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庭钧：四死一生

┃Personal History

四死一生

© 许庭钧／文

　　我们干校在官厅水库时，我有一次事故叫“自掘坟基”。刚下去林彪“一号命令”说备战备荒，军宣队号召“深挖洞，广积粮”，就让我们挖防空洞。那里的土是修水库时挖起来堆成的，土质较为疏松，有一种“宣土”似的感觉。我虽没学过地质学，但我童年生活在农村，多少知道一点土层情况。我说这里挖防空洞不行，别到头来“自掘坟墓”。这是我在下面发的议论。军宣队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反正每天还让继续挖。我们连队挖的这个防空洞，从洞口进去，里面大约能蹲三四个人那么大。连里的几个青壮劳力轮流下洞，然后用柳条篮子把土一筐一筐运上来，上面有人接应。一天，我拿着铲子正埋头苦干，忽然感觉不对，我听见四处有一种土层松动的声音。一刹那间的反应，就是赶快跑！说时迟那时快，我从那个掩体刚刚探出头来，上面的土层就全塌了！我的下半身已经被埋在土里。真玄啊！如果我跑得慢一点，人就全被埋在里面了。丢在下面的小筐和铲子，几个人足足挖了一小时才挖出来。要是人被埋，不过两三分钟的时间，就窒息而亡了！这个“血的教训”证明在挖水库堆土的地带挖防空洞是不应该的。所以后来就不挖了。也没有批我。但是，我在下面说的话，军队一定有耳闻。军队里有一个刚参军两三个月的小战士，年纪很轻。但是，有些“五七战士”会上会下开口闭口就说：“请小×做指示”、“小×指示很好”、“对我们很有教育”之类的话。我认为这种说法和做法很肉麻可笑。一个刚从农村参军的小战士，你就给他戴高帽子，这对他本身的成长也不利嘛。因此我曾说：“知识分子怎么就那么发贱？怎么那么摇头摆尾的！”我说的这些话，当时没把我怎么样。那时我们有些六、七十岁的同志，都跟老乡同吃同住，也给老乡挑水，那么军宣队也该这样做。可他们是管制我们的，当官做老子。所以我有意见，有一种反感情绪。这些，后来都成了“反军乱军”的言论。
　　不是有句话叫“九死一生”吗？从那个“自掘坟墓”，我想我自己在“五七干校”大概是“四死一生”。
　　第二死是“过电”。在团泊洼盖房子，大约是1970年秋收后。从打地基，到泥瓦工，什么都干。一次打地基的时候，有一种机器是人扶着夯地的，我们叫“蛤蟆夯”，电力的。那天我扶着“蛤蟆夯”的把手，高压电线由一位民间文艺出版社的同志举着，可他扭头跟别人讲话，一不小心，电线就绞进机器里，漏电了。这个通身是铁的机器导电了。我正扶着把手，只觉得全身一麻，一下子就被“打倒在地”。我倒在地上，当时不知是什么样子。出版社这位同志急了，他想拉我，被人劝住了。我在地上躺了好大一会儿，才慢慢地伸展开腿脚。奇怪的是，被这种高压电打倒，居然也没死。
　　第三死是“惊车”。在干校我当过车把式，赶马车。马是农场从法国引进的大洋马，枣红色，很漂亮，非常高大，我这个子只能摸着它的背。有一次拉秫秸，装了满满一车。车一走林秸杆发出响声。枣红马可能不习惯这种声音，它就惊了。枣红马撒开蹄子猛跑，大有横冲直撞不顾一切的劲头。它越发疯跑，秫秸杆越响得厉害。我正牵着枣红马，一看大事不好，先跟它跑了一段，同时死死拽住马缰绳。这马根本拽不住，它发急了劲很大，完全是拖着我腾空跑。我当时死不撒手，只想人在车在马在。我也不知哪里来的劲儿，虽然双脚离地，还是死死拖住它。拖了10多米，才把马拽住。那一片地，沟沟坎坎的，只要一翻车，人车马全完。
　　第四死是“挨踢”。那年夏天，我已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头头”，被看管起来了。一匹马病了，赶着马去兽医站看病。看管我的人牵着马走在前面。路两旁是一片高粱地，高粱已长了一人多高。这病马不愿走，我就拿着一个小树枝，在后面赶。它有病，也许是肠痉挛，它不肯走，我就拿小树枝抽打赶它。可能被我赶急了，走着走着，它站住了，突然猛地一下蹶起后蹄，踢在我当胸处的心窝。这一踢，我足足躺了半个小时才缓过气，因为当时没治疗，至今胸还凹进一个坑。
　　这就是我的“四死一生”。我被审查“看”起来时，想没想到死？自杀没想到，但想过要跟看管我的人同归于尽。看我的是戏研院的一个工人，40来岁，一天到晚他都跟我唠叨。唠叨的话如果有水平，我也许还能听一听。他那个话呀，反来复去就是那几句，粗俗得很，让我觉得是被一个非人的声音不停地轰炸。轰炸我的大脑，我的神经，甚至我的身体都本能地有反感。当时我真有这种想法：我他妈的受这种窝囊气！干脆想法子跟你同归于尽，都别活了！这种感觉真的很强烈，因为那是一种无法忍受的侮辱和骚扰。其实我从没蹲监狱，也没坐大牢，就是被看起来隔离审查。但是心里比坐监狱还难受！这种境遇，倒使我开始明白生活中什么事情都会碰到。很多是意外，很多是故意伤害。这种东西可能本身就是一个磨炼。经过这些事，人的性格才会更成熟起来，以后的生活才会清醒，意志才会更坚强。
　　所谓“反革命小集团头头”是诬陷揭发的。揭发者是我大学时的校友G。在大学时，我是学校广播站负责人，他是广播员。后来毕业分配，又都在文联工作。他自己有一些事要交待，而最方便的，就是扯上我。他揭发的根据是什么呢？那是1970年末，我们到了团泊洼，靠着独流减河。干校设在劳改农场内，劳改农场划给我们一些庄稼地和园地。于是做了一些规划，哪里种水稻高粱，哪里搞葡萄园。不久，让我们去天津一个葡萄园挖葡萄秧。干校派了一个卡车，十多个人，由我带队。在那里干了一个礼拜。一块去的有丁聪、G，可能还有华君武，还有一些同志。我们挖了几千棵葡萄秧，先保根存在那里，到第六天基本上完成任务，第二天该装车回农场了。我说回去前大家稍稍放松一下，去天津洗个操什么的。于是在回干校的头天下午5点多钟，我们坐车到了天津，车就停在劝业场旁边。大家有的要洗澡，有的要吃“狗不理”包子，有的想逛商场。那是冬天，六点钟天已经黑了。我说8点钟集合。丁聪说，天津的街道不像北京的，东西南北分不清，歪歪斜斜的，不好找。他问：“万一8点钟赶不回来怎么办？”我说：“那咱俩一块儿，你就跟着我走吧！”丁聪很幽默，他说：“那好，今天我跟你许廷钧就跟定了。”我记得，有几个都一块吃了“狗不理”包子。八点集合。当晚一夜无话。次日就一起乘车回了干校。
　　过了一两个月，是冬闲的时候，开始搞“5·16”了。搞“5·16”是搞不到我的，从文革起，我一直是偏“右”的。由于家庭出身是地主，文革开始我不可能当“造反派”。“5·16”搞不到我，就把我打成“反革命小集团头头”，说“四十年代的‘二流堂’跟定了许廷钧‘反革命小集团’”。还由于G自己承认他是“反革命小集团”成员，并说我给过他15元“反革命活动经费”。15元是怎么回事呢？事情是这样的：G跟我说他老婆孩子生病了，没有路费去看望他们。我问他需要多少钱？他说，10多元就够了。我身上正好有15元。当时就掏出15元给他了。他回外地之后，写信给干校说，他的孩子死了，老婆情绪不好，不能马上回来。他约一两个月没回来。于是，军宣队派人去他家。只见他膝头一边坐一个孩子。因为他是有一对双胞胎。这一看，一个孩子也没死，漏馅了。他只好回来，又只有将功赎罪，揭发别人的问题。就揭发我。他在一连，我在三连。两个连的住地相挨着。他们住的那个后墙，靠我们宿舍的前门，每天都能见面。到干校后，他写过一个材料寄给国务院，说跟劳改农场的犯人住一块，不利于劳动。并反映干校生活苦。军宣队管制严。总之是一些意见。他给我看，要我签名，我没签名。因为我这人比较严谨，一些道听途说的东西，我拿不准。我给这封信改了错别字和个别语句。后来，他通过剧协一个司机外出时，把信发出去了。但上面三转两转，信转回到军宣队手里了。军宣队拿到信，在大会上说，你告来告去不是还被捏在我们手里吗？当然就揪他。他马上抛出一个人，说是我幕后策划的。他干这种制造混乱的事很有一套。文革初期就有一个“大字报打叉”的事件。这是群众揭发“牛鬼蛇神”、“黑帮”的大字报。刚贴出来第二天，却发现群众的所有签名全被划了×，而“黑帮”的名字端端正正的原封未动。查来查去，是他搞的。他还搞过一些让人“自投罗网”的事。比如剪下报纸上的铅字，拼成一封几日几点在哪里接头的信寄给人家。那人拿信去报告军宣队。可是他早已跟军队说过此人有特务嫌疑。马上那人就受审查，被搞了好长时间。
　　我的这个“反革命小集团”的事件，在干校召开全校大会批过三次，小会不计其数。我是静海干校第一号隔离审查对象。那时干校已有一批共十多人被隔离审查的。也有的被拉到晋县办学习班隔离审查。这些办学习班的去了好几个月才回来。
　　记得第一次全校大会，是冬天，我穿了一件棉大衣，跟大家一道排队进入会场。大家又唱歌又念语录。我一点也不知道这会跟我有关系，以为是一般的会。开始有几个发言的。后来，G就从会场外进来了。军宣队把他做为“重磅炮弹”，在下面布置好了。他从济南回来后，一直躲着大家。我也没跟他见过面。他上台就开始批判自己，说给国务院周总理写信，是反军队的，现在要低头认罪。说着说着，他提高了声音：“现在，我要揭发！大右派丁聪和反革命小集团头头许廷钧。丁聪说，他跟许廷钧跟定了！他这一提，军宣队就嚷嚷：“把反革命小集团头子许廷钩揪上来！”我倒是问心无愧，潇潇洒洒走上台去。一上去，就是一个“喷气式”，双手架在背后，头低着。那一次，丁聪站着陪斗。我心里挺荣幸：三四十年代的画坛神童为一个无名小辈陪斗，岂不是荣幸！直到大会开完，我心里还挺乐的，没有什么害怕。当时，就宣布我隔离审查。把我弄到一个单独的房子，两个人寸步不离地看着我，成天让写材料。后来的两次批判会，我基本会上呈休息状态。当然，后来也有人跟我说，他们的发言是违心的，不是真心要整你的，有的是指派发言，写了发言稿，还要让军宣队审查通过。不过，当时都一个个声嘶力竭，挺会演戏。
　　丁聪很豁达。我们在干校，成了患难之交。1983年全国政协会议，我搞接待。在接待大厅，那天他正好来大会报到。一见我，他就笑着说：“啊！我这个‘反革命小集团’成员丁聪来向你报到了！”他还把这事讲给政协美术组的人听。华君武是干校的，当然知道。连刘海粟老也知道了这件事，海老第二天就赠给我他的墨宝一幅：“精神千载，气节万古，廷钧世兄存念，海粟年方八十八。”上盖人名章，又另加了“沧海人生”、“清白传家”等三枚闲章。那一次会上，我在丁聪房里聊天，他一边跟我聊一边画了我一副肖像速写，题写了“1983年，许廷钧难弟。小丁。”
　　1971年“9.13”以后，1972年给我平反甄别，三连连长晏雨、郭汉城找到我，递给我15元钱，说G不敢跟我当面道歉，这事就算没有。当时我就火了，我说：“这事没有！？这15元我也不要了。我买一根鞭子，抽他三鞭子，把事了了。”
　　文化部湖北咸宁干校撤消后，郭小川从咸宁转到文化部团泊洼干校。当时，军宣队曾宣布，不准跟他打招呼，不准跟他说话，要孤立他。他来的第二天，就上小卖部去买烟和一些生活用品。小卖部是砖木结构的平房，两间大房，有柜台货架，还有一间库房。烟酒糖茶、小百货。不外乎那年月最普通的东西。卖货的是摄影家协会的一位同志。郭小川一进门，就认出我了。他很热情，伸出手来跟我握手，打招呼。他的坦率使我无法拒绝，手也伸出去了，我那时还在想军宣队说的不许打招呼的话。这时，他又递给我一支烟，我也接了。我们聊了几句。他说他住一间空着的房子。后来，尽管有人看管他，但也比较松了。他平时只有“三点一线”：宿舍－厕所－下地干活。再后来，军宣队也不提孤立郭小川的事了。我就去他的房间找他聊天，有时他也来我的宿舍聊天。还有就是约几个人打桥牌。翻译家郑雪莱，画家钟灵，是桥牌对家，他们赢的时候多。我跟郭小川输的时候多。我们四人经常通宵达旦地打牌、聊天。天南海北地乱聊，也喝酒。当时我平反以后做三连食堂的管理员兼采购。打完牌，就叫司机开车去天津买菜。那时年青，一夜不休息也没事儿。买菜时，顺便捎点猪耳朵、猪肚做下酒菜。
　　郭小川对文艺、对自己的创作，都有过自己的思考。他对文革江青、于会泳那一套极为不满。他认为当时的戏剧电影都没有什么真正的艺术价值。郭小川感情丰富、炽热，讲起话来滔滔不绝。他容易激动，失眠也很厉害，经常一把一把地吃安眠药。抽烟一支接一支，一天三盒烟。他穿着随便，对人很直率很坦诚。他的眼里不揉沙子。当时他曾跟我说过，王震叫他做准备接文化部的工作。可惜，“四人帮”被粉碎时小川却离开了我们。
　　干校后期已经很松了。后期基本上是吃光散伙的状态。我一般也不回北京。一个单身汉，呆在干校也可以看点书。民研会王一琦的几卷本《李自成》，大家互相传阅，几乎看烂了。还有一本不知从哪里流到我手上的《第三帝国的兴亡》，看到希特勒的某些做法，嗨！没法说了。
　　我从1966年，到1977年，整整荒废了11年。荒废的这段时间真是不堪回首。对文化大革命，我始终想，这段历史肯定要过去。我内心总有朦胧的感觉，认为让知识分子一辈子下干校，不是正常的。同样，我对所谓监改对象抱有友好的态度，也是基于这种认识。我总想，不会有这么多坏人，而且他们也不是坏人。
　　过去看《好兵帅克》，对于那些不善言词，注重行动的人，印象很深。通过这一段荒废，我更崇尚做实事了。

　　本文选自《无罪流放》，贺黎，杨健采写，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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