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希：负面人生○双重冤案

┃Personal History

负面人生
双重冤案

© 林希／文

林希

　　1955年，我19岁，一场反胡风运动，使我受到株连，并被打成胡风分子，因此被从文学队伍中清除出来，于1957年的1月1日“下放”到天津市机床厂劳动锻炼、改造思想。在我离开作家协会的时候，作家协会秘书长通过我的一个朋友向我传达了天津市委对我的处理决定：第一，严重受胡风思想影响，被定为胡风分子：第二，年轻，有才华；第三，只要在劳动人民中好好改造，将来还大有希望。对于这个决定，我自然知道第一条是最重要的，这一条确定了我“参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活动性质，还属于思想问题，虽然被定为是胡风分子，但不以反革命罪行论处。于此，我当然万分感激。这倒不是因为我真有什么“罪行”，如今得到了宽大处理，而就是我没有一点罪行，只一条我受到阿垅的器重，要把我抓进监狱，也不是不可能的事。事过多年，贾植芳先生在一篇怀念公木先生、题为《背影》的文章中写道：“他（公木先生）河北人，参加革命时间较长。50年代中期反胡风运动时，他负责天津作协和文联领导工作，当时中央主持胡风专案的同志（刘白羽）通知他说，天津有个叫林希（侯红鹅）的青年作家，也是个“胡风分子’，应该批判审查。他（公木先生）拒绝执行，并说林希是个初出茅庐的青年作者，至多认识天津作协的方纪、鲁藜、阿垅，找不出他与胡风有什么直接关系，不应该无证无据地随便抓人，随便地划成什么分子，就这样他被调离了职务，1957年又被打成右派。”
　　读过贾植芳先生的文章，并听他亲自对我述说过这件事情，我心里真是诚惶诚恐，我万万没有想到，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我因和阿垅有些交往而受到株连，而就在我受到株连的同时，还有人因我再受到株连。受我的株连，也可能，譬如我少年时代的好朋友柳萌，他和我同龄，又和我是同学，1957年他为我申冤，说我不是胡风分子，结果被打成右派。而公木先生是我的长辈学者，又和我从来没有见过面，就因为他不肯抓我，还说我不过就是一个小青年，结果因我而蒙受了长达20多年的冤枉，说起来，我也真是应该感到羞愧了。公木先生20年的时间不能从事写作，真不知道到底是我应该愧对公木先生、还有别的哪位大人物应该愧对公木先生了。
　　反胡风运动结束后，我在天津作协等候处理，一年之后，我被定性为“胡风分子”’并被送到工厂劳动改造。但这场劫难远没有就此结束，我才到工厂不久，社会上的反右运动就开始了。报上每天都在揭发右派分子们的罪行和他们的种种反动言论，直到看见那些在反胡风运动中有不俗表现的英雄们一个个地也现出了右派丑恶面目的时候，这场运动还没有触及到我的头上。因为在工厂里，我没有参加任何“大鸣大放”的机会，自然也就没有机会向党发动恶毒攻击，原以为这场运动我就要逃过去了，但是突然工厂通知我去一个地方开会，在会上我被公开点名，说我犯下了向党进攻的罪行。
　　参加大会回来，工厂里已经成立了战斗组，那时候还没有专案组的说法，因为那时人们对于三反五反运动记忆犹新，工人们都称战斗组是打虎队。把我当作老虎打的“打虎队”有十几个人，队长是教育科的一个干部，还有几个工人。不要以为一个只有上千人的工厂居然也有足可以打退右派分子狂猖进攻的先进分子，在中国，不光是学术、文艺单位有政治精英，随便一个什么地方都有理论水平超群、斗争艺术成熟的政治精英。过去在作协机关，那些政治精英们不俗的表现，我是领教过的，如今到了工厂，这里的政治精英一点也不比文学界的政治精英逊色，一开始向我摆好阵式，我就对此有所了解了。
　　打老虎，自然要有打老虎的打法，参加打老虎的人，第一要打破情面，第二要对敌人怀有强烈的仇恨，第三要勇敢、还要机智。
　　老实说，经历过反胡风运动，我虽然对于政治斗争有了一点了解，但那到底还有一个作家圈子，整我的人，也还斯文，就是后来公安局介入，也还是表面上客客气气，绝对没有人格上的侮辱。到了工厂，斗争的残酷性，就表现在对敌人的无情了，第一次斗争会，就喊出了“打倒林希”的口号。初听“打倒林希”，我几乎要笑出来，我有什么好打倒的呢？打倒我，又能给各位带来什么实际利益呢？但听过几位精英的揭发，我才慢慢地明白，原来不把我打倒，中国就要资本主义复辟，社会主义就要失败，人民也就要重新沦为奴隶，帝国主义就要卷土重来……
　　谢谢各位精英对我的器重，老实讲，我还真没有那么大的能耐。
　　无论我有没有这么大的本领，但我的右派言论已经是无法抵赖了。打虎队的领导对我说：“右派是客观存在，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无论你承认还是不承认，你也休想狡猾地逃过这一场运动。”打虎队的结论绝对正确，果然我的右派言论就被揭发出来了。我向共产党猖狂进攻的反动言论，共有三条。第一：我曾经散布不学马列主义也可以写出好作品。第二，我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民主。第三：我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翻案。
　　够了，只要有其中的一条，就足够定一个右派了，何况我还有三条“罪行”，定我是右派分子，果然就是客观存在了。
　　只是，这三顶大帽子，怎么就扣到我头上了呢？
　　一连多少次斗争会，革命群众都要我回答为什么如此恶毒地向党进攻？当然，革命群众也知道我不会老老实实承认这些罪行，所以开始的几次斗争会，先端正我的态度，你愿意不愿意接受党对你的教育和挽救？你愿意不愿意选择坦白从宽的道路？你愿意不愿意老老实实地交代你的罪行？
　　斗争会，自然不会温文尔雅，百多人围着我坐成一个大圈，在人圈中央，自然也有我的座位，但这样的座位明明就是被审判的座位，坐在上百人的中间，听他们一个一个挥着拳头向我指出光明的方向，那真是一种人身侮辱。但中国人似是不懂得向围着自己坐成一个大圈的人们询问：“你们有什么权利向我吼叫？”当然人群中也有人似是觉得不应该随意向一个人吼叫，斗争会中间，有一个人向我吼叫着说：“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对你怀着仇恨吗？我们恨的是你脑袋瓜子里面的反动思想，我们恨的是你的右派言论。现在，你必须端正态度，老老实实向人民低头认罪，否则摆在你面前面的，就是死路一条。
　　无论我的态度是否已经端正，打虎队很快就进入了实质性斗争，一天晚上，我被带进一个会场，与其说是一个会场，这里更像一个刑堂，我也看不清会场里到底有多少人，就是觉得黑压压的一片，连刺眼的水银灯都显得暗淡了。就在人群为我闪开一条路的时候，震耳的口号声向我扑了过来，我更看见有人向我挥着拳头，明明，今天革命群众一定要把我置于死地了。
　　过程已经毫无意义，我只是不能理解，中国的老百姓，就说工厂里的这些工人干部，他们每个月的工资最低的只有37元，只够一个人吃最粗的饭菜，常常听见工人们抱怨，这个月的日子又过不去了。工人说的“过不去”，就是没有钱用了。怎么办？只能是借。向谁借呢？在那个低工资的时代，所有的中国人都过着极度贫穷的日子。没有办法，只能向这个人借1元，再向那个人借1元，好歹也不能饿肚子。但就是这样，这些贫苦的中国人却对政治表现出了极大的狂热。他们把贫穷当做作是一种光荣，甚至为贫穷而感到骄傲。他们被告知，穿体面衣服、吃富有营养饭菜的人是可耻的，自然，领袖除外。
　　我绝对不相信事过多年之后、当年那些政治精英们说的那些话，什么他们本来对我没有仇恨，他们向我挥拳头，喊口号，甚至一连斗争我16个小时，直到我因过度紧张而昏倒在斗争大会的会场里，原来那时他们都只是听由领导的摆布。“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呢？”
　　不是的，我不相信这些话。
　　因为，我从人们的目光中看到了仇恨，看到了那些毒恶的面孔，听到过嘶裂喉咙的喊叫，甚至斗争过后，在我从禁闭室出来和什么人遇见的时候，我看到那些人目光中的幸灾乐祸，和对于他人落难的欣喜。
　　当一个人发现世界不是天堂的时候，他最大的快乐就是他知道在世界之外，还有一个地狱；而且倘若他再看到那些他不可企及的人在他的面前落难的时候，他会因此而感谢这个世界。
　　中国的治世者，自然很明白这些浅显的道理，而反面教员的价值，就在于它是一剂安定剂，一场反右运动果然收到了意料中的效果，整个中国一片鸦雀无声。
　　终于，我在定案材料上签了字，这也就是说，我“老老实实”地承认了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罪行。
　　我何以就承认了这些无中生有的诬陷呢？
　　反动言论的第一条，有检举材料，是我在作家协会时一个和我住同屋的人写来的，这个人说，一天晚上他从外面回来，正看见我在屋里读小说，这个人对我说，你应该多读马列著作。当时我回答说，不学马列主义一样可以写出好作品。
　　有没有这件事情？当然有。但事情不像检举人说的那样。这位检举人，本来是一个小无赖，他靠讨好天津作家协面会一个负责干部，从学校调到了作协，调他来作协的理由，就是加强政治力量，直接的使命就是监视我。他一到作协报到，秘书长就把他分配到我的住房，和我同住一间房。然后，第二天，他就向秘书长报告了我前一天晚上的反动思想活动，由此，这个人就更受到了秘书长的重用。确实，一天晚上，他从外面玩够了回来，正看见我在读书。他也确实对我说过，你应该多读马列著作，但我当时回答他说的话却和他检举的材料不一样。我当时回答他说，学习写作，也应该多读些文学作品。
　　然而，对于打虎队来说，告密者的材料是可信的，既然有这样一件事，我的一切申辩都只是狡猾，而告密者的材料，才是事实。就这样，我的第一条罪行成立了。
　　第二条，我恶毒攻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民主。我不记得我说过这样的话，也是有人告密，说我在一次选举人民代表的时候，说过这几位代表我都不认识。难道这不正是恶毒攻击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民主吗？
　　第三条，我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翻案，那就更是客观存在了，我是胡风分子，我心里肯定不服，更肯定想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翻案，不需要任何证据，我的第三条罪行成立了。
　　何以我就承认了这些无端的诬陷呢？没有别的理由，很简单，我再也经受不住那种可怕的折磨了，那一次一次连续16个小时的斗争会，还有没完没了的个别“谈话”，一连一个多月，打虎队不让我睡觉，更使用最恶毒的手段逼供，把我关在一间小黑屋里，没有起码自由，最后，我和所有经历过劫难的人一样，只想着结束这一场磨难，无论是怎样的结局，都比每天每天的折磨要好得多。我们也知道，承认这一切，就意味着失去了一切，就会被送到劳改农场，就会永远受到人们的歧视，但无论怎样也比现在好，只求一死，不也是一种解脱吗？
　　对于后辈人说来实在是一件无法理解的事情了，何以1957年之后相继被送到劳改农场去的时候，我们这些人的心情反而非常轻松。自然，一些有家室之忧的人，被送去农场，就意味着妻离子散，他们的心情远不似我们这些未婚青年这般轻松，我自己坐着大卡车，颠了几个小时终于到了农场，从卡车上把行李扔下来，然后纵身跳到地上。当时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我可到地方了。
　　农场的日子自然是不好过的，不光是超重的体力劳动，更有种种人身监禁，队长们对学员们的辱骂，还有右派之间的相互告密。这一切一切我已经写过一本小书，书名叫做《拜谒人生》，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于此，也就不再赘述了。只有农场场长对于我的一句话，倒足以证明我的双重“罪行”是何等的严重，那位场长于接受我的时候，对我说，你应该枪毙，别人枪毙时挨一枪，你应该挨两枪。
　　于此，我倒没有什么反感，当时，我只是在心里想，一枪是死，两枪也是死，而且在挨第二枪的时候，我早就什感面觉也没有了，再多挨几枪，也无所谓了。

　　本文选自《中国作家人生档案》，金蔷薇／编，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4年4月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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