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汉：我与胡风

┃Personal History

我与胡风

© 牛汉／文

牛汉

一

　　第一次知道胡风，是在天水国立五中读初中二年级时，1938年夏天，看到胡风主编的刊物《七月》，刊发不少艾青、田间的诗，比《抗战阵地》等刊物的诗好，我很喜欢。《七月》发了贺敬之早年的诗《跃进》四首，笔名艾漠，我也喜欢，写得清新。
　　因为参加了地下党的三人小组，经常到甘谷生活书店书库去看书，各种各样的书刊都看。我读书有个习惯喜欢看陌生的新起的作家、诗人的作品，而不是课本上的（如徐志摩、郭沫若、胡适等）。我更喜欢看新人的新鲜的不规范的新诗，朗诵起来很亲切。
　　鲁藜的长诗《延河散歌》，严辰歌颂延安的诗，还有东北的李雷的诗，我都喜欢。李雷的诗与艾青相似，但写得比艾青粗犷李雷后来从文艺界消失，不知何故。我一生记得他的诗。
　　绿原成了主要的诗人。他写人的现实苦闷与追求，对生存境遇的抗争，反美……震动我，并不空洞，虽然长我也喜欢。还有冀汸的短诗，也特别喜欢。
　　胡风在文艺界是能吸引我的一位长辈。我不怎么看他的理论文章，只看他的诗。后来编《七月诗丛》，有艾青、鲁藜、绿原、冀汸……我仰望这些诗坛上的重镇。有些名气大的诗人也歌颂抗战，但失于空泛，不吸引我。“七月诗丛”的人强调生命的血性与艺术的个性，对我影响很大。我喜欢，仰慕。
　　《七月》，1937年9月在上海创刊时为周刊，后改为半月刊，1941年9月在重庆被迫停刊。1940年9月胡风被迫离开重庆去桂林、香港，后把诗稿交邹帆编的《诗垦地》，《诗垦地》上的诗，我都喜欢。特别是陈辉的诗，清新，美妙，让我一生不能忘怀。1945年胡风从南方回到重庆编《希望》。
　　1945年初，我在西安编《流火》。我请郗潭封通过冀汸请胡风给诗作。胡风也通过郗潭封带话：不相信在西安能编好刊物。果然，事实证明胡风对“反共前哨”西安地区不可能有好的刊物的判断是对的。他看得很准。《流火》印了一千本，大半被没收。
　　我在《诗垦地》发了《高原的音息》之后，在《诗创作》发了《鄂尔多斯草原》等多首诗。胡风肯定读过我的诗，有印象。虽然没有通过信，但不会不知道我这个新起的年轻人。1946年在伏牛山区潭头镇，我写过一首讽刺国民党国大的长诗，寄上海胡风，但没发，我不知道《希望》已经停刊了。
　　要写深入现实斗争的诗，不写梦幻式的天真的诗，诗写得再美妙，如果远离生活，也应该改变。要写带血含泪的，真实的生命体验的诗。这是郗潭封向我转述的“胡风诗论”（郗崇拜阿垅），对我很有启发。
　　1947年8月在上海，想拜见胡风。他去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看电影，没见着。只在胡宅见到梅志，还有在摇篮里的张晓山。解放前我没见过胡风，没有直接交往，不像重庆那些友人和他有直接交往。但我作为读者对他的仰慕向往他知道，而他也肯定我的诗。后来又到上海，没去找他，怕有风险，我很谨慎。胡风也可能想到我是地下党。
　　1948年春，河南党组织被破坏，必须尽快撤退到解放区。1947年后，我的党组织关系由华中局城工部部长吴宪转到晋冀鲁豫工委会组织部部长张磐石。我没有进入解放区南下去了上海。1948年2月，我写长诗《采色的生活》通过郗潭封寄胡风，得到肯定，但说结构松散，情绪前后有些不一贯，后转北平《泥土》杂志发表了。第一次用牛汉为笔名。从此与胡风通信。
　　胡风给我回信有二十封，信写得很坦率，真诚。现存十六封，少了四五封。我给他的信也保留不齐全。
　　我给胡风的信，几乎什么都谈。像1948年5月18日在浙江天台写的信：“安静对我不适合，感到一种压迫与窒闷。这半年是在惨败中学习着生活。……写不出东西来，痛苦。”1951年1月15日在沈阳写的信：“最近，我正日夜思索与凝结着一首较长较大的诗，但他不比短诗，我可在那一刻钟的激情里把生活里感觉到的东西使劲抓起来，再用劲一雕即成。”1951年10月23日沈阳的信：“……前几个月，就有人劝过我不要再与胡风接近。‘胡风不是一条路上的人’。这样想的人，恐怕还有不少。实在可笑。人，是有思想感情的，不是一块木头能任人取拿来又摔过去的。什么人是我喜欢的，我十分清楚。”1952年6月29日沈阳的信：“我曾经给艾青写过一封长信，对他有些欠恭敬。因为我看到他的一些诗后，把我激怒了，一时火劲上来，就写了封信给他（他认识我，在正定时见过几次面），对他也许是一种大大的刺激。没有答复我，也许他不会怨恨我的。”1952年2月3日的信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里被掐头去尾地摘出一节，加上按语，被认为具有“反革命”的意图，成为“反革命”定性的依据。
　　1948年8月初，我到了北京。在进入华北解放区的前几天，我把带在身边的所有诗稿寄上海复旦大学的郗潭封转胡风，没想到胡风替我增补了《鄂尔多斯草原》等编成《采色的生活》（列入“七月诗丛”第二集）。1948年下半年，打好纸型后胡风南下到香港，诗集直到1951年1月才由上海泥土社出版。1949年冬胡风催我为诗集写《后记》，我写好后，1950年春天，鲁煤通知我到文化部招待所（东四头条）直接交给他，这才第一次见到胡风。
　　胡风穿棉衣服，一个人一间房。谈了很久，我谈了自己情况。他肯定我有发展前途，鼓励我不管做什么，无论如何不能放弃诗。
　　同时见到大胡子柯仲平。柯仲平住在胡风隔壁。当时我超负荷地工作，实在太累太累。柯仲平来坐了一阵，高门大嗓地说：“好好写啊！……”我很感动。胡风不像柯仲平大声说话，他说话不多，很凝重，诚恳。我们彼此就像朋友，像诗友一样坦诚地交流。
　　50年代初我还在部队。胡风住煤渣胡同《人民日报》招待所与我家住的西裱褙胡同相距五分钟路程，有时就到我家留下吃饭。吴平不是烹调专家，但会做鱼。我在东北部队时，还写信告诉胡风招待所伙食不好，可到我家去改善一下。
　　1950年上半年，胡风住煤渣胡同一号《人民日报》宿舍，三居室中有他两间，还有小空间吃饭、待客。《文艺报》筹备时有他，《人民文学》编委也有他，但都是挂名，并没让他去编。直到被捕，他还是《人民文学》不上班的编委。我当时很幼稚，不知道政治的安排可以通过这样的手段来实现。1953年后胡风在北海附近的太平巷买了一套四合院的房子，从上海把整个家都搬来北京，丈母娘、梅志等都到北京来了。丈母娘给他一家做饭，看孩子。
　　胡风是不苟言笑又谨慎的人。1984年春节期间，一次要去丁玲家，他对梅志说，你说话太多，不要去。
　　我从东北回来后常去太平巷看望胡风，一个月至少有两三回吧，有时在太平巷胡宅还见到鲁煤、鲁藜、徐放、绿原、芦甸、严望、谢涛等。但徐放告诉我，他们还有更亲近的人在别的时间约会。绿原是1953年从武汉调中宣部对外宣传处，他一家都来了。
　　当年我对党是很信任的。到1953、1954年都这么看。但对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当年就有些看法，有疑问，我不赞成那种否定人性、否定个性的“工具论”。后来我的罪状之第一条就是“一贯”反对毛的“讲话”。
　　胡风1953年举家迁京后没有正式安排工作，没有安身立命、发挥作用的生活条件。《人民文学》编委是个虚位。我想他曾有过巨大的苦恼，我不止一次看到过他不停地在屋子里急速地走动。有一回我问他：“胡先生，你的神经不会绷断吧？”他异常自信地说：“哪里会脆弱到那种地步，我的神经有缆绳那么粗，多大风暴也不能奈他何。”原话已记不得，但意思和比喻是不错的。在我的心里，胡风不论处在何种情况，都不大可能丧失思考人生和文学的本能。
　　当时他很失意。他肯定经过思考，才写三十万言书向上反映。
　　胡风的三十万言书我没参与，参与者有阿垅、路翎、绿原、芦甸等人。
　　我希望少谈政治，多谈诗创作的得失。对文艺界的问题，我从不回避，我率直强硬，毫不含糊。胡风或许觉得我、鲁煤、徐放和他们的观点有所区别。所以他们酝酿、成文，我和鲁煤、徐放没有参加。除芦甸、路翎、绿原等等参与之外，还有上海的几个人。不知道贾植芳是否参与？南京的欧阳庄也来参加，是个党员。我只希望谈创作问题，谈诗。我得知他们另有一帮人，对此很不谅解。
　　我是跟着一些诗人写起诗来的，从来不是按什么理论写诗的。胡风和我谈过，说牛汉呀，你是搞创作的，希望你全身心好好创作，不受干扰也好。有关理论上的问题，你不参与也好。理论界的争论与分歧，可以不去管，那些僵化的理论看了会扰乱了你的创作情绪。
　　有一次，好像是1954年深秋聚会时，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下班后大家习惯到胡风家里聚会。在座的有绿原、徐放、路翎、芦甸等。当时胡风的处境令人很伤感，他被摆在一边受冷淡。芦甸说：“文艺界对胡先生的意见和胡先生的愿望完全相反。胡先生这么有影响的人来北京后这么受冷淡，真让人气愤。在我的心目中，胡先生的形象很伟大，我一生最敬佩的人就是马、恩、列、斯、毛、胡……”
　　胡风在房里走来走去，没阻拦，没表态。这么高的评价，我不可理解，我不同意，几分钟后说有事，退席了。我很伤心，拂袖而去。我们是普普通通的诗作者，为什么这样提呢？为什么要追求这些？有几个人拦我，我执意要走，也有几个人跟着出来。严望、徐放他们也走了，态度和我相近，不欢而散。我对胡风这态度很难过，起码有三四个月再没去看望他，也不通电话。他们也不找我了。
　　我知道肯定有人向有关部门反映那天我拂袖而去的事，我知道是谁，但我不说，所以1955年第一个逮捕我，希望我好好揭发。他们说绿原是国民党特务，我了解一些内情。我却为绿原辩诬，说他根本没去中美合作所。阿垅也不是特务，他是为党工作。
　　胡风心目中大概认为我是个搞创作的人，不懂政治，直率，有个性，且去过解放区，对党有感情。我确实认为我们不该在政治上谋求什么地位，也不该把胡风捧得这样高！
　　但80年代，胡风去世前说牛汉是个可信赖的人，没有出卖过任何人！（见《胡风传》）我从来没有胡说过。

二

　　1965年冬，为了给我（还戴着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提供一个改造的机会，让我去河南林县参加四清运动。临行之前，突然接到通知，我必须先去参加审判胡风的会，还指定包括我在内的在京津的几位“分子”到会上做认罪的发言。当时心里很明白，我们几个实际上是充当陪斗的角色。
　　会场设在天安门附近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个大厅，四周是高高的一层层座位，中间的空地很像一个室内篮球场，大小也相近。我们几个是个别地被传呼进去的，由一位法警领着，发完言立即退出法庭。那天，我穿了多年来一直压在箱底的散发着樟脑味的深蓝色哔叽衣裳，这是仅有的一身，领导告诉我，应当穿得整洁点。后来我意识到这是很有必要的，我们的形象与胡风应当一目了然地有所区别。
　　我忐忑不安地走进了法庭，四周是大海怒涛般地瞪得很大的千百只眼睛，似乎要掀起了滔滔的巨浪淹没了我。我不敢东张西望。迎面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孤零零站立着的人，这只能是胡风。他面朝着审判席。我向他认真地望了一下，比起十年前，人明显地消瘦了，但面孔并不苍白，还是赭红色的，只是略有点发暗，与湖北长江沿岸胡风家乡的地脉的色泽十分相近。记得胡风穿的是一件棕色的中式棉袄，出奇地肥大，几乎长及膝部，他的两只手一直不自然地拢在袖口内，过去可从来没有见过他有这个闲散人的袖手习惯。许多年后我回忆起，判断可能是戴着手铐，他只不过把它遮起来。
　　胡风的整个形象使我感到震惊，感到很陌生。用陌生这词不太恰当，或许用“异样”、“变形”、“冷峻”等字眼较为贴切，他就像被什么浑浊的颜色浸染了好久。胡风侧过脸，向我这里望了一眼，我们有一瞬间的对视，他神情冷漠，我没感到惊愕，我完全能理解。这冷漠，我从冯雪峰那些年的神情里早已熟悉了。冷漠包含强烈的自尊，还有些难以察觉的轻蔑。当时我的心被猛地刺痛了。这是我被释放后，第一次见到胡风。
　　轮到我发言，我开始还照着稿子念，后来，我忍不住为胡风辩护起来。大意是说胡风的问题是文艺思想问题，胡风认为党偏听偏信了一些文艺界领导人的话。主审人当即大吼一声：“下去！主审人立即停止了我的发言，不准我再说，轰我出去。这位主审人张磐石就是当年建议我把“牛丁”改成“牛汀”的人。真是说不清，世界上竟有这样的巧合。这次会上，胡风被判十四年徒刑，上边坐着周扬。
　　1982年，有一次，只有这么一次，我谨慎地跟胡风谈到这次法庭判决的情景，我对他说某某当时看到文艺界几位领导端坐在看席上。胡风蹙蹙眉头，不愿意谈这个话题，记得他只说了一句：“你们的发言我当时听清楚了，现在全忘记了。”没有再说第二句。我心里知道他是绝不会忘记的。法庭最后宣布判决词，我们几个鱼贯进入大厅，被允许坐在一张长椅上，胡风仍是一个人孤零零地站立在原处，双手袖着，微微闭着双眼，认真地聆听着判决词，记得他并没说话。法警随即把胡风带了出去。
　　散会后，我们几个“分子”一起走出了法院的大门。难得有这次久别重逢，不知由谁倡议，我们到前门西侧一家饭馆每人吃了一碗肉丝面。分手时并没有说“再见”。我们每个人都非常了解“再见”这个词的分量。那天芦甸非常激动，两眼总是泪汪汪的，不知道他当时心里翻腾着什么，我一生记着那一双泪汪汪的想吐诉心思的眼睛，可是从此就与他诀别了。我当时肯定也想了许多事，而且我们几个绝不会一句话不交谈，但是现在全已迷迷茫茫等于忘却了。
　　从年少时起，不论在感情上还是在理智上，我一直尊敬胡风为先生，叫他“胡先生”。这个先生的称谓和它的内涵，不是那个表示人与人之间严酷距离的符号，几十年来它已被异化了，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先生。
　　胡风，在中国是一个大的形象，也可以说是一个大的现象，不仅限于文艺界。至少在我的心目中，半个多世纪以来，他的存在，有如天地人间的大山、大河、大雷雨、大梦、大诗、大悲剧。他给我最初的感应近似一个远景，一个壮丽的引人歌唱的梦境。那时我在荒寒的陇山深处读中学。即使到了后来，我结识他并经常有来往，虽然后来又有二十多年天各一方的阔别，这最初在心灵中形成的庄严的远景或梦境的感觉，仍没有消失和淡化。我一直感受着他穿透我并辐射向远方的魅力和召引，他就像罗丹的“思想者”，是个发光体。尽管面对面交谈，仍感到他的重浊的声音，他的花岗岩似的神态，他的个性的火焰，是从很远的一个境界中生发出来的，有一种浓重的饱含血性的氛围包容着我。上面说的大山、大河、大雷雨……就来自这个近乎人类第二自然的感应。
　　当年作为一个渴求圣洁的人生理想的青年，为什么执迷般向往于他，并不是因为他当年在文艺界的地位，也不是从他不同凡响的理论受到了启迪，而是被他主编的文学期刊《七月》和丛书所体现的热诚而清新的风格所浸润和拂动，从中欣喜地感触到了那个时代的搏动着的脉息。连刊物的封面木刻画、编者简短的后记、一首诗的题目，对一颗稚嫩的心灵，都是异常新鲜和具有魅力的，正如构成远景的一个山势、一片林莽、一阵清风。后来，经历过人生的种种艰难之后，才逐渐地理解了他的存在的更为深厚的内容：他对于人生意义的求索，对于人类美的崇高精神的歌颂，对于纯真的诗的敏感和热爱，对于我国新生一代作者的发现；从不成熟不成型的一首诗或一篇陌生的习作察觉到了真正艺术个性的萌动，从一小节闪光的诗或一段具有冲击心灵的文字，都能把捉到一个一个即将破土抽芽的种子，他的审美情怀如土地一般温暖而博大。

三

　　1978年为《新文学史料》组稿，我走访过萧军许多次。胡风在成都的通讯处是萧军告诉我的。萧军还说，应该写信去，应该把《新文学史料》寄给胡风看看。
　　我好多年没有跟朋友们通过信。当时不论写信给谁，对我来说都不可随随便便，何况给胡风写信或寄刊物。但当时的形势毕竟已好转，人世间的生活与友情都渐渐解冻，又经萧军这么一说，我次日就给胡风寄了一本《新文学史料》第二期，但没有另外写信，我只在封皮上写下我的详细的通讯地址。刊物寄出去之后，我的心情一直不能平静下来，似乎不是一本普通的刊物，而是一件可接通友情的信物。内心的激动比我几十年前作为一个练习写诗的青年，从苍凉的伏牛山区寄诗给《希望》主编胡风时还要惶惶不安，期待的心情也是相同的。
　　很快就收到了胡风8月16日寄自成都的信，署名是H.F。看到阔别多年一点没有变化的字迹，热泪止不住地流。胡风的信密密地写了一面，说收到了我寄他的刊物，“冯文有几处不符实际，在那种时候，他能这样写，已是难能可贵了”。他说的冯，是指冯雪峰。雪峰那篇文字是写于“四人帮”时期的真正的交代，有些明知是虚假的套话还是不能不写。如果雪峰能多活一年，他会重新回忆“左联”和有关的人和事的。胡风在信中还说，在“井中观天”时曾写过些赠友的“韵语杂文”，可惜被抄走，以后再抄寄给我们，“以博诸兄一笑”。
　　从信的流利而刚健的字迹以及用语特点来看，我断定胡风写信时的体魄和情绪还是好的。可悲的是一年之后，胡风精神上遭到病痛的折磨，写字仿佛失去了主宰，大大改变了他原有的字迹，连签名都似出自陌生人之手。这封信，我让全家人都看过。因为胡风这个“灾星”，二十多年来跟我和我的全体亲人有着深深的牵连。但现在那种深重的灾难基本上已成为过去，最终并未摧毁我们之间存于内心的友情，反而使纯净的友情更添加了一层庄严而凝重的亲情般的内涵。梅志后来告诉我，胡风收到刊物，激动了很久，他从通讯处断定是我寄给他的。
　　我的回信除了简略谈到我当时略有改变的境况外，特意写了长长的一段有关路翎的近况，我还有意用形象的语言描绘了一番。我深深了解，多年来，胡风不管处境何等困厄，路翎肯定是他最为惦念和担忧的一个朋友。形象的真实，可使胡风获得血肉的路翎，胡风对形象有着特别的敏感。我信中说，路翎几乎像一块岩石，没有任何表情，他的生命经熊熊大火之后留下了一片灰烬，冷冷的，很难再爆出熠熠的火星。我说路翎一家人困窘的生活最近有了些改善，他挂名在剧协，每月可领到八十多元的生活费，自此路翎一家人早晨有钱买油饼吃了。我还在信中说路翎为剧协一个刊物看稿子，写不少意见。我没告诉胡风路翎当时诚惶诚恐写的审稿意见，看了委实令人难过。与世隔绝多年，他诚实地努力地运用阶级观点分析评论他看过的文稿，就像他在狱中服劳役时写思想汇报的文字。从他当时的身心来说，短时期绝对不适于从事编辑工作。首先需要把他的几乎被摧毁了的精神恢复过来，把他失落多年的美好而智慧的灵魂呼唤回来。信寄走之后，我又后悔不该写路翎那些惨痛的情况，不该让胡风知道。我当时为什么竟那么粗心，没有想到他们两人都是被精神的病痛折磨过多少年的人呢！收到我的信后，胡风在回信中，万分感慨地说：“真有死人复活之慨，在这四分之一世纪里，别的都能过眼烟云，但一念及因我而受累以致受害致废的心灵劳动的有生力量，总不胜万憾。”
　　他看到我写的路翎近况后，震动极大，使他“大出意外”，“多年来我总以为会给他以应有的维护和劳动条件，使他出世时带着难以估计的精神财富与人民相见”。他在信中还提到路翎在创作中“充满了对贫苦农民的感情”，说路翎的《王兴发夫妇》、《王炳泉的道路》、《蜗牛在荆棘上》等小说，“即使到1955年为止，路翎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作家”。胡风对他几十年来为之献身的中国革命事业矢志不渝，他的热情还是非常饱满而热烈的。我受到了深深的感动。胡风又说：“原来，我只想在余年里依然做一个普通劳动者，但也许要改变主意了，只要给我起码的条件，我要为四个冤案用去生命：曹雪芹、鲁迅、路翎、柳青。”“心有余力，我也要论一论郭沫若、茅盾、田汉。”看到这里，我仿佛又看到当年在屋内急步走动、目光炯炯的胡风，那个浑身冒火的胡风。几十年的禁锢，并没有把他的从青年时期就形成的气质改变一丝一毫，看不出一点消沉情绪。当他回到人间，他不是在避开生活激流停船靠岸，而是准备迎着风浪张帆远航。他要“用去生命”为中国几百年来四个优秀的作家在历史的广场上树立高大的丰碑。
　　四五天后，又收到胡风一封信，主要谈的是路翎，是前一封信的补充。他日夜思念路翎，信中说：“这两天，加深了一个想法：他是否对访者能发生信任的感情。他和你们不同，是在井中坐了二十多年的。以他的情况，对任何人都是不容易产生信任感的。所以，去看他，不是听他说话（他太难说话了）。说真话，不能有一点失真的表面话。”这段沉痛的话，与其说是他对路翎的深挚的关怀和理解，还不如说是他本人的内心独白。他比路翎坐在井中的时间更长，再强悍刚正的生命，如磐的屈辱、孤独、悲抑、渴望也会隐隐地侵蚀着他的心肌，眼神里不可避免地会流露出冷峻而空漠的光。这种眼神，我可以从一千人之中一下子认出来。二十多年，难于望到几只信任的眼睛，听到几句真诚的实话。
　　胡风的身心经受过几次毁灭性的冲击之后，严重的幻听使他一刻都不得安宁，日夜都得听震耳欲聋的斥责声。几年之后，我问过他：“幻听是不是有中断的时刻？”他摇摇头说：“没有，连梦里都能听到。”令人感动的是，胡风1979年下半年写给我的几封信，没有一句谈到他的病痛和寂寞的心境，当时他没有对人生和世界完全失去信任感。只有绝望之后的冷漠才使人的灵魂战栗。胡风从来没有绝望过。这封信里，胡风关切地谈到鲁藜和绿原。我告诉他绿原在写诗，他感到振奋。他告诫我们：“应该不是写‘原理’，是写出我们这时代一些诗人的心灵。”这精辟的话，是他一向的主张，诗绝不能从理念产生，诗只能是与时代脉搏相一致的诗人心灵的律动。胡风最憎恶无动于衷的形式主义的东西，这种形式主义的制作，常常在外表上具有精致而炫目的效果，因此更须对它警戒。
　　1979年10月之后，再没有收到胡风来信。不久之后，听说他住院做前列腺手术治疗，直到第二年春天他到京之前的五个月，我们没有通过信。当时文艺界盛传胡风要来参加第四次文代会，胡风的许多好友都确信无疑。从当时的形势看，他应该参加这个重要的会。可是由于种种原因，胡风没能参加。他在给我的信中谈到文代会之前，他要诚恳而坦率地向党中央呈送长达几万字的材料，心情是很开朗的。未能参加第四次文代会这件事，给他刚刚平复的体魄以极大的打击，不久，精神又陷于深度的病痛之中。此后，他的这种精神上的病痛经过多方医疗，虽然有了些转机，但再没有恢复到1979年的健康水平。

四

　　胡风1980年春来到北京，暂时住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当时传说他的精神又分裂了，这就是说，这许多年里他的精神出现过多次濒临崩溃的危机。我总是不大相信，胡风的精神以及神经还会断裂？
　　当我知道了可以去看望胡风时（有关部门跟在京的一些“分子”打招呼，可以看望胡风），便先用电话和梅志同志联系，约定好去探望的日子。我是上午去的，骑车转来转去，费了好大周折才找到第二招待所。到门口都上午10点了。梅志同志出来迎我，她对我说：“胡先生两次到门外去等候你来。”
　　梅志同志领我到他们的住处，胡风已立在门内。我们紧紧地握手，他的手还是有力的。我止不住涌出了热泪。离别多年，他的容颜和体态比那次我在法庭上望到的样子，又有了很大的变化，他真正衰老了：背部明显地驼了，手臂枯瘦了，赭色的面部出现了许多灰斑，但是凝重的眼神里却多了些慈祥和温厚的光泽。胡风穿的一条化纤的半旧裤子，皱皱巴巴的，它显然伴着它的主人经历了不少艰难岁月。
　　我的变化想来也是很大的。1955年我刚刚过而立之年，现在是五十好几的人了。胡风凝望着我，一定有很深的感触。他的声音低沉、沙哑，他说的第一句话是对我一家人受他的牵连而经受的苦难感到深深的愧疚。这许多年来，他常常怀念朋友们，说怀念也会给他以力量。他问到我全家人的近况，问得很具体，我老伴的名字和孩子的乳名都还没有忘记。
　　那时我对他说，国家的形势逐渐好起来，文艺界也一定会有转变的。我告诉他，王元化、曾卓和我已分别恢复了党籍。他说：“你们这些为党工作了多少年的人，情况本来清清楚楚，早该解决。”我说不但几个人能平反，整个案子也将能得到全面的了结。从他的神情感到他对形势和我谈的问题都并不乐观，他缓缓地摇了两次头。我说的全是真话，表面的安慰性的套话，我绝不说一句。胡风说他刚刚写完一份向中央呈送的材料，是有关部门要他写的。这个迹象当然是好的，中央已在认真解决这个案子了。
　　回忆起来，当时胡风的头脑并没有失去思维的能力。他话不多，我以为这不属于病态，思路总是清楚的。别人向他讲这讲那，他只说几个字，但这几个字的词意是准确而有分量的。我想这是他多年来回答诘难时被迫养成的一种习惯。他没有提幻听的事，大概发病时才出现这个症候吧。至于衰老瘦弱和许多事情你认为毫无问题，他却表现得疑虑重重，对胡风来说，这都是正常的。所有这些，我是很容易就能理解的。
　　考虑到胡风的身体，我坐了约有一个钟头就告辞出来。过了一些时候，我又去看望他一次，不久胡风住进了医院。
　　自此，他的精神就一直没有能再完全恢复过来。几个月后，全案得到了平反。他的神情和心境仍然显得那么沉郁与冷漠，很少主动讲话。但即使到了生命的最后两年，他的思维还是清楚的。这时我才相信他过去说的话，他的神经的确是粗壮如缆绳，跟他真实的人生，与他半个多世纪以来不断追求并为之献出生命的理想世界紧紧相维系着。
　　胡风很深沉，不容易探寻他的内心。但他对我写诗有影响。胡风从来不和我谈毛、共产党。我的第一本诗集《采色的生活》是胡风给编的，亲自加了一些内容。那时尚未谋面，我终生感激他对我的激励与理解。

五

　　胡风在香港时，胡乔木、乔冠华、林默涵通过1947年、1948年的《大众文艺丛刊》好几期的主要文章集中批胡风。1947年以后，林默涵、乔冠华、何其芳等通过《大众文艺丛刊》接二连三地批评胡风这些人。解放后胡乔木执行这条路线，分析得很清楚，确定胡风是主要批判对象。1955年上半年，《文艺报》有一小本附册，是胡风对文艺界的意见，不是全部，是有删节的。
　　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树鲁迅为旗手，这些情况，冯雪峰深深知道内情。1934年他当中央苏区党校副校长时和遵义会议前的毛泽东有较多的接触，经常在一起散步聊天。1942年整风后，延安文艺界思想一致了，但国统区、大后方文艺界、文化界对共产党、对毛泽东及其思想还不了解。要找一个众望所归的人来“统一”。想来想去还只能是鲁迅。
　　有个例子也可以说明：1949年或1950年夏天，有读者向《人民日报》文艺部提问：如果鲁迅活着，党会如何看待他？收信人是编辑李离，几个友人会面时曾给我们看过这封信。此信后转请国务院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郭沫若答复。郭沫若的回答是：鲁迅和大家一样，要接受思想改造，根据改造实际情况分配适当工作。
　　在一些人看来，鲁迅影响下的一批人和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是反着的。胡风成为主要的批判打击对象，决非偶然。萧军1948年在哈尔滨已受到过批判。鲁迅身边的战友、朋友不少被打倒：雪峰、胡风、聂绀弩、黄源、刘雪苇……都没有好下场。
　　谈这些都有必要。为什么解放后鲁迅的一些朋友都成了文艺界的对立面、反党的反面人物？这对思考所谓“胡风集团”问题有帮助。
　　1948年冬，在河北正定开鲁迅逝世纪念会。在天主教堂的正厅开会。艾青发言讽刺胡风，说《七月》中的批评文章太粗暴。虽未点名，但“编的刊物，不分青红皂白，像公牛闯进了艺术博物馆……”，所指已经很明白。解放后艾青和胡风关系淡薄，但胡风去世他去送别，很伤心，尽管有隔阂。
　　艾青、田间是“七月”派最早的奠基的诗人，而不是胡风影响下成长起来的诗人。解放后艾青、田间与胡风少有来往。这和解放后的政治氛围、生存境况有关。
　　2004年，胡风女儿张晓风和我深谈过一次。我认为涉及到毛的问题也不必回避，应该毫不含糊。她态度不一样。我们谈不拢。他们认为胡风对党、对毛一直是肯定的，这一点不能动摇。后来胡风大儿子张晓谷打电话要约我谈一次，我拒绝了。
　　不久前，梅志死后，胡风三个子女来看我，大家在一起照了相。对胡风的平反，我做了许多工作。“胡风回忆录”在“史料”发表。《胡风评论集》，他写了很长的“后记”，人文社社领导不想发，我坚持发这篇重要的“史料”，后报中宣部才批准。以后，见到当时的出版局局长王子野，他表示赞成我的看法。
　　我们对文艺创作有些一致的看法，形成堪称流派的创作群，但解放后，经过严酷的“运动”，看法已不一致。胡风上世纪40年代作为鲁迅的战友和继承者，我是肯定的，尊重的。后来为他刊发与编印了“回忆录”、《评论集》、“诗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胡风诗选”（百花文艺出版社）。胡风的“诗全编”是我负责编的。出版社信任我，跟我联系，胡风家人也同意。但我不含糊，历史的肯定，现实的有不同看法。
　　我觉得有意见可以提，但动机不纯我不认同。我想丰子恺、沈从文，共产党都没有分配安排，天津的孙犁也都不大参与政治，不是还可以过自己的生活，写出大作品吗？但在审判胡风的大会上，我毫不含糊地为他辩护。后来我问他，他说他听到了——停止发言，下去！我下去了。文艺界的人都在。成都时的胡风，我寄他“史料”，并第一个给他写信。胡风回到北京，我和老伴去看望过他。
　　阿垅诚挚，但比较固执，跟胡风的关系也不是很愉快。他在天津，但常到北京。从1949年开始就先批判阿垅，然后批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
　　把这些人作为文坛的异己分子是很清楚的。沙鸥等人也批判过我。这些人政治上有表现。
　　1953年之前，舒芜在广西南宁中学当校长，绿原在武汉《长江日报》。解放初舒芜与胡风通信，跟我不认识。1944年在重庆舒芜由路翎引荐认识胡风，成了胡风身边最信任的年轻人。他的《论主观》发表前和胡风商讨过，但后来他不敢承认。《论主观》是针对1942年毛的“讲话”的。
　　1952年，舒芜写了学习毛泽东“讲话”体会的文章，在绿原所在的《长江日报》发表。《人民日报》很快加按语转发了。舒芜1938年在老家加入共产党，后来自首，整个支部自首了。建国后，自首的性质和叛徒差不多。这是他人生最大的隐患，舒芜内心难免恐慌。要有新表现也在情理之中。1953年又发表《致路翎的公开信》，更进一步表明了他的态度。90年代初，我跟他在电话里谈过他内心的真实情况，他回避。
　　舒芜肯定是上边对他做了工作，让他揭发“胡风集团”的内幕。1953年4月他奉调人文社古典室搞《红楼梦》研究。共产党是把他当“胡风集团”的“起义”分子看待的。
　　聂绀弩和舒芜关系不错，和胡风关系也好。绀弩因胡风问题被审查了一年，但最后没有定为“分子”。
　　舒芜交出信件是个大事件，证明“胡风集团”有人“起义”了。舒芜说聂绀弩同情他，我知道绀弩内心不是这样。我跟绀弩谈过。你舒芜交信考虑过后果没有？你舒芜交出的信，成为中央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定性的主要依据。后果他知道，不仅仅是交材料，都是自己的好朋友，怎么能这样？！
　　1983年，在中国作协开过有关胡风问题的座谈会。事后舒芜找过胡风，胡风没让他进太平巷的门。胡风拒绝见他。
　　1977年至1978年，绀弩在西城北师大女附中附近的邮电医院住院，我每个礼拜去看望他，也谈到舒芜。你舒芜交了信，“集团”定了性，“反革命”的命运就这样定了，你坑害了多少人。1955年他还到处在学校做揭露与批判“胡风集团”的报告，我后来看到了这些材料。
　　“胡风集团”平反后，原来的“分子”们各走各的路，分道扬镳。我还是我，按我的个性写作，毫不含糊。

　　本文选自《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汉自述》，牛汉口述，何启治，李晋西编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7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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