脸血印子，像是押赴刑场。他同情难友们。
　　郭小川的罪名多多：《万里长江横渡》一诗有歌颂林彪之嫌；《笨鸟先飞》一文引起国外敌对势力的注意；参与有问题的话剧《要有这样一座桥》剧本的创作；在叶群的笔记本中发现“文艺问郭”的字样，等等。儿子郭小林说：“但是，有一条最重要的理由却没有宣布，那就是我父亲经过文革中的第一次审查后，在干校没有闭紧嘴巴夹住尾巴老老实实劳动改造，反而到处活动（被借调），到处发表诗文，这就惹怒了‘老娘’，大骂‘郭小川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文革批斗中，郭小川非常痛苦地说服自己去承受种种对人格和尊严的粗暴侮辱，去宽容和谅解那些殴打过他的人。后来在林县时，他曾对儿子小林说，有一个造反派，曾数次当众打过他耳光，打就是十几个，然而，就是这个人，在小川被“解放”后，又几次来找他借钱，从不言还。小林问他为什么不去讨要，他很平淡地说：“算了！算了！”和严文井劝我容忍“五一六”莫须有的结论同一个腔调：“算了！算了！”
　　郭小川下干校干活，不愿落在人后，插秧飞快，全连第一。抓“五一六”残酷的马拉松的战役，闹得人人自危、个个紧张，小川劝我吃安定。我是从他那里知道安眠药中只有安定片药房可以卖给你，因为它的毒性小，但是，安定对小川不起作用，所以他午休也大把大把地吃。他对我说：“我才不自杀呢！可是他们不信。”后来，牙周炎闹得他不得安生，但这一切都不妨碍他一天到晚乐呵呵地满不在乎。看见女同志挑重担，他就愤愤然：“我找连部提意见！”他自己“解放”无望，却替别人张罗着联系工作，岂知要打发出去一个五七干校的人多么不易！哪个部门敢要？他也不想想，现如今他的一纸推荐信到底有多大的分量？
　　清查“五一六”，我们被审被斗，狼狈不堪，小川悄悄透露给我说：“假戏真做，不能当真！”我知道，郭小川与杜惠新婚刚满一月，杜惠就被关进延安监狱达两年零五个月之久，在抢救运动的威逼下，他竟然坦白自己可能参加反动组织“北平文艺青年联合会”，还经历了对于（与他同在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的）王实味的批判斗争，五七干校如此野蛮地深挖“五一六”，他心里当然像明镜一样，不但心里明白，而且嘴里敢说，对同样了解政治斗争内情却违心紧跟的老干部公开表示不满。
　　郭小川回京看病，几番约我们一伙难弟们到他家说事。郭家已于1969年底迁往永安路友谊医院对面的《人民日报》的老宿舍，两间房中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没有椅子，只有马扎。郭小川谈笑风生，轮次向我们透露“‘四人帮’快完了”一类自以为有来头的绝密消息，表现出从未有过的激动。他最关心的三件事之一就是：干校完了，这么一大批干部将来怎么办？郭小川被借调到西北军区，又被借调到国家体委，干校的好几个同志被他安排到国家体委工作。
　　江青在郭小川的领导下工作过，郭小川说过江青的坏话，甘肃军区借郭小川去帮忙，江青知道了，在讲话中说：“郭小川在西北哇啦哇啦讲话，干什么呢？”郭小川遭殃了，不管他牙周炎多么痛苦，还是被押解到文化部另一个五七干校——天津团泊洼。
　　五七干校被撤销后，1975年，我们几个分配不出去的由湖北咸宁迁徙到这里来。我又跟郭小川在一起了，我们是一群丢弃在“五七大路上”的难民。天津静海的团泊洼干校，右边是劳改农场，左边是右派农场。郭小川先期来到这里，接受江青指定设立的专案组隔离审查，两年多不准回家，长年住在养鸽子的平房里。
　　郭小川的身体大不如前，满口假牙很不合用，口腔内膜多处磨破造成溃疡，人们时常见他捂着脸说牙疼，离了安眠药没法活。他的居室，怎么说呢？碗筷经常不刷，衣服经常不洗，发黑的蚊帐上布满被香烟灼烧的窟窿；做饭炉子、空酒瓶子、锅碗瓢盆、垃圾煤堆，床铺像个货摊，客至无立锥之地。到了后期准许杜惠隔一段时间前来探望，杜惠一到，干校的女同志开玩笑说：“杜惠，你又来起圈啦！”可不，东一堆烟头，西一堆炉灰，不似猪圈，胜似猪圈。
　　小川还是小川，一个落魄的老革命和真正修炼到家的老诗人。山高皇帝远，我们聊了许多，主要是政局和艺术、治学和做人。他对江青提出的“三突出”倒是十分赞赏，原因是他热爱毛泽东思想，崇拜毛泽东诗词，一贯讴歌英雄的毛泽东时代，苦苦寻求有效歌颂新英雄人物的新的创作方法。他对于咸宁干校整我们“五一六”表示愤慨，一再谴责说：“假的、假的！莫须有、逼供信！又一次延安审干！”他开始怀疑无产阶级文革，然而不敢怀疑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他敢于臭骂江青，却对伟大领袖崇拜依然；他既糊涂又清醒，极洒脱又极凄楚；既跃跃欲试要参加战斗，却又不清楚与之战斗的究竟是谁：既迫不及待欲向困难进军，却不明白他的一股勇气到底该冲向哪里，从而陷入一种异常复杂矛盾的痛苦之中。正是这个时候，《团泊洼的秋天》和《秋歌》诞生了。我们敬重这位战斗诗人，我们给予他的绝唱般正义的怒吼以高度的评价，我们曾经这样认真地做了，但是现在朗诵他的这些诗句：“同志给我以温暖，亲人给我以爱情／不是让我享受清福，而是要我坚持继续革命。”“眼见‘修正’谬种鬼蜮横行，而不奋力抗争／这样的人，即使有五千个，也尽饭桶。”“磨快刀刃吧，要向修正主义的营垒勇敢冲锋／跟上工农兵的队伍吧，用金笔剥开暗藏敌人的花色皮层。”“我是笨的，但现在似乎已百倍聪明／因为领我教我的，是英明伟大的领袖毛泽东。”
　　1975年8月的一天，干校连部传达毛主席关于《创业》的批示，整个连队弥漫着狂喜，小川尤其兴奋，以为党快要抓到文艺战线，真的要调整文艺政策了。1975年9月，郭小川就当前文艺方面的问题给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胡乔木写了三四千字的意见书。经过翻箱倒柜，雷奔居然找出了已经发黄的当年的笔录，虽不是原件，但其来源确凿可靠，也许是唯一可供参考的“海内孤本”了，内容共有5点：

　　①目前执行党的文艺政策方面有偏差，在某些文艺理论方面（如写真人真事）很混乱，有待澄清。
　　②专业文艺工作者和工农兵业余文艺工作者应该并重，应当调动老作家搞创作的积极性。诗词不一定只登工农兵，外国的古典的都可以登。
　　③各种文艺刊物应当迅速恢复。这些刊物由政府机构来办是不合适的，应由研究机构、群众团体来办。当前如没有适当的机构，就应由（社会科学）学部来办。建议恢复《新观察》。不一定用原来的刊名，但应办一个雅俗共赏、图文并茂的刊物。
　　④建议成立一个综合性的文艺团体——新文联，以便组织创作，开展评论。要繁荣创作，要有好作品教育青年，不能让《基度山恩仇记》一类不入流的作品风行一时。
　　⑤批判与继承问题：过去，只讲继承不讲批判，是不对的。现在只讲批判不讲继承，也是不对的。

　　他把意见书誊清一份寄给回北京休假的刘小珊，明白地告诉小珊：“我准备写诗了！”小珊在回信中写道：“我最喜欢北京的秋天，它不仅有着洁净的高高的蓝天，而且给人们带来丰收的喜悦，唯其接近严冬，因此更富有生命力，但不知团泊洼的秋天怎样？”小川理解了信中的隐喻，回信说，这封信给他送去了一首诗的主题。9月底，一封信把《团泊洼的秋天》送到小珊手中，诗尾注明：“初稿的初稿，还需要做多次的修改，属于《参考消息》一类，万勿外传。”

　　团泊洼，团泊洼，你真是这样静静的吗？
　　全世界都在喧腾，哪里没有雷霆怒吼，风云变化！

　　是的，团泊洼的呼喊之声，也和别处一样洪大，
　　听听人们的胸口吧，其中也和闹市一样嘈杂。
　　……
　　在一排排红房之间，常常听见同志式温存的夜话，
　　……至于战士的深情，你小小的团泊洼怎能包容得下；
　　不能用声音，只能用没有声音的“声音”加以表达。

　　不久，丙辰清明，北京爆发了可歌可泣的“天安门事件”，昔日在偶像面前下跪的人站起来了！粉碎“四人帮”，重见天日，人们自然想起躲在河南的郭小川，好消息传来，他将出任中宣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继而，我们被噩耗惊呆了，郭小川在安阳招待所因吸烟引燃泡沫塑料床垫窒息中毒身亡的消息被证实。郭小川从林县返京途中在安阳转车，住进地委招待所高干楼，身份是“中央组织部首长”，火灾窒息而亡，全身烧伤面积70%。
　　小川啊，小川！追思郭小川，我不禁喟然长叹、把你歌唱：
　　真正的人不压迫人也不受别人压迫。
　　真正的人同受压迫的人同命运。
　　真正的人长着两颗心：一颗流血，一颗燃烧。
　　真正的人生活在恐怖诡秘的环境却跟不幸的小人物打成一片。
　　真正的人生活在说假话的时候不但不沉默不说假话而且敢说真话。
　　真正的人生活在“文死谏、武死战”的时代不但勇敢地写出而且危险地递上。
　　真正的人在绝望的时候以衰弱之躯传递着生的信息。
　　郭小川笑口常开，笑自己从前的可笑，笑有人现在的可笑。
　　小川的笑不但意味着清醒而且意味着坚韧，是乐观的抚慰。
　　郭小川的内心其实很痛苦。
　　他用自己手中的火点燃自已，终被烧死。

　　侯金镜被当成一捆柴送往火葬场

　　侯金镜，铁骨铮铮，憎恶浮夸，向以坚守正派、忧愤而著称，是中国共产党里最讲纪律、又非常实事求是的一名实干家。在1962年的大连会议上，犯了“天条”，被打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铁蹄之下。侯金镜不胜感叹：“从年轻时起，邵荃麟就献身革命，一生执著地忠于党的事业，仅仅说了几句关于写作方面的话，就受尽折磨和迫害。”“像邵荃麟这样一个宽厚善良的人，他得罪了谁？”后来又说：“我把家庭、孩子什么都不顾，忘我地工作、工作，可是你怎么去做都是错，我到底应该怎么做？《文艺报》我干不了了，喂喂鸡总该可以吧？到农场喂鸡，自食其力！”
　　三年困难时期快要过去，阶级斗争又来了，他喟然长叹：“吃饱了，又瞎折腾了！”文革开始，侯金镜和冯牧在文联大楼地下室打扫卫生，墙上挂着林彪的像，他指着林彪的像大骂“政治小丑！”后来被红卫兵告发，五雷轰顶，差点没被红卫兵打死，当晚回家，喝了敌敌畏，幸被抢救过来了。
　　1969年9月，中国作协下放干校，侯金镜一家被连窝端。侯金镜最爱是书，家有书橱十多架，被认做“封资修”，多次搜查。要下干校，这些书只好送的送、卖的卖，唯有鲁迅著作以及研究鲁迅的书籍一本没动、一页不丢，同他认为最经典的马列著作一起，全部打包装箱，运往干校。
　　在干校，侯金镜属罪大恶极的重犯，风里爬、雨里滚，白天当苦力，夜晚啃马列，自找苦吃，苦不堪言。他买了一只马灯和一个小马扎，出工之前收工之后，坐在马扎上，深度的眼镜对着马灯，一根接根地抽着烟。冬夜，屋外北风怒吼，床头的豆光闪动，大家疲劳不堪，已经休息，他照例把小马灯拨亮，坐在小马扎上，俯身床边细读《列宁全集》，直到深夜。
　　1971年夏天，侯金镜调到蔬菜班，当年天旱，一天不浇，菜就蔫了。湖区的气温高达四十几度，侯金镜的血压居高不下，连续20天挑水，又黑又瘦的身子快被烤成焦炭。他挑着两个大桶，一晃一晃地，临到大坝，放下担子，大口大口直喘气，我们同情他，说：“你怎么能干这活儿！粪在桶里晃动最难挑了。”他说：“锻炼锻炼嘛！平路担着还凑合，只是过大坝比较困难，有时得一桶一桶提过去。”傍晚收工了，他坐在宿舍门口的小凳上，地上放一碗粥，放了很久，连喝粥的力气也没了。
　　出事的这天，烧烤一般，其热难当，他去大田干了一天活，晚上又派往菜地挑水挖地，收工后，累到了极点，不及洗漱，便放倒干柴般已经佝偻的身躯，全身僵直。大约夜里11点多，他的头从枕上滑落下来，发出急促的鼾声……侯金镜的夫人胡海珠和岳母胡姥姥，坐在对面的床上，低头不语。连长李季叫醒食堂的老宋，老宋捅开火，煮好挂面，端给胡海珠，端给胡姥姥，端给医生，面凉了，谁也没动筷子。军宣队一直不露面，大家静静地围守在小屋的周围。
　　“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侯金镜走了，在干校阴气浓重的黑夜。
　　第二天天不亮出工，全连大小人等才知道夜里发生了什么。侯金镜去武汉火葬场了。
　　夏日天高，毒热的太阳像要把大地烧焦，侯金镜的小屋静悄悄阴森森，蚁帐撩起来了，洗过的背心和短裤整整齐齐地置放在枕边，草帽挂在墙上。
　　1971年8月8日，卒年50岁。
　　侯金镜要是多活35天，就能看见他指认的“政治小丑”如何被历史所粉碎。奇怪的是，侯金镜去世两个多月后的1971年10月14日，全连大会上这样宣布侯金镜的结论：在文革中犯了“严重政治错误”。
　　侯金镜的遗孀胡海珠说，永远不能忘怀1971年8月7日夜晚到8月8日凌晨所发生的一切，“一张苇席卷起他的躯体，再用三根草绳分段捆成三道箍，像扔一根木头一样，往卡车上一扔，汽车就开走了。那是我的亲人啊！”
　　37年过去了，2008年元旦，胡海珠在病中打来电话，要我给金镜编一本书留个纪念。胡海珠寄来的文章写道：“金镜咒骂林彪为‘小丑’那件事，原发生在文革初期，是对着冯牧同志说的，冯牧不小心竟说出去了。被揭发出来时已经过了一年多，这时已到了1968年春天，为此，他在单位挨了斗挨了打，回来却对我说：‘冯牧不是故意说出来的。’‘绝不是故意说出来的。’因为在他看来，这件事说出去与不说出去，反正反映的都是自己的真实思想，怨不得别人。而且，他那样嫉恶如仇的性格，迟早有一天也会爆发。”“他和冯牧原是很好的朋友，后来并没有因为这件事两人之间有什么隔阂，他也没有因为这件事在我面前说过一句怨言。相反，他总是对我说：‘人家不是故意说的。’两人关系一如既往。他这种博大胸怀，对朋友之间的友情看得如此深重，也深深地触动了我，我感到我的心灵也进一步净化了，升华了。”
　　血泪至情，人道精神，同志情分，震撼着我的心灵。

　　臧克家赞美干校劳动

　　臧克家刚下干校时，和冯牧同住在农家，连队的伙食差，冯牧偷偷到当地的小铺里买些罐头来，等到天黑二人分享。东窗事发，冯牧成了“反面教员”，小会批、大会斗。后来，老弱病残者得到一些照顾，分配臧克家与冰心、张光年等看菜地、值夜班。他说：“那是一段最值得回忆的日子。这不光是因为看菜地时，一人独坐，面对壮阔的大自然，可以浅唱微吟，一解胸中块垒；值夜班时，万籁俱寂，自由自在，主要的是可以和与我交接班的光年同志对坐聊天，这在当时真是大快事。”
　　再后来，成立“学习室”，连部让他代为管理，他直乐，高兴得像小孩一样，常见他把笑挂在脸上。我是他这个领地的常客，也愿意拉他到屋外的坡沿上交谈，他也总是兴致勃勃地播放他那速率极高的山东腔。粉碎“四人帮”后，他在文章里写道：“阎纲常常是头一个进学习室来，末一个离学习室去。”
　　臧克家虽然有“叛徒”的嫌疑，但在我们的心目中，他是个大诗人，何况他给毛主席改过诗。臧克家敢给毛主席的诗词提意见，而且最早，也最多，甚至帮毛主席改诗！他建议将《沁园春·雪》的“腊”改为“蜡”，将《词六首》中的“于某某年”的“年”字勾去，将《七律·登庐山》的“热肤挥汗”改为“热风吹雨”等等，凡23条，13条被采纳。毛视臧为诗友，回信给他说：“你细心给我修改的几处，改得好，我完全同意。还有什么可改之处没有，请费心斟酌，赐教为盼。”臧克家受宠若惊。毛主席诗词的修改，《毛主席诗词》的出版，臧克家有功，诗人的身价大为提升，随毛诗的发表名扬天下，所以，他对毛怀有特殊爱戴之情，不但服膺他指引的道路和方向，而且不辱“诗言志”、歌功颂德的崇高使命，故而，变成阶下囚以后，仍念念不忘赞美“五七道路”多么宽广，思想改造如何有效，且诗意盎然，足见其情分之深。
　　他很高兴同年轻人接近，我们的墙报要出诗专号，他出奇的积极，视我们如诗友，热情鼓励并帮助修改。我曾向他请教过多次，特别是韵律方面。他一方面要我讲求声韵的优美和起伏，一面要我自由挥酒不受平仄的束缚，旧瓶装新酒，像绝句又不像绝句，像律诗又不是律诗，只要二四六押平声韵，也可以超过六句，写得长些，中途换韵，总而言之，还是早先的观点：“我是一个两面派，旧诗新诗我都爱。”取旧诗之精炼，取新诗之自由。我在干校写的诗，都送给他看。
　　臧克家对干校有情，不论是落难的大小人等，还是向阳湖这块地方。他之所以在向阳湖畔感受到快乐，盖缘于他一生化不开的“乡村情结”。长期的城市生活改变不了他的农民意识和乡村习俗，如影随形的乡野情结和田园记忆时刻萦绕在他的心头，即便在北京也常常是粗茶淡饭，衣着不比村干部强出多少。臧克家身居城市、向往乡村，向阳湖恰恰从另一个层面给他打开一方天地，让他回归到梦寐以求的大自然，他不失眠了，饭量增加了。
　　大自然的美和劳动中的情，触动诗人的神经，终于在1972年10月因严重的心脏病获准提前返京后，“人，回到了北京，而心，还在成宁”，“身离心不离，生死不相忘”，一时诗兴大发，一发而不可收止，陆续写下《向阳湖》、《离别干校》、《老黄牛》等诗篇，难友传阅，颇感精美，也觉新鲜。受到欢迎后，他继续苦吟，四个多月共写出57首赞美干校劳动生活的小诗，有意以57首暗合五七干校，总名《忆向阳》，一色的格律诗，大多严整的五七绝，是回忆，也是寄托。
　　赤子之心难免有些天真，然而，直朴而且真诚，都是从心底里流出来的。

　　归来天地尽混茫，带雪冲风入草房
　　近火潮衣蒸白雾，沾身热汗化冰凉。
　　声声火爆交心响，阵阵喧呼快意扬。
　　一日辛苦成大乐，战友围炉话棉粮。
　　　　　　——《大风雪·收工暮归》

　　块块荒田水和泥，深翻细作走东西。
　　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
　　　　　　——《老黄牛》

　　《忆向阳》问世后，曹禺赞许有加，说“我们不光是摇旗呐喊，而是干出实际来，不来自生活，就产生不了《忆向阳》这样的好诗”。也有作家，特别是臧克家的挚友姚雪垠却提出异议，或认为反映毛主席改造知识分子的主题尚欠深刻，或认为眼睁睁地美化干校生活，甚至说：“干校生活那么美，你为什么离开干校往城里跑？”或认为作者“歌功颂德”美化错误路线，回避“四人帮”对作家的迫害。朋友间大伤感情，为臧克家始料所不及，纠纷竟然闹到周扬那里。
　　一位写过《有的人——纪念鲁迅有感》的作者，一位被诬为“革命叛徒”的老诗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烈火中锻了又炼，贫病交加，形销骨立，竟然从中体味出诗意，给作家们不堪的干校生活留下堪可回忆的素描……这也是诗！像鲁迅说的，也是生活！
　　然而，原罪难恕，动辄得昝，唯恐脱胎换骨不够虔诚，决定了臧克家和他的反对者姚雪垠等老一辈作家（也包括我等那时的小字辈在内），依然在绝对正确的封锁线前不敢僭越，时耶！胆耶！命耶？
　　1985年10月，臧克家80岁生日，张光年将其戏作《采芝行》中的两句写成一个条幅送他：“与君共守向阳山，谨防狐鼠伸黑爪。最是夜阑人静后，踏雪巡山直到晓。”说的就悬当年干校时他们共同值夜班的情景。我看见这条幅在臧克家的客厅中挂了很久。1989年臧克家85岁生日，他当场答谢小诗一首：

　　同志众朋友 鞭我向前走
　　愿作老黄牛 拉车到尽头

　　他给我的一封信中坦言，他最喜欢老黄牛，他最喜欢的诗作也是《老黄牛》。

　　我作诗，诗可以怨

　　六年脱胎换骨的干校生涯，杀伐打斗，活得很痛苦，一腔悲愤无处诉，便从心里流出来，不能叫作诗，却是自己做奴心境的点点滴滴。
　　我在干校写了将近二十首诗，有感戴五七道路宽又长的，有感叹劳动的艰苦与绝望的，有观后读后抒情的，有思念妻子儿女的，也有忧国忧民悼念周总理的，但不少是“颂圣”颂错了的，为鸣鞭者歌，且无诗味。
　　干校每年一次探亲，“五一六”也不例外，但我不行，让小儿阎力一个人回京探亲也不行。后来申请，仍不准，原因是孩子妈也成了“五一六”。刘茵受我的牵连，完全失去自由，家里还有个上小学二年级的女儿阎荷。孩子拉练磨透了鞋底，可是妈妈在哪里？

　　黄河草·兰州大学（1970年未完成稿）
　　那年节庆喜夜长，新春辉煌昆仑堂；阵阵锣鼓声声唱，潇洒粉墨漫登场。
　　掌声四起笑语喧，异口同赞小姑贤，更堪叹啊谁导演？目光重重寻板弦
　　红颊垂发青身柳，眯笑含羞踏云走；心纯似水底可见，情切似火总消愁。
　　曾记否，强开口，院墙下，紧拉手，转身走，猛回首，繁星点点月如钩。
　　通宵夜，心难收，趁好梦，巡天游，天安门前立大志，北海镜面荡轻舟。
　　静观园深百花艳，暗自掩面带笑看，故意避开含羞草，此刻专寻红牡丹。
　　烈士亭，春来早，个中事，知多少，先问当年秋夜月，再问黄河桥边草。

　　后来批准回京，因为刘茵已经“自由”。受我连累，妻儿遭殃，我想死，但不能，女儿阎荷八岁，无人照管，儿子阎力早已是“反革命狗崽子”，随我下到干校。刘茵一再来信劝我，全是同样的意思：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哪怕实在活不下去，也不可轻生……只要人在，必大白于天下。
　　事情过去40年了，不堪回首。不要说孙子辈儿，就是儿子、女儿他们，早已将个人迷信当成发神经，将写真实当做编故事，将苦难化为一笑，笑当时朝野上下，笑你们活该倒霉！20世纪初，《文艺争鸣》朱竞曾让我回答她的提问：“20世纪，您最耻辱的体验是什么？”我说：“是高喊‘专政万岁’，却被‘万岁’不容分说地专了政。专案组恐吓我：‘不承认，苏修来了首先枪毙你阎纲！’幸亏没被枪毙，枪毙时再喊‘万岁’，岂不无耻万岁了！”
　　下放五七干校长达六年的时间内，深感孙中山先生早就痛加谴责的“集会有禁，文字成狱，偶语弃市”的那套统治术难以为继，国家前途渺茫，个人生存无望，瞻望未来，不寒而栗。

　　难产的《中国作家协会在干校》

　　1966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国作家协会被砸烂，工宣队、军宣队进驻，然后连锅端，斗、批、走，下放咸宁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冰心、臧克家、张天翼、张光年、严文井、李季、郭小川、侯金镜、冯牧、葛洛等知名作家在内约一百一十八人，连同家属约百五十人都一并下放了。
　　1974年12月咸宁干校撤销，中国作协剩下的没有结束专案审查和没有安排工作的人员，并入文化部天津静海（团泊洼）五七干校继续改造，著名的《团泊洼的秋天》正写于1975年，次年秋天，“四人帮”被粉碎，劫后同庆，少了小川一人。1999年10月16日，咸宁五七干校5连（中国作家协会）的部分人员，在北京香山第二次聚会。不觉白了青年头，唏嘘之余，感奋起来。我提议编辑一部干校回忆录，大家极表赞同，推举我、谢永旺、萧德生负责编辑出版事宜。积六年之辛苦，兼几番未料的挫折，《中国作家协会在干校》始成。
　　中国文坛历来就是政治斗争敏感的神经和制胜的突破口，因此作协长达六年之久的干校生活，遂构成文革时期的一个缩略的人生。45位作者各自痛切的感受，对当年生活的细节和心灵的深处都有新的开掘，是那个时期真确不刊的证言，是重修“中国作家协会发展史”和“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第一手资料。患难中有同情，劳碌中有帮护，私语中有义愤，沉默中有腹诽，悲苦中有欢愉，面对万物竞荣的大自然呼天抢地时，也有过依稀忘我的赏心悦目。
　　为编这部书，大家累坏了，我自已从约稿、催稿、改稿、多次校稿到各方联系出版社等，付出的精力难以言表。书成之后，没钱出版。又过几年，党内进行“先进性教育”，会上召明、李昌荣、林绍纲等老同志提出作协理所当然地出版《中国作家协会在干校》，这是老作家们的精神遗产啊，是中国作家协会的活档案啊！党组书记金炳华当场指示作家出版社把书稿接过去。可后来传来的消息却是“暂停发行”！成书六年了，好容易出版，又压了下来。可是，《中国作家协会在干校》在地下流传着，网上的反应一直是感伤的、正面的，网民们庆幸文革彻底被否定，人们对书后附录的《干校人员名单》中的死亡者特别敏感。
　　邓小平，党中央三十多年前就做出决定：“彻底否定文革。杨绛写《干校六记》，大陆不敢出，拿到香港出版，胡乔木发现了，批了16个字的赞语：“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大陆后来出版了，只许“在柜台底下卖”。总还可以买到手吧！据杨绛回忆，《干校六记》售书后，丁玲说《班主任》是小学级的反共，《人到中年》是中学级，《干校六记》是大学级。但是，历史不可欺，《干校六记》不胫而走，自由流传，风行一时，谁也拦它不住。
　　有公开消息称，中央党校出版社几乎与《中国作家协会在干校》同年同时，出版了党史类的有关五七干校的回忆录，态度极为鲜明书中还引用了《中国作家协会在干校》中的一段原话，赞赏我写干校时所把握的基调：“怨也向阳，念也向阳。”
　　早在1996年，可敬的任继愈老先生，当面对研究“向阳湖文化”的李城外说，那是个知识分子最不值钱的时代，文化人不受尊重，但他们最可爱、最可贵，返城后弥补失去的光阴，他们代表着中国文化的精英。两年后，任老又写信给李城外：“寄来《向阳情结》、《向阳湖文化人采风》两书收到，多谢！后来人如写文革史、‘儒林传’，这是一批极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此种野史的真实性或为正史所不及。如果不是你们的推动，这些内容的史料将自然无形地湮灭，岂不可惜？”

　　本文选自《文网·世情·人心：阎纲自述》，阎纲／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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