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海陵：狂暴的美好年代

┃Personal History

狂暴的美好年代

© 章海陵／文

　　门坎之誓

　　玩弄字眼，最终玩弄的是人心。我追随“出国潮”辗转到香港工作与定居，1992年秋天参加三峡豪华旅游团，从报名那一刻起，就对“豪华”二字不舒服：明明“普通”，为何非要标榜“豪华”？奇怪的感觉伴随全程，尤其是在一些景点，我被各种各样的小贩包围，直到摆脱了他们，“老板、老板”之声仍不绝于耳。此二字乃是我整个青年时代心惊肉跳的恐怖梦魇。我相信，这种时髦而可恨的称谓最初绝不是我等之辈叫出来的，但叫叫又何错之有？因为他们没在“追问出身、讲究成份”的阶级斗争年代生活过，当然也不曾被“极左之火”灼伤。
　　快到重庆时，轮船在嘉陵江上久久停留，因为江水太浅，要等涨潮时再航行。我长时间地留在自己的舱房里，两眼一直湿漉漉，因为我看到了岸边密密麻麻的运煤工。他们挑着煤筐，迈着急促小步，飞快地由远处的煤山来到江边，再登上运煤船的跳板。我有过类似挑煤工的重体力劳动的经历，太熟悉小步的“急促”了，这是无师自通、节约体能的好方法，就像长距离的游泳，连换气抬头的幅度都不可太夸张，因为那是华而不实的体能支出。往事今事的界限变得模糊，恍惚之中觉得自己也是运煤工中的一员。
　　我于1966年深秋告别上海，那时中国各大都市已经过文革“斗黑帮、扫四旧”等阶段，而我踏上了“建设新疆、保卫新疆”的路途。我们一众远行者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批“支边青年”，不同于后来全国范围“上山下乡”的知青。我任职的地方是新疆哈密雅满苏露天铁矿，坐落于远离兰新铁路的戈壁滩深处。那是一个极其荒凉丑陋的自然环境，用当地调侃的顺口溜来形容，这儿是“天上无飞鸟、野兔不撒尿、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
　　因为是资产阶级家庭出身，我一到矿上，就被分到采矿组上班，这是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读高中时，学校曾安排学生到农村干农活儿，用铁耙翻掘泥地，没有诀窍，用双手用力握紧木柄即可。简单的劳动让我们叫苦连天，不出二十分钟，掌心与手指就磨出大串水泡，继而破裂。这仅是开头，而且绝无疗伤止痛这回事，因为工作不可中止，劳动不可退出，接下来就是裸露的肌肉与木柄的接触了，钻心疼痛由手掌传向全身，持续到收工为止。体力劳动中的这种钝痛式强度，我深有体会。但当年从事的农活儿是短暂的锻炼，几天后可以返回家中，从此想都不用再想。而今天在采矿组上班，高强度体力劳动说不定就得从事一辈子。这样的终生职业难道不可怕？
　　煤矿工人的形象是固定的：满脸漆黑，仅看得出牙齿与眼白。铁矿工人的形象却是不固定的，同样仅看得出牙齿与眼白，但一张脸却变幻不定：昨天是红色，今天就是棕色，明天可能是青色，后天大概是灰色，大后天也许是绿色；究竟是哪种颜色，取决于这天我们挖是哪一种矿石，以及采场的风向。正午阳光下，我们一群采矿组工人去大食堂吃午饭，那副尊容就像今天涂鬼脸的反恐部队成员，更别说汗淋淋的脑袋还顶着帽扇散开的狗皮帽，肩扛铁锹挑着的羊皮袄，进入生活区时，迎面见到的每个同事眼里都流露着赤裸裸的恐惧，视我们为怪物或苦役犯，“这辈子做人，可千万不能落到你们这般田地”！这种不是讶异而是害怕的目光直达我的心脾，具有怎样的杀伤力啊。在我一生中，第一次真正感到抬不起头的，就在这一刻。
　　同事们以惧怕的目光打量我们，分明还包括政治因素。矿人事科以工种显示政治待遇是公开的。分配在采矿组工作是清一色的“问题人物”，戴帽的五类分子首当其冲，还有剥削阶级子弟、犯有贪污腐化错误及政历有问题的职工；等等。这一发现令我目瞪口呆。1965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一切工作都是为了革命》，新华社更报道国家主席刘少奇接见北京掏粪工人时传祥，宣传“职务有高低，工作无贵贱”。一些新闻报道也在讲述这样的真实故事。按媒体的精神，艰苦岗位的工作者应当受到英雄式的欢迎与仰慕才对。然而在矿上却“反其道而行之”，职务也好，工种也好，都是隐形的政治待遇，弄得艰苦重担人人躲避不及，唯恐落到自己身上，而决定工种、分配岗位的人事科，比阎王殿还要可怕，阴气逼人。
　　我联想到军队里的“惩罚连”，该建制向犯有严重过失的军人提供将功赎罪的机会。但开采铁矿不是打仗，凭什么要求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当“敢死队”？家庭出身不好是“罪过”？话说回来，在战争中，不是“惩罚连”的军人也面对阵亡，在死神面前人人平等，炮灰之间不存在歧视。这么看来，采矿组包含的惩罚、不平等的意思可是太不讲理了。更令我沮丧的是，受到不公正对待的采矿组成员，没有一个表示抗议，连委屈情绪也尽量不流露。

　　从根本上说，吸引我奔赴新疆的，有经济原因。我也没有“一颗红心献边疆”的支边青年那么天真纯洁。我有我的“追求”，那就是要求“政治平等”，这一点许多支边青年可能想都没想到过。文化大革命前一两年，中国大力宣传“阶级出身不可选择，政治前途却可争取”，学校也传达中央领导人的讲话，称“剥削阶级子弟也是人民的儿子，党和国家对他们一视同仁”，“歧视是错误的”。这些话何其感人肺腑。可是，在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中，周围又有哪个熟悉的剥削阶级子弟参了军、入了党、被提拔当了干部？这些人不能参军，不能从事机要工作；成份不好，学习成绩与操行品德再好，也大打折扣，进不了一流的大学。

　　报刊经常报道一些劳动人民子弟由原来的不思进取，被“转化”为积极向上，所在部门和单位的党团组织、他们的父兄莫不欢欣鼓舞；等等。每每读到这些，我心里就升起强烈的不平：多少剥削阶级子弟，从来就有进取精神、一贯积极向上，根本不需要“转化”，谁为他们感到欣慰了？他们中间有人侥幸参加共青团，入党的则绝无仅有。反而不时听到一些言之凿凿的传闻，据某某内部文件、某某领导干部称，剥削阶级子弟人党，一定要接受生死考验。这消息在已加入共青团的我听来，不啻是精神上的重大打击。“在和平年代，哪来生死考验？这岂不是强人所难”？怪不得一些剥削阶级子弟（也包括我）都在内心盼望战争爆发，好到“铁与火”考验中争取平等的权利。“不自由，毋宁死”？不，响彻我内心的口号是“不公正，毋宁死”。不久，媒体报道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到新疆建设兵团视察，被接见的代表中有好几位家庭出身不好，但他们都已成了中共党员。我想：“成了党员，才能清除阶级家庭的阴影，可以像劳动人民出身的人那样争取前途；否则，就算是团员，也无足轻重。”新疆的报道至少透露了一个信息：边疆执行阶级路线不像内地那样“严格”，剥削阶级子弟也可以通过入党改变命运。对了，边疆气候恶劣、环境艰苦，就是和平年代的“战争考验”呀。
　　沉湎于这样的幻想，我决定报名到新疆去。当时新疆重工业厅派招工组来到上海，吸收职业学校学生与无业青年进疆，而我是高中毕业后分配到上海冶金局干部学校的学员。我找到招工组所在的旅馆，坚决要求奔赴新疆。招生组干部正告我这主动上门的申请人，“你可以去，也可以不去，因为我们没有计划招收你这样的人。”“我要去。”“我们对你们这类学校没有招工任务，你现在收回决定还来得及。”“我愿意。”“你去，只能当普通工人，因为没有你的干部编制。”“我没有意见。”……进行这番话时，我脑海里浮现的是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散文诗《门坎》，觉得此时此刻自己就是那个决心跨进门坎，并自行断绝后路的俄罗斯女郎。我心间涌起理想主义的悲情，全然忘了我对政治权利甚至经济收入也是有功利考虑的。我向招工组表示，去新疆绝不是为了争取好的前途，更不是为了出风头，当普通人足矣。在那里过一辈子，如果需要，献出自己的生命也可以。“不过，绝不可以有政治歧视”。这话我没说出口，但是我深藏的信念。今天回忆起来，招工组的几位干部已清楚解读出我的内心想法，他们对我这种剥削阶级青年并不感兴趣，又于心不忍，于是连番地泼冷水，几乎是直言相告“你的死材料（阶级出身）不过硬，政治上不可能有发展”；甚至暗示“在上海生活与工作，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理想啊。你将来肯定会为今天的决定掉眼泪的，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可吃”。但我想要“不得歧视”的承诺，他们当时没有给予，也不可能给予。我一厢情愿，形同强行索要。后来我听说，招工组中有的人家庭出身也不好，遭受若隐若现的不信任，委屈比我更多、更深。
　　在那些辗转反侧的风雪之夜，我一千遍、一万遍地扪心自问。首先我自认，奔赴新疆、争取政治平等是不切实际的奢望。招工组既然没有承诺，所以也不存在背信弃义，是我自己在前途命运这样重大的问题上轻举妄动，自说自话……“甚至是自掘坟墓”，这话在脑海里闪现时，我几乎痛心得要流下眼泪。我开始严厉批评自己：对采矿组的繁重劳动心怀不满，又是多么平庸、怯懦、自私！既然在进新疆前发过“门坎”之誓，岂能患得患失！必须对抉择作出承担。“死了那条心，就在这蛮荒之地过上一辈子吧。”
　　新疆矿上文化大革命第一轮动乱开始了，切入点仍是牵动我心头之痛的“阶级出身问题”！起初我相当平静，“已沦落到采矿组，置身‘藏污纳垢’之地，还能怎样呢？有什么好怕的呢？不可能有新的贬低了。”没错，没有新的贬低了。意想不到的是，矿上发生的事情比任何时候更令我痛心不已。
　　新疆与内地向来有“时间差”问题，矿区更是如此。按说，这是大好事，内地初期文革走过的弯路、犯过的错误，在这里可以免了。据说，“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联在北京、上海等被捧为“天条”而大行其道的时候，新疆矿上毫无动静，人事如常。而当时还没离开上海的我，已在冶金局干校内品尝着这“天条”的暴戾滋味了。一些所谓“红五类”的同学，奔赴首都向北京红卫兵取经后，从此判若两人地变成凶神恶煞，腰扎皮带、满口脏话，对同学训话一再发出“小心你们狗头”的恫吓。“狗头”二字落到我头上之际，心里顿时发出轻蔑的冷笑，并就此在心中生根，化为我多年的“生存资源”。
　　进入1966年十月份，在我打点行装准备进新疆的时候，我注意到两报一刊的国庆社论《回到毛泽东思想的大道上来》，辨出弦外之音。下旬，重工业厅招工组领我们进新疆，路过西安时，同行在旅店睡觉，我一个人流连街头看大字报和传单直到深夜，终于看到周恩来、江青等中央首长批判“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讲话。我在昏暗的灯光下，不相信自己眼睛似的，看了一遍又一遍，长长地舒了口气，“这可是历史的结论哪”，我在心里说。尽管我来到矿上，遇到人事科通过分配工种歧视家庭出身不好的职工，但我以为这不过是文革前一些企业部门的做法，与红卫兵的“对联”精神没有关系，“可能听都没有听说过”。
　　矿区仍停留在“批判三家村”的阶段，没想到这年年底，在北京上海等地已臭不可闻的“对联”，竟当作新时髦在矿上招摇过市了。一个取名“红色造反战斗队”的夺权组织成立了，该组织的灵魂人物据说是当权派过去挑选培养的红人、宠儿。我在上海见识过这种造反，一点不奇怪。唯其恩将仇报、背信弃义，才称得上“造反”。它们在中国各地反复操练，成了千篇一律的政治景观、普遍规律。
　　矿上这个夺权组织的矛头对准群众，迫害一向谨言慎行、更无权无势的同事。该组织的“第一号通令”勒令矿人事科公布矿上各部门、各车间剥削阶级、反动家庭“孝子贤孙”的名单，也警告这些“混蛋”老老实实接受群众的监督。在大字报左右两侧，贴的正是在“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联。
　　矿人事科立即照办，公布了在机修车间、汽车队、压风机房、地测队等“要害”部门家庭出身不好的同事的名单。没有几个小时，“红色造反战斗队”第二号通令出笼，勒令“孝子贤孙”们在二十四小时内从所在岗位滚下来。这些同事果真离开自己的岗位，像接受命运打击那样毫无反抗。第二天，一个阳光明丽的初冬早晨，采场公路上出现了一支扛着铁锹、沉默无语、眼含泪光的养路队伍。他们作出“以不反抗换取不被伤害”的抉择，可是不反抗，不仍是被伤害吗？
　　这些同事原先的工种，哪是什么“要害”岗位？搁在今天，一般人连正眼打量都不会。然而，这些人是精英倒是真的。何必回避精英的存在？当年正因为有了他们，我们矿区才被外界羡慕地称为“藏龙卧虎之地”。三十多年后的2001年，朱基总理在“香港财富论坛”上发表演讲，一些当地朋友对他统计数字了然于胸的记忆、妙语连珠的口才佩服得五体投地，称他是绝无仅有的俊逸之士，我也激动万分，但也纠正并告诉他们，像朱总理这样有才干之人，中国大有人在，新疆矿上工人中就有。
　　有个工人，姓罗，长年不受重用，一旦启用，就横空出世地释放巨大爆发力，短短时间为矿上培训出全套统计人员，其强大阵容令全疆刮目相看。统计数字了然于胸？不过是起码的基本功而已。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在回忆录中为自己能写一手“葱籽”式俄文字母的绝活儿而沾沾自喜，这算什么？我们罗兄写的是多笔画的方块汉字，能把你口若悬河吐出的任何词汇都记录下来。还有一个在采场餐风宿露、干体力活儿的詹姓工人，简直就是矿上的技术“大亨”，无论是盖房子、装配机器、排除机械故障，还是“车、钳、刨、铣、锻、淬”，每一领域都达到专家水准。这些来自中国低层社会、酷爱学习的精英，与那些铺盖卷里插着碗筷的“盲流”（今天叫“民工”）一道流落到新疆，有所不同的是，他们大都有“不可告人”的家庭出身或这样那样的“政治问题”。多少次碰到理想的职位，就因为登记表要求填写家庭出身、或“需要说明”的问题，他们不得不黯然退避。如果说，这些精英终于找到安身立命之地，用才智报效国家，也为自己赢来稳定生活，则是受益于六十年代初大饥荒之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务实派领导人为国家苦心营造的新气象。新疆的一些企业也按经济规律办事，与这些精英达成了心照不宣的“君子协定”，人事干部对他们的家庭背景、个人隐私等保密，他们抱定“感恩”的生存信条，与任何人都相安无事。这些人事秘密，矿上人人心中有数，不说而已。文化大革命一来，“对联”搅屎棍一到，精英们如履薄冰的平静生活即告被断送。
　　我是一个极大忘性与极强记忆集于一身的人。那个泪光闪烁的初冬早晨，那个养路队悲壮登场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我还记得，两侧贴有“对联”的大字报、杀气腾腾的“通令”，在大食堂里保留了足足大半年，若不是它们自身发黄、变脆，定会像“圣迹”般地保留下去。在那段时间里，我亲眼看到不幸的工人精英，在公开场合对那些大字报和“通令”，像碰到邪灵似地躲避不及，总是扭头快步离去。在没有人的时候，他们又情不自禁地来到它们面前，流连忘返。在这里，他们的痛苦灵魂找到了出口，目光像锥子一般尖锐，追问命运的残忍与不公。天哪，伤心欲绝之地究竟有何种神秘力量？人心就是这样地不可理喻？抑或这是与生命同在的人类自虐、自毁的倾向？就像令人粉身碎骨的深渊、“敌敌畏”杀虫药、河豚鱼巨毒，不管如何令人谈虎色变，但总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是死亡的变奏？没错，“对联”也是！但是，在这里，同病相怜者岂敢抱头痛哭？哭也是罪恶与罪证。
　　多年来，我一直思考着“对联”现象。我相信，性格冲突、价值观碰撞、嫉妒之心暗中泛滥、厌恶钻营者等，任何地区、任何年代都会存在。可是，“对联”精神完全超出了这些范畴。“对联”赞同者的情况似也各自不同，大部分人仅仅欢迎实惠，不想深追“正当性”，懂得见好就收，更不想把事情做绝。另一部分人则是今天人们常说的“基本教义派”，也是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中提到过的那种“连少奶奶的牙床也要上去滚一滚”的人。基本教义派最大的特点是什么事都干得出，前提是利益与好处。在这个前提下，任何精神、所有原则都可以放弃，践踏也可以，包括“基本教义”本身。从本质上说，他们才不折不扣靠他人劳动过活，比资产阶级还要不如；不仅贪婪得不知羞耻为何物，还梦想把既得利益转变为永世的特权，像旧时代的皇亲国戚那样，不止自己这辈子不必劳动又衣食无忧，还连同子子孙孙……
　　时光不可能倒流，但可以假设事情如果可以重来一遍。当年对联在矿上出现，是某些不了解文革新形势的“井底蛙”闭门造车的产物，要是有人把中央的新精神抄成大字报，发出“宣扬反动对联，该当何罪”的反问，矿上是否出现另一种局面？我久久为之困惑，但得出否定的结论。矿上夺权组织不过以“对联”为招揽，抢夺私下向往的职位，则带有普遍的自私性与自发性。作为“政治麻疹”，北京上海发作过，不管丑陋得如何不堪入目、愚蠢得怎样无药可救，纯朴的新疆一定也要再发作一遍，连我们这荒凉得如同月球的矿区也不能例外。瞧吧，那个一向被我暗中取笑为“井底蛙”的夺权战斗队，不仅快速发酵成为气焰熏天、不可一世的掌权势力，掌权掌到十年后文革结束，最终又堂而皇之而融入体制，连遭受它残酷迫害的老干部也不敢抗议。至于因大字报与勒令而改变工种的工人，熬到十多年后落实政策时才回归原来的工作岗位，他们的才干热情早已成了明日黄花！还有个别人到退休也没有归队，一生硬被荒废。“对联”何其强大、威风凛凛呀！
　　我耿耿于怀的是矿人事科当年的妥协作为行政部门“如此放下身段”，其破坏作用比横行霸道的“对联”更为严重与恶劣。当然，这也不是矿上人事科的首创。在1966年血腥的“红八月”，北京上海等地派出所把本应受保护的守法市民的名单“出卖给红卫兵暴徒，任由他们用铜头皮带抽打作践，不也是卑鄙无耻的叛乱吗？文革自身就是一场叛乱，这是十多年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结论。可是，这场叛乱当年进行得如火如茶，事后在一些人那里全无追究，今天毫不反省，将来会否得到认真清理，也是天知道！

　　期待善待

　　校园门坎、大学梦……曾经失去，就是永远失去，再也追不回来。学历成了一代人的话题，萦绕于心间说不尽的遗憾。但是，我的失落、我的伤感、我的悲恸，却是自己始终是一个“技术白丁”。是，我不会正确使用钢锯，锯条常常别断，弄得手皮破血流，因为我的站姿与动作都有问题，无论怎样纠正都改不过来；使用榔头，则落点极不精确，不出三下，就重重砸到左手指，严重伤及指甲根；有一年在采场工地，我像平时那样登上潜孔钻工作台，身体被强烈的静电掀到半空中，跌落在地，这才明白融雪天干活儿一定要穿绝缘鞋。
　　许多人没能读上大学，是岁月的过错，是一代人被时代耽误。可是，我与技术岗位始终“绝缘”，却非同一错误。相反，当年那会儿，我所在的矿区正处于转型期，人工采矿被彻底淘汰，技术岗位大量涌现。与我一同进新疆的上海同行者，是真正意义上的生力军，矿区人事科安排大家学技术，当车工、钳工、刨工、电工、修理工、驾驶员等，还有当机关干部，只有我与少数几个阶级成份不好的上海人去了采矿组。问题是，学技术的幸运儿们很多连中学甚至小学都没有读完。发生在我身上的“笑话”是：过去的学历最高，今天的定粮最高。采矿是重体力劳动，定粮五十二斤。我的薪水也比学徒工高出一载，但是学徒工有“辉煌未来”，工资可以一级级升上去。而我的“现在”就是“未来”——八级工资制没有我等劳动工的份！
　　技术岗位上的新工人常到采场来“出差”，穿着干净的工作服，佩戴簇新的牛皮工具带，钳子、刀子、起子、扳子，一应齐全。因为心情好，他们一路走，一路引吭高歌，令人眼热的“蜜人儿”啊。采矿组的弟兄们呢？衣冠不整，浑身是土，满头矿粉，“人不人，鬼不鬼”。我要说，世界上永远存在“阶级之别”，人生阅历短浅的上海老乡，就因为工种好，已用鄙夷的目光打量我了！此刻，他们眼里只剩下两组不断交替的字眼：“下贱，脏”，以及“脏，下贱”。
　　有个上海小电工，小学二年级学历，并有小小的思维障碍，师傅教他极其吃力。要求小电工查看电铲配电盘，只见他在工地上来回奔跑，一次次如实禀报“上面那个东西后面的一个东西坏掉了……”“哪个东西？”“后面的……那个东西”。你来我往，一问一答，惹得采矿组哄堂大笑。
　　回想高中时代，本人虽然亲近文字、疏远数字，但对“数理化”各科仍颇有悟性，不仅各场考试顺利过关，成绩也说得过去。“以当年的成绩，这份电工活儿难不倒我，但现在连这位傻傻的小子也不如”。老工人也想到了这个问题，有人对我说，“这份工作该是你的”，碰巧被那位小电工听到，他恨恨地盯着我。我惊慌失措，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我为觊觎他人的好职位而羞愧，深觉有损自尊心，但也发现对“技术”的兴趣无法打消，成了永远的辛酸向往。
　　其实，就在“千人躲、万人嫌”的采矿组，也有“时来运转”的机会。矿人事科组织学习团到内地去进修，所学的“矿石破碎”虽是无甚技术含量的操作规程之类，但毕竟不同于“十字镐、大铁锹、葫芦炮”的人工采矿。选进学习团的同事，家庭出身好像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阶级成份这时就算一笔带过的“瑕疵”了。他们可以一个一个离开，我为什么不可以？也快了？命运隧道口出现了亮光，我急不可待。但是，我最终也没有等到外出学习的机会，采矿组也解散了。
　　我的新工作是在冲击钻上班，为挖掘机工作面提供爆破用的药孔。我享有的仍是劳动工的工资与口粮，这是异于技术工的分水岭。冲击钻的工作与人工采矿迥然相异。在采矿组，八小时挥动十字镐、大铁锹，是累断腰的活儿，时刻嗅得到身上浓烈的汗味。在这里，摆弄大机器，感受大钻头撞击地心的震撼，呼吸的是润滑油热烫的气息。不管怎么说，我总算沾到一点儿技术的氛围与气息了。但是，原采矿组的老工人却死活不肯到冲击钻工作，宁可当全无技术可言的养工路、矿尾工。他们认为，冲击钻岗位太危险。
　　老工人可能被悬挂于井架、几吨重的大钻杆吓着了，还有它撞击地心时发出的低沉响声也让人难受。其实，大钻杆一点不危险，绝不可能倒下压到人。真正可怕是用泥浆桶打捞泥浆，那是一个长长的空心钢管，底部带有活塞。泥浆桶的打捞与升降取决于卷扬机每次放出多少钢丝绳，而这一点控制在“剎把”即操作工握着的操纵杆，可是卷扬机操作系统中既无变速器，也无制动器。经验再丰富的“老把式”也制伏不了灵活之极的卷扬机飞轮。我亲眼目睹一次事故：吸满泥浆的空心钢桶像火箭一样窜出地面，飞向井架顶端，——这是严重的操作错误，但当事人此刻失去了理智、魂已出窍，操纵杆不仅扳错方向，而且几乎被扳断，卷扬机冒出了青烟，上了井架顶端的泥浆桶漏出腥臭的泥浆瓢泼大雨般把钻台淋了个精透。这是机毁人亡的瞬间，等到机长发出惊呼，操作者才清醒过来，于是跳下钻台，摔得鼻青脸肿，但却是天大的幸运：井架顶端的泥浆桶因钢丝绳被扯断，笔直地砸下来，而落点正是操作工刚才站立的地方。
　　为大钻杆换钻头，更是一场噩梦。旋开钻头的锣纹，使用近百斤重的铁扳扣，外加钢钩与钢丝绳，动力则来自供钻机行驶用的大马力电机，仍然是无变速器也无制动器，全凭操作者的第六感。要命的是，此时人必须站在彼此交叉的巨大铁扳扣一侧。大钻头的螺纹扣得非常紧，只要钢丝绳绷断，操作者两腿必定从膝盖处齐齐打断。冲击钻师傅来自曾由苏联专家主持的北疆稀贵金属矿，他说，在那里，被冲击钻弄铁扳扣断了腿的残废工人多的是！
　　几年后，冲击钻被淘汰，我又“转战”潜孔钻。该设备用合金钢钻头凿岩，用压缩空气吹出岩渣，从技术层面看，分明比冲击钻先进得多。可是，从环境保护与职业病的角度看，却是不折不扣的“倒行逆施”。潜孔钻作业时产生的细腻粉尘，是导致硅肺病的头号杀手。遇到无风的日子，一台潜孔钻冒出的粉尘，能把偌大的采场弄得乌烟瘴气。到了晚间，由于照明灯光的衬托，看得更清楚了：潜孔钻冒出的粉尘不仅牢牢笼罩整个采场，也弥漫整个生活区。一个到矿区出差的上级干部坦言，“潜孔钻蹂躏着你们全矿居民的小命！”一番话出自外来者之口，因而显得格外可怕。
　　不用说，粉尘浓度最高的地方作为源头的潜孔钻，而我们天天置身于“源头的源头”。几年来，我们的体质已发生变化，吐出的痰在水中已失去浮力。坐在潜孔钻的驾驶室里，窗外是大雾般的粉尘，不见天日。有一天，我突然进入忧郁的遐想，但毫无申诉的欲望：“出于起码的公平，甚至出于成本的考虑，我们的这种岗位，至少应当有两套甚至三套人马来替换。我们可以被随随便便地牺牲掉的，但今后到哪儿去找接班人？谁愿意跟我们同行、与我们为伍？”
　　我不由感到悲哀。想到当年进入采矿组的情形，那时我们被各种颜色的矿粉装点，成了《封神榜》里的申公豹，天天“变脸”，而今我们成了白头白脸的“磨坊工人”。如果说，过去人们见了我感到惧怕，而今习以为常。从一些人的目光里，我发现他们对我已有根深蒂固的观念：你永远属于这里，你生来就是采场人，你不可离开。不止一次，我听到老工人在背后议论我，不停地摇头，但不是指责，而是感慨，“小伙子真可怜，真可怜……上海人里就数他可怜……”可怜？无非我一直在采场工作，肺里吸了太多的采场粉尘，始终从事粗笨劳动，缺少技术训练的“滋润”。听这些话，就像听到对别人的评说，我早已不为工种上表现出来的歧视而愤懑不平了。为什么？起因是有一个更大的疑团梗在我心间：是不是我的资本家父母，还有更严重的问题？把我牢牢困在采矿场，是一种政治需要？
　　1979年春天，仿佛出于一种偶然，我以同等学历的资格参加了全国研究生考试，不久收到了华东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内心竟然波澜不兴。浮现于眼前的是十三年前采矿组终结工作日的夜班，最后一捧矿石抛上运矿车，方形锹像往常那样发出弓箭般的轻响，锹底也照例在照明灯光下闪亮了一次，那是我们矿区结束人工采矿历史的绝响。同事们充满了告别“一锹一镐”采矿生涯的喜悦与激情，唯独我痛心之极，——到底没有在采矿组等来善待！我像一头自信的水母，在寂寥无声的海底恭候时来运转，等得遍体鳞伤，盼得海枯石烂，终究还是一场空。那天晚上我一再自问：钝痛般繁重劳动的结束，算不算命运的善待？不算，我对自己说，我期待的是人的善待，人心的善待，但我没有等到。那种形势变化、逻辑演绎上，甚至数学概率上的善待，我一概不予承认。

　　亲人之间最倾心的谈话中，也会冒出闻之色变的话题，继而是冷场与尴尬。这个世界不温馨、不可爱的地方就在这里。去年我专程赴美国旧金山探望母亲，说不完的往事，忆不尽的亲情，可是突然提及我十九岁时离开上海去新疆，老人家眼里顿时透出严肃的谴责，“你去新疆，不就是为了背叛家庭、跟爸爸妈妈划清界限吗？”挨了这记“闷棍”，我一脸不自然，不得不起身告辞，回房间休息。
　　为什么要到新疆去？这个问题折磨父母，又何尝不折磨我？我能理解父母当年的失落感。我们家还有三个妹妹到江西插队落户，其中双胞胎妹妹走时才十五岁，父亲为女儿送行，从北火车站回来，见到户口簿上被注销的户口，我们家的“头号硬汉”伤心得号大哭。我呢？却在文革高潮、家里最需要有人守护的时刻，头也不回地去了新疆。我不是老三届知青，留在上海工作完全没问题。可以不去新疆，却偏要去，这就不能不怀疑，“是否要与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
　　父母耿耿于怀，我则不免有点负气。“背叛家庭、划清界限”一类话，在那个年代家庭出身有问题的青年中间，谁没有说过？在各种各样的年终总结、思想检查和自传中写过，而且写了又写，唯恐不被当真。父母也是极端年代的过来人，也写过各种检查交代，说过“深挖根源”、“与反动思想划清界限”的话，难道不知道这种话出于无奈、压力？出于功利、策略？
　　我们家的孩子性格相异，但有一个鲜明的共同点，那就是视迎逢拍马、装腔作势为耻，也从不自暴自弃、怨天尤人；个个都有进取之心，但又懂得分寸，不把政治话语带进家门。文革中，我们家被父母厂里的革命群众组织抄了三次，全家同仇敌忾，恨之入骨。父母不出面，我们做子女的，多次到侵犯我家利益的父母厂、邻近工厂和房管所交涉，其间不免发生激烈争执，被指称为“反动本性大暴露”、“狐狸尾巴终于亮出来”、“反攻倒算”等，我们没有畏惧退缩。正是文革，令我们对前途极度绝望，有一种彻底撕破脸、干脆决裂的快意。
　　回到我去新疆这件事上来。当时，除了追求政治待遇平等的动力之外，其实还有钱的动力，帮助全家度过经济难关。在我进疆举棋未定之时，父母所在的药厂扣了他们的工资，两人加在一起的五百多元月收入变为总共三十二元的生活费，我亲眼见过那张细细长长的工资单。当时，两个哥哥还在北方念大学，我不能想象他们生活费无以为继而中止学业。我内心充满了鼎力保家、牺牲自己的冲动，以为父分忧的实际行动感到骄傲。
　　进新疆后，我领的是劳动工工资，加上矿区津贴（戏称“戈壁滩费”），收入相对可观，除去菲薄的伙食费，其余几乎全数都寄给家里。在矿区上海职工里，我是出了名的“清教徒”。作为天天有巨大体力支出的矿工，我是一个不碰荤菜的怪人。有一段时间，矿区食堂供应颇丰，红烧羊肉才二毛钱一份，很多同事一买就是两份、三份，而我仍然坚持洋芋、莲花白、豆芽菜“老三篇”。在矿上小买部，我对罐头、糖果、饼干之类看都不看一眼，这方面的支出永远是“零”。对于香烟、酒，不是一般的无兴趣，而是身心上的反感、拒绝。
　　说及不沾烟酒，那是严格的家教，是家庭戒律。父亲一生都不碰烟酒，做儿子的自然也就格格不入。很快同事们发现我不同寻常的节衣缩食，问“你这样活着，还有什么乐趣？甚至还是人吗”？我回答，“父亲就是这样过日子的”。真的，不碰烟酒的父亲在家中还是清贫生活的倡导者，堪称楷模。在全家人的记忆中，父亲连大饼油条这种“三轮车夫级别”的早点都不愿享受，一碗泡饭、一碟四川泡菜足矣。若说他有“特权”，也不过是他吃的泡菜可以淋上几滴香油，而我们不可以。我不无自豪地对矿上同事说：“父亲怎么生活，我怎么生活。”突然，我记起这话跟巴尔扎克名著《欧也妮·葛朗台》里的对白一模一样！小说主人公是全人类都为之羞愧的“吝啬鬼”。
　　想到父亲乃至自己成了中国版“葛朗台”，颇为惊心动魄。学美术出身的父亲是制药界“一炮走红”的成功者，可是他性格中还有更本质的一面，足以把“吝啬”彻底颠覆。他掘到的“第一桶金”，不像其他资本家那样，用于迫不及待的再投资，而是在上海买下一套像模像样的花园洋房。这一举动当时被周围的老板们视为“发疯”，以后又引来无限羡慕，认为“目光独到”。民族资本家的生活资料受当局保护，这可是一个“大便宜”。我们兄弟姐妹多人从小就享有宽敞空间与个人隐私，养出了日后的人格、尊严、自我、情调等，一生获益良多，当然“麻烦”也不少。
　　病态般节俭的父亲买下花园洋房，我们做子女的谁能做到？“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但是否出于偶然呢？1978年，我回上海探亲，刚好遇到二十一吋日本彩电上柜。据媒体报道，这是上海首批投放市场的二十台外国彩电，售价一万一千元。隔着柜台欣赏彩电的清晰画面，市民们狂喜又绝望地喃喃自语“天价”、“天价”。我挤在人群中，心里顿生刺痛：“若能拥有，此生足矣，但何时能够，何时能够？”不要忘了，当时美元与人民币汇率一比二都不到。万万没想到的是，几天后，“天价”彩电竞出现在自己家中，是父亲用文革后领到的第一笔补发工资买来的。母亲不知是埋怨还是表扬父亲，说，“五元一斤的虾都舍不得买，嫌贵……买彩电，眼都不眨一下……”可是，这却是全家的骄傲。
　　男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以父亲为榜样，“好样”“坏样”都学。搜索记忆库存，在艰苦的新疆岁月里，我也有过奋不顾身、不计得失的“消费冲刺”。大约在1968年，矿区小卖部摆出一台半导体短波收音机，售价一百三十五元，在一般人心目中也是“天价”。我朝货架上瞄了它一眼，似乎不动心，可是对它的迷恋再也没有中断过。于是，我向同事借钱，三天后短波收音机归我所有。我一直记着西德影片《神童》里一个情节：战后年代，家徒四壁的贫苦夫妇，深夜打开大楼运送食物的升降机通道，偷听邻居家播放的音乐，两人在黑暗中闻乐起舞，妻子接受丈夫邀请时娇媚地问：“我还吸引你吗？”这也是我铭记于心的配音演员赵慎之的声音。那天晚上，我躲在被窝里打开短波收音机，拨动小小旋钮，听到久违了的外国音乐，真是美妙的天籁之音，也恍如赵慎之的声音：我还吸引你吗？从此，我的“清教徒”生活发生秘密变化，极大地丰富起来。回顾我负债购买短波收音机之时，脑海里全然没有父亲的影子，那时他也没买彩电，但冥冥之中难道不仍是他的意志、他的决定？就算有遗传因子、潜移默化，甚至“阶级烙印”这回事吧。
　　父亲于七十一岁时撒手人寰。他口才极佳，一生钟情艺术、喜爱教学，发誓总有一天要重返讲台，却迟迟不能如愿，但命运总算在他生命最后一刻显示了“仁慈”。离世时，父亲正在上海虹口区工商联做报告，热情洋溢介绍胡耀邦的改革思想，忽然低下了头，听者都以为他在抑制激动，其实他已上路……听到这番目击描述，我感慨万千。父亲生前不倦阅读马克思著作，对政治理论、国家大事一向感兴趣，特别崇敬改革家胡耀邦。国事、家事、天下事，说起来，这仍是“家庭烙印”的话题：祖父是辛亥革命参与者，深深卷入讨伐袁世凯的秘密行动，风华正茂时就义于南京雨花台。围绕这方面话题，子女中数我跟父亲谈得最多。我告诉他，1966年9月在北京团中央看大字报时，亲眼看到丧心病狂的红卫兵，每隔半小时要把胡耀邦拖出来尽情羞辱。而一些参观者则停下脚步，笑嘻嘻地等着欣赏示众，真够小奸小坏。父亲半天不说话，临了责备我：“为什么要讲这些？这不是戳心戳肺的故事吗？”我再三请父亲息怒。
　　也是在旧金山的时候，我终于从母亲口中听到父亲的文革遭遇。早在60年代初，父亲药厂美工员的职务被中止，理由是“资本家岂可碰宣传”。好吧，那就不碰，当搬运工去。有人反映父亲心怀不满，碰到车间主任、党支部书记，招呼也不打，狂妄之极。“在厂里，地、富、反、坏、右、资本家，见了领导干部，哪一个不主动请安？慢了半拍都不行。只有人家才可以对我们不打招呼……”我说：“爸爸是懂礼貌之人，他不过奉行‘你不跟我打招呼，我也不打招呼’的原则，他一定看到了傲慢的眼神。真要有讲究的话，应该是那些人给爸爸请安，因为他是辛亥革命烈士子女，比红五类还要红！”
　　妈妈声音颤抖地说，“还红五类呢！你可不知道，为了打掉他的威风，开了多少批斗会，给他派了多重的活儿，而厂里一些小无赖、小懒虫还要把自己的工作推到他的头上。哪个黑七类不忍气吞声？可是他不，还揪人家耳朵，要他们完成应份的工作。勒令他打扫厕所，他也不干。一点点歧视，他都不接受，驴耳朵竖得高高的……”
　　“弄得他的孩子也个个这样”，我自豪地笑了。只是这么多年过去，头一次听说父母在文革中遭受的磨难。我们家的人喜事愿共享，伤痛自己舔，绝不互吐苦水。天哪，这可不又是“家庭烙印”的一种？但沉重的忧郁袭上心头：父母落难时，我们又在哪里？可能正头也不抬地写什么“批判家庭”、“划清界限”之类？只要我们还活在世上，个人档案还在，就一定找得到那些已经陈旧但永远稚嫩的字迹，足令我们一辈子难以正眼看父母和自己的心灵。那是时代的迷惘与软弱，更是烧成灰都认得出的耻辱。

　　笑泯恩仇

　　在中国叫“重点学校”，在海外叫“精英学校”。这类学校的学生，尽管身上有令人不快的习气，但有一个优点无法否定，那就是懂得自律。我八十六岁的母亲当了一辈子“精英学生”。如今她与小儿子即我弟弟住在美国旧金山，她一早在小花园锻炼身体原地跑六千步。然后，回房间学英文，上午两小时，下午三小时。原地跑步，风雨无阻；苦学英文，雷打不动，手边的九十九课英文已背得滚瓜烂熟。
　　年迈尚且如此，中青年时代可想而知。但母亲当时是被监督、被改造的资方代理人，还是“国民党将军的女儿”，她的自律品格却大放光明。母亲青少年时代读的是教会学校，终生都是基督徒；文革暴行发生时她也在祷告。工资被扣发，连乘车上班的钱都不够，如此捉襟见肘，母亲仍悄悄地按月资助孤苦亲戚，还有同事——两个有老小拖累的单亲妈妈。这种相濡以沫的关爱，也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腐蚀，要冒怎样政治风险？想必当年双方都有过“攻守同盟”的承担。当厂里召开“向阶级敌人猛烈进攻大会”，母亲低下头走进被批斗者行列时，两位多年受接济的同事也得举手呼口号，又岂能不泫然泪下？
　　母亲的劳动表现也感动了所有同事。她是停不住的“快枪手”，完成定额总是第一，更乐于助人。不用说，她付出的体力也是超常的，因而“右臂粗、左臂细”的肢体畸形至今未能恢复。母亲一直是口服避孕药生产线的包装工，空气中弥漫的微尘对人体伤害极大，女工经期紊乱，男工莫名其妙“长出了大奶”，工人换了一批又一批，母亲始终留在原来的岗位上，其中当然含有“政治用意”，但工作离不开她也是事实：母亲已成了包装组团队的“灵魂”，只要她上班、她到场，组长与组员就觉得安心，一天的工作顺顺当当。
　　我在新疆矿上干得苦而累，时常想：是否多多少少也走着母亲的道路呢？完全不能比。母亲在工作中，像一樽醇酒，热情似火，却又始终清凉，工作节奏呈现韵律之美。我在矿上整日为生存与工作环境生闷气、喊冤枉，像只盛粗坛的红薯酒，躁热攻心。平时一投入工作，我心里就升起一种声响：你们建设边疆我也建设；你们爱这个国家，我也爱；我流的血同样红、同样热、同样黏稠……我在莎士比亚作品《威尼斯商人》中找到共鸣，“臭名昭著”的夏洛特原来也有极辛酸的心头之痛：我们犹太人也是人哪。在气愤难消中，慢慢滋生一种“挑衅”，先是一点点，以后越来越强烈：我比你们更爱这个国家，更爱这个矿山；这份爱是可以衡量的。讲漂亮话有什么用？大家拿出行动，比一比高下吧。
　　1972年，自治区举行征文创作比赛，矿宣传科组织我等文学爱好者参加。我很快完稿交卷，写的是亲身经历：在一个奇冷的风雪之夜，高压风管不通，我与一位青年同事查遍采场，用小锤敲打找到管道多处被冻实的关节，然后用喷灯把管内的冰块一一烤化，天亮前解除故障。文章主题是，生产第一线的青年矿工同样卓越，不比老工人差。评比结果，我被列为“最劣”，评选人问我：“你跟老工人究竟结下了什么‘梁子’”？我沉着脸没说话。事实是，一些老工人风雪之夜也在班上，但他们都不肯外出，“不干我们的事，你操什么心？”他们整夜烤火、聊天，我们冻得半死。
　　老工人也没错。矿区管理不善，是他们的责任吗？管道组在冬季来临之前就应该清洗油水分离器，令管道保持干燥，这是起码的常识，更是举手之劳。可是，当领导的，谁催过、问过了？矿上生产越来越不顺利，领导曾认为“根子”，在我们潜孔钻未能按时提供电铲工作面，我们则抱怨机修车间加工的钻头不合格。何以是这样？原来加工钻头的师傅因政治历史有问题从岗位上“清理”掉了，新手只懂照猫画虎，“银样蜡钻头”因而大批出笼。我指责，“简直是开玩笑，而世上哪有这种痛心的玩笑”？矿领导一脸鄙夷：耍威风？你也想被“清理”出去？
　　我曾反对矿上“评选先进工作者”的标准。我开会时指出，工作表现当然有高有低，但工作条件却有好有坏。无论是采掘矿石，还是穿孔爆破，都会遇到岩层的软硬度。遇到“软”工作面，一个的月任务五天就可以完成；反之，遇到“硬”工作面，五天的工作量一个月都完成不了。测量岩层软硬并非是难事，但这些因素不考虑进去，评比就是弄虚作假，儿戏不如。如果再把“软”工作面当作礼物馈赠的话，“那就是侮辱工人阶级，应当严肃追究……”不用说，我遭致“故意捣蛋，居心不良”的恶评。还有一次，采场完成当月任务，宣传组出墙报表彰，请我写一篇“社论”。我引用列宁的话，意思是说，庆祝纪念日最好的方式，不应说一些肉麻庸俗的颂辞，而应当找寻工作中的缺点与不足。“我们若能找出更多的薄弱环节，改进采场今后的工作，无疑更值得欣慰。”据说，这篇稿子令所有的领导深恶痛绝。
　　处境越是不好，个性越是倔强。从什么时候我的工作认真变成了工作狂热？中午是爆破工的作业时段，采场人员必须全体撤离。通常，爆破工掷出一个炸雷般吓人的雷管即“信号炮”，通知最后一批同事该走了。军令如山倒，再留恋工作的人也得放下手中的活儿，何况饥肠辘辘，就餐时刻也到了。可是，我算出从“信号炮”响到爆破开始，少说还二十分钟的预留时间。我连这点时间也要利用，为下午作业作准备。
　　有一次，我成了最后一名撤离者，四周静得恐怖，我纵身一跃，从采场高高的台阶来到空荡荡的公路，狂奔起来。爆破这时开始，弹片般的碎石追逐着我。矿区广播站正在播放样板戏《白毛女》，“……流不尽的眼泪啊，化作倾盆大雨降下来，降下来”！爆破工也从掩蔽室里看到了我，像《水浒传》里武松大爷那样骂着“叫你认识爹爹”。好在路旁有电铲工人的休息棚，我刚躲到它背后，就看见装盐酸的厚重坛子被一块拳头大的石头“啪”地打碎，呛鼻的白烟呼呼冒了出来，直冲云天。我脊背紧抵着休息棚，摘下汗湿的棉帽，捂着鼻子，听着更多更大的碎石闷闷地砸在帆布顶上，好不庆幸得意。
　　在爆破工眼里，我成了十恶不赦的坏蛋、无可救药的疯子。我今天才认识到，珍惜时间到“不要命”程度，根本就是非纪律也是非理性的行为，若是在战争年代，是要送交军事法庭的。可是，从当时的心态看，我这样又是非如此不可，是最自然、最正常的表现。我珍惜时间还触犯了众怒。凌晨三点时，夜班工人有一小时的休息，人人都抓紧机会睡觉，这一睡简直有“起死回生之功效”。压风机运转工的瞌睡更大，通常要睡到天亮，工作上有求于他们的潜孔钻工人当然也乐于“搭这趟顺车”。可是，我不干，不惜顶风冒雪，走上老远的路，催促压风机房准时供风。我的催促，招压风机房工人的恨，也招钻机同事的恨。怎能不恨呢？要知道，调度室与采场领导对这种事也睁一眼、闭一眼，是否暗中取悦于下属也未可知，我却“十足无赖”地棒打众人清梦。
　　1971年春天，矿上开始整顿共青团，对每一个团员的工作与政治表现进行审查。因为是“开门整团”，几乎所有新老工人都被分批请来参加评议。我到场，颇忐忑。听到一些惊心的严厉批评，但发现原来说别人，而我的“过错”是：“为什么不帮助他？为什么眼睁睁看着他堕落下去？”接着，对我的各种正面评价纷纷涌现，我由错愕到羞愧，如坐针毡。一个上海人发言说：“我们矿上几百个上海人，没有一个人家里有花园洋房，但他家有。我回上海时见到了，是真的。他就是来自这样家庭的人，但他身上没有一点点剥削阶级的恶习，他吃大苦、耐大劳，像保尔·柯察金一样。”……没有想到，在这个冷漠的矿区，有多少双眼睛热切地甚至亲爱地注视着我，祝福着我。我衷心感谢，但难以接受。天哪，世界上热辣辣的“大爱”是绝对不舒服的，就是保尔·柯察金一定敬谢不敏。
　　令我诚惶诚恐的是，这次“整团”，我不仅被评为优秀共青团员、当选为团支部委员，还推荐加入中国共产党。一时间，我成了矿上的话题人物。一些人怀着奇特的好奇心理，想看看资本家子弟能否真能成为党员，这可是“破天荒”的事。成为党员，不就是我进新疆的动力吗？父母热切希望我在新疆入党，改变家庭与弟弟妹妹的政治处境。在中国各地，只要家中有军人——不管是扛枪打仗的，还是唱歌跳舞的；无论其父母是地主富农，还是坏分子、资本家，逢年过节，民政部工作人员都会到这种人家的门上贴“光荣人家”的红纸。然而，这些年，我已深深领教了矿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联基本教义派群众。尤其在我们采场，他们的势力不是风头无两，而是光焰无际。要他们同意我入党，对我而言，是自取其辱；对他们而言，是与虎谋皮。入党不成不说，我的家庭底牌能不被他们翻弄个通透，揉成碎片？我的判断是对的。不久以后，反弹也出现，有领导在私下场合称“开门整团”中有不妥议论，“剥削子弟的改造要看一辈子，今天好，不等于明天也好，不宜评价过度。”我惆怅不已，为群众的善意受到嘲弄而感到有愧。
　　在这种时刻，我特别想念母亲。她在药厂的艰难历程也一再浮现于眼前：先是编外人员、替补、下手，但很快成为生产中最难能可贵的“急先锋”、“敢死队”和“智多星”。而我是“一再打滥仗的杂牌军”，永远摘不掉帽子的“技术白丁”。母亲有“军神”风采，有那种默默无闻、中流砥柱式的气质：攻打桥头堡的枪林弹雨之役，总是他们打头阵，赢得漂漂亮亮，庆功大会则没份出席。注定肩负重任，又注定不得享受光荣，但对于这种不公平，她无所谓。她以自律自尊战胜了歧视。我做得怎样？不是把委屈化解掉，而是把它们一份份放到心里，硬生生磨成一个个大血茧。

　　文学作品影响心灵，甚至书中的一段描写、一句话，都会影响一个人的生活道路。这种事情，今天完全见不到，唯有在我们那个年代才可能发生。我青少年时捧读法国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读得云天雾地，全无连贯印象，但有一个情节始终牢记于心：破产银行家的自杀之夜，心思单纯的长女安多纳德酣睡到天明，儿子奥里维即刻预感到正在发生的惨剧，也恐惧害怕，但强迫自己继续装睡，到第二天再接受现实。这种“紧闭眼睛、心里有数”的假寐本领，移植到我身上，日后发展为一种顽强生存方式。这就是，对一些复杂事物“熟视无睹”，把“不希望”当作“没发生”；只要能暂时冷冻，就有化为乌有的可能。
　　“开门整团”我被推荐入党，反而令我处境不利。一些人不分场合直指我是“拒绝改造的资产阶级子弟，跟上辈相差无几”、“善于伪装，把自己弄得脏兮兮，但那张对现实不满的脸泄露了一切”、“家庭政治历史极其复杂”等。我的生活空间再次毒汁四溅。有同事问：“一些人为什么这样仇恨你？你做过伤害他们的事了吗？”我迷惘而悲哀说：“哪可能？来龙去脉我完全不知道。”是不是我做人太失败？是不是该收敛锋芒？但是，我又露了什么锋芒？我再三追问自己：是不是另有生存之道？
　　啼笑皆非的是，与矿区毫无关系的建筑公司即所谓的“外单位”，也贴出大字报，指名道姓揭发我与该公司一位富农成份（天哪，又是“成份”惹祸！）的工人交情不浅。那工人是出名的忠厚之人，好学上进，还是生产骨干，我与他不过交流读书心得而已。但在大字报作者看来，我们“鬼鬼祟祟”，这就是嫌疑，就是罪证。最不好受的是，一个向来对我友好的上海小青年，自从接近了那些仇视我的人以后，与我断绝往来。这不是恩恩怨怨中自然生成的反目成仇，而是无缘无故、莫名其妙的决裂。不可理喻的是，两人路上碰面，他还要喊：“喂，狗崽子！狗崽子！”天哪，真是侮辱，真是可恶，也真是痛心。所以，这次被推荐入党也令我体验了“狂妄”的快意：请建筑公司的“好事之徒”，请无故背弃友谊并热衷侮辱的上海小老乡，听一听这种呼声吧。你们，可曾获得入党推荐？我格外觉得推荐是一种肯定、一种评价，有推荐就够了。
　　推荐我入党之事无下文的同时，采场一个向来不被舆论重视的年轻人入了党，对团组织造成相当的冲击，因为稍早前刚好有团员找他谈心。团员找非团员谈话，无非是说“好好靠拢团组织”、“组织大门向你敞开”等鼓励话，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一贯如此。约谈方的态度尽管十分谦卑，却代表着组织，显示“上对下”的关爱。谁知，这回被约谈的非团员向团员表示了虽然礼貌但绝对居高临下的拒绝。这是怎样的“羞辱”呀，团员开会时纷纷抱怨，“至少得先通知一声”、“太不给我们面子”、“这样下去，我们还有什么吸引力”？
　　这场风波被采场党支部书记平息，此公一向说话快人快语，精辟之至，“未入团者不可入党？党章可没有这一条”。这句掷地有声之言，当时就令我深感语言的简洁之美，远胜思想的深邃之美。这句话还透出一股日后改革年代才出现的清新之风，那就是，选拔培养新人不可按部就班，而且“程序正义高于一切”。这场“风波”其实也值得反思，团员们的牢骚埋怨，平心而论，难道不也透出一种狭隘自私、一种对特权的向往？
　　有一段时间，矿区生产不稳定，上级冶金局派出“强将”到我矿采场生产第一线“督战”，来人姓贾，仍保留局级处长的职务，但又担任矿区采场的最高领导。我有直觉，贾处长开会时经常隔着众人的肩膀友爱地注视我，“可能关于我的种种酷评，引起他的注意”？我与贾处长成了人们常说的那种一见如故的朋友，在采场工地，在办公室，我们有说不完的话，话题是当时正流行通读的马克思、列宁的六本书《法西兰内战》、《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等。贾处长勤学习、爱思考，是中国知识分子高度评价的党内“清流”人物。他嫉恶如仇，痛恨社会上的不正之风，说矿上有一股“邪气”。有一次，他问我，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为什么说“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消灭不了的”？我说，可能是指“廉价政府”的理想吧？贾处长说，对，但是对清廉政府的向往，又岂止是那个年代无产者的理想？毛主席说过，他的战士不吃锦州老百姓的苹果，“因为吃是卑鄙的，不吃是高尚的”。他激动地表示：高尚，还是卑鄙，难道今天都分不清了，或是没有勇气去分清？
　　从跟贾处长第一次谈话起，我就强烈感到，我与他不是党与非党、上级与下级的关系，而是朋友。在那么多次的长谈、畅谈之中，他一次也没有提到过我的家庭出身问题。不是故意的，因为在他的心目中，根本没有这个概念。是否他也是剥削阶级出身，与我同病相怜？不，他具有最无可挑剔的阶级出身，正因为如此，加上才华、自信、为人正直，他才不像内地干部那样胆小平庸、善于保护自己。他在对待人的问题上实事求是，自觉剔除政治生活中粗暴、极端、不近人情的因素。唯有这样的干部才可能给予我平等。我终于在现实中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平等，而非一厢情愿的幻想。
　　贾处长视我为他发现的“干部苗子”，想要带到局里进一步培养。他动员冶金局人事处处长专程到矿上，审查我的档案，也与我面谈，以确定他的判断。局人事处长姓袁，是位女士。这天晚上，矿里放映露天电影，贾处长与袁处长对我进行家访。我从得到通知到见面为止，毫无喜悦兴奋，心情反而沉重之极，真的，感觉太不好了。当然，两位处长的善待厚爱，我永远感激不尽。但我太清楚矿上那股极“左”势力的强悍与粗野了。两位处长问我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侃侃而谈，但心不在焉。一方面，我心头暖流奔腾，“今后若有幸能在你们的呵护下成长、工作，我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我与你们的关系会比过去的君臣还要可靠，因为我们为共同的理想而奋斗。另一方面，是丢不开的执拗思绪：你们的好意必然落空，而且……结局不好。悄悄家访，而不是在办公室公开面见，你们难道不觉得是种不祥预兆？”
　　贾处长不是那种“心意到了就不再强求”的人，他要真正做到尽力而为。袁处长离去后，贾处长认真着手解决我的入党问题。然而，贾处长在党内会议上遭到坚决的反抗，“说清楚，为什么要把剥削子弟弄到党里来？为什么？为什么？”是，党是他们的。有个党员甚至扑过去，抓住贾处长的衣襟猛烈摇撼，使那么大的力气，就像要把一棵“毒树”连根拔掉。贾处长受到这样的冒犯，自然非常愤怒。他说过，一到矿上就觉得有股散不去的狂野阴郁之气，以他的感觉来说就是“够邪”。这回算是真正弄明白了，它就是蛰伏我们矿区多年、不曾损过一毫一发的文革之魂，就是那份贴在大食堂的对联大字报，虽然岁月早就令它灰飞烟灭，但在对联基本教义派的心中，不仅青春永葆，而且世世代代。
　　贾处长的思维与具有简洁之美的采场书记一样，但他想的是，“资本家子弟不可入党？党章可没有这一条。”但他的简洁之美被淹没在现实的污泥浊水之中。贾处长怏怏地回到了冶金局。我仍留在矿上风霜刀剑的环境里，一切如常，但我恍惚觉得贾处长仍在我的生活里。对我而言，一个真诚的理想主义者，一个贴心的挚友，一个慈祥的长者，曾在我干涩悲凉的命运里出现，给予过真实的平等、关爱与友谊，就足够了。我铭记两位处长对我的家访，那是一生中令我精神世界飞升的最美好的夜晚。我在心中对贾处长说：“不要忘了我的感激、我的眷恋、我的祝福。我一定会改变我的生活境遇，或者我也离去，但要在你的召唤之下……我们后会有期。”

　　二十多年后的2003年，我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与当年一同由上海进新疆的老同事重逢。经过一番努力，他们给我弄来贾处长家里的电话号码，一接通，就听到了他久违了的独特的亲切嗓音。我们约好见面地点。快要到达时，我们在出租车里一眼看到路边人群中的贾处长，几个人异口同声惊叫起来：他一点没变，仍是当年的模样谁知，贾处长见了我们，第一句话也是：哎呀，你们几个一点没变！岁月呀，何其神奇的岁月！
　　处长一见面就追问我“入党问题解决了没有”？这是牵他魂的心事。我说，1979年到上海华东师大读研究生不到三个月，矿上的采场书记给师大中文系党总支写过一封公函，称我在矿上早已达到共产党员的标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未能发展；望贵校党组织根据情况顺便说说，取代反思的“众所周知”、“尽在不言之中”等轻佻用语，就是那个时期开始在中国流行的。我的党员同学吕宁思（如今在香港凤凰卫视任新闻副总监）要我重写入党申请书，我把矿上那场风波告诉他，并提出了我的“坚决要求”：一，回到矿上去，召集当年围攻贾处长的党员们，仍要请他们举手同意，我的入党时间也要从那个时候算起。二，我的入党志愿书仍要冶金局的贾处长签名。吕同学说，老哥，你是不是脑子有病？有这村，没那店，你懂不懂？我说，对不起，我也是，有这村，没那店。我把这一切都告诉贾处长，“真的，我入党只认你的签名”。处长叹了口气说：“唉，够邪。”我问：“谁邪？”“你。”
　　其实，贾处长也惦记那些当年围攻他的党员。稍早前，一位知心的老同事悄悄告诉我，他们这帮基本教义派大爷很久以后才明白，好的职位、好的前途再也不是靠“过硬的阶级出身”、靠照顾所能得到的了，改变命运要走“考学之路”，要靠过线的考分，要靠知识学问。他们痛心之至，“过去成份压死人，今天考分压死人，报应，报应！”问题是，矿上子弟在全国大学统一考试中竟一连好几年全军尽没，有人惊呼，这种考试对他们的孩子像农药一样“杀无赦”，像网眼细得连小泥鳅都钻不过去的渔网。老同事说，“可是，你却吸着这样的农药，钻破了这样的渔网，从矿上飞走了……而且，你还带走了一个人。”“谁？”“董国声。”
　　我想起来了，那是汽车队的轮胎修补工，也是矿上的职工子弟，祖祖辈辈都是大字不识的穷苦农民。他托人跟我认识，对我说：“我要读书，要学外语。”那是我在矿区生活的最后两年。我苦于排不出时间表，“那我们就见缝插针找学习时间吧。”于是，小董每天中午到我处来学外语。想起来了，那是困倦无比的教与学，我瞌睡，他也瞌睡，两人转着同样的念头：“读外语有用吗？有……用吗？”有用。我离开矿区后，小董因为懂外语考上了西安政法学院，以后硕士、博士，一路上来，今天是在北京开业的大律师。小董每次回到矿上，家人都要到车站接他，一路燃放大炮仗。我听了哈哈大笑，赞道“真是纯朴人家”！
　　在乌鲁木齐，我也到养老院见矿上的老同事，一眼见到了过去年代的那些对联基本教义派群众，他们在院子里打麻将。突然，有人抬起头见到了我，神情无比诧异，此刻时光凝固。我的鼻子竟酸酸的，体会到世上确有“一笑泯恩仇”这回事。

　　1982年的夏天

　　记忆最先从气味开始，法国大作家普鲁斯特如是说。我生命史中极重要的年份1982年，于心间长久呈现空白，就因为没有丝毫的“记忆”气味，或暂时没有。深秋的香港连日阴霾，却不下雨，整日飘散带盐味的雾气，有点冷，天也黑得早。接下来是失眠之夜，但1982年的“气味”终于找上门来了。
　　这年夏天，我硕士研究生毕业，但令我绝望的是上海的酷暑。那是白天黑夜都无处逃匿的灼热，人们甚至不像从热水里，而像是从滚烫的火山泥浆里钻出来，身上任何时候都不干净，空气中更有一股刺鼻的铁锈味。是，这就是记忆中1982年的“气味”。这年夏天，我从可怕的酷暑中悟出一个乐观主义真理：人类承受苦难的能力是无限的，而天底下也没有无限坏下去的事情，总有意想不到的大小“颠覆”出现，来修正它们，改变它们。这天夜里，我在溽暑中昏睡，被滂沱大雨震天动地的水声惊醒，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土腥味和凉意，简直恐怖，但又何等美妙！
　　其实，这年夏天真正折磨我的，不是酷暑——那不过表面如此。日日夜夜令我心绪不宁的，是毕业分配无着落。在上海读研究生三整年，没有任何人向我提及或暗示毕业分配会有问题。我考上的是“托尔斯泰研究专业”，有朋友告诉我，这是别说拨乱反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就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也没有开设过的俄罗斯文学新领域。该朋友还以善意、羡慕和幽默，称我们这届研究生是“头一茬汁水充盈的肥美韭菜”。
　　但是，我对于这件事始终心存难言之隐，其心情就像文革中没被揪出来的“黑五类”，无论怎样装作没事人似的，跟别人一道哈哈大笑，声音里总有几分虚假。理由不是别的，因为我是从新疆来的。三年来，我耳边多次刮到有人在背后议论我：“喏，那个外地人”、“瞧，那个新疆人”。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从这时起，我就感到毕业分配不会顺当，但我也不愿“自取其辱”地去纠正什么，不想告诉他们，“我在上海生，在上海长，十九岁去新疆开矿，三十二岁考学回上海，怎么不是上海人？”我不想纠正什么，也因为一股屈辱从心头油然而起：就算我是新疆人、外地人，为什么不能像堂堂正正留在上海，为国家、为这个罕有的新学科服务呢？
　　然而，阴暗的直觉仍挥之不去：就算我是地道的上海人，故乡也会拒绝我留下。上海的户口政策中似乎有成文或不成文的“铁律”：凡是从上海出去的人，就不能再回来。你看，六十年代初为减轻城市压力自愿回乡务农的职工、支援边疆建设的社会青年几乎没有返城的个案。至于八十代初大批上山下乡的上海知青回城，那也是靠了“病退政策”的恩典，尽管有关部门都知道，几乎每一份“病退”证明都是假的，证明持有人明明欢蹦乱跳身体好着呢。今天回头来看，当年知青铺天盖地的“病退证明”，正是文革后中国社会肺叶上的第一粒“结核钙化点”。有关部门“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则是罕见的仁慈宽容。
　　但是，在研究生分配问题上绝无这种仁慈宽容。虽说我已有心理准备，但仍忍不住有所期盼。我年轻时赴新疆当矿工，回上海结婚，妻子“舍命陪夫君”也成了新疆人。今天，其实不止是我，妻子女儿也在等我毕业分配的结果。我留在上海的话，她们也可以重回故乡。再看自己的大家庭，兄弟姐妹中间有从未离开过上海的也有上山下乡过的，就数我这一枝没有“安定”。媒体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安定”二字，对个人意味着什么？其意义，干脆说吧，就是今天留美人士的“绿卡”。当年我们面对的严峻现实是，没有留上海的“绿卡”，我们一家三口就跟正常的、有尊严的生活无缘。
　　这年夏天是1979年入学的中国硕士生毕业的结果季节，一片欢腾，多少好职位等着诸位呀：肥美的头茬“韭菜”们，都以高度享受的心情被收割，被扎成捆，被送上市场，被洗净切碎下炒锅，被端上了餐桌，化为“墨绿色”的浓香。我等一批人，也是头茬“韭菜”，又何尝不想也化为“墨绿色”的浓香？但我们仍然生长在田头，落寞地顶着正午的阳光。宣布毕业分配的那天，系里负责分配的领导向我解释，“没有办法安排你的工作。系里的职能，讲穿了，也不过是传递上级下达的通知。今天，这个通知就是告诉你：没有单位可以分配，你自己去找吧，找到合适的，我们帮你办。”
　　于是，我开始了求职奔波。按说，我应该跟系领导据理力争的：为什么别的同学不必为毕业分配奔走，而我就得为自己操心？难道这是我的事（在当时那个年代）？其实，当时我确有一股愤懑之情，但我忍了。说得好听，“支边青年”的谦卑又在起作用了，但说得难听但真实的话，难道不也是自卑？回想在新疆矿上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的那段日子里，那些正牌大学毕业生可以享受国家规定的脱产复习，而鄙人就因为有“支边青年”的身份而自动“理不直气不壮”，照常上班。不过连着几个星期上了夜班，竟受到采场主任的呵斥，我也“瘟脑瘟脑”保持沉默，装听不懂。
　　从什么时候起，“支边青年”变得如此卑微，而卑微的力量又如此强大？幸好很快有前辈“见义勇为”，推荐和指引我求职。上海译文出版社、社科院外文所、复旦分校、上海大学等单位都表示愿意我去工作，并郑重派出了人事干部前去母校接洽联系，这种热情本身就是对我学识和能力的认可，“头一茬肥美韭菜嘛，”我喜不自禁。
　　那些等好消息的日子真是终生难忘！上海译文社的一位主管甚至跟我交代起工作来：你来上班，我们就把三卷集《涅克拉索夫诗选》的编辑工作交给你。我废话篓子的天性苏醒了：“高三那年，我就从外文书店把老人家的三卷集买回来了。像法捷耶夫参加远东游击队那样，背包里也放着涅克拉索夫诗选，不过我去的是新疆矿上……”主管说，那好那好，老人家在天国知道也会高兴的。我开始幻想日后在上海译文社上班的情形：一定不挤公共汽车，而要骑自行车，路上来去三个半小时就背诵涅克拉索夫、普希金和莱蒙托夫。这不是新疆岁月梦境里多次出现的情形？
　　然而，命里注定我跟涅克拉索夫等俄国诗圣无缘。上海译文出版社等单位人事干部全都在母校毕业分配办公室吃了闭门羹，是我害得他们浪费了大量宝贵的时间。我也对“真相”大吃一惊：拒绝分配我工作的，不是用人单位，竟然是把我从新疆招来又培养了我三年的母校。系里一位老师代表组织找我谈话，结果我问得多，他基本无话可说。我一个劲追问“为什么？”“总之，不可以留在上海。”“可是上海需要我呀。”“需要也不可以。”“那为什么一开始不明明白白告诉我？”“……”“为什么反而通知我，要我自己去联系工作单位，让我到处奔波，做无用功、付无效劳动？”“……”“也欺骗那些同情我的学界前辈，他甚至在上海人代会上为我递交过提案。捉弄他也是一件很好玩的事，对吗？”“……”
　　很快，我知道了第二个“真相”。学校分配办公室很早就在安排我的出路了，那就是一心一意要送我回新疆。他们找新疆大学、新疆师范大学、新疆人民出版社等单位，向他们“推荐”我。有趣的是，对方则明确表示不需要这个专业。就是说，在“拒收”。校方不灰心，继续“说服”，同时安排我在上海到处奔波，包括“跟涅克拉索夫神游”……我感到莫大的失落。
　　不知为什么，当重回新疆的可能性浮现时，我心里一次也没有出现新疆大学或新疆出版社的影子，因为我进新疆后一直生活在戈壁滩上，那里才是我的“新疆概念”。看来，上海不要我了。回新疆矿上去吧，我对自说，重新过那种身披羊皮袄餐风饮露、怀揣俄文版《安娜·卡列尼娜》的日子。三年不见，同事们不管是爱我的或是讨厌我的，见我出现在矿上，一定会问“为什么回来？”我将说“我永远属于这里，不管是肉体还是魂灵，都在这里。”三年不在采矿场重新回到原点，仍然是原来的自己，只是多了一个学位，多看了一些书，就像普希金在著名的长诗《奥涅金》中所写：“我乐于放弃这假面舞会的破烂衣衫，豪华、喧闹、乌烟瘴气的场所，去换取一柜书或荒芜的花园，去换取我那寒伧的田庄……（冯春译）。”
　　这年夏天，我发现，文学的胸怀永远仁慈。我已打算重回新疆矿上，但我的想法立即受到指导教授的批评，她要我耐心等待，“在中国，好事多磨才是常情。再说，《托尔斯泰年谱》的翻译也是大工程，你又不是没有事情做。”我委屈得说不出话来，但也弄清楚了很多事。原来，研究生毕业“哪儿来，哪儿去”的分配规定，不过是一个笼统的精神。外地毕业生不能留上海，实际上并没有这回事。就在我们学校，就在我这一届，在上海无亲无眷的外地生留下来的多的是。还有，在外地大学毕业的学生直接分进我们学校，而且就安置在我所在的科系，占据了本可以安顿我的空缺，真是巧得天衣无缝。
　　对此，我向一位负责分配的老师诉苦，他仍然说：“最大的麻烦你是外地学生。”“但我出生在上海，是支边青年”“问题就在这里，你可以不支边嘛，一直留在上海，今天分配绝无问题。”“当年我是热血青年……”“谁让你热的？当然，这是随便说说的笑话。”刹那间，我心头响起鲁迅故乡赵太爷对阿Q的呵责：“你怎么会姓赵？你哪里配姓赵？”我懂了：全部过错就在于我去过新疆。
　　到1982年年底，我的分配问题没有解决。到第二年1983年，再到第三年1984年的8月，也没解决。校方送我回新疆的努力始终没有停止，新疆方面也一直在“坚拒”，矿上则停发了我的工资。在此期间，那位可亲可敬的学界前辈仍每年在上海人代会上为我呼吁。但这一切仿佛已经跟我无关了，我货真价实地当起“无业青年”来，如果还算得是“青年”的话。有一天，我忽然想到：同时毕业的同学上班已有多久了？我对这件事已不觉得悲怆了，甚至为这样的结局感到“满意”：研究生算什么？懂得一点托尔斯泰、涅克拉索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什么了不起？真他妈的。
　　我对外国文学专业的热情也冷淡下来了，惟有对自己的新疆经历耿耿难忘，也自豪不已。就在这时，一批六十年代初参加新疆建设的上海人每周一和周五在上海江西路劳动局门前集会，要求返回故乡。这些支援新疆的青年，当年不少人对边陲生活怀有美丽幻想；有人更被“白面馒头敞开吃，牛奶羊奶随便喝”的许诺所吸引。但西去的列车没抵达目的地，仅刚刚进入苍凉荒芜的大西北，许多人的热情就开始消退。列车把支边青年载到新疆后绝尘离去，他们这才体验到选择的不可逆转，明白自己放弃的是全国最高水准的生活供应，于是失声痛哭。支边青年们没有想到新疆与上海之间隔着如此漫长的穷山恶水，不仅是地理上的，也是心理上的。这才是最伤心而尴尬的。
　　这天，我在朋友家聊天，正好遇到朋友的哥哥下班回来大骂江西路劳动局门前集会的支疆上海人，因为交通堵塞，害得他所乘的电车久久不能前进。这位哥哥骂得实在太过分，我忍不住纠正他：“能说这些人的要求不合理吗？他们为建设边疆，放弃了天伦之乐，奉献了全部的青春。在我们国家非战争的年代，这可是最大的牺牲了。”这位哥哥激动地说：“当年到边疆去，又没有人用刀用枪逼迫他们，都是自觉自愿去的。这可不是什么上当受骗，而是不折不扣出尔反尔，扰乱我们上海的正常生活！”“上海，也是他们的。何况，他们受到的损失，也远非什么正常生活受到扰乱，而是一辈子受穷。建设社会主义，怎么可以让一部分人作牺牲？你看到支边青年破破烂烂的衣着了吧？他们当年要是不去新疆呢？”“那你倒说说看，上海就这么一块弹丸之地，怎么能让他们都回来？”“这可是太简单了，让那些一辈子从小到大享尽上海优惠、永远不知馒头也叫馍馍的人，去新疆工作上五年或八年。都是上海人，一些人可以永远住下去，而另一些人只要出一次大门就永远关上？请问，这是什么规定？不行，都想在上海过好日子，就得轮换轮换。”“不要忘了，当理想主义者，是要付出代价的。”“但那也得由当事人自己来付，而不是由别人强迫他们付。”“……”这位哥哥脸上露出了惧色，我以为他无话可说，谁知他冒出了一句噎得我至今仍透不过气来的话：“你就是他们一伙的，但你却不敢参加他们的集会，所以，今天你讲得再漂亮，我也不佩服。”
　　哑口无言的是我，尽管心里暴跳如雷。我回到家，就戏剧性地得到学校发来的通知：可以留上海了，去一所区级教育学院报到。这是最后的决定，虽然轻描淡写得有点儿戏，但却不容分说，即不许讨价还价。所有的争拗、对峙、欺骗、拒收、不满等等，到此结束，一笔勾销。岁月蹉跎？这有什么？不就是两年吗？人家当右派等平反，等了二十年。迟到的毕业分配尘埃落定了。
　　但是，度日如年的时光从此飞梭般神速。转眼十九年过去，世道来了个翻天覆地：不仅研究生、大学生可以自由地留在上海北京这样的大都市了——只要有单位需要你；最让人诧异的是，就连来自农村的民工也可以大摇大摆地进城打工和谋生。上海的襟怀原来是广阔的，而且从善如流。
　　今天反而是我有点“内疚”：上海后来开始爱我了，甚至爱所有的人了，但我却踏上了海外谋生的不归路。我一直在反思当年，仅因为分配不顺遂，我这个激情岁月的“自愿者”、“理想主义者”会变成最耿耿于怀的怨怒者，为何那么绝望、痛彻心扉？是自私？我连俄国女诗人茨维达耶娃的诗句也念了出来，以浇心中的块垒：“我把一切都献了出来，你莫斯科却轰我出去、驱逐我。你是个什么东西，竟在我面前如此傲慢？……如果说我不再爱你，那也是你不爱我在先。”
　　今天回忆这一切，简直恍如隔世。

　　本文选自《烙印》，林贤治／主编，花城出版社，2010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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