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钿：随风飞逝的一些往事

┃Personal History

随风飞逝的一些往事

© 孙钿／文

　　我去宁波原是临时的逗留，想不到这一逗留竟然四十六个年头。至今，我还不会讲宁波话，甚至听宁波人讲话，有时也搞不明白讲些什么。屈指算一下，我个人在宁波的四十六年之中，一半以上时间都是在牢狱和劳动改造中蹉跎过去的。
　　我1917年在上海出生，6岁开始在上海初级小学读书，中学、大学都就读于同一所学校——大同大学。1933年开始从事革命戏剧和文学活动。我发起组织“暴风剧团”，演出了《叛徒》《南归》等进步剧作。当时我们几个文学青年还自筹资佥，出版了文学刊物《天明》。1934年大学未毕业，受到国民党追捕和迫害，遂流亡日本，进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读书。“七七事变”发生后，我不可能在日本继续读书，于1937年7月20日回到上海，开始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同时也写诗和散文给巴金主编的《烽火》和胡风主编的《七月》。后来我参加了新四军。在大别山打仗、行军的间隙，我仍坚持给《七月》和《新华日报》副刊写稿。1938年3月至全国解放，我受党组织的派遣，先后在香港、上海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曾主编《东江》《东惠》半月刊。1950年来宁波，留学德国的辛亥老人张葆灵、文化进步人士翁心惠当时办学缺少师资，挽留我暂时在宁波工作，后来组织上又将我调到宁波卫生学校任职。
　　1955年5月1日，我参加“五一”节观摩团，赴上海欢庆国际劳动节。在这大喜的时刻，我的内心并不感到怎样欢乐。因为那时《人民日报》《文艺报》上“揭露胡风”、“批判胡风”的报道陆续刊出。胡风的“三十万言书”，由《文艺报》印成小册子随刊附送。一个不样的预感在我心中涌起。因为解放前我在胡风主编的刊物《七月》《希望》上发表过诗和散文。我同胡风在武汉、重庆、香港、上海多次晤聚，特别是在日寇攻打香港时，我和胡风、梅志以及他们的孩子住在一起，在登陆日军的枪炮轰击中共生死一个月。《人民日报》刊出了一批又一批的书信，被定性为反革命材料，我过去同胡风当然也有不少书信往来，而这些往来，根本丝毫没有反党反革命行为。我在解放初，读到胡风的长诗《时间开始了》，他以真诚的饱满的热情歌颂祖国、歌颂共产党、歌颂领袖，难道这些都是反革命？胡风一片忠诚之心向党提出了有关文艺问题的意见，这些意见，如果是对的，则采纳之；如果是错的，不妨戒之或批评之，何罪之有？何必搞得血淋淋呢？但是，我终于受到胡风冤案的株连，在杭州乌龙巷蹲了一年牢狱。释放时，由省农工部负责人对我下了结论：“经过一年来的审查：一、你不是胡风分子；二、你在党内没有叛党行为；三、你从日本回来时，正处抗战时期，没有投敌当汉奸。现在向你本人道歉，向你家属道歉，你们都受苦了……”
　　我在释放证上签了字，我意识到我总算自由了。
　　我拿了一张回宁波到公安局肃反三人小组报到恢复工作的证明条，急急忙忙地买了火车票赶回宁波。时已深夜，白昼暑热刚退去，街边豆浆店正在生炉子。我兴冲冲敲开了家中的破门，简直是猪棚一样的小屋子住着7口人，煤炉就在床边，蚊帐已给煤烟薰得发黑，家人见到我回家，都惊骇地瞪着眼呆呆地瞧着我。我说：“我自由了！回来工作了！”此时，只有我独自在庆幸自己的囹圄生活的结束，家人的反应非常迟钝，他们给生活折磨得已经没有笑没有乐了。但是不管怎样，我是回家了，我跟家人在苦难之中团聚了。我到公安局肃反三人小组报到之后，以为立即可以恢复原职。我想得太单纯了，去了一次又一次，总是推说“且待研究决定”。我在杭州释放证上签字以后听到对我的处理结论，以及写给肃反三人小组的纸条上，明明是恢复原职。何必拖延？事隔25年之后，在被平反时才知道还有一顶“胡风思想影响分子”的帽子暗中紧扣在我的脑袋之上。
　　我于1956年6月底释放回家，足足在家里呆了两个月，到了9月初，才安排工作。那时候，我所属的街道办事处借给我所需的生活费，一家大小得以苦苦维持两个多月生计。
　　似乎厄运从此结束，我并没有回原校而是分配到机关干部学校工作，又是一个新的起点，我能够走上工作岗位为革命出力，又能够同家人生活在一起，我非常心满意足，别无他求。我每天从湖西走到解放北路上班，学校的学生都是机关干部，在晚上进行授课，我每天一直忙到晚上11时以后才拖着疲累的身体缓步回家。快要走近家门时，我已经在解掉大衣的钮扣，回家后我脱掉大衣立即伏案写作。我是多么想：往者已矣，一切从新开始，为革命事业振奋精神，努力写作，夺回无奈何损失的光阴。
　　1957年春节，全家团聚，过得很快乐。我利用春节期间，完成了部20万字的小说《不幸的遭遇》，寄给人民出版社。接着机关干部学校开学，又是忙忙碌碌起来，那时我39岁，正是精力充沛为党为国出力的好时光。我非常珍惜这个好时光，上课、看书、写作，挤满了我的生活日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舞着我。一个蓬勃的生机出现于全国：真正是春天来了！每个人都可以敞开胸怀，知无不言，每个人都更感到党的伟大。我兴奋的心情凝成了激动的诗情，我写出了许多诗篇寄给报刊杂志发表。
　　1957年的春天，真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春天！和煦的春风，温暖的阳光，万物都在茁长，万民都在歌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我向全校教师职工传达了毛泽东在最高国务院会议上的讲话，这篇讲话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要求大家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精神帮助党整风。传达完毕，照例是小组讨论。全校沸沸扬扬，大家敞开肺腑，畅谈所见所闻所思，发言极为热烈，充分显示了每个人对共产党的赤诚爱戴，真正达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要求。宁波市副市长翁心惠在市府小会议室召集了文化人士的座谈会，参加者抢着发言，副市长聚精会神地记录着大家的发言，并不时地点头称好。记得我的发言第一句话是：“如果没有党的英明领导，我今天不可能坐在这里讲话，我早已变成幽灵了。胡风是不是反革命，让历史去评定，时间是最公正的裁判；而我坐了一年牢，终于搞清楚了。反正我过去不是反革命，现在当然不是，将来也决不是反革命。谁是反革命？时间老人会作公正的结论。决不是由谁说了算数。”
　　这次座谈会以后，我又接连参加了各种各样的会议。我只知道诚心诚意地帮助党指出当时存在的各种问题，帮助党整好风，以求得我们人民共和国繁荣昌盛，全国人民生活幸福。
　　在1957年春夏之交那段时间内，我在各种会议“大鸣大放”中的发言，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反对不分国情、不分气侯条件，什么都学习苏联。我说学习苏联应该取长补短，不可媚，也不能迷；二是说农民生活并没有富裕，而是相当贫穷；三是新闻报道千篇一律，没有特色；四是不懂专业知识的人，怎么能够到专业性很强的单位担任领导？领导者应当钻研业务。
　　万万想不到这几条论点，却变成了“毒草”！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6月10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工人说话了》，我对自已嘀咕：“收了！不放了！”我又觉得自己说的话，都是从党的利益出发，总不会再陷入泥坑吧。但是，风向确实是变了。
　　我意想不到我们的国家又开始了一个灾难时期，人心惶惶不安。那时候，暑假已经结束，正在筹备开学工作，早晨我走进办公室，便看见我的坐椅对面的墙上贴着一张白纸，上面写着很大的八个毛笔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不知道为何要贴这几个字给我看？难道我又一次犯了什么“胡风案件”那样的滔天大罪了吗？等我坐在椅子里，办公室外面就听到喊声：“大家出来看大字报！”原来在院子周围已经张贴了不少大字报。对面语文组办公室里的老师们摊开了大报纸提笔写着什么，院子里的布告栏前面，也有不少老师在看着刚贴出的大字报，气氛异常严肃。原来那些大字报都是反驳我的“大鸣大放”的言论，大家起来铲除我这株“大毒草”。后来，周围的同事友人都不理睬我了，相见时连笑脸也没有，我再也听不到“同志”、“老师”的称呼了。前几天还在一起谈笑的友人，今天却满脸冰霜；有的人竟然扭转头同我擦身而过。我一下子变成了“人民之敌”。我下班回家，见到门上用粉笔写着“打倒右派分子反革命”。我开始觉得事态的严重，报纸上也刊登了“痛斥”我的文章，我从街边墙上贴着的报纸上阅读所谓“批判文”，但每次读毕，我并不感到有什么“帮助”，对于那些不实之词也不冒火，因为我很坦然，我只是莞尔笑之：这天下真妙，我们这亚洲大陆之上，无聊文痞何其多也。
　　在一次“批判”我的诗作的大型座谈会上，组织了整个小城里的语文教师、文化人参加，由一个组织部派来的人主持会议，他手里拿着一张发言稿，提出要批判我的“文艺思潮”，他说：“你这个右派分子，长期以来恶毒反党，你的言行是有思想根源的，今天我们来清算你，你应该坦白交代你自己的文艺思潮！”我听了他这么说话，觉得奇突，有些文不对题，他要我交代什么“文艺思潮”，真把我搞糊涂了。我看到坐在第一排的几个教师手边都有一叠书本，我不知道他们带这么多书来干什么。主持人板起脸孔，严肃地说：“你这个右派分子，要老实交代，不能缩小也不要扩大！你的文艺思潮是谁主使的？”我听了这段开场白，几乎喷饭。我的眼晴向周围扫视了一下，会场内大约有一百多人。大部分是语文教师，有些人是我熟悉的，现在我成为众矢之的，本来相当知交的友人，如今彼此相见也如同陌路人了。我的心情澹然，好像已经蛰居深山寺院削发为僧了。我正在独自感慨之时，会议主持人又催我说话，他说：
　　“你们右派分子利用党整风机会，猖狂向党进攻，一个一个右派跳出来了。你们这批牛鬼蛇神出洞了，现在你想装死吗？你想一言不发吗？老实交代谁主使你的文艺思潮？谁主使你写出诗来向党进攻的？”
　　我环顾了一下周围：有些人在翻书看，有些人像菩萨一样端坐不动。有些人以惶惑惊骇的眼神瞧着我。我不知道说什么，但是又不得不“遵命”地说些什么，我说：
　　“我不懂有人主使一种思潮。我认为人世之间不可能某一个人真正完全主使人的思想，即使是奴才、奴隶，他们的主子也不可能真正完全主使他们的思想，人们接受一种思想或者一种思想影响，那是可能的。我走上文学道路，根本没有人主使我。我喜欢读陀斯妥也夫斯基的作品，他没有来主使我，他早已死了，但是他的作品永远存在于世，也流传到中国。是不是影响了我？那也不能说肯定的话。是不是一点影响也没有？也不可以一下子武断。我也读托尔斯泰的作品……”
　　我看有些人在忙着翻阅桌子上堆着的书。翻翻这一本又翻翻那一本，并且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
　　“我也读高尔基的散文，普希金的诗，也读福楼拜和巴尔扎克的小说，我很喜欢雷马克的笔调，我还喜欢读莎士比亚的剧本，契诃夫的三个剧本和莫里哀的剧本，我都爱读……”
　　主持人说：“住口！谁要你背这些名字出来？他们都是出卖无产阶级的家伙，你们臭气相投！现在开始对右派分子的批判，大家要拿出打落水狗的精神来！”
　　于是有一个中年教师手里拿了一张油印纸，说道：“这些诗，我都仔细看了，右派分子利用诗来向党、人民进攻。有一首写着‘我戴了白色口罩／在寒风中瑀踽而行’……这是暗示我们的社会是白色恐怖的，多么阴险恶毒！”
　　我立即辩说：“不要硬扯，白色口罩就是白色恐怖吗？我写白色口罩，完全是真实的描写，毫无他意，不可牵强附会。也搞不到白色恐怖那方面去，难道口罩有黑色、红色的么？”
　　主持人伸出手臂指着我说；“你！你！你狡猾！你想逃过关吗？”
　　接着，另一个人翻着油印了的我写的诗稿，说：“这首诗写他自己去探望友人时的阴暗的心情：‘我／走过他家门口／望见窗子射出温柔的灯光／我伸手去敲门／但是缩回了手／我不想但是又多么想去跟他聊聊……你们瞧这首诗，恶毒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完全在一片恐怖之中，看望一个友人在心理上蒙受压抑！这是右派分子的心理！这是右派分子在向党进攻！”
　　我听着这些对我的诗的所谓“批判”，发觉一些功利主义者的头脑膨胀得非常厉害，我再也听不见那些不着边际的言论，只顾独自思考了，我感觉到中国知识分子已经掉入一个可怕的深谷，谁能预料到未来会怎么样？
　　我为胡风冤案蹲牢狱一年之后又戴上了“右派”帽子。我的生活就在一次又一次“批斗”的灾难之中延伸。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市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市文化界“批斗”我的大会。当我来到大会堂前时，只见大会堂门前贴着两幅漫画海报，说我是胡风的“孝子贤孙”，另一幅绘着我和胡风、梅志、蒋介石“坐”在一张方桌边，说我们在密室“策划”向党进攻。大会堂四周贴满了大字报，并且要我都看，我来不及仔细看，有一些大字报像旗帜一样高挂在大会堂中间的绳子上，我的视力又极差，根本看不清那些纸上的毛笔字，但是命令下来，非看不可，还说必须看得仔细，要记录在笔记本上。人民大会堂会场里挤满了人，有些是我熟识的，有些是我亲近的，谁也不跟我说话，我自己又不愿意低三下四去逢迎。即使逢迎也无人胆大包天敢同我说话。我又不愿说什么违心的话，于是，只好沉默！
　　批斗的第三天下午要我检查。我登上台，手里拿着“检讨书”，我认为自已并没有反党的动机，也没有反党思想。我说：“我忠心耿耿听党话，党要大家帮助党整风，要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就尽量说了话，党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那么，我确实弄不清楚党说这些是否算数的？”
　　这时，台下有些轰轰然，接着有人站起来喊“打倒右派分子”的口号，于是全场呼起口号声，我的生命在孤寂的山谷之中，四周回荡着震耳的轰鸣。这次谁也没有上台来“驳斥”我。有两个人拿了一张很大很大的白纸，在讲桌前摊开，白纸上写着很大很大的毛笔字：“攻克顽固堡垒”。
　　就这样，我被“攻克”了；就这样，整整三天兴师动众的批斗大会结束了。自此以后，这个小城的报纸上几乎每天都刊出“批判”我的文章，有一篇文章甚至半版冠以“臭不可闻的……”大字标题。我每次读后总是不禁失笑，一味嘀咕：奇哉！奇哉！奇也！奇也！
　　1957年严寒的冬天来临时，组织上安排我这个“右派分子”去梅山盐场筑海塘。“右派”帽子既然戴上了，只得好好劳动改造，争取早日摘去帽子——这是我当时唯一的信念。我在梅山盐场总是拼命劳动，每
　　天从工地拖着疲倦的身子收工，来不及洗去满身海涂泥浆，就拿起扫帚打扫工房、宿舍和院子。我的小队、中队里的人除掉像我这一类“右派分子”之外，谁都嘻嘻哈哈，喝酒唱歌讲笑话；而我们这类人既笑不出也哭不成。板着脸到食堂去，也只能买些最劣的菜，如果买了一块肉或一块排骨，晚上开会时就要挨批，说什么“右派分子也吃上肉”啦、“享受干部待遇”啦、“甭想改造好”啦。
　　每天晚饭后，我们二大队一中队全体集合，中队长训话，总不外乎讲点白天劳动情况、表扬与批评之类。从来不会表扬我，挨批评却是家常便饭。有段时间我们每天到山上去背树，这树与大石块一起是筑海塘垫底的，树的叶子桠枝全部保留，故而从山上背到山脚下是很重的，肩上压得肿痛但也不能吭出声来，有时整棵树背到半山腰，脸上已分不清淌着的是泪水还是汗水。一个上午要扛三裸树下山。也就是每个人一天要上山下山背树6次，身上穿的破棉衣，而贴身的衬衣却给汗水浸透……到了晚上大队集合，大队长训话时要批评，说我背的树都是“龙头烤”，“右派分子”狡猾偷懒，专拣小树背，是抗拒改造的表现。偶尔听到前几天在一起劳动的京剧团团长自杀了，送医院急救，救活了。我仿佛又见到了他和我对视时的微微一笑，仿佛又见到了他咬紧牙关挑着一担石块，扁担压在肩胛上，两只装石块的竹畚箕晃来晃去，走路的步子歪歪斜斜的神态。
　　到了围封海塘缺口的那天，真是紧张极了。我所在中队负责溜送泥块，我们排成长队，每个人手里拿着长长的竹竿，在溜泥板上拨送着接连不断飞驰而至的泥块，不能停留一刻。一停留，泥块便立即飞来堆在我的脚旁，那可耽误了大事，像我这类“右派”身份的人，简直是犯了滔天大罪！身上手上脸上全是泥浆，双脚站在泥浆上要下沉，所以站在一块竹编的垫板上，时间站久了，垫板在身子的压力下渐渐地下沉，一直到我的脚都陷入泥浆中。为了争取退潮时间把叫做“塘门”的海塘缺口堵住，吃午饭时我们双手中的竹竿仍是不停地传送泥块。为此，食堂来了许多中青年妇女，把肉包子塞到每个人的嘴里，喝水也是由她们喂的。长龙般的整条流线操作完全机械化了。我只知道双手拿了竹竿往后拨送前面滑过来的一块块泥巴，人似乎成了高速运转的机器中的一个齿轮。
　　有一个下午，我正在小担山挖泥、帮助泥水工盖屋时，中队长带了一个人来找我，该人板着脸孔，严厉地叫着我的名字，说：“过来，今天给你定性做结论了，你在纸上签个字，好好改造，争取早日摘去帽子！”说完他从皮包里拿出4张打了铅字的纸，翻到最后一张，指着空白处要我签个名字。我说我没有笔，此人便从左上边的口袋里拔出一支钢笔递给我。我抓住钢笔，要翻阅纸上写着些什么，这4张纸一条一条开列着我的言论罪行，有几条是用纸粘住了的，显然是不给我看的。我要撕开纸条看，此人竟然按住我的手，不准我撕开粘住的纸条，他有点恼火地说：“不准撕！”
　　我说：“你不准我撕开来看，我怎么可以签字？”
　　他说：“就是要你签字盖手印！”他抓住我的手，我手里还捏着他的钢笔。我说：“我不看清楚就不签字。”他硬是要我签字，我也火了，我把他的钢笔往海涂里扔去，说：“你不准我看，我就不签字！”
　　他说：“你这样抗拒到底，好！好！你不签字也可办你这个反革命右派分子！”他愤愤地收起纸条，夹着皮包走掉了。
　　我脑子里混乱不堪，像是犯天大罪而惶惑起来，我又对自已宽慰地说：“大不了多吃点苦头！大不了是死！”那个走掉了的人，姓什么，来自什么单位，我都不清楚。后来听说他姓王，是文教部门的干部。过了三天，他又来了，我正在海涂里劳动，中队长派人来叫我不要劳动了回去收拾我的衣物行李，那个姓王的矮个子也来了，还带来了三个全副武装的人，用绳子把我捆了起来……
　　我离开了梅山盐场，回到宁波，立即被押入大狱。从此，冬寒暑蒸，屈辱悲惨折磨了我二十多年！我活下来了，终于活到了老已至，真是奇迹！我的一个亲人，见到我写这些往事而为我忧心，她怕历史重复，怕我再遭殃，我对她说，我写的是真实，为的是冀求历史不再重复，为的是鉴之戒之。
　　我庆幸这么多年的灾难没有扭曲我的灵魂。

　　本文选自《孙钿集》，孙钿／著，宁波出版社，200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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