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希:负面人生○祸从天降
┃Personal History
负面人生
祸从天降
© 林希/文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不到半年的时间,我才结婚,有了一个家庭,妻子是一个工厂里的工人,甘心和我过苦日子,而且绝不嫌弃我的右派身份和胡风分子的可怕政治背景。在我建立小家庭的时候,我也只是以为大的政治风暴可能已经过去了,从今之后,只要自己老老实实地出卖劳动力,养家活命总还是可以的吧?但谁也没有想到,紧跟在一切政治运动后面的,竟然是这样的一场浩劫,它把整个的一个中国推开了灾难的深渊,除了“四人帮”那几个败类之外,几乎无人得以幸免。
早在工厂还没有开展运动之前,妻子就嘱咐我,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也一定要逆来顺受,万不可犯“混”脾气,要知道你已经是有家的人了,而且这时妻子已经怀孕四个月,进入8月以来,妊娠反应越来越厉害,本来身体就不好的妻子已经就要支持不住了。
但,政治无情,文化大革命一定要进行到底,早在我被打成牛鬼蛇神之前,她在工厂里就已经被视为是反革命家属,每天下班之后,除了参加大家都得参加的政治学习之外,妻子还要再集中到一个地方去参加反革命家属的学习。这样,每天她从工厂回来,总要到很晚很晚,有时候,马路上开批斗会,电车不能行驶,她还要步行15公里,一步步地走回家来。妻子为我受的劫难,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
8月26日夜晚,妻子又很晚很晚才回到家来,一直等到入夜12点,还不见我的踪影,她估计我在外面“出事”了,虽然一点东西也吃不下,但想到第二天还要上班,更想到才怀孕4个月的孩子,强迫着吃了一点东西,然后和衣倒下、更是强迫自己睡一小会儿。第二天,她又去工厂上班,心里乱乱糟糟地挨过一天,晚上参加过各种各样的学习,再回到家来,还是没有我一点消息。这时妻子真是坐不住了,想去打听打听我的下落,可是找谁去打听呢?向工厂里打个电话?那就更不可能了,谁会在电话里告诉她我的情况呢?在疯狂的年代里,一切正常的想法都是疯狂的,强迫自己安静下来,她勉强休息一会儿,第二天早晨,早早地还要往工厂跑。
在万分的焦虑中度过了一个星期的时间,这期间,有两天的时间下着滂沱大雨,晚上从工厂回来,又没有电车,妻子是淌着满街的水,顶着大雨一步一步地走回家来的,就是在大雨中,还不时地有游街的队列走过来,妻子说,看着那些被大雨啉得全身湿透了的牛鬼蛇神,再听那些革命群众的喊叫声,真和穿行在阴间一样,本来就胆小的妻子,一路走着已经就怕得魂不付体,回到家来又得不到我消息,一个怀着身孕的女人,活在那样的时代,才真是最大的不幸了。
终于到了公休日,妻子来到工厂,想打听我的消息,她走到工厂大院门外,往里看,工厂院子很深,什么也看不到,再往里面望望,满墙的大字报,其中有我的名字,还画着红叉叉,妻子当然能够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但妻子不是来打听我是不是被打成牛鬼蛇神的,妻子只是想知道我是不是还活在这个世界上。
等了好长时间,也从大院走过来几个人,妻子想走上前去问一声,但人们看见工厂门外形迹可疑的人,便知道这是些什么人,谁也不敢多说一句话,还没容妻子向他们询问,人们便匆匆地跑开了。
据妻子后来对我说,去工厂的路上,她的心情还万分紧张,她害怕看见什么可怕的景象,到了工厂大门外,看里面倒还平静,也听不见斗人、打人的声音,渐渐地她才平静下来,再远远地看看大字报,她料定我还活着。按照她的经验,她们工厂里有人经受不住折磨,自杀了,但革命群众不但没有被一个反革命分子的自杀吓着,反而就在尸体旁边开批判大会,还满工厂贴大字报,“什么什么人死有余辜”。妻子在工厂门外看看,大字报上写着:“狗林希不投降就让他灭亡!”如此,她才感到万分欣慰,我还活着,而且还没有“投降”。
在工厂门外看了好半天时间,妻子绕路到一位姑妈家去看看,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我们一直没有到姑妈家去过,姑妈家只有两位老人,惟一的儿子——我的表哥,也是右派,在北京郊外一家金矿劳动改造,估计他可能和我一样又“出事”了。妻子说,听听表哥的情况,也可以猜测我的情况了。
走了好长时间的路,妻子已经很累很累,好不容易来到姑妈家,一进门,还没容妻子向姑妈询问表哥的情况,姑妈倒先向妻子问道:“你也知道了?”
妻子自然非常诧异,便向姑妈问道:“我知道什么了?”
妻子后来对我说,也许是姑妈当时已经精神失常了,也没有向妻子多说任何话,当即姑妈就对妻子说:“你表哥没有了。”
一时之间,妻子没有听明白姑妈这句话的含意,便还向姑妈问道:“怎么就没有了?”
姑妈冷冷地对妻子说:“死了!”
一下子,妻子几乎昏了过去,后来她对我说,那时候就像是天塌下来了一样,她的眼前一片漆黑。
“你到后面院子里看看去吧,你表哥的尸体就‘停’在那里了。”独生子的突然死亡,使姑妈失去了理智,永远也无法解释,她为什么要让我的妻子去看她儿子的尸体。
妻子后来对我说,当时她也似是变得麻木了,也不想想看了表哥的尸体会给她怎样的刺激,麻木地她就向后院走了过去,及至走进姑妈家的小后院,就看见院里的木板床上躺着一个人,身上蒙着一条白被单,想来那一定是表哥的尸体了。
妻子说,她一下就懵了。
没敢再往前走,妻子回到姑妈房里,妻子后来对我说,她也没有说一句安慰姑妈的话,反倒告诉姑妈说:“林希也多少日子没有消息了。”
姑妈没有回答任何话,突然双手捂住脸,姑妈放声地大哭了起来。
突发的事件,使人们的神经完全错位了,人们几乎不知道应该说什么话,更不知道应该怎样表达自己的悲痛。
很晚很晚,妻子才从姑妈家回来,那一夜妻子一点也没有睡着,而且一连多少天,妻子也无法入睡,一闭上眼睛就看见姑妈家小后院里躺着的表哥的尸体,一闭上眼睛,她就几乎吓得失去了知觉。直到多少年过去,就是到了现在,妻子还常常从梦中大叫一声醒来,而且从此妻子变得胆小,看见什么都怕,有时候会怕得大声惊叫。
我们自幼生活在大家庭中,不仅是亲兄弟姐妹间感情极深,就是表兄弟、表姐妹之间,也非常要好。就是我的这位表哥,他比我长一岁,我们两个人小时候形影不离,从早到晚在一起,直到后来我去唐山,我们分开,就是这样,每次我从外地回来,在天津住多少日子,我们就在一起呆多少时间。
表哥家姓郭,自幼努力读书,不似我这样心猿意马地总想着早早地出人头地,表哥就知道安心读书,从小学、到中学,在小弟兄间,他的学习成绩最好,我们这一茬小弟兄无论谁在学习上有了难题,都去找他,只要一找到他,老师在课堂上没有讲明白的难题,表哥几句话,就使我们豁然开朗了,表哥在我们这茬小弟兄之间,威信极高,长辈们也说,将来表哥一定是最有出息的一个。
高中毕业之后,表哥以优异的成绩被北京工业学院录取,北京工业学院是一所重点大学,造就军事工业人才,表哥又是优等学生,在学校里进步很快,成了学校团的干部,应该说,光明的前途已经向表哥展开了。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1957年的一场反右运动,把表哥打成了右派,表哥和姑妈都是爱面子的人,他被打成右派的事,一直到他被学校开除出来,放到矿上去劳动改造,我们才知道他出了“事”,也就在这同时,我被送进了农场,从此我们再也没有见过几次面。
1964年,我从农场顶着右派帽子回来,春节的时候,在姑妈家见到了表哥,这时他已经摘掉右派帽子了,正在金矿上做技术工作,我看到他的笔记本,那上面记载着的内容,我一点也看不懂,我只是看出他的工作很有成效,更看出他工作的努力和对自己的严格要求。
表哥和我虽然同是右派,但我们从来没有表露过对于反右运动的不满,表哥更是非常严肃地向我说,这些年的劳动改造,使他在各方面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他更是对我说,过去我们都是吃了骄傲的亏,其实我们个人有什么了不起的呢?只有到劳动人民中改造自己,才知道个人的力量原来是微不足道的,只有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
经历过劳动改造,表哥从心里认识到了自己曾经犯过的严重错误,从感情上他有一种重新做人的动力,他绝对不似我这样,从感情上就不接受反右运动对我的“批判”,反右运动给我定的罪行,完全是无中生有,因为反胡风运动中我受到株连,又因为那时候我年龄太小,无法给我定太重的罪”,更不能逮捕我,正好有一场反右运动,顺理成章,就把我打成右派了。
表哥的被打成右派,只是因为他的学习成绩太好,更是因为他对革命和领袖的无限忠诚,其实在大鸣大放时,他并不是学生领袖,他也没有任何右派言论,或者就是他根本就没有向党进攻,一个学理工的学生能够懂得多少政治呢?但到底他没能逃出那一场劫难,由此,也就毁了他的一生。
据姑妈后来对我说,就是在我被关押在工厂的第二天,8月27日晚上,姑妈正在家里做什么,就听见外面有人问:“郭家是住在这里吗?”姑妈闻声迎了出来,只看见一个陌生人站在门外,姑妈说,谁也没有料到是她的儿子出了“事儿”,明明就看见门外不远处停着一辆大汽车,可是谁会想到就在那辆大卡车上“停”着她独生儿子的尸体呢?
姑妈把陌生人迎到房里,这时陌生人向姑妈介绍自己说是北京金矿上的人。姑妈想,可能是儿子最近不能回家,有事情让人给家里送个信儿来,就还客气地给陌生人送茶,还面问陌生人吃过饭没有。
坐了一会儿,姑妈向陌生人问是不是儿子有什么事情要告诉家里,或者是向家里要什么东西?这时,陌生人停了一会儿,慢慢地对姑妈说:“你的儿子在矿上出了一点事,矿上派我来给家里送信。”
“哦。”姑妈答应了一声,心想儿子会出什么事呢?他的右派帽子早就摘掉了,文化大革命么,不是人人都要受教育吗?
“矿上的领导嘱咐我说,见到您之后,一定要先安慰您冷静。”矿上来的人还对姑妈说。
“嗐,在外面工作,有什么好冷静的?”姑妈对矿上来的人说。
“这件事情很严重,您一定要冷静。”矿上来的人还是对姑妈说着。
这时,姑妈已经感到情况有点不对了,但无论怎样,姑妈也不会想到她的儿子“没有”了。
“有什么事情你们说吧,他不就是五七年那点事吗?再
“严重还能严重到哪儿去?”姑妈也是严肃地对矿上来的人说。
“事情比您想的还要严重,你的儿子自杀了。”
后来姑妈对我说,当时,她似是什么也没有听见,看了看矿上来的人,姑妈什么话也没说,就是呆呆地坐了好长好长的时间,似是从梦里醒过来之后,姑妈才向矿上来的人问道:“你说什么?”
但是,没有等矿上来的人回答姑妈的询问,眼前一片漆黑,姑妈已经昏倒过去了。
等姑妈醒过来之后,表哥的尸体已经从大汽车上抬到了后院,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在院里放好一对床板,就把表哥的尸体“停”放在床板上了。
见到我,姑妈放声痛哭,一面哭着还一面泣诉着:“这是谁做的孽呀,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他惹了你们谁了呀,你们就不让他活下去了呀。”
看着姑妈哭得几乎要昏过去,我只好在一旁劝解,表哥和我一起长大,又一起蒙冤,我心间的悲痛绝不比姑妈轻多少,只是,这时我哭不出来,我只是觉得心上压着一块重石,连呼吸都感到困难了。
劝说了好长时间,姑妈才终于有了平静说话的能力,这时候姑妈告诉我说,据矿上来的人说,表哥本来没受什么“冲击”,也没有他的大字报,他在化验室工作,每天晚上就在化验室“学习”著作,表现上也没有什么问题。他自杀的那天晚上,才开过一个批斗会,是批斗一个领导干部,在揭发到这个领导干部重用资产阶级技术权威的时候,愤怒的群众再也捺不住愤怒的感情,一些人为触及这位领导干部的灵魂,就动手打了他,偏偏不巧就把胳膊扭伤了,也不是多重的伤,送到医院打了石膏。很晚很晚,这位骨折的领导干部从医院回来,正遇见我的这位表哥,平时他两人的关系很好,这位领导干部也没和我的这位表哥说任何话,我的表哥回到化验室,不多时人们就听见从化验室里传出来一声喊叫,一声很怕人很怕人的喊叫,人们闻声跑过去,推开化验室的门,就看见我的这位表哥倒在地上,嘴角上有一丝血渍,心脏巳经停止跳动了。
就这样,表哥在绝望中离开了这个世界。
表哥的死,不仅对于姑妈家是一个可怕的打击,就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亲戚朋友,也是一个可怕的打击,多少年的时间,人们总是回避提到表哥的事,就像是从来没有这样一个人似地,只有在后来姑妈去世的时候,人们才说起姑妈的可怜,她惟一的儿子早在她去世之前,就离开她了,只留下一个孤单的姑妈,还给她留下那样可怕的记忆。
祸从天降,一个家庭就这样被毁掉了。表哥的死使妻子受到可怕刺激,多少年过去,妻子都无法从那次可怕的记忆中清醒过来,妻子说就连我们的孩子从生下来看见什么都怕,也是妻子受了那次刺激的原因,到底我们三口人都还没有留下太重的影响,为此我感到万幸。
本文选自《中国作家人生档案》,金蔷薇/编,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4年4月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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