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希：负面人生○革命初始

┃Personal History

负面人生
革命初始

© 林希／文

　　工厂里贴出了大字报：《为什么我们这里还是死水一潭？》看着社会上的革命热潮，富有革命热情的激进人士们已经坐不住了。革命自然要有对象，随之就有向我发难的大字报贴了出来。本来，从农场回来之后，我在工厂里最是小心谨慎，不多说一句话，更不敢发表评论，让我做什么我就低头去做什么，要想拿我开刀，我自认为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当然，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阶级斗争天天讲、时时讲的年代里，想从我这样的人身上找点什么罪名，那不是太容易了吗？
　　社会上闹起了革命，学生们斗争了老师，地富反坏右、反动资本家都受到了“冲击”，工厂里，“群众”的情绪一时时地高涨，工厂党委没有接到通知，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就只好一旁看着，听天由命地等着革命形势的发展。
　　1966年的8月26日，工厂里的革命终于暴发了，才一到工厂，就觉得情形不对，一些工人手持木棍站在工厂门口，就像是警卫一般，活像是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当我走过工厂大门的时候，我看到持棒站岗的工人向我投射过来凶恶的目光。不光是我有了某种预感，工厂里每一个人都预感到今天一定要发生什么重大事件，平日我走进工厂，人们还很随便地在我身边走来走去，今天走进工厂，迎面走过来的人就像躲避瘟疫一般地躲着我走路，人们连头也不敢抬，似是不敢看将死的人一样，人们害怕留下可怕的记忆。
　　难道今天真地要活活把我打死吗？
　　我做好了精神准备。
　　上班铃才响过，就像是刮起了狂风暴雨一般，安装在大院子里，安装在车间里的每一只大喇叭都放出了赞美领袖的革命歌曲，真地革命就要开始了。还没容我去观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就看见人们呼喇喇地全往大院里跑，最先高举革命大旗的英雄们正在工厂大院集合呢。
　　领头的是一个工人，我认识，肤色极黑，没有文化，可能是因为出身好吧，就自觉地担任了领袖，他手里拿着一根大木棒，就是镐头的大木柄，一米多长，胳膊一般粗，一棒子就能打死一个人。可能是自发组织起来的战士们站成一列长队，胳膊上也佩着红臂章，每个人手里也都拿着大木棒，看着少说也有五六十人。这一些人站成一列长队；正听那个领袖喊话，远远的我听见领袖向他的战士们喊着说道：“革命的同志们，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站起来的日子到了，现在我们立即出发去抄那些反革命的家，把他们的老窝砸碎，回来我们再收拾那些王八蛋们，牛鬼蛇神们听着，你们的末日到了。”
　　然后，这些人跳上一辆大卡车，一阵风，就开走了。他们去砸谁的老窝呢？想都不去想他，即使他们去砸我的“老窝”，我也没有办法，因为抄家之风已经在社会上刮起来了，每天都看见红卫兵们耀武扬威地抄牛鬼蛇神的家，一大车一大车的家具，衣物被拉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也有的当众焚烧，一团一团熊熊的大火就在街头上燃烧着，满街砸碎的器皿，据说都是封建时代的遗物，而至今仍然保留着这些东西的人，其实是梦想着恢复他们已经失去的天堂，他们人还在、心不死，他们对于亡国共产是不甘心的。
　　大约到中午时间，抄家的英雄们回来了，同时还拉回来几汽车的旧家具，据说还有贵重的衣服，都是工厂里那些富裕人家出身的人的东西，这些人虽然不反对社会主义，但他们的家庭比一般工人家庭要富裕，所以就成了这次革命的对象，再有的人过去是私方人员，还有的人家有历史“污点”，革命一来，就无一能够得以幸免了。
　　听看热闹的人回来说，好像没去抄我的家，因为我是思想反动，立场反动，这些反动的货色是带在身上的，是藏在脑袋瓜子里面的，去家里，很可能倒抄出著作来了，我不会把反动思想写在纸上、再贴在墙上的。
　　抄家的英雄们回来之后，倒也没有别的任何行动，但工厂里的气氛十分紧张，人人都预感到一场暴风骤雨就要降临了。这场暴风骤雨会是什么样子呢？我想，也不过就是社会上的那些做法吧，游街，当众罚跪，任由人们辱骂，逆来顺受吧，人人都接受这个现实，我一个人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做好了精神准备，我不想反抗，也不敢反抗这场暴风骤雨。
　　我正在车间扫地，到这时候，我已经成为车间辅助工了，因为早从社会上一开始革命，就有人提出不能把生产指挥权交给一个右派，那时候有一部电影，说农村一个地主破坏生产，公社让他赶大车，他就狠命地打牲口，于是贫下中农说，要把赶车的鞭子从地主的手里夺过来。按照这个逻辑，我也就不能再做什么生产管理员了，工厂的人事部门通知我当辅助工，我立即拿起大扫帚，打扫卫生了。
　　在车间里扫地，就看见许多人在外面贴大字报，把车间外面的墙壁都贴满了，偷偷抬头向墙上看过去，许多大字报上都歪七竖八地写着我的名字，名字上还打着红叉，名字下面写着“一定砸烂狗林希的狗头”之类的字，除了我之外，大字报还说要砸烂其它几个人的狗头，都是五类分子之类的人物，也点了工厂党委书记的名，问他为什么压制工人的革命热情。
　　我自然知道，这些大字报意味着革命风暴就要向我扑过来了，还是那句话，等着吧，如今已经是插翅难逃了。
　　午饭过后，工厂大院里就闹起来了，只听见人们在喊革命口号，也看见人们往大院里跑，我不敢出去看热闹，就蹲在车间角落里等着有人来抓我，果然，就在大院里的一片口号声中，几个工人闯到车间来，在角落里找到我，恶凶凶地向我吼道：“狗林希，出来！”
　　不敢违抗，连让我出去做什么都不敢问，我就跟着这几个人从车间里出来了，那几个人带我走到工厂大院，我心里突然烧起一种火焰，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就像是一只被激怒的野兽，我几乎要发疯了。
　　黑压压，工厂大院里跪满了人，我看见跪在最前面的是总工程师，后面有几个有历史问题的人，还有几个技术人员，跪在院里也无所谓，外面革命的情况我也不是没看见过，最最无法接受的是，工人们想出最下流的作法，让每个跪在院里的人，嘴里叼着一只臭鞋。
　　车间里，总是堆着一大堆臭鞋，也不知道是谁的鞋，干脏活的时候，找来一双就穿上，穿过之后，就丢在车间里，日久天长，车间里总有一股臭味。如今揪牛鬼蛇神，真不知道是谁想出了这样一个下流的作法，把最脏最臭的鞋，给牛鬼蛇神们叨在嘴里，真也是恶毒到极点了。
　　还没容我想好在这种局面下应该如何办，早有人把一顶纸糊的帽子扣在了我的头上，我还没有挣扎，立即又有一个人过来，把一只臭鞋向我举了过来：“叼上！”
　　啊上！叼上！疯狂的人们一起喊叫着，不知道是多少只拳头向我挥着。
　　立即，那只臭鞋已经塞到了我的嘴边，一股恶臭呛得人不敢呼吸，紧紧地咬着牙关，我就是不肯张开嘴巴，似是我的举动激怒了革命群众，那个拿臭鞋的人，突然一使劲，把那只臭鞋压在了我的嘴巴上。
　　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当时我是从哪里来的一股邪劲，在众人的揪扯下，我用力地挣扎出来，向着围着我的人群，我大声地说道：“无论我有什么罪，国家有法律，我接受国家法律的制裁。”
　　人们没有想到会有人不服从他们的侮辱，我的反抗使人们变得疯狂了，立即就出来一个人向我问道：“你是不是右派分子？”
　　“曾经是过！”我冷静地回答说。
　　“你是不是反革命？”那个人又向我问着。
　　“我不是。”我还是冷静地回答着。
　　“让他叼上！”人们自然不会和我多费唇舌，又有人向我喊了起来。
　　我当然还是不肯叼那只臭鞋，就在我躲闪的时候，人群中有人喊了起来：“打死他！”突然，就像是天黑下来一样，我只感觉到有人在我的头上狠狠地砸了一拳，呼喇喇不知道多少人就向我涌了过来，我也不记得自己是怎么一下就被人打倒的，也不记得头上挨了多少拳，身上又挨了多少脚。我只听见人们喊叫着，只觉得似是有一股狂风滚动在我的身下，我被人们踢过来，又被人们踢过去，世界变成一团黑暗，我听不清人们在喊着什么，也感觉不到人们在怎样打我，又是怎样踢我。
　　不知道是多少只脚踩在我的头上，也不知道是多少只脚在踢我，又是多少只拳头在狠狠地打我，我似是也感觉到有人抢起木棍向我的后背打了下来。几乎感觉不到疼痛了，也没有时间想我会不会就这样被他们打死，更没有去想这场野蛮的拳打脚踢要到什么时候结束。
　　据说，工人们兴奋了，多少年之后，一位好朋友告诉我说，在我被打的时候，从工厂各处不知道有多少人疯狂地往大院里跑，人们一面跑还一面喊叫：“打便宜人去呀！”那位朋友看到这一切，他说至少有上千人围着打我，外面的人打不着我，就使劲往里面挤，从里面打够了我的人被挤出来，我的朋友告诉我说，那些人的眼睛里闪动着兴奋的光芒。
　　打人，可以让人的血液沸腾，而把一个人活活地打死，更会让人变得疯狂。工厂里的人们，也就是社会底层的穷苦人，平时看着如我这样的人斯斯文文，心里就老大的不舒服，今天我被人们踩在脚下，可以活活地打死，他们心中的兴奋是可以想象的。这场革命所以能够在几天的时间里把群众“发动”起来，就是先激起人们的疯狂，那些在老师们的面前规规矩矩的孩子，那些不堪承受功课之苦的学生，那些对老师每天的训斥早就怀恨在心的少年，一旦有了可以任意辱骂和折磨老师的权利，立即他们就会卷起一股狂潮，一场空前野蛮的革命，就一日之间开始了。
　　被踩在众人的脚下，更被愤怒的人们踢得滚过来、滚过去，我几乎已经失去了知觉，这时，我真地有一种死的预感，如果不出现奇迹，人们不会停手，而此时此际，在中国打死一个人，或者说是打死一个知识分子，那就和随便打死一只苍蝇一样，不会有人追究任何责任的。不光是没有责任，还要受到赞赏，因为他打死了一个敌人，用当时流行的句话说，那就是：“要铲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就在我躺在地上等着被人活活打死的时候，突然人们停住了手，我身上也觉得再没有人踢我了，停了一会儿，就听见有一个人向我大声地喊着：“狗林希，你怎么敢和革命群众对抗，把他揪起来！革命的同志们，我们一定不要上狗林希的当，他想打乱我们革命前进的步伐，我们坚决不答应。革命的同志们，你们把狗林希交给我们，我们一定把他治得服服帖帖！”
　　就在这位工人向大家说话的时候，不知道是什么人把我从地上拉起来了。遭到人们的毒打之后，当时我几乎没有疼痛的感觉，就是觉得全身的皮肤发胀，头也重得抬不起来，努力睁开眼睛，又什么也看不清楚，我想象一定是被打得全身是伤了。凭直觉，我听出向人们说话的人是一位车间的老工人，他因为出身好，在车间里一直是政治骨干，在刚刚结束的四清运动中，他是车间的领导成员，也是车间党支部的负委员。这位老工人一直是车间的政治核心骨干，但他对我一直很好，虽然也不说什么同情的话，但他从来不和我为难。可能是他看见我已经被人们毒打得几乎就要失去知觉了，不能出面搭救我，就以车间领导的身份出来解救我，但他不能为我开脱，就说是带我回车间去“狠狠地收拾”我，而且还定要把我治得服服帖帖。
　　众人只顾着打我，把满院的牛鬼蛇神丢在一边了，不把我交代一个地方，革命已经无法进行了，这位老工人来的正是时候，大院里的革命群众就让老工人把我带走了，他们还有革命使命要完成呢。
　　跟在老工人的后面，拖着重重的脚步，我走回了车间，这时，老工人把我带到车间后面的一间小黑房里，让我坐在一条板凳上，然后自然是恶凶凶地对我说：“林希，你听着，你和革命群众对抗，绝对没有好下场，只有低头认罪，才是你惟一的出路。”
　　说过，老工人就把我扔在小黑房里，又把房门从外面锁上，还留了一个青年人在房外看守，然后他就离开了小黑房。
　　是这位老工人救了我一条命，如果不是他出来解救，就是人们不把我打死，也会把我打成残废。被关在小黑房里，我依着墙，这时才有了疼痛的感觉，腰部被他们狠狠地踢过，从后背到尾骨，疼得难以忍受，肩膀也疼，腿也疼，头发被他们揪得更疼。看看胳膊、看看腿，胳膊、腿上好几处地方已经踢得又红又紫，至于看不到的地方，那就更不知道是什么样子了。
　　这时，我的脑袋空荡荡的，什么想法也没有，我只想喝水。

　　本文选自《中国作家人生档案》，金蔷薇／编，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4年4月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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