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郎郎：故人旧事

┃Personal History

故人旧事

© 张郎郎／文

张郎郎

　　我一直承认的干爹朱丹，人很和蔼，又一直真的把我当成自己的孩子，他每次来我们家，我都非常高兴。

　　在我记忆中，歌唱家杜矢甲只来过一次，他的嗓门很大，不愧是唱伏尔加船夫曲的，进门就对我爸嚷：听有人说你说过，杜矢甲是一棵倒下的大树？
　　我爸笑着说：这话编得够聪明的，一听就像是我说的。可是我真的从来没这么说过，也没这么想过。
　　于是他们就高兴了，就喝几盅。因为我听惯了他的故事就记得他了。

　　杜矢甲和我爸在延安的时候都是另类青年，自以为革命和艺术是一码事，那时还有萧军、塞克和他们一样，一齐高高兴兴、疯疯癫癫。

　　我知道后来的故事非常复杂，到我这个孩子的脑子里就简化成这样了：
　　当时那么多的热血青年投奔到延安，延安在整风运动后期，就开始怀疑，这里面一定有大量国民党派来的特务。根据康生从苏联学来的清党的经验和技巧，必须采取又打又拉的战术，才能瓦解这个特务系统。康生还发明了几个用于这次运动的专用名词，诸如“抢救失足者”，给这些奸细重新做人的一条生路，用以反击所谓“国民党红旗政策”，这个所谓的“红旗政策”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么多知识分子、文学艺术家，都自愿投奔艰苦的延安，那一定是有组织、有目的派来的大批卧底。
　　于是，康生授意王麻子、周扬等人，再由他们精心挑选、培养若干积极分子，据说有个姓于的、姓丁的等等，还有高什么扬那些自认的特务，愿意装扮成合作的投诚特务，让他们现身说法：只要承认自己是什么人派来的，就给你吃一碗放了红糖的面条，表明因为你合作的态度，就立地成佛了，就立马变成了好人啦。
　　那时候人的脑袋简单，游戏也很简单，好多人就为了那碗面条，自己赶紧编故事，别的是假的，面条和红糖都是真的。你以为那种面条不好吃？你要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地方，你一定觉得那就是天上玉皇大帝的佳肴，同时，那还是救命的仙丹。

　　我爸的一个老朋友，倒不是为了吃面条，也违心地承认了自己是“红旗政策”的奸细。他主要是神经不够结实，扛不住日日夜夜的审讯和折磨。其实，他就是一个正常的人，不得不说自己从不相信的话：就承认了自己是一个著名敌对政党派来的大特务。

　　人家问：那你怎么参加的？（如果故事不生动，还是不给面吃。）
　　他说：在重庆的时候，因为他宣传抗日，结果一天半夜里，突然电灯亮了，他睁开眼睛，周围十二把手枪指着他。恐怖的惊吓就和现在一样，你根本没法不叛变了。不错，他真是个故事好手，讲得很有想象力。没承想，这个故事就成了经典段子，人们要他一遍又一遍地到处去讲。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碗面，容易吃吗？

　　好多年以后，人们还在背后开玩笑叫他的外号：十二把手枪！说到这里每个人自然用食指和大拇哥，比成把手枪，一起举起来，然后一起哈哈大笑。他真不错，给大家留下来这么精彩的故事和回忆。
　　朱老丹说到这里又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他和爸爸、妈妈在一九五六年才能为此笑得这么舒心，那是因为过去荒诞而残酷的年代终于一去不复返了。

　　难怪后来夏衍先生不止一次用了如下的句式：
　　“值得庆幸的是那个年代一去不复返了。”
　　或许，他们都笑得太早了，其实更荒诞的故事还没有开始哪。延安时代仅仅是演习而已。

　　我早告诉过你，我爸的糊涂不在我之下。一九四三年在延安这么明白简单的游戏里，他偏不肯合作，就认死理，还是相信自己憧憬的童话，不相信自己有吃面条的资格，真的，他的心眼儿也太不活泛了，害得当时的领导只好把他给抓起来了，这种人只好关起来吧。

　　我姐姐那会儿住在学校，那个学校简称“保小”，也是在窑洞里。哦，那时候什么都在窑洞里。我们家就是一眼窑洞，我生在名为“中央医院”的地方其实就是一排窑洞中的一眼。估计在古代中东地区两河一带，生活的环境也这般纯粹质朴，要不也孕育不出那么多朴素无华的信仰。

　　那“保小”就是延安保育院小学的简称。那时候人人都唱一个叫做《保卫黄河》的歌。
　　那会儿人们一唱就两眼放光，我妈不算，她那会儿看不见了，因为生了我，又没有营养品，我爸拿来的那一串羊肝，也没起到人们想象的作用。
　　“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大家一激动就发音不准，我姐姐他们就很纳闷，“黄河在保小”？他们就在“保小”，可是从没有见到一条河由那里流过，也没有任何一个叫黄河的人在那里上学或者教书。他们那些孩子，一边迷茫，一边继续纵情歌唱：
　　黄河在保小，
　　黄河在保小。

　　那会儿我哥哥已经送人了，为了保卫延安么。我们家孩子多，要送走一个，否则以后怎么行军打仗呀？这个游戏不准这么多人一块拉家带口。我哥哥又白又胖，比较有人缘。送我姐姐，人家不要，一来喜欢男孩子，二来她懂事了，自己主意大了，就不容易服从游戏规则。
　　我哥走得干脆，一岁就送走了，下落不明。反正带他走的都是咱们一头儿的，听说还是革命军人。那就都是好人了，就必须放心。

　　游戏规定，不能多问。那你要是反悔，再要回来，那就没法玩了。只当没这么回事，很快就忘掉他。我爸我妈，还是由于没吃那碗面的关系，十多年以后还念叨这事情。吃了那面可能就没这么多麻烦了。

　　你算算，我爸关起来了，姐姐住校了，哥哥远走高飞了。所以家里就剩我一个人了，应该照顾我眼神不灵的妈妈。而且看不见东西的妈妈的眼睛是由于我的到来而造成的，我的意思是无论如何我都应该好好照顾我妈。当然，这是我后来懂事以后才这么想的，那时候我还是整个一个混蛋，除了哭以外什么也不会，当然还会做吃的动作什么的。
　　就这样，我妈还要去开会，还不能带小孩。这不能怪人家，国难当头这里还要清除匪谍，这么重要的会议一天还不开几个？我还是觉悟不高，用哭来搅场，和成心捣乱的破坏分子没什么区别，可是人家不和你计较，你也就是占了年轻的便宜，才一个月吧。要不也得送去参加那个吃完红糖面条才能变成好人的游戏。

　　我和你说过，那窑洞真是天然的冰箱，那会儿我们家没有铁炉子，只有一个瓦盆放些木炭，那就是取暖的火盆。在延安那会儿这就是相当奢侈了。我那会儿还没有坚强的革命意志，就冻得不行了。本人当时还真有本事，居然自己从土炕上滚到了地下。开会休息的时候，妈妈回来一摸炕上没人，顿时一身冷汗。就满地乱胡撸，一把抓住我的腿。那会儿被子早就散了，我是浑身冰凉，脑瓜子滚烫。
　　我妈二话没说，也没去请假，也没找任何人商量，是啊，那会儿也没人敢和她商量，她抱起我来就往外冲。

　　那天晚上开会，一个老熟人开始发言。他真是一腔热诚，也就是苦口婆心地劝说我妈交代我爸怎么当特务的过程。当年在北平这人是和我爸一起学画的老朋友，和我爸一起热衷组织抗日漫画小组。
　　我爸老家在东北，他没事儿就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流亡学生嘛，都是有家不能回的主儿。这个同学当时用的化名叫高扬，我爸一直以为他就是真正天真善良的羔羊。
　　原来他是秘密的什么党的党员。一不留神，他让当局给抓走了。当局也和所有的当局一样，就怕年轻人受人蛊惑，误入歧途。于是对他苦口婆心：交待出来组织，就是迷途知返，不交待呢，就是顽固不化了。
　　他是个明白人，要是真的把这边的组织交代出来，就一定有人迅速清理门户了。而且弄不好还要株连亲属。据说那会儿有个红队，也叫打狗队，专门对付这种人，干净麻利脆。当年在上海，顾顺章交待得太快，结果连累了一家老小，就是众所周知的榜样。
　　要是什么都不交代，自己就一时半会儿想出来，皮肉还得大大地受苦。

　　于是他就一脸无辜、一心无愧地把我爸给交待出来了，真聪明。
　　第一，我爸和有打狗程序的组织没有任何关系，周围的哥们儿也没有打狗的能力。
　　第二，他除了画画一无是处，不交待他，天理不公。交待出来他，既保护了像高扬同志那样有用的人，也保护了背后的大组织。你不入地狱，孰人可入？我爸就这样合乎情理地进了北平的警察局。

　　我不是跟你说了嘛，我爸压根没开窍，他没有什么可交待的，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党，什么是组织。另一方面，他又没有那种机灵劲儿，再找一个更年轻的傻子来顶缸。当局一看，嘿，这小子还滴水不漏，铁嘴钢牙？没准是个大家伙，就把他们漫画小组的几个人一起押解到南京。一个是我爸，一个叫凌子风，后来当了导演；一个叫蓝马，后来当了演员。他们和我爸一样的傻，就集体一起老老实实去给高扬先生顶了回缸。哈。

　　这会儿也来到延安的高扬先生刚吃完了红糖面条，嘴甜着呢。舔舔嘴唇对我妈说：过去张仃那么大的罪名蹲过南京的大狱，后来还蹲过苏州反省院，居然能活着出来就非常奇怪，按说如果没有什么交易、如果没有什么猫腻，怎么这么便宜国民党就放了他？虽说是有人保了他，更多的人即使有了更大的铺保出面以后，照样枪毙了。
　　他出来以后，在南京才认识了你，那时你一定知道，他那会儿靠什么吃饭？谁和他经常联络？什么人又是他的上级？你们又是接到什么任务，怀着什么目的从江南的花花世界，跑到延安这黄土高原来？

　　别看我妈个子不高，嗓门不大，她这时候反而一点火气都没有，可是说出话来字字像在他脑门子上挨个地楔钉子：
　　姓高的，在国民党法庭上你就是个叛徒，是个高明的撒谎者。现在在共产党的法庭上，你还是个叛徒，还是个撒谎者！我们两样全都不是，所以我没有什么交待的，无话可说。

　　当时，姓高的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脸一阵红一阵白。所有参加会的人都傻了。当时，是战争时期，动不动拉出去顺手就给枪毙了，谁还敢这么说话？何况我爸还是已经被抓起来的特务嫌疑呢？

　　要不怎么说无论何时何地永远有不信皇帝新衣童话的人，这时候杜矢甲先生挺身而出。他个子很大，几步就窜到了台前。那时我妈两眼茫茫，就站在众人前面接受大家的帮助。主席台上坐的是位名叫周扬的文艺界领导。

　　杜矢甲拍着胸口说：周扬同志，张仃和陈布文要是国民党派来的奸细。你砍了我的脑袋！
　　周扬慢条斯理地回答：杜矢甲同志，我要你的脑袋有什么用？停了停，说：散会。

　　说到这儿，你就明白了，杜矢甲和我爸我妈就是这样的好朋友。

　　也是，周扬不愧是托尔斯泰那俄国老头《安娜•卡列尼娜》一书的译者，见过世面，拿得起放得下，判断能力很强，他那会儿估计像我妈这种人，的确不是特务，真正的特务不会这样针锋相对、话不饶人。但是这种人对运动步步升高的良好发展势头，只有负面影响。这样敲打她，一来是必要的杀鸡做猴，都像她这么肆无忌惮还得了？二来是敲山震虎，你看杜矢甲这样的特务就坐不住了。他的判断能力，远远超过了胡萝卜大侦探，毅然决定不要再和我妈妈继续纠缠，分散会议的火力。于是，断然结束了这个会议。

　　按说周扬先生和我爸我妈都是从上海滩来的，他对三十年代的上海一清二楚，怎么就认定我爸是特务呢？我现在想：
　　首先，可能他觉得要是他的立场不特别坚定，康生他们没准就该拿他祭刀了。
　　再说，我爸我妈在上海也都不是左翼作家联盟的中坚。要细分，他们可能是属于“论语派”，我妈就是给《论语》、《宇宙风》、《人间世》写稿开始了她的写作生涯。
　　我爸是给《上海漫画》、《时代漫画》、《万象》画画起家的。这都是邵洵美和张光宇的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出版的，怎么也不能算得上是坚定的革命派，按鲁迅先生的意思，这些人广义上还都是在给统治者帮闲，还都是风月谈而已。不像周扬他们直接在我党的领导下，立场坚定，斗志昂扬。

　　所以同是从上海来的，还都是文艺界的，但是我爸我妈那时候都没有读过毛泽东的重要理论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直截了当提出了最重要的问题：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他们根本就是糊涂到拿自己不当外人，可是我们的党，为了党的利益，在还没认清你的真面目之前，一定要把你放到显微镜下面，弄清你历史上的一点一滴，你的家族，你的血统，甚至你的灵魂深处。
　　这就是当时的环境，这就是当时的气氛。

　　周扬先生是个有限度的明白人。
　　二十多年以后，当他被当作敌人押到台上，被“革命群众”开始侮辱与批判，他才第一次明白：愤然而无能为力，会是什么样的滋味。同时也明白了，原来冤案是很容易就做成的。在这对他说来空前的高压下，他恢复了推己及人的能力。明白了，人性在足够的压力之下是可以变形，可以异化的。

　　北京人过去都把公共汽车上车的踏板称为“变心板”。
　　没踩上去的人，都在喊：往上挤呀！车里面还有地儿！
　　在人们踩上这块板那一刹那，就开始拼命喊行了，别挤呀，等下趟吧！

　　过去周扬一直在车上，还有皮座，他自然完全不理解，或者不愿意理解，那些人为什么这么反动。或许他心里就真诚地认为：这些人和自己不是一条道上的人。当然自己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于是就有了明确的俯视感。他那时完全没有推己及人的能力，绝不会为了他人的痛苦而动心，敌人的痛苦，或情弱者的痛苦都是可鄙的，那一切和自己完全没有关系。后来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标兵雷锋先生总结得好，对同志要像春风般的温暖，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无情。说得真妙，他只是没说清楚怎么去区分谁是同志，谁是敌人。

　　你说当时周扬先生挨斗了之后是糊涂了还是明白了？他后来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官复原职之后，还记得落难时候的体会，这也是百里挑一的。真不容易。

　　周扬先生刚从日本回来的时候，还是一身洁白西服，风流倜傥的摩登青年革命者，不过他已经是上海左翼作家联盟的实际党内领导人，因此，自然对又硬又倔、不大服从领导的鲁迅先生，大不以为然，自然和将鲁迅奉若神明的冯雪峰结下了梁子。
　　其实，他也只把鲁迅当成统战对象，按党的政策该拉就拉，该打还得打，不能惯这些老小孩自以为是的毛病，长此以往，那还不得蹬鼻子上脸？
　　谁会想到鲁迅他老人家作古之后，被毛泽东先生钦点为民族英雄，并被立为半神。

　　周扬先生到了延安，自从和毛泽东主席一起吃了几次饭以后，就有被伯乐调理过的千里马感觉了，四蹄腾空、白马过隙，很快就升华成了一个合格忠诚的共产党人。他不像我干爹朱丹先生，他也和毛泽东主席多次一起吃饭，我干爹得到的感觉是还得吃多、吃好、吃妙，及时总结吃的感觉和艺术，免得和领袖谈话太严肃、认真，还是谈烹饪的妙处比较舒服。

　　周扬先生大约从那时候起，灵魂飞升，精神境界似乎也站到可以差不多能够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高度了，那他就自然大可以俯瞰众生了。
　　所以，当毛泽东主席肯定了康生同志的清党能力、肃特能力和判断能力，周扬先生这时就明白了，必须不断调整自己的思路，亦步亦趋紧跟康生同志的思路，对敌人决不手软，原则至上、大义灭友。
　　在延安的熔炉中周扬先生就变成了原则的化身，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完全和雨果《九三年》中革命政权的执法者毫无二致。多少艺术家、文学家一生的命运都在他的修忽间拍板决定了，他们的姓名或者性命眨眼间就被勾销了。

　　例如，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美术部有个人名叫石泊夫，三十年代和周扬一起在上海是左联的战友，比我爸和他的关系近多了。可是，一夜之间，石泊夫先生被指认为国民党奸细，他声嘶力竭为自己表白。周扬眨眨眼，好像看见一个不认识的坏蛋在表演而已，根本没有为他说一句开脱的话。
　　于是他和我爸一样突然被当作国民党特务给抓走了。他的太太不知在什么样的心情下，或者你我都可以想象得出她当时的心情，半夜里亲手把窑洞的门窗仔细堵严实了，然后，烧起当时唯一取暖的炭火盆。一夜过去，两个孩子和她一起安然长睡。

　　第二天一大早，周扬在涂满白霜的操场召开的大会上，严肃而平静地正式宣布了这件事。他不会设想这可能是一个冤案，他倒是注意到来参加大会的人，情绪似乎有些低落，有些不安，他感到有责任，于是说了几句可圈可点的话，后来这句话就成为不断发生的无数类似悲剧的标准定性说词：
　　她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把孩子都拉去和自己一起去死，可见她对党和人民仇恨有多深。

　　周扬虽然这样平静，我想他的心里也不会毫无感觉。也可能就是在这样惨绝人寰的悲剧频频发生的情况下，他放了我妈妈一马，没有继续穷追猛打。反正我爸已经在押了，加压太狠了还会出新的悲剧。接二连三出这样的惨案，将会影响节日般革命中的欢快。

　　也可能在延安，他当时真正明白的是：我妈这种人，也是非常难缠的人，不可能很快就被轻易击垮，然后俯首称臣，慢慢地自愿改造。当时他果断挥挥手，说：今天到这儿了，算了。明天等通知。掌握斗争会是门艺术，当时周扬在文艺界算是高手了。到了文化大革命他才明白，狠手后头还有更狠的手。应该说，周扬在老年时期，或许是在狱中就开始恢复了推己及人的能力，慢慢开始反省或忏悔自己当年的“原则至上”祸及多少无辜者，这在中国的确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例子。他或许不知道，这时的果断结束会议，居然救了我一条命。

　　本文选自《大雅宝旧事》，张郎郎／著，中华书局，201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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