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丰津：告别大陆

┃Personal History

告别大陆

© 郎丰津／文

一

　　在重庆的学业还没结束，抗日战争就胜利了，我和太太约在西安碰头，大家结伴返乡。
　　西安是铁路枢纽，人群熙攘攘，车票很难买，为了等票，我们只好先安顿下来。我虽然去过川北看她，但大多时候我们是书信往来，并无太多见面机会，这一段逗留让我们有了较多的了解。古城里人群嘈杂，行人脚步匆匆，人人脸上洋溢着明媚，整个城市从战时的紧张和惶恐里刚刚苏醒过来。三三五五的退伍士兵在街头晃荡（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为了减轻军队负担，开始大批裁军），衣衫褴褛。他们看上去没有多少军人的严谨，也没有令人起敬的仪容。市民们不喜欢这些老兵，说他们退伍金花光后，就像地痞一样，在街头滋事生非。
　　在钟鼓楼西大街的天下第一大碗，我请太太吃羊肉泡馍。这一吃，不仅尝到了西安名小吃，还让我吃了一惊——我们各自吃完一大碗后，太太又要了两碗。她那么瘦的身体是怎么装得下三大碗羊肉泡馍的？！后来我常常就此事打趣她，她总是不开心，说：“六十年前吃了你的泡馍，一直记到现在。”但食量依然不减。
　　足足等了三五日后，我们才买到票，挤入了被罐装在铁皮盒里的人群。火车严重超载，过道里、厕所间，就连车顶上都站着人。列车以蠕动的速度向前缓缓而行，想上厕所的时候，人们就从车窗里爬出去，方便好后，再不紧不慢地爬上火车。当时在西安，我手中的旅费已经所剩无几。幸赖同乡王姓挚友等两人的资助才能成行。这份情义我总念念不忘。四十年后，回大陆时我专程去了趟西安，可是一切都变了，路名变了，当年的友人亦不知下落。这是后话。
　　几经辗转，终于到了青岛。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后，我和太太去沈阳继续读书。本以为终于和平，再没有战火了，但没多久内战就开始了。物价继续飞涨，零用钱不够花，无奈之下我和太太商量后，把结婚戒指当掉，换些钱过活。那戒指是母亲用一两黄金为我们两个打制的，上面刻了我们的名字。尽管非常不舍，但彼时彼刻我们别无他法。
　　内战越来越激烈，东北一片混乱，学校也无法正常上课。沈阳已经被包围，列车也被封锁，不允许开出城外。民间流行的一句俗话这么描述当时的情况：“陈诚（时任东北剿匪总司令）真能干，火车南站跑北站”。一片混乱中，我和太太决定离开东北。
　　我们先去潍县看望了外婆，她从小疼我。见着我们，她一边流泪，一边紧紧握着我和太太的手说：“我拿着你们的照片，每天看，每天看，就想你们快回来看看我吧，我真的很想你们。”我安慰外婆说，等我们在青岛安顿好了，一定会常来看望她。只是，谁也不曾料到，这一面竟是我们的永别。如果能够预知到未来外婆的不幸（死于三年大饥荒中），我说什么都要在撤退时带着外婆一起走，可惜……

二

　　到了青岛后，我进入了青岛绥靖区司令部任职，太太则在青岛的一所名为“大庙”的临时中学义务教书。当时薪水很少，每个月发的饷正好是一瓶威士忌的价钱，于是每次发饷我就直接拎一瓶威士忌回家。时间一长，太太只要见我拎着威士忌回家，就知道我又发饷了。日子就这样简单地过着，我以为，我们可以打败日本人，这一仗也会在不久的将来结束，之后，世界重归于平静。谁想，国民党节节败退，1949年春天，时任绥靖区司令官刘安祺向大家宣布了上级的指示，命令大家撤退到台湾。消息来得很突然，我连夜赶回潍县与父母商议，想带他们一同走。等到了家却发现，所谓“家”已不复存在：父亲喜欢上了另外一个女人，让不识字的母亲在离婚协议书上按了手印！父亲放不下新爱拒绝离开，母亲则安土重迁也不愿随我同去台湾。临走时，母亲塞给我一百美元。
　　回到青岛，司令部里一派忙碌景象，打包东西，收拾行李，忙得团团转。有的军官太太打包了棉被，大家都嘲笑她说：“过不了三个月咱们又打回来了，拿什么棉被啊！”那时是五月初，大家都以为不用等到秋天，一定可以班师回朝，谁也没想到这一别竟然四十多年。
　　码头上泊着四十多艘船，一车车的物资和人被一批批塞进去。我扛着一箱青岛啤酒上了船，这件事后来被报纸报道，有的说我是个很“干净”的人，“不带走祖国的一草一木”；也有的说我是个酒鬼，如此云云，我也懒得解释什么。挤挤攘攘的人塞满了船，全无立脚的地方。空气里汗味、胭脂味、食物腐败的臭味等等混杂在一起，让人难以呼吸。太太有孕在身，吐得厉害。三天过去了，她问我船开到哪里了，我告诉她还在码头——三天了，还没轮到我们的船出港！为了确保太太的安全，我花了八十美元租了一个水手的床位。交钱的时候，心里默默祈祷：没人出更高的价，没人出更高的价。好在一路真的没有人出价要那个床位，十一天后终于到了台湾。

三

　　船停靠在基隆码头，一船船的人被倾倒出来。我们被安排住进旅馆，等待下一步命令。没几天，刘安祺司令就接到命令去广州成立指挥所，组织留在广州的部队继续作战（当时南方部分地区还没被国民党军队控制）。我把太太安顿好后，跟随司令一起去了广州，在黄埔军校附近设立了临时指挥所。
　　虽然大家积极地组织、动员，但（国民党）大势已去，炼石补天亦难挽狂澜。共产党已经占领了大半领土，只剩东南一些沿海地区和西南一些省份还在国统区。面对不断传来的失守消息，寒从心起，却又必须迎头而上，做最后之战。正焦头烂额之际，一个卫兵报告说，有个女人找我。我心想，我从未来过广州，在此地不识半人，怎会有人找我？而且还是女人？出门一看，竟是太太。她挺着个大肚子满面风尘地站在我的眼前，让我既温暖又感动。问她怎么过来的，她说，搭乘军舰来的，舰长正好是她一个同学的先生，她就一路乘风破浪颠簸来了。
　　兵败如山倒！太太来的第三天，我们就接到撤退的命令。小儿子常常调侃说：“老妈，你好痴情啊！当年你什么情况都搞不清楚就敢一个人跑去广州找老爸。你要是晚到个三五天，老爸撤退了，你不就一个人留在大陆了吗？你不怕吗？”“我没管那么多。”老太太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
　　我们撤退的时候，在兵荒马乱之中，我找了辆出租车，要司机送我们去湛江码头，不料被拒绝说不载客了。但看看大着肚子的太太，别无他法只能强取了。我问司机，你的车是好的吗？司机说当然是。我一把把他从驾驶位拉下来，塞给他两块银元，说：“对不起，明天你到码头拿车。”然后载着太太去了码头。

四

　　我们没有直接撤到台湾，而是先到了海南三亚，希望找准时机再攻回去。三亚现在是风景优美的旅游胜地，当时可是一片荒凉，也没被文明开化。穿着裙子的五指山女人经常走着走着就蹲下去，一会儿又若无其事地站起来继续走了，后来才明白她们是蹲下来小便，但却没有任何解衣服的动作——她们竟然不穿内裤！岛上没有什么商业设施，一间路边的小馆都算是非常难见的了。看着高大的椰树林，蔚蓝浩瀚的大海，生活好像回到了洪荒时代。
　　没有像样的房屋，我和太太就住在两层的茅棚里：上层住人，下层养猪，中间隔着薄薄的木板。之后，来了新撤退来的人，猪就被宰了，下层腾出来给新来的人住。本想，这下不用再闻猪的臭味了，不料新的问题出来了。新来的人喜欢在屋子里烧饭，烟气径直冲了上来，呛得人直咳嗽。我请他到外面烧饭，那人却爱答不理，还说：“烟要往上走，我有什么办法？”我咽下怒气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第二天一早，我就开始洗地板，脏水从缝隙里滴滴答答掉下去。这招果然灵，中午他就去外面做饭了。
　　在茅棚里住了几个月，没有寻得机会反攻，最终大家撤回台湾。这一次离开，再回大陆就是四十多年以后的事了。

　　本文选自《八十年风雨人生：国民党空军少将郎丰津回忆录》，郎丰津／著，东方出版社，2013年2月。

八十年风雨人生 郎丰津 著 识码购买

往期文章 点击打开

守护民间记忆
Keep the Memories Alive

[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