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世龙：我当了八个月的特务

┃Personal History

我当了八个月的特务

© 张世龙／文

　　1960年10月我戴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背着“严重警告”的处分下放劳动。开始两个月还可以，很快就进入“困难时期”。我体会这个“困难”只是对普通老百姓而言，对公社干部则是另一回子事。（后来在五七干校又被验证了）。我们交了全部（30余斤／月·人）粮票，吃的却是掺入大半杏树叶的碴儿粥（把玉米粒碾碎煮粥）。粮票被主管公共食堂的大队干部、直至公社干部们私分了。吃了半年杏树叶，患了胃痉挛，调回学校住了一个多月医院。到了年底，突然由新来主管人事的黄一然副校长召见，通知我调入二机部九院，是中央决定，教育部必须服从，言下之意无讨价还价的余地（但每周还回北大工作一天，不要搬出北大，所以我的燕园絮语也才能继续），我自然一贯的服从。从此一去就如薛平贵一别十八年，到1979年才又回北大。不过在1963年七千人大会之后，由北大党委把我的“右倾机会主义”帽子和处分都“一风吹”了，并声明把所有材料都撤出档案销毁。在二机部18年大多作的是技术行政管理，只是指导作了一台大面积的数字X－Y绘图仪（我离开九院后，二机部开的第一次科技大会给了个二等奖还是三等奖？）。给青年技术员讲过晶体管原理、晶体管（开关）线路和 ALGOL算法语言，我总是念念不忘作教师。并不是好为人师，而是相信教学相长，为了自学，讲授一次就必须搞透彻，尤其听课者提出问题和自己出测试题，更促进加深理解。不过……
　　不过，遮天动地的文化大革命扑面而来，更碾碎了我已十分可怜的科技工作。好在我从来乐天安命，懂得天下之大，多你不为多，少你不为少，所以也无所谓。不过在文革中当了八个月的“军统潜伏特务”却是值得记下的一事。原来我们机关的造反派并没有搞什么太多的越轨之事，没有打人，只是在开始时，给几个不太得人心的干部戴过高帽子，院里游游走（所以不是“游街”）而已。何况周总理有明确指示：九院不许“夺权”，所有领导干部在造反派“监督”下继续工作。于是我这个小领导，还继续做主任，直至一天造反派突然宣布让我停止工作，劳动和交待历史问题。于是我写下从家庭到个人经历详细的材料，一次不满意，再写一次，还是老样子，共写了三四次吧！反正都是一样，丝毫没有什么可隐瞒或更改的东西。就在此时军宣队、工宣队进驻领导运动。其实九院研发的主体部分并未受多少影响。只是我们这些外围部分和党政机关成了运动的重点（也说明这些部门实在是可有可无，至少是冗肿不堪）。就在军、工宣队进院三四天后，我从家来上班，院内大墙上贴满了大字报，大标题为“揪出军统潜伏大特务张世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那时“伟大胜利”特别多）的长篇“揭发”材料，我当然站在前面欣赏此奇文。不过真正的“揭发”不多，只是说我是1948年奉军统之命打入地下共产党，长期潜伏，竟潜伏到了国防最机密的单位（其实大家知道，我并未钻营来九院，相反真是很不情愿呢）。我看了不禁哑然失笑。1948是我担任燕大地下党支委的期间，怎能刚“打入”就做支委呢？当时嘴里还哼哼两句京戏。当然有人汇报了。一进办公室就被“勒令”在机关“隔离”审查，被押回家去取行李等，并把所有解放前照片都取走（虽然当时说事后要归还，但到底都丢失了）。有趣的一幕，两位同志“押”我回家，却分别偷偷对我老母和爱人说：张主任没问题，请放心。回到机关又是开全室大会，先“打态度”问我看揭发大字报还敢“笑”，还唱戏，如此嚣张（当然是不容分辩）！怒吼；低头、老实交待，又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结果被隔离在我的办公室，不过连电话都没拆，所以后来睡在走廊，看押的同志有时竟进来打电话，还有一位劝我给家中打电话。元旦，食堂打牙祭，好心的同志知道我没有牙祭票，还专门分给我些。过去我也隔离过别人，现在自己被隔离，也算是一报还一报，不过我敢说，我的隔离条件大约是最优越的。如果还在北大，怕享受不到这样待遇，至少免不掉几顿皮鞭子，我的朋友孙亦樑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林建祥、丁石孙等又戴右派帽子。董怀允自杀了，董铁宝自杀了，翦老和翦师母双双自杀了，我另一小友俄语系优秀青年教师，做过伊巴露丽翻译的龚维泰也自杀了。忘年交侯仁之遭毒打监禁。而我还能有空第一次精读《资本论》第一卷、通读二、三卷，以及莫斯科出版社的《马、恩选集》上下卷，实是万幸。
　　写了几次（实是照抄）个人历史材料，都不能令军宣队满意，于是由军宣队头头（大约是位海军的副军级）谈话，所谓“政策攻心”。他说态度不好，内部矛盾也可转化为敌我矛盾。当时我就反驳，你们强迫我自认是特务，这不是事实，我不同意，你们就说我态度不好，那你们态度就好吗？他很生气地说：我们有证据。我说：请拿出来！他说：到时候要拿出来的！我回答说：好，到那时再说吧！这一下子可真把他气坏了，急令押我回隔离室。下午就组织“打态度”的批斗大会，并宣布我是全院态度最恶劣者。不过这次所谓批斗会却暴露出他们色厉内荏的空虚和不得人心。当令把“大特务”张世龙押上来时，两个群众揪住我“坐喷气式”上台，但一下子就知道是“闹着玩”，因为压在脖子的两只手不过是轻轻按着，更确切地说只是贴着，而抓着两臂的手不但不向上掰，反而是托着，文革中多少人、多少小时“坐喷气式”，甚至有的当场晕倒留下病根。我却是幸运者，总计只坐了不到一小时的被托着的“喷气式”。至于打态度的批判更是形同儿戏。每位批判的发言都是两三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端正态度”等开场白，接着就是给你几条毛主席语录：“毛主席教导我们……”。每位都如此，真是让军宣队哭笑不得。
　　在隔离期间，我也反复思索何以文革运动一开始这么多的基层干部普遍被掀斗呢？我知道不少基层干部是好的，但的确有一些人不但多吃多占（例如群众吃杏叶，他们却有精米白面），并且欺压群众（我直接知道几个基层干部利用职权奸淫妇女，其中一位还与我较熟，后只穿着裤衩被群众追着打）。不过即使不作坏事的干部，由于高高在上，脱离群众，不了解群众的真实要求，自以为为群众做好事，却常被误解。文革开始时，群众给干部提意见，我就发现自己也作过这类蠢事。幸好我阻止了几起无理整群众的事，从而能获得大多数群众的信任。在文革中，九院机关小气候比较稳定，也就使我基本上避过此一劫。但我还是想，解放初期，广大群众多么真心诚意地拥护共产党的干部，只过了17年，人们就以“新官场现形记”形容了。不过现今的腐败怕更远胜过去吧！
　　开过那个滑稽的打态度批斗会之后，可能出于各种压力，军宣队开始组织外调，大约很快就有了结论。一天和刚刚外调归来的同志同在厕所中，他用唱歌的方式说，事情完了，没事了等等。不久由群众的革命领导小组向我宣布继续对我这“反动学术权威”进行审查，做出像样的“自我检查”。于是马上把原贴在隔离室满墙的大标语：大特务张世龙必须立即交待、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之类全撕去，换成彻底批倒、批臭反动学术权威张世龙之类。据说“反动学术权威”这顶帽子又是帽子铺老板康生的发明。这时已没有看押人员，只是让我白天坐在走廊上。好吧！坐就坐吧！能安下心来读书有什么不好？实在说，作为共产党员，认真读书，确实由此开始多少懂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真谛。
　　邻近五一了，我也被关近八个月了。军宣队退居二线，由工宣队出面领导。那天工宣队（大约是副队长吧）的杨师傅（北京重型金属厂）来看我，先自我介绍，是1948年11月在北平入党，我知道1948年8·19后，地下党曾暂停发展。到11月份又要求积极、慎重地发展一批老积极分子入党。我当时是支部组织委员，了解这个组织工作方针。杨师傅又讲起来地下党活动危险性，说我们（指我和他）都是“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我笑着说：我比你还多别了两年哩。他又说五一到了，这屋里（我的办公室又是我的隔离室）贴得乱七八糟，也得清理一下。我说不可，这是革命群众的勒令！他召唤几个身高的群众来室内，七撕八扯，刹时清理完毕，老杨又说，住在机关多不方便，五一可该回家了。我说是军宣队勒令我住的。老杨二话没说，让两同志给我打行李，替我背着坐车回家了。由此可见，我并未被“解放”（当时对干部审查完毕，宣布解除隔离，称之为“解放”），而是从隔离室被撵、被轰了出来，以后再也没有人要求我作什么“检查”了。可是不久军宣队又找到头上。开门见山，说是最近要开一个宽严大会，我们为査清你的问题作了极大的努力，终于搞清楚了，还你清白，你是否在宽严大会讲讲体会！这分明是让我给他们评功摆好。你们胡整一气，给真正国民党特务作枪使，却还让我“感谢”你！我自然不同意，但也只能“婉言谢绝”。我说，我的历史本来是清楚、清白。是你们认为有问题，现在你们搞清楚了，这很好。但与我无关，所以我没有什么要讲的！接着一件小花絮结束了这场并不太愉快的谈话。不知怎的，似乎军代表并未怒形于色，可是坐在桌旁却用肘把放在桌上的毛主席半身瓷像碰倒在地，那是水磨石地，自然摔得粉碎。我见军代表的脸立即变得刷白。当时，这也可上纲到“现行反革命”哩！那时普遍思想贫穷，听说有人用旧报纸作大便纸，恰好有毛主席像……，就定为反革命了。我当然不会揪他这小辫子。只是对他说，这里有旧报纸，你把碎片拾起来包上，扔到院内大垃圾箱内吧！他一言不发，蹲下来默默地收拾好，拿着就走了。要我讲“体会”的事也就自然告吹。可惜这是翦老送我的结婚礼物，制作得很精致，这样我就只余下一件玻璃水果盆留念了。
　　那么我当了八个月的“军统特务”总不会是空穴来风，总有个“由头”吧！后来参加“专案组”并去外调的同志详细地告知了我。原来是刑满释放犯原军统北平站学运组少校副组长钱宇年对我的诬告。一切证据都表明他是有意诬告搅混水。钱宇年是原天津的中学生，1941年考入燕京大学医预系，太平洋战争后，燕大被日寇查封，他去了大后方。在天津时他已参加由军统控制的“抗日锄奸团”（简称“抗团”），到大后方正式加入了军统。抗战胜利后，一方面在燕大复学，读完医预，1947年秋入协和医学院。另一方面仍从事军统特务活动，专与进步学生运动对抗。北平和平解放，他列入起义名单，所以开始并未被逮捕。可是数月后，有他的党羽落网，发现他在解放前曾布置潜伏，解放后并未交待，这时才逮捕并判长期徒刑，刑满后在劳改农场作医生、教师。文革开始他编造了几份诬告信（后来我知道他还诬告他的同班同学、我也熟识的地下党员饶毓菩同志，因此饶毓菩受到严重迫害）。其中一份是对我的诬陷。大致是说他知道我是抗团分子，也参加过军统，但不属他的系统，所以不能确知。同时在燕京上学，并无联系。后在1948年初军统有内部指示，要求在大学中的军统分子伪装进步，伺机打入共产党。解放后，党公开了，他见我是共产党员，想来是那时打入共产党者。这个诬陷很有心计，他并不说他完全确认我是军统特务，也不确知是什么时候“打入”共产党，只是提出“疑点”，供造反派们想象。不过我们机关造反派接到从北大革委会转来的材料，经研究以为不可全信。因为一是年龄不对，1941年我只12岁，很难说参加“抗团”，二是1945年我在天津已是党领导的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1947年1月已入党，与1948年的所谓军统指示不着边。三是为了怕搞错，我提供与我同时在燕京读书者，包括我共有四人姓名差不多（余三人是张人龙，张一龙，张玉龙），以及他们的基本情况。后两位比我还小，但张人龙却是和我同乡的天津人，1941年入学，1945年复学，虽然在校无甚活动，但我知他确实参加过抗团。这些本应深入调查的。可是军宣队一进驻，就认定可以钓大鱼、立大功。威胁我们研究室的造反派，如果不立即揪出大特务张世龙，那么不能开展运动的责任由你们负。这才成立专案组，有大字报、隔离等事。但是缺乏确实的证据，引起群众普遍怀疑。而我的态度又“极恶劣”。于是强烈要求外调。军代表不得不同意外调张人龙和钱宇年。经过比较复杂的查找，终于找到张人龙，原来他在天津一个小煤栈内作会计。他是燕大经济系（1948年）毕业生，英文不错，但由于出于抗日热情而参加过抗团，虽未被追究，各项政治运动也未遭受打击，可是一直只想默默做最基层的普通工作，不能尽其所学。也算是在国、共两党斗争中，被埋没的知识分子吧！张人龙承认参加过抗团，认识钱宇年。他并未去大后方，抗战胜利后到燕大复学，不愿参与政治活动。他自述的情况与我提供的基本一致。外调人员取了他年青和现在的照片，直奔劳改农场找钱宇年核实他的“检举”。此时他开始支吾，说记不清了，可能有误等等，当外调同志拿出我和张人龙的照片，让他指认，何人是他检举者，他指了张人龙。但外调同志马上指出张人龙并不是共产党员，党公开时，张世龙是燕大党总攴委员、而张人龙已毕业离校一年多了。于是他又说，是听燕大别的同学传言，可能传错或听错了。
　　是不是如他所说是个误会呢？当然不是。最直接的证据是钱宁年与我家兄弟姐妹全有往来，与我大姐张世一更是十分熟悉，因为大姐、前大姐夫与钱同时在天津参加抗团。与我二世荣也熟悉，也认识我的大哥世武和三弟世凯。在我与钱同时在燕京上学时（1947年春季），他还受大姐之托给我带过家里给的钱。而在1948年，他又通过大姐给我带话，不要参与进步学生运动（可见他不知我是地下党员，还是支部委员），此外我三弟在北平艺专学声乐时，他还受大姐之托邀世凯去军统机关吃过几次饭。何况我家兄弟姐妹全是“世”字排行，绝不可能搞错。所以很明显是他有意地诬陷。的确，文革在某些方面真成了国民党整共产党，可是你共产党自已把共和国主席打成“叛徒、内奸、工贼”，还有什么可说呢？合了一句语：人必自辱而后人辱之！

　　本文选自《燕园絮语》，张世龙／著，华龄出版社，2005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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