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兆淮：逍遥岁月

┃Personal History

逍遥岁月

© 徐兆淮／文

干校的五七战士

　　年轻的时候年迈老父不知是出于孤独难耐，还是有意要向儿女们传授一些人生经验，便经常向我和后辈们讲述他们那一代人的人生往事，而我们作为后辈往往不是不经意就是不耐烦，似乎总嫌他过于唠叨和琐屑。人到中年时，阅读一些名士所写的回忆录，虽也兴致勃勃，津津有味，但那也多半是涉及一些历史上著名人士的忆旧文章。没想到，白驹过隙，眨眼间待到我年过七旬白发苍苍之后，竟也情不自禁地喜欢向后辈们唠叨一些陈芝麻烂谷子的往事。直到这时，我仿佛才逐渐领悟到，并不全然是我人老了喜欢唠叨与忆旧，而实在是，老人在叙述往事中，不仅可以满足宣泄情感慰藉人生的需求，而且可以为历史为社会提供一些片断资料。我以为，不管是名人伟人，还是普通百姓，也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追忆往事，提供一些人生经验，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历史，恐怕都不乏些许的价值与意义。
　　余生也晚，生平既无战火纷飞的经历，也没惊天动地的传奇人生；既不是名人，更与伟人无缘，但作为生活、工作于上世纪中叶稍后的一名人文知识分子，我经历过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一九五九年的“反右倾”，又参加过“四清”工作队普及大寨县，直至十年文革运动，全程走过五七干校的路程，我遂有理由相信，这些经过多年沉淀和发酵的往事与经历，也应具有反思历史、立足现实的某些价值了。我的一生，我的追求和苦恼，同样也可表现出一代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思想情感的蜕变历程和精神成长的历史阶段。
　　依照我的有限的人生阅历，我本以为，如果说在某种意义上，每一个人的一生都会有着属于自己的独特人生体验，那么我的经历的独特之处便是，我的人生最好时光或者说精力最旺盛，记忆最深刻的时光正是在十年文革中度过的，十年文革占据了我人生最重要的岁月，最美妙的时光，也给了我最深刻的印象。近几年来，年近七旬前后，我曾写过十几篇长短不一的回忆文章，所记大体是文革斗争最激烈时自己的亲身经历，现在我在这里想着重记下的，乃是十年文革中特殊的时段——干校的逍遥岁月。我觉得，这逍遥不过是那个时代短暂的表面现象，是特殊的社会表象，它同样表现了文革运动某些特质。自然，也便值得一记，也值得后辈人深思，尤其值得文革研究者的关注。

一

　　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革运动本是史无前列的群众运动。最初时被整的人，除了“走资派”、“反动权威”、“黑线人物”等“牛鬼蛇神”之外，其余人不管是自愿与被迫，几乎都被卷了进去，人人都要响应他老人家关于“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口号，争当革命造反派，誓死不当“保皇派”，而一些运动的边缘人物往往便成了“逍遥派”。在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文学研究所勉强称作“逍遥派”的人，恐怕只有如梁共鸣（有海外关系的侨民学者）、蒋和森（红学专家）和樊骏（现代文学史家）等对运动有立场、观点，但因自己出身等原因，庶几可勉强称作是“逍遥派”。或许在那个大动乱的年代里，他们根本就把握不了自己究竟是哪一派，只好暂作“逍遥派”了。
　　我等一九六四年前后从全国各重点大学分配进文学所的年轻学子，严格地说都属年轻的造反派，虽然造反有先后，态度有激进与温和之别。我们作为所里的年轻人，都无一例外地被抛入那斗争的狂风巨浪之中。并在运动的不同阶阶段，不由自主地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或整人或被整，或紧张激烈，或是逍遥休闲。
　　作为文学所最年轻的学子，我们在文革初期曾经是热衷于造反的造反派。我们以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揭发、批判过何其芳、毛星为首的“走资派”，以俞平伯、钱锺书为代表的“反动学术权威”。我们也曾声嘶力竭地参与到大辩论大批判的狂潮中。我们不止一次彻夜地到北京街头张贴过大标语。虽然，一九六七年下半年我们这派因怀疑王（力）、关（锋）、戚（本禹）被打成反动组织，在林彪“九一三”事件前，我们从来就未想也未做游离于运动之外的逍遥派。后来在五七干校后半期的逍遥举止则多半是由全国文革运动的大背景和学部运动的小环境所决定所制约的。
　　学部五七干校成立于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地点先后在河南罗山、息县，最后迁移至驻马店地区（明港）一军营之内。那时节文革运动正遇到阻碍，乱象纷呈难以收拾，大学和上层建筑学术机关（包括学部）已派驻了工、军宣队，名之曰“占领上层建筑”。与干部下放的同时，全国则有一千多万的中学生下乡插队，名之曰“向工农兵学习”“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九六九年十月林彪的第一号战备令则加快了干校建设的进程。如今我还记得，那年十一月中旬，我与杨志杰一道押送行李货车离开首都前往河南信阳时，天色阴霾，寒风渐起，我的心境遭透了，更加之那年我已年过三十，谈了一年多正准备结婚的女友刚刚与我分手，情感的挫折，加上事业上一事无成的郁闷，所有这些都让我感到内心深处涌上了一股股难与人言的酸楚。
　　尽管如此，当时我们一班年轻学子仍旧信奉毛主席关于五七指示的伟大意义。在我们看来，干部下放劳动与知青下乡一样，似乎都是反修防修、创建“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的共产主义大学校的战略决策。
　　即便是，经过干校初期建房种地的艰苦创业的强体力劳动的磨炼，还有清查“五一六”运动的疲软迷乱难以为继之后，我们仍然并不曾轻易动摇自己原有的信念。转变的关键在于，干校自从息县迁到明港之际，盖房、种地、运输等强体力劳动已经终止，清查“五一六”运动也已逐渐降温直至停摆。这种无法干事，无所事事的状态，必然迫使干校学子们寻求新的生理和精神活动方式，反思文革中现有的经历和既定的结论。总之，从文革的大背景到干校的小环境的变化都引导、迫使我们遁入一种逍遥状态，并且迷乱于文革以来的各种炫人眼目的理论与实践。而一九七一年“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的传达，正加剧了这逍遥时光的到来。对于“九一三”事件在我辈知识分子心中的震撼与影响，我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作过这样的记载：

　　一年多的干校日子虽然艰苦，但也充实，每天下地干活，建房盖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很少阅读报刊书籍，也不看影视传媒，不问天下事，日子过得倒也清静无为，几近于混沌麻木的状态。不料想，林彪“九一三”事件的传达，顿时打破了干校的平静气氛，轰毁了我们心中惯有的信念，让我们再也无法平静地面对文革前后所发生的种种事变。一种怀疑的情绪，一股反思的欲望不禁暗自滋生、蔓延开来，让人久久不能平息。并由此萌生一种不愿再次被欺骗，被愚弄的强烈愿望。记得那天驻马店明港军营里传达文件时，我们一百多人大都拧着眉毛，板着面孔，有的坐在马扎上，有的坐在床边，大厅里凝固着死一般的沉寂。“九一三”就像是一块巨石，扔进了平静的港湾。它在知识分子和国人心目中所引起的剧烈反响是深远长久的。

　　正是“九一三”前后，热烈喧闹的学部五七干校顿时陷入了逍遥与沉思的新阶段。知识分子们一边在看似逍遥的时光里打发日子，一边痛苦思索、探寻着个人与学部的未来的出路。这时的逍遥，似乎既非文革发动者的本意，亦非我等知识分子之所愿，而实在是文革难以为继时的无奈之举与权宜之计。诚然，在阶级斗争盛行，革命口号震天响的时代，逍遥似乎总与革命无缘，闲适更非革命者的本色。然而，在一九七一年之后的学部干校，却笼罩着一股股逍遥与闲适的氛围，长久挥之不去。文革初期的狂热与浪潮终于逐渐消退，学部运动难得地进入了短暂的间歇期。学部知识分子们正是在逍遥与闲适中开始学会用自己的脑袋思考问题，判断是非曲直，廓清重重迷雾，寻求未来之路。

二

　　在各类精英式知识分子成堆的学部五七干校内，即使在逍遥和休闲方式上，也与其他干校呈现出颇为不同的状态来。老辈学者们虽下乡，却都少参与强体力劳动，即在干校初期，休闲时，也自带有另番情景。俞平伯夫妇早在息县东岳集茅屋里小住，也常闹出不少逸闻趣事来，诸如买虾论只问价，把甘蔗当作秫秸买来作秫秸用；钱锺书把去东岳集取报纸信件回驻地路过妻子杨绛的“小菜园”欢聚歇脚的田园佳话。还有曾参加过学生运动的老干部董易夫妇及延安鲁艺的老干部毛星夫妇、朱寨夫妇常在借住的茅屋农舍里买些当地廉价的鸡鱼肉蛋当作菜犒劳我等年轻学子的情景，都显示出下乡初期半逍遥的状态。
　　可对于我们一班中青年学子和学者来说，在逍遥方式上，却就与老辈们大为不同了。我等年轻人逍遥娱乐时，大都充满了野趣和发泄的成分，这同与不同的逍遥、休闲方式，所表现的正是时代与个人特质所致。即使在被贬遭难的情况下，老少知识分子也都这样在无奈中寻求忙里偷闲苦中作乐，打发这难挨的时光。毕竟出身于名门世家，从小就极少下乡的俞平伯、钱锺书在干校的逍遥方式，不仅与何其芳、朱寨等经过延安整风的老革命不同，更与我等年轻学子迥然相异。
　　与俞、钱和何、朱相比，文学所年轻的后生们在苦度逍遥岁月时，确实“玩”出了一些新花样新水平。学部和文学所的年轻学者们在经历了文革初期的纷乱之后，又在干校草创时承担了干校的强体力劳动和无休止的大批判运动，还有清查“五一六”的煎熬，现在干校中后期的逍遥岁月里，再次显示了新一代年轻知识分子们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被迫逍遥的特点和心态。同时，也表现了年轻学者精英们独特的精神风貌，这种逍遥岁月和逍遥方式，说到底，也可看作特定时代风貌和社会情绪的流露。
　　摸鱼捉蟹钓王八。一九七一年春夏之间，学部干校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举棋不定，难以为继的无奈中，迁往驻马店明港军营之后，尤其是林彪“九一三”摔死在温都尔罕之时，人们终于在昔日的军营内，常可看到一幅幅奇异的风景：一批文质彬彬的社科精英们不再读书不再搞学问，却在有意无意间从事一些与身份决不协调的“休闲”活动，度过一段令他们自己也难以相信也难以忘怀的逍遥时光。
　　作为国家级社会科学的最高学术研究机构，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后改名为社科院）这里涵盖着文史哲经法、考古、宗教、民族等研究所，聚集着一大批学有专长的老中青学者。即以文学所而言，就拥有文学前辈王伯祥、孙楷第等元老学者，此外还有著名学者专家俞平伯、钱锺书、吴世昌、何其芳、蔡仪、唐弢、俞冠英、贾芝、朱寨等人，至于中年才俊则有蒋和森、胡念贻、陈毓罴、邓绍基、刘世德、曹道衡、樊骏、卜良沛、蔡葵等人。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文学所又从全国几所重点大学调来一批年轻学子。他们是文革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也是五七干校里从事强体力劳动的有生力量。一九七一年前后，在学部文革批改停摆、强体力劳动间歇之际，这批精力旺盛的青年学子顿时便成了寻找各种方式苦度逍遥岁月的主要角色。
　　一九七一年春季或是冬日，在河南中部驻马店地区的一个军营附近，每到夜晚临近之际，总有一些文质彬彬的后生背着渔网钓鱼，到处寻找鱼塘水面而后撒下网钓，他们既不像当地的百姓，也不像当地农村干部，倒更像是一些文弱书生。可到清晨，他们又踏着晨光雨露，沿着老路去查看收网。虽不能说每网都有收获，但亦不时地捉到一些河虾和螃蟹，然后就乘兴而归了。
　　这在一九七一年豫中农村和军营附近，实在可算是一支特殊的群落和独特的文化风景线了。他们便是文革中流放在河南驻马店等军营里苦熬时光的年轻五七战士。
　　而每逢夏秋之间的傍晚时分，每逢水田注满水，稻苗生长之际，我们文学所的五七战士则又在水田和沟渠附近忙乎开了。我和许志英、王保生等出生在江南农村的年轻学子正挽起裤腿，戴着草帽，围绕着军营附近水田田埂，全神贯注地查看，寻找鳝鱼的藏身之洞，忙碌着下钩钓鳝，而董乃斌、王信、杨世伟等一帮生长在城里的五七战士则提着盛放鳝鱼的水壶和蚯蚓、鱼食，围着田埂帮助寻找鳝洞，夏日傍晚这一支或三五成群或七八成伙的钓鳝队伍，冒着炎热汗水，呼喊着欢叫着，又汇成了一道豫中农村很少见到的田园风景。捕鱼归来，回到军营驻地，我们又忙着宰杀烹饪，或红烧鳝段，或清炒鳝鱼片，大家忙得不亦乐乎，常把一些中年学者也引来解馋。记得当时已近中年的川人劳洪也跑来露一手，教我们做一两道四川特色菜。这在文革中的豫中农村，实在可算是一幅独特的田园风俗画了。然而，我等知识分子虽置身于偏僻农村，出没于山水田园中，却很难有昔日的文学前辈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般的闲情逸致。
　　下棋打球玩扑克。在后半期的学部五七干校，终日无所事事的学部年轻的学子们还有一些消磨时光耗费青春的游戏，那便是下棋打球玩扑克，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偌大中国整日价喧嚣着不断革命的口号和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偶尔稍有余暇，所能从事的娱乐活动，大约也只有下棋、打球、玩扑克了。我等干校知识分子长期置身于穷乡僻壤，既无图书阅览室，无报刊传媒可查可阅，更无电视可看。无聊时光，精力和郁闷无从宣泄，于是只剩下棋，打球和玩扑克了。记得我与董乃斌、王善忠一伙球友，曾到一空空的营房内与世经所的羽毛球友打过几场羽毛球赛，而更多的情况下，则是与所内的许志英、栾勋、王保生、杨世伟、孟繁林等人下棋打扑克。如今这些往事已逝去了三十多年，有些牌友已离世几年了，我还不时记得在明港军营内一些清查“五一六”专案的单间内挑灯夜战几至通宵达旦的情景。
　　打从一九六四年我进文学所不久，在老所长何其芳找我等新近调进文学所工作的十几个青年大学生谈话中，我就得知，文学所是个十分讲究读书做学问，且业务竞争非常激烈，严格实行淘汰制的学术单位。来所后，我也有过苦坐十年冷板凳然后扎扎实实做学问的思想准备。而今成年累月地沉湎于摸鱼捉蟹、下棋打扑克的无聊游戏中，我等一行青年学子不免有长夜难眠心犹不甘之慨。但出于万般无奈，往往也只好这样苦中作乐，麻醉自己了。
　　闲聊清谈无事忙。如前所述，在长达十年的文革风暴中，在运动短暂间歇和挫折疲软时，亦曾有过片刻的逍遥和短暂的休整郁闷期。早在一九六七年初，我所在红卫兵组织（总队）被打成反对中央文革的反动组织时，我与“战友”们即蛰伏休闲过，可眼下在五七干校后期明港军营里，用长达数月的清谈和闲聊来打发逍遥时光，却是我终生难忘的记忆。
　　闲聊和清谈之风始发于两派斗争中挨整受压之时，盛行在一九七一年九月中旬传达林彪叛逃文件之后。随着林彪的垮台，干校顿时陷入一种思想动荡与混乱的状态中。那时，俞平伯、钱锺书、吴世昌等名流已陆续返京，剩下的我等青壮年学者也已处于无所事事六神无主的境遇之中。整个干校流言四起人心惶惶，几近不可终日。一时间我等青年学子的人生命运将如何安置，是返京还是就地分配，何去何从，看涨看落之议论与猜测几乎不绝于耳。整日价根本无法安下心来做事或读书，就连摸鱼捉蟹、下棋打扑克也渐渐失去了兴趣。
　　这一时期干校的大多数中青年学者似乎都卷入了清谈议政的风潮中，常常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议论的一个中心话题是，中国的政局走向与干校的前途。就连一些看似不太关心时政的学者也不由分说不分昼夜地围聚在一起，讨论中国向何处去，并不时地发泄对“四人帮”和文革的不满情绪，预测学部干校能否安返北京。清谈议政的中心人物便是许志英，杨世伟、王信、王保生、栾勋、何文轩等人，另外，像邓绍基、樊骏等中年学者也不时参与其中。而我和董乃斌则逐渐将注意中心转向联系调离学部，寻找调出学部与家人团聚之事。此时的学部早已人心惶惶，乱成一锅粥。
　　直到一九七二年八月前后，学部五七干校全部撤离河南返回北京，这股清谈议政之风亦未终止。并正是在这种近似闲聊的清谈中，逐渐完成了对文革对中国政治的清醒认识。可以说，此时的清谈是知识分子思想觉醒的开始，又是知识分子挣脱固有樊篱，完成思想解放的必要路途。记得一九七二年七八月间，当我们带着疲惫的身心，撤离干校的时日，我们既高兴发狂，又满怀惆怅地返回了北京旧址，可这时，我们的心境未免有些心灰意冷、南辕北辙了。近三年的干校生活遭际，此刻正像老茧般镌刻在心间，让人难以忘怀。直到几十年后，还不时地引起我们的沉痛反思。在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心灵苏醒的历程中，这代价虽然沉重了些，但却是十分必要的。
　　在干校的逍遥岁月里，我等学子们清谈所涉大都不是学问与学术，所读的书籍亦大体属文史一类趣味书，听说蒋和森曾有过躲在蚊帐里读业务书被批的经历，我偶尔找来阅读的也只是《第三帝国兴亡史》和《文史资料》一类的闲书。至于一些年轻爱美的女同志夏日穿几次裙子就被军宣队领导（一位连长）训话批评，谓之“军营内穿裙子逛来逛去对战士成何体统、有何影响？”那就实在让人哭笑不得了。而我因无聊，陪随队小孩捉蟋蟀玩，自然就更是为军宣队领导所不容，而在一次全连大会上被批评了。所有这些，都是那个荒唐时代里所发生的荒唐事件，如今在学术研究所和大学教师听来，几近是天方夜谭式的荒诞故事。然而，对于上世纪中叶的知识分子来说，却是千真万确的亲身经历。我将这些荒唐的事情追忆记录于此，目的无非是在于告诉人们，要想制止、避免这类荒唐事件的再生，首先就要制止那个荒诞的时代。
　　不过，无论是抓鱼捉蟹钓王八也好，或是下棋打球玩扑克也罢，每每在闲聊清谈过后，夜深人静之时，我们一帮青年学子依然难以入眠，常常望着夜晚的星空，忍受着难奈的寂静，发出一阵阵叹息：我们实在不甘心就这样空耗时光，无所作为，我的心灵在告诉我：此刻逍遥并不轻松，闲聊并不愉快。委实，在干校的逍遥岁月里，我们品尝过古代田园诗人的闲适滋味，却很难进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意境。我们体味过遭贬谪流放边地的京官的落寞失意，却无法阻挡现代通讯所传来的一道道政治风浪对心灵的冲击。我们在运动初期走过了激烈拼搏的造反历程，眼下我们更需要的毕竟是冷静的思考与探索。

三

　　学部本是个近于古代翰林院式的搞学问的场所，文学所更是个有良好读书环境的文学研究机构。一九六四年刚进文学所不久，我等青年学子即听到不少关于前辈学术精英们刻苦攻读、认真做学问的故事。那年我们一行刚分配来的十几名大学生，大都也已做好了刻苦攻读、认真做学问的思想准备。岂料，生逢革命高潮的时代，来所没几天即被派往安徽“四清”工作队，长达一年半。继而又在文革中被鼓蛊煽动，卷进了疯狂的造反行动，完全失去了读书的机会，更无冷静思考的条件。直至干校后期，运动停摆劳动休止，我们这才难得地有了两三年的充裕时间。但身在干校，无书可读，剩下的也只有在逍遥时光里摸鱼捉蟹、下棋打扑克、闲聊清谈，姑且忙里偷闲，苦中作乐了。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一句古话，叫做“无聊才读书”，讲的是读书与心境的关系。文革动乱中，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却在干校后期往往演绎着另一番情景，无聊不常有，逍遥乃是因为无书可读。如果说，读书与知识分子向来就有着难以分离的缘分，那么，此刻置身干校的学部知识分子，无书可读的难奈与痛楚，恐怕也只有他们自已知道了。而难奈与痛楚正是启动追忆与反思的钥匙，追忆、反思与读书做学问一样，本都是人文知识分子必修的功课。
　　大凡是有过文革和干校经历的老人，大约都有过从狂热盲从——迷茫痛苦——苏醒觉悟的精神蜕变历程。只不过，同样身在学部，同为知识分子有的人如顾准先生早在干校前后，即完成了对文革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层面上的批判，对混乱的时局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与判断。而我等愚氓同在一个屋檐下，一个学部大院里，却直到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时，才从盲从迷乱和痛苦思索中，逐渐苏醒过来，比之顾准等先贤，我等学子不觉有些惭愧与汗颜，尽管如此，我仍然愿意在此记录下对干校生活和逍遥岁月的追忆与反思，以及某些粗浅的思索成果。在我看来，对于一代知识分子曾经有过的迷茫、麻木和集体无意识的状态，是选择沉默还是言说，是遗忘还是反思，正是对知识分子良知的考量，道德的扣问。作为这一代知识分子的一员，我不仅有责任记下这精神蜕变历程中的某些片断资料，而且有必要写下自己的一些反思成果。
　　其一是，少些狂想与空想，多些理想与信仰。上世纪中期三四十年间我们曾经靠狂想与空想制定政策治理国家，并曾为此付出过极为沉重的代价。对此，我辈中老年人都有过没齿难忘的印象。在一九六八年前后文革进程颇有点骑虎难下之际，毛泽东发出了干部下放、知青下乡的指示。在那年的十月五日，他批示说：“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随后十二月二十二日，他又在一次批示里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些指示不同他在此前后所说“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的设想，在当时虽然新颖诱人，但随后几十年的社会实践已然表明，这些防修反修和创建共产主义大学校的设想与措施，与先前提出的高举三面红旗，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一样，不过是一种超越时空的狂想与空想。而且其后的事实更是表明，这种狂想与空想，不仅给国家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更是直接轰毁了长期在人们心目中竖起的理想与信仰。
　　空想与梦想有时虽也一样美丽迷人，但毕竟代替不了理想与信仰。在干校前期从事脱坯盖房、下田种田、泥水里拉板车等强体力劳动，还有紧张激烈的清查“五一六”运动，曾一度让我们沉湎于麻木繁重的劳作中，几乎无暇作过多的理性思考。而一旦有了逍遥时光，沉入闲聊之中，知识分子灵动飞扬的思想便有可能被激活，被唤醒，从迷乱的社会现象中挣脱出来，并逐渐形成一些清醒的理性判断。而只有这点在理性判断及实践的基础上，空想与梦想才有可能升格为理想与信仰。
　　大凡是如我辈一样的中老年人，大约都不会忘记，在上世纪中叶的中国大地上，曾经发生过一些异常的人文景观：在革命的名义之下，施行的却往往是与革命无干，甚或是另有所图的怪现象。譬如，以文化大革命的名义，所推行的恰恰是革文化的命。上千万的知青下乡，名义上是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实际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教育革命搞不下去，知青又无法安排就业，属无奈之举和权宜之计。与此同例的是，创办五七干校，干部下放，名义上是轮训干部，实际上无非是，用强制劳动，特别是用恶劣条件下的强体力劳动，来整饬异己力量，改造不听话的知识分子。难怪有人把干部下放看作是古代典籍中被贬谪的官员，把地处偏僻的干校视为流放之所。
　　其二是，走出关于劳动与劳动观念的偏狭陷阱。长期以来，人们曾经赞美劳动使猿变成了人，劳动创造了人类文明，并形成了歌咏劳动和劳动之美的传统。但随着社会的变化发展，在各种理论的诱导和蛊惑下，在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里，劳动亦可能异化成为折磨人、惩罚人，甚至是迫害人的手段。同样，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合作与相互影响、促进的观念，亦本应是不太难解的话题。可是，在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干部下放和知青下乡的有关言论里，却在炫人眼目的革命的名义下，几乎颠覆了关于劳动和劳动观念的传统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毛的一些言论和思想，往往使劳动，尤其是体力劳动变成整人、惩罚人，甚至成为迫害人的手段，使劳动观念进一步走向偏执与偏狭。进而使有文化成为不觉悟、不革命的代名词。
　　即以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关系而言，虽然我们今人已不必全然赞同古人所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但似亦无必要用所谓“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类似是而非的偏狭观念，来贬低脑力劳动者及其主体——知识分子。也许，时至今日，我们已无须讨论，把俞平伯、钱锺书一类专家学者长期放逐到偏僻农村，把一千多万青年学生安排下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于国于民究竟有何益处，但我们却不能忘记反右运动时，把大批有才华有见识的知识分子打成右派，流放到北大荒、夹边沟一类恶劣生存环境之中，强迫他们从事强体力劳动，直至文革中，又把学部一大批人文科学的精英放逐到河南农村干校里，或迫使他们从事盖房种田等强体力劳动，或干脆让他们成年累月地处于逍遥闲聊的日子里，所有这一切违背常理的举措，究竟给举国的精神文化建设带来了多么严重的负面影响，当是如今国人所无法逃避的现实问题。
　　自打文革动乱开始，我们一帮青年学子已有许久未曾好好读书了。进入干校两年多来，更无读书的环境与气氛了。古人云：无聊才读书。古代文人被贬谪或官场失意时，常可照此行事，找个僻静处，好好读书写作。可如今，我们一帮青年学子们置身干校里，成年累月地无事可做，无书可读，处于逍遥中的知识分子的内心郁闷，自是可想而知的。而一旦这种情绪与文革中“读书无用论”和“愈穷愈光荣”的论调相呼应时，人们从苦闷中反思觉醒的日子，也就在所难免为时不晚了。
　　其三是，逍遥中闲聊时常提醒我们：擦亮眼睛，尽早识破野心家、阴谋家和政治骗子的真面目。干校的逍遥时光自是郁闷难熬的，但要说干校的闲聊全无益处，毫无意义，倒也未必。干校地处偏僻农村，干校的夜空静谧洁净，新鲜宜人。青年学子们每在闲聊中，常有的一个话题，便是文革中不断闪亮登场，继而炫目表现，最后又黯然下场的小丑式的野心家、阴谋家和政治骗子。倘容简单地说，一部文革简史几乎可以说，就是一批又一批野心家、阴谋家和政治骗子疯狂登台又旋即垮台的历史。从学部运动中最早造反的吴××、林××及其后台王（力）关（锋）戚（本禹），直到“四人帮”的小爪牙迟群等昙花一现的“英雄”，无一不是野心勃勃的野心家、阴谋家。
　　而最让人大开眼界的，则是林彪、康生和陈伯达及“四人帮”的拙劣表现。那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的接班人林彪，到头来竟也是一心想抢班夺权的野心家、阴谋家。而那个曾经写过《窃国大盗袁世凯》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陈伯达最终也不过是一个道地的政治骗子。眼看着这一伙野心家、阴谋家和政治骗子在文革大舞台上的“精彩绝伦”的表现，真让我等头脑简单几近于书呆子的青年学子们不免目瞪口呆，惊叹不已了。以至多年之后，我人生道路上探询如何看人识事时，我首先要感谢的，正是学部的经历及在干校逍遥岁月里的闲聊和冷静思索。这些经历和思索实在太宝贵了，它必将使我在漫长的人生中受益无穷。
　　文末，我忽地想起了不久前离世的大科学家钱学森所发出“钱氏百年之问”：为什么国内培养不出世界级大科学家？其实，同样的疑问也存在于社会科学界：“为什么解放后几十年内出不了像钱锺书那样大学者呢？”看来，与解放后知识分子在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中不断挨整受批，被迫参加与其专业并不相干的强体力劳动，尤其是文革中，毛泽东关于创建五七干校，培养能文能武全能型人才的空想理念不无关系。像我等出生贫寒、青少年时读书不多，毕业之后又要不断地参加无休止政治运动的青年学子，又怎能成长为如钱锺书那样的大学者呢？面对钱学森之问和钱锺书那样的大学者，我以为，除了应引起青年科学家和青年学者的自问与反思，更应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尤其是国家管理者的关注与反思。
　　在学部十年动乱中，我既有过响应号召积极造反的行为，有过被打成反动组织成员抄家挨整的经历，还有过无所事事、无所作为的逍遥时光。所有这些对于我这个解放后成长的知识分子来说，都是难得的人生阅历。只是到了年过七旬之时，我仿佛才逐渐领悟到，再丰富复杂的人生阅历，只有经过沉淀、发酵和认真反思，方才称得上是宝贵的人生经验和人生启示。否则，那些陈年往事，便很可能只是一撮陈芝麻烂谷子，甚至是一堆腐臭的垃圾而已。自己闻闻倒也罢了，又何必示之于人？
　　紧张激烈与逍遥闲散，是人类生命中的两种不同的精神状态，却同为人类生存发展所必须。在我的人生旅途上，既经历过紧张激烈的造反阶段，也有过逍遥闲散的时光。严格地说，我从来就不是真心意义上的文革逍遥派，更与野心家、阴谋家无缘。对我等知识分子而言，如果说，当年参与造反主要是出于迷乱与盲从，而被迫逍遥闲散则多半意味着反思与苏醒的开始。时至今日，文中所述的干校的逍遥岁月已经逝去了近四十年，每念及此，我仍然后悔自己曾热衷参与的紧张激烈的造反行为，我更难忘逍遥闲散时光里所萌生的反思与苏醒意识，它扶持我顺利走过文革后的人生岁月。
　　从此，我对逍遥一词便仿佛有了一种特殊的理解与复杂的感情。我憎恨文革耽误了我的许多美好时光，我也怀念干校的逍遥岁月，让我从深沉的反思中，走出了盲目崇拜的迷雾，开始了一代知识分子新的人生之路和学术之途。难忘干校的逍遥岁月，实在是发自我内心的心声。
　　五七干校是我个人生活中的一段难忘的记忆，也是中国文革历史上值得追忆与反思的重要阶段。虽然，在某些方面，它没有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和一九五九年“反右倾”那样在人们心中留下刻骨铭心的灾难，但在知识分子心灵成长和蜕变的历史上，依旧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痕。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已陆续有人在干校文学的园地里辛勤耕耘，先是有《牛棚日记》《向阳日记》和《干校六记》等文学回忆录出版，近日又编辑出版了多人的干校回忆录《中国作家协会在干校》，于是，“我们终于有了真正的干校文学”（陈辽）。我的这篇关于学部五七干校的回忆，只不过是对呼唤干校文学的一种回应。但愿有更多年迈的五七战士也能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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