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正：我本随和

┃Personal History

我本随和

© 陶正／文

　　今年是我的本命年，临到过年，我认真地扎上了岳母买的红腰带。倒不是为了红腰带，是为了岳母的好意。所以，这认真也可以说成是随和。十八年前，和妻子办喜事那天，我惹岳母发了一次火儿：她想让朋友的孩子开辆吉普车，把妻子送到我家；我不同意，非让妻子骑自行车上门儿，并且新风旧俗论争了一番。现在想来，我那时的认真，多少还带着点儿红卫兵的脾气。
　　其实，我的天性是很随和的，习惯于用好心好意揣度、对待别人。朋友们无不说我是一个大好人。我也敢说自己没有一个私敌，像人们说马克思似的。真正树敌是红卫兵运动时期，那敌手也是以革命的名义树立的。我参与了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创建，当然就该有角有刺。即使没有，也得努力长出来。于是，从反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到反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学校，到反对学校里的走资派和保皇派，老师、朋友、懵懵懂懂倾慕着的女同学，便一个个变成了对手。
　　有些人知道我算红卫兵的元老，经常找上门来，让我说点什么，写点什么。我说的不多，写得也少。原因之一是，对我个人来说，那段历史并不是可歌可泣的。我出身职员，不是“红五类”，之所以扯旗造反，也是出于随和。不过，我当时随和的，又是一种压抑小我、皈依大我的革命召唤。我既然带着小资产阶级血统，这随和就得更加认真了。
　　我接受造反的启蒙教育，是在1966初春。那期间，我和几个男女同学一起，到门头沟潭柘寺住过一夜。当时的潭柘寺还很荒僻，像革命老区，一位在当地疗养的大学干部发现了我们，规劝我们注意安全，回校住宿，还给附中领导打了电话。我实在很敬爱这位苦口婆心的老者，对违反校规也心存惶怵，可是，当晚，当我们栖身在破庙里，在呼啸的野风中，听几个先知先觉的同学传达他们从父辈那里听到的，关于“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最高指示时，不禁激动得浑身起鸡皮疙瘩，又为自己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好感和对修正主义教育制度的畏葸而惭愧了。
　　5月29日或31日（两个日子的问题后文涉及），入夜，我尾随着几个核心人物，走向学校毗邻的圆明园。没有人招呼我，也没有人和我交谈。一路上，我甚至几次产生过赖叽叽、臊嗒嗒的感觉，想要转身回去。然而，当我终于随到了一个桃花初谢的小山坡上，和同学们运筹组建红卫兵的大计时，又不由得血热衷肠了。而后，也又为自己的小资产阶级自尊心大大懊恼了一番。有道是：要革命的你就站过来，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
　　红卫兵是以三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文章引起毛泽东兴趣的。有人说我是撰写人之一，纯属讹传。大概因为我后来老写文章，有些不知情却又想以知情人身分出现的人牵强附会了。真正的笔者是我的同班同学，一个大智若愚的才子。红卫兵成立前几个月，他就在教室墙报上倡导过造反精神。基本意思是应该反对陈规陋俗，打破窒息生产力的条条框框。我当时貌似公允，应了一篇中庸文章。
　　“造反有理”的说法始见于《解放军报》，报载是毛泽东电贺斯大林六十寿辰时讲的。红卫兵把这条语录当做理论基础，但在写大字报时，却遮掩了上方宝剑的锋芒，将“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的流行语法改成了“我们（红卫兵）认为”。这是策略，是引蛇出洞的传统文化。这种作法也让我不自在了一会儿。这是干什么呢……干革命。以后的事情教育了我。以后很多师生不同意这个说法，以后的反对派就跳出来了，以后他们就成了大逆不道之徒。
　　红卫兵光荣地孤立了一阵儿后，变成了一代天骄，于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横扫千军如卷席。而我，虽说也跟着舞文弄墨唇枪舌剑，毕竟根底虚弱，中气不足，有时还成为反对派针贬红卫兵组织不纯的藉口。外祖父当过东北某地的县令，又是齐白石的大弟子，“七七事变”后浩然挂冠、蓄须明志、英年早逝。家里挂着他的大胡子遗像和名家字画——这应该算作封建主义的余孽。母亲漂亮，又爱唱戏，不免有一些《宇宙锋》《霸王别姬》之类的剧照和各种生活照——这又是资产阶级的了。就有人写大字报勒令我回家清扫四旧。这工作虽早已由家人们完成了，我却由此得到自知之明，造反精神更多地表现在了自我伐笞上。
　　我光着脚，在四百米灰渣跑道上一圈圈地磨练。这是对我穿塑料凉鞋还要套袜子的清算。我平生第一次剃了秃瓢。这是对我初进清华附中时竟留着小分头的惩罚。母亲见了我的光头，大吃一惊，但随即又深明大义地发现我的头型竟长得如此端正而圆润。我还为一件什么小事向母亲发过难，并声明我们之间，首先应是革命不革命之分，而不是长幼之别。母亲气得一边给我织毛衣一边掉眼泪，说她养了一只狼。
　　新成立的校革委发动大家挖野菜、吃野菜，忆苦思甜、铲除修正主义思想温床。尽管我家境一直清贫，远不如一般的革干、军干子弟，却几倍于他们地吞咽了马齿苋。红卫兵核心组又号召全体战士编草鞋、穿草鞋，徒步去八宝山缅怀革命先烈。我跑到圆明园农场，找到一位贫下中农，买了一把稻草，回到宿舍后，翻来复去编编拆拆，后半夜总算鼓捣出两只鞋样的东西，困乏得倒头就睡死了。不料，一觉醒来，扫墓的队伍竟已出发。我急忙套上草鞋追赶，一气走了20多里，把脚板儿磨了个血肉模糊。更不料，到了烈士陵园，碰上已经念完《革命烈士诗抄》、正要凯旋的战友们，我又发现有些人其实并没穿草鞋，又得知他们搭乘过汽车。当然，这没什么，也好。我比他们更需要苦心志、劳筋骨，也比他们更多地经受了磨练。于是我竟又龇牙咧嘴，蒯回了二十多里。
　　我有恐高的毛病。仰望高处的人，明明自己脚踏实地，我都会两腿发软。这怎么能适应世界革命的需要？我们的《四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主标题就是《誓做国际红卫兵》，还信誓旦旦，要“踏平白宫，光复红场”。为此，我和一个战友决定：把红卫兵的战旗插上清华附中的制高点——锅炉房的大烟筒上。这烟筒我从前在物理课上测绘过，标高37米。红卫兵运动初期，那位物理老师受到一些也想当红卫兵的学生的冲击，爬上烟筒顶，向圆心处跳了进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能做到的事情，我们无产阶级革命小将怎么能做不到呢？我做到了。尽管在攀登时，我的四肢几次失控般地僵强；尽管我已经涉及了万一掉下来，在成为自由落体的瞬间将呼喊什么的严肃问题；尽管我回到地面上时，已经软成了一摊泥，毕竟是“红旗猎猎天际看飞扬了”。这是我的一次极限运动，一个刻骨铭心的记录，至今翻看，我还觉得那烟囱是另一个我爬的。
　　还有一件事，也让今天的我难以置信。八月，毛主席做出了横渡长江的惊人之举，回来就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为了跟着红司令在大风大浪中前进，红卫兵举办了横渡昆明湖的活动。我本不会游泳，可进行了三四次强化训练后，竟从龙王庙到排云殿，挣扎过了昆明湖的五百米水面，身体力行地证明了精神力量的战无不胜。由此派生的另一个事实，更是匪夷所思——此后的近20年里，至今，无论多少次下湖下海下游泳池，我顶多游个三、四十米，就再也倒不过气儿来了。
　　认真地随和自以为神圣的潮流，真使我做出了不少一反平常的事情。不过，它们确实大都属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十分的自我。而在社会性的风口浪尖上，我仍不免躲闪腾挪，终不能成为真正的弄潮儿。
　　先是文斗。受批判的人们被口诛笔伐逼到旮旯儿后，至少得承认自己在客观上反对了毛主席，于是顺理成章的便是“医生把病人治死了，还能说主观动机是好的吗？”于是那人就是诚心反对毛主席了。在这山呼海啸的语录声中，我经常当南郭先生，手也摇着，嘴也张着，心里却在想：我要是医生，真没准儿也有一心治好病人，偏偏把病人治死的时候。
　　然后是武斗。清华附中红卫兵属于老红卫兵中的策略派，颇让一些铁血分子不以为然。即使如此，校园里也有过“地富反坏杀人，我就不能杀狗吗”之类的天问，出现过牛鬼蛇神头破血流的场面。理论依据俯拾即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使用概率最高。我却又想：难道不是请客吃饭，就一定要请人吃一顿拳脚吗？
　　我从来没打过人。连儿子至今都没挨过我一巴掌。初中的一个红卫兵女战士很漂亮，穿上军装、戴上袖标、系上皮带，更是英姿飒爽，让我神往。可是，她一抡起皮带，还仅只是威慑性的，一开口骂人，还仅只是最一般的国骂，我就别扭起来了，鞭影和吆喝声倒也卓有成效地勒住了我的心猿意马。一次，听说初中的几个红卫兵在查抄清华大学一位名教授的家，我也赶去了，正赶上抄出一面夹在书里的、从画报上剪下的、一寸见方的美国小国旗。战友们兴奋了，喝令教授老俩口跪下，摆出兴师问罪的架势。我忙又悄悄溜回学校，躲进房间，一个人焚烧抄家抄来的、诸如“三言二拍”之类的黄书。
　　革命的形势瞬息万变。几个月后，老红卫兵因为想保护干部或自己的父母，变成了新一轮的保皇派。老保皇派又变成了新造反派，卷土重来。信念的歧争导致领土的割据。我们学校的两路人马各占了一栋楼房，白天黑夜抄着砖头、端着锯出锋尖的钢管儿，冲来杀去。豪情发作之时，我吟出过“一声号令三军动，慷慨从容试铁衣”的诗句，给密友寄出了颇有“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味道的书信。可是，一夜，当对手来袭，我站在楼上，向他们拽砖头的时候，忽然，借着聚光灯的焦聚，竟看到了他们过去和我交往的些情景：在试验室、在田径队、在圆明园的废墟上晨读外语……一时间，我又不愿自己的手头儿太准了。
　　还有一次，我们逮住了对方一个头目，女的，据说给周总理贴过大字报。我们蒙上她的眼睛，按照从她身上搜出的通讯本，审问她和大小黑线人物的关系。我刚坐到她跟前，就想起作为学校女排队长，在网前跳起扣杀的矫健身影。这干扰来得莫明其妙，使我那天的口气始终没有凛然起来。
　　怜香惜玉之心是有的。有时，好像还带了点儿似是而非的异性情愫。一个同班女生，潭柘寺一行的伙伴，也曾是红卫兵的初始成员，一起连夜写大字报的时候，还曾悄悄塞给我两个果酱包儿。她又是我在“红卫兵革命力量广播站”播音时的搭档。可是，后来她反水了，站到敌对的一方了。我们狭路相逢，就都是一种视如不见的样子了。不过，迎面错过后，我往往又要回过头来，看看她的背影，咀嚼一种若有所失的惆怅。再后来，当了清华大学造反派的广播员，据说在工人宣传队强行接管的冲突中，她坚守岗位，像《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地下英雄似的，一直广播到最后一秒钟。听到这个消息，我就又迷迷茫茫地想：这是怎么了？怎么会是这样呢？
　　尽管如此，我对红卫兵的感情、负责精神，都还是比较衡定的。这比较，是相对一些领导层的战友而言。也许，先知先觉者大彻大悟也快，我比他们迂阔；也许，秉情温和者不易骤热骤冷，我比他们僵滞。反正当红卫兵运动成了强弩之末，我对它反而表现出了更多的忠诚，在组织里的影响也逐渐大了一些。别人出去串联，我留守空城，接待朝拜圣地的、像我们开始时一样纯真的外地学生，给他们讲那段儿造反史，不免要稍稍修饰美化一番；别人慢慢模糊了革命串联和云游四方的差别，我南下西行，含辛茹苦在火车上播送自以为是福音书的造反檄文，在各地散发自以为是真理报的革命传单；有人开始由冲决革命的羁绊，转向偷食爱情的禁果，我和几个铁杆儿分子一起，来到面对中南海的团城外，张贴八张纸一个字的大标语，向伟大领袖遥表我们的坚贞不渝。万花纷谢后，我又整理红卫兵历史，编纂红卫兵诗选……终于红卫兵卷起铺盖，走向了农村的广阔天地，这时，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旗帜已经叠在了我的箱子里，挂到了我的窑洞中。在陕北，们又办起一份《红卫兵通讯》，继续追求着“战旗一杆聚四海，山拦水阻等尘埃”的红色图腾。
　　当然，也就在这一段猴子大王的历史中，红卫兵的斗争性渐渐软化了。“与人奋斗”的乐趣暗暗消弥，变成了战天斗地的艰苦劳动。《红卫兵通讯》其实也就是“知识青年通讯”，一度水火不容的同学也成了交流对象。历史江河落潮了。人的血液降温了。我的感觉舒泰了。这似乎又是随和了我，随和了我随和的本性。
　　红卫兵运动真正的彪炳显赫，其实也就在1966年的几个月间。转眼，它却已经过去了30年。有意思的是，就这么一段短暂的历史，居然成为划分代际的一个基准——插队的本是“老五届”，习惯的说法却是“老三届”，这大概跟你当初是“红卫兵”还是“红小兵”不无关系。近年来，“老三届”在以各种方式认同，寻求团队精神或群体意识。对此，我仍然介入不多，不深。只是对几个热心的朋友说过：但愿这并不折射着潜在的失落感和自我平衡的需求，而确实是在呼唤激情、使命感和献身精神。
　　其间，关于红卫兵的文字也屡有所见。附带说一句：以红卫兵鼻祖的身分撰文者，竟也有些我当初没见过的人。不过，如果他们真是向往那伙人当时的书生意气，倒也可以看成好事，不必太计较的。
　　最后，该说说5月29日还是5月31日了。这是红卫兵诞生的日子（指一个正式组织；一个大的运动。其实，红卫兵三个字早在5月初就出现了，是一个在班级壁报上写小字报的二人小组的名称；是我的一个好友，如今的一位著名作家取的）。迄今一切文字，包括载入档案的官方文字和我的文字，当然都是笃定无疑的5.29。但是，在记忆深处，我参加的那次圆明园聚义，其实是5.31。然后，也就是6月1日，我们就以红卫兵的名义，写了第一张宣言式的大字报。我曾向当年的战友们提起过这一点，他们无不笑笑，说是我记错了。我却又担心三人成虎，并以小人之心揣度：这两天之差，关系到红卫兵究竟是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还是在曙光初现的时候降生的。可惜，当年我讲红卫兵或写红卫兵时，确曾随和人意，一口一个5.29。也可惜，时至今日，我已经不喜欢光荣的孤立了。更可惜的是，我确实有迷糊的毛病。比如，把半斤花生油票当成邮票，贴到家信上，在朋友中落下不少笑柄。于是——，结果，我还是这样想了
　　让人觉得自己的历史更值得骄傲，会使他今后更注意完善自己吧？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既然谁也说不清红卫兵是丑角还是正生，何必非问它什么时候登台亮相？既然谁也说不清红卫兵的消亡时间，它的生日又何必准确无误？
　　最讲究生辰时日的是算命先生，他得以此为凭，给你批八字。很多人明明记不住了，也得报一个定数；很多人记住了，每次批的结果却又大不一样。众说纷纭的红卫兵当不会由于生日的差误改变什么的。
　　还有，红卫兵的筹建，其实是一个过程。那时候，我们几乎天天晚上都往圆明园里钻。万一，倒是我自己随和了5.31；错过了5.29，反而以鼻祖身份自欺欺人呢？

　　本文选自“《北京文学》55年典藏·散文随笔卷”《遗失的日记》，刘恒，章德宁主编，同心出版社，200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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