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昌文：我当三联书店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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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三联书店总经理

© 沈昌文／文

沈昌文

　　我上任三联书店总经理之后，上面给了我30万块钱经费。说实话，我没有行政管理的经验，我也不懂30万块钱是个什么概念。当时，1万块钱有多少，叠在一起多厚多薄，我都没有见过。所以，没过多长时间，30万块钱已经花得差不多了。要找资源。
　　找资源，就要找老先生们。有一次，三联的一位元老级的前辈王益先生，他当过国家新闻出版局的副局长，刚解放的时候，是新华书店总经理。他看我这里资金严重不足，有一天，就把我找去了，对我说：你带上这封信，到“中信”找一位先生，他叫王军。
　　某年某月某日，我就拿上老先生写的信，去见王军。在王军那里，我第一次见到大公司老板的气派。比如说，他的名片不是他自己递给我，而是点头示意之下，由秘书交给我。我跟他说三联书店困难，希望得到他的资金支持，比如说一百万。他听我说出的数目，笑了一笑，跟我说了很多其他的话。我们谈得很愉快，可是没有什么结果。
　　王军毕竟是主管大企业的高级人士，财大气粗。临送我走的时候，他告诉我：沈先生，我告诉你，我们中信集团，一千万以下的事情是不做的。
　　哎呀！现在想想，这对我真是一个很大的机会呀！可是当时我不敢哪。说出一百万，我已经是一身汗了。一千万，哪里敢想啊！我实在没有能力提出一个要花一千万的出版规划，我的肩膀也挑不起来这么重的担子啊。我这才懂得，现在的中信出版社做得这么火爆，那是人家具备那么强大的经济实力呀。我不得不承认，我不是一个现代出版企业家。所以，那以后的三联书店，基本上是处在小打小闹的状态。
　　我是比较喜欢做翻译书的出版。除了自己真的喜欢之外，讲实话，也包含一个意思，就是著作的出版有人喜欢我就让步，我不喜欢跟人争。范用喜欢著作出版，董秀玉也喜欢。既然他们喜欢做这样的书，我就可以做别的，比如出版翻译著作。
　　对当时中国大陆的出版来说，做外国书的方针应该是“向后看”。这实际上是李慎之的方针。在了解西方、学习西方文明成果这方面的工作中，他主张“向后看”。他讲过这么做的理由，我有记录，现在还在。他的意思是，我们现在要学习和研究的，是西方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东西。那是些基本的东西。这些东西，我们现在还没有学到手。你非要一步跨过去，去学人家二十世纪中期、末期甚至二十一世纪的东西，那就有点儿不切合实际了。总是要先学走再学跑嘛。
　　基本的东西是什么呢？我理解，首先是人权。那天他跟我讲的时候，讲得兴高采烈呀，我记得很清楚。他说，1949年的时候，我们都很天真，以为人权问题已经解决了，男同志和女同志已经可以坐在一起开会了，女性解放已经成为现实了。可是根据以后的事实看，我们的人权问题还远远没有得到解决。他的这个看法，我相信很多有识之士都会同意。他的“向后看”的主张，对我影响很大，帮助很大。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向后看”不仅是一个人两个人或者一群人的主张，更是当时历史阶段上中国大陆文化发展的实际需要。很有说服力的，是房龙的系列著作，其中更典型的就是《宽容》这本书。翻译出版这本书，不是李慎之要我做的，而是在他的思路启发下做的。另一方面的启发来自范用。他对西学不感兴趣，可是他提出来让我们学巴金。巴老当年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和平明出版社的时候，出了不少好书。范用讲这个话的时候，他太太在场。老太太叫丁仙宝，她一听就激动起来了。平时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她向来不说话的，只给我们倒茶做饭。我老是在他们家吃饭，很少听她说话。可老太太这次激动了，她说自己当年读巴金翻译的屠格涅夫的《门槛》是如何如何的激动，如何更加坚定了参加革命的决心，等等。这样，我们就做起了外国的老书。
　　还有两个老人要说到，一个是陈原。陈原非常喜欢谈外国的老书，最喜欢谈的是埃米尔·路德维希写的《尼罗河传》，他认为这样的书都是非常有功绩的。再就是吕叔湘，他把自己翻译的东西和自己收藏的原版书都给了我，鼓励我做这样的事情。
　　这几位老人对我做外国老书的翻译出版都有很大帮助。我读外国书并不多，他们启发了我，但是不作具体指点。所以，出什么书，都是我去找。找来一出，哎呀真是畅销！《宽容》初版印了十五万，很快就没有了。我最近在市面上去搜集《宽容》，发现已经有十来个不同出版社的本子。现在书上也不登印数了，不知道一共发行了多少万册，总之数量很大，说明众多读者欢迎这样的书。
　　我主持三联书店的初期，可以概括为：靠几位识见通达的老人，做外国的老书。这个事情已经说是做对了。就是现在回过来看，那些外国老书还没有过时。比如三联当时做的茨威格的书，还是没有过时，还有很多读者。因为那里边说的事情就在中国社会现实里，正是我们在思考、在想办法解决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在人家那里曾经出现过，人家已经解决了，我们多一点借鉴，是有好处的。
　　当然，我并不极端，并不搞非老书不出。事实上，也尝试着注意新书。有一次，一些美国人来联系，要出一本书，这本书后来出版了。书名很怪，叫《戴尼提》。翻译出版《戴尼提》的故事是很有意思的。
　　这是一本讲心理治疗的书。拿到这本书的原版书以后，我看了看，觉得挺不错，就找了几个译者。找的是八十年代很优秀的译者，现在在美国。当时，美国人对我们翻译出版这本书很有热情，自己花钱，来了十五六个人，主要是帮助促销。
　　根据我对中国社会发展动态的观察，我比较看好心理治疗。我对这本书的作者的经历也比较感兴趣，作者叫哈伯德，已经去世了。可是有很多信奉他的理论和治疗实践的人，有的也可以说是门徒，他们来中国搞促销。
　　他们促销的方式很特别，很时尚，即便是放到现在，我们大陆的图书促销活动也还没有超过他们。他们在现场挂起了彩色大气球，个子高高的、漂亮的美国姑娘穿着超短裙，签名售书。在那个时候，这种促销活动还是很少见的。哎呀很热闹。
　　没过多久，有人告状了。据说人家一直告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至今还有人提到这个故事。原来呢，这个作者的后继者中，有个人搞起来一个教派，叫“科学教”。据说这个教还有教堂，他们用科学的名义讲宗教，要把科学跟宗教混在一起，所以叫“科学教”。当然他们也讲和睦、讲忏悔等等。美国的《读者文摘》批评这个科学教，而科学教控诉《读者文摘》，两方面打官司。最后，联邦法院判《读者文摘》胜诉，科学教败了。科学教的“圣经”就是《戴尼提》呀，于是中国有知道这场官司结果、也知道三联出版《戴尼提》的人，就反映这个事情，告到了中央，我一下子很狼狈。
　　我一点都不知道有个什么“科学教”。我们也没有搞什么带有宗教色彩的任何活动。可是人家告了，一告你就麻烦。告状信来自上海，并且还发表在上海的《译报》上了。我就坚持一条，你在我出版的《戴尼提》里找得到科学教的东西么？你要是找不出来，为什么要把账算到我这里呀？他的后继人在美国搞什么活动，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有跟他有任何接触。后来嘛，中宣部的人跟我谈，说这本书本身没有问题，可是不要再印了。这是那时候的一件大事。现在谈推广畅销书，还有人对我说，最早是从你那里学来的。
　　除了这件事情，还有一件比较大的事儿。这件事情现在已经不大有人说起，其实倒是一件很值得注意的事儿，就是出版哈默的书。这是我当年下了很大工夫来做的事儿。为这个事情，我还专门到美国去。这事情是怎么来的，我已经记不大清了，总之是跟我们挂上钩了。哈默是支持共产主义阵营的人，他是支持俄国革命的。跟三联联系上以后，就开始出有关哈默的各种书，并且跟他们的机构建立联系。我去美国参观他们的各项事业，后来就出了一些有关哈默的书。
　　翻译出版的书里边，还有一批很特殊的，就是以斯诺为首的一批在早期来中国、支持中国革命的人的书。出版他们的书，是范用他们的功劳。范用受胡愈之等人的影响，主张要重印《西行漫记》、《续西行漫记》。出版这些书，使我知道了一些高层人士的高度机密的话。
　　我们对《西行漫记》做了删节，删节的档案我还保存着。后来我经常跟人忏悔。我做翻译书是做得不少了，可是我删得也厉害呀。英文原书就搁在那儿，迟早有一天会有人读到的。到时候，他要骂我，我也没有办法，只能任人笑骂了。
　　在这些书之外，还做了一点俄语书。其中最轰动的一本，是《情爱论》。从这儿开始，我们注意研究了这个方面的问题，开始做点尝试。为什么呢？我们发现，过去长时间不知道，马恩列斯在这个方面是非常解放的。所以，根据他们的有关论述，我们在这方面可以做很多事儿的，当然对《情爱论》这本书也做了大量删节。后来有人做了补救工作。工人出版社出了一个足本，把我当年删节的部分都恢复了，就是具体描写性行为的部分。所以现在本子美出来，人家跟我说是个什么样什么样的人和书。我就说，这没什么新奇的，俄国革命的时候，这种事儿多着呢。
　　接着，就是出版潘光旦翻译的《性心理学》。三联做翻译书，大概就是这几条路子。现在我仍然觉得有兴趣、有意义的，还是我总在讲的“向后看”。这也是慎之同志的指点。
　　除了出书，我在三联书店期间，值得一说的，还有盖了现在这座楼。
　　靠三联当时的小打小闹，经济上一直比较紧张，怎么能盖得起一座楼来呢？这要感谢一位名叫吴江江的先生。吴先生现在是中国现代出版社的社长、中国对外贸易出版公司的总经理，以前他当过新闻出版署计划财务司司长。他是学经济出身的，理解三联在经济上的难处。他主动找我说：你们三联的牌号是批下来了，恐怕没有能力解决房子问题。我说，是啊，我一点办法都没有。他说：我来帮你。
　　这以后，他就帮我做了好多工作。现在三联大楼所在的地方，就是他定的。原址是新闻出版署的一个工厂，是做铅字的厂子，叫新华字模厂。吴先生提出来，这个厂子有污染，应该搬到郊区去。这样的搬迁要花多少钱呢？一千二百万，我记得很清楚。所以就计划拨给三联书店一千二百万，由三联付给这个厂，让它搬到北京四环之外的某个地方，盖个新厂，但是职工宿舍保留在原地不动。现在的三联书店和隆福医院之间的宿舍楼，就是这个厂子的职工宿舍，还在那里。
　　这样就把这块地给盘下来了。这个厂子的老房子一给三联书店，立刻就有韩国的什么什么商人和公司来谈，要用四千万买下来，他们看中了这个好地段。可是我没有卖出去的兴趣，也不敢卖。以后还是这位吴先生，又去找国家计委，顶着邹家华的名义。邹家华的一位秘书姓刘，我们见了面，又见了国家计委的有关司局级的领导，他们都表示很支持我们的事情。刘秘书也再三美言，说这也是家华同志的事情。但是据说邹家华同志很注意避嫌，同时也因为我们这种项目太小，钱数不够多，不必邹家华同志来过问。所以，三联盖新楼的事情，最后是由新闻出版署的宋木文同志出面，去拜见郝建秀，郝建秀同志很快就批了。她批下来的到底是几千万，我就不知道了。盖成这座楼，我想至少五千万吧。
　　所以，对这座楼的盖成，我没有怎么出力，无非是打打边鼓罢了。出力的主要是吴江江先生，我还很少碰到肯对下属单位这么出力的政府官员。所以当我听到有消息说吴先生要从新闻出版总署调出来的时候，我希望领导上首先考虑把他调到三联书店来，可是这个愿望没有实现。他到了对外贸易出版公司，当然工作成绩也是很突出的。
　　以后，我和吴先生比较熟了，他也主持出版外贸工作了。他老兄老是要我介绍点选题，我也没有这个能耐。而且等到他主持这摊子工作，我已经退休了。忽然有一天，台北的郝明义先生找我，说有个叫朱德庸先生画的漫画书要在大陆出，有好几个出版社在抢这个选题，让我帮他选定一家，我就帮他选了现代出版社。这个事就这么定了，书也在现代出了，一直出到现在。
　　最近有一个巨大的行动，你听说了吗？哎呀！为这个行动，我简直要请你吃饭哪！这位吴先生不知道怎么搞的，请了于友先等等几位领导，组织了一个会议，说是喝水不忘挖井人。现代出版社因为出版朱德庸的书赚了几百万，要奖给沈昌文十万块钱，而且要我捧着这十万块钱照个相，我终于知道了这么多钱摞在一起是多厚了。
　　到了1992年，我记得大概是七八月份，我得到一个消息，说是董秀玉要从香港回来。联合出版集团的人事部门决定她回来。联合出版集团实际就是新华社，内行话说，他们是“一线”，业务部门是“二线”。我去新闻出版总署打听，老董回来是为什么。他们也不知道，只知道“一线”定了的事情，“二线”是不能反对的。无论如何，为了执行这决定，我就要求让我早一点退居二线。所以，在1992年底到1993年初，我就退居二线了，只管《读书》杂志，不再管三联别的事情。所以三联这个大楼盖好以后，我差不多就该退休了，董秀玉接我的班，所以我没有在新楼里办过一天公。不仅如此，还有一点，我始终是把握住的，就是董秀玉在香港工作的时候，名义上还是这里的副总编辑。为什么这样呢？说句私房话，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这样她可以在北京分到住宅。所以她一直挂着三联书店的副总编辑和《读书》杂志的副主编。
　　我退居二线后，就专心致志地编《读书》。我很有兴趣编这份杂志。哪知道，到了1995年底的时候透露了一个风声，说是上边有文件，要取消“退居二线”这做法，据说这是中央组织部的一个决定。当时新闻出版总署在落实这个决定，只要不在领导岗位了，就只能全退，不再有什么“二线”的位置。也给我打了招呼，但是没有说什么时候实现。后来出现了一个很有戏剧性的情节，就是在1996年的1月1号早上九点钟，三联书店一个人事方面的负责人唐先生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你已经在昨天下午五点钟退休了”。这样，我就等于什么都交出去了。
　　交出去之后，董秀玉就跟我商量，怎么办？《读书》交给谁？她主张交给汪晖。我赞成，不反对。虽然我不了解学术界，但是我知道，汪晖当年文章也写得很清通。我还同他的导师唐弢先生熟，有不少个人来往。
　　虽然是交出去了，但是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在这方面是闲不住的，而且是“贼心不死”，总想着做点事儿。没有多久，我就开始考虑《万象》了。这个事情是怎么想到的呢？编《读书》的时候，我特别注重群众来信来稿，要求自己多看、早看。我着急到什么程度呢？信件刚从邮局送到收发室，文书还没有来得及登记，我就要看。我每天最高兴的就是把读者来的信件抱回去看，看完了再让他们去登记和处理。
　　为什么喜欢看读者来信呢？这又要提到办《读书》的时候老先生们教我的一点，尤其是陈原这样教我，就是讲究“言外之意”。我是比较赞成并且学习了讲“言外之意”。也可以说，这是《读书》的一个特点。可是，有一度我也自问这言外之意人家看得懂吗？后来我就领教了，这读者真是厉害！特别是那些没有名声的、远在一个偏僻小城市的、某县城一所中学里的老师，他们有见解，写信没有顾忌，一针见血，说到要害处。你的话后边的意思，他们一眼就看穿了。看他们的来信，那真是舒服，应了文学家的话：“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知音哪！哎呀，看得我高兴死了。你说，要是你写文章，总是含了言外之意，可是又没有人能看得出来，那多让人丧气呀！
　　除了来信，还有大量来稿，有些很不错，多数都用不了。《读书》是不讲情的，而且篇幅也有限。对这些来稿，我老是觉得，要给它们找个出路。于是，我就利用我的职务方便，把这类来稿给好多人看。我希望能找到一个地方，把这些文章用起来。先找的是《北京日报》的一个编辑，现在他是该报的广告部主任了，很有能耐的一个人。我给他看了很多这样的文章，他也很有兴趣。后来大概广告这项事业的发展前景更能吸引他，一当了广告部主任，就不想干这件事儿了。后来我就找了陆灏。
　　找陆灏之前，我跟柯灵、陈子善都谈过想办《万象》的事儿，他们都非常鼓励我。另外，陈原和李欧梵也很赞成我的想法。于是，就在1998年搞起了《万象》。《万象》刚开始时没有刊号，后来在辽宁拿到了刊号。其中有个很特别的原因，就是现在《万象》的一个顾问，叫王充闾，他是当年中共辽宁省委的宣传部长，爱写散文，我们谈得来。我跟他见面，一起说话，他一看见外面刮风，口中就出来七个字；看见雪，就会端起酒杯，又有五个字。我水平没他高，只知道他说出的大概是唐诗宋词，但是不知道是谁写的。我没有这个学养呀！他有，喜欢文化，凭他的位置，批个刊号不算难。于是《万象》就有了刊号。后来又在上海《文汇报》旁边租了一所房子，由陆灏先生带几个人，下了班就去编。有录入的，有画插图的，有文字编辑，还有校对，等等。所谓下班，就是早上八点半，他们下夜班编到中午，大概也就差不多了。他们干得很好。
　　对《万象》，我一点也不干预，也不挂任何名义，全是陆灏在负责。当然，如果是我去做，大概不会和他做的办法一样。但是我还是认为他做得很好。他是最不喜欢弦外之音、言外之意的。他喜欢比较纯净的文化。
　　《读书》我是交出去了，可是围绕着《读书》的跟我有关的事情没有完。大概是从1996年的年初开始吧，海外报纸就不断有文章，说因为《读书》如何如何犯忌，当局就如何如何逼着沈昌文退休。这样的文章好多人都能看到。据我听说，这就使得新闻出版总署当成了一个事儿，而且做了调查。调查的结果嘛，认为这是沈昌文挑动起来的。什么根据呢？大概是说《读书》杂志1996年第1期上文章的内容，海外报纸发表文章时，国内不少有关人士还看不到。因此可以认为是沈昌文涉嫌透露的。这就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不仅在三联内部议论纷纷，外边的人也知道了这事儿。李锐就接到了范公写的信，说沈昌文自居为改革派，实际上他当然是保守分子了，如此自居实在是无耻，等等。
　　这个事情，实际上当然是误会了。因为当时的新当家人一时不大了解《读书》的刊期问题。《读书》是每月10号以前必须送到邮局去的，不然人家要罚款。至于内部的样本，除了主管的人以外，送达反而比较晚。也就是说，外边的报道如果早于某领导看到当期《读书》的样本，应该是很正常的。比如，《联合报》的报道，我记得是14号，某领导看到样本如果是15号、16号，本来正常。可是他如果不大了解刊期的具体情况，就容易想到八成是内线捅出去的。他不知道10号当天西单报刊亭就有卖这期《读书》的了，书店也在卖了。当然，对这事情我没有必要去做什么解释。就这么过去了。
　　后来俞晓群出了一本书，我写了前言。里边写到“为了爱的不爱和为了不爱的爱”的话题。什么意思呢？我对于三联书店，为了爱，现在只能不爱他们了。既然有了那么大的误会、那么深的矛盾，为了保全三联书店，我只有放弃这种爱心，划清界限，彼此不搞业务来往。为了不爱的爱呢？就是跟辽宁教育出版社、跟俞晓群的合作。我本来并不爱他们，可是还谈得来，还能一起做点事儿，比如继续出版“向后看”的外国老书。
　　1996年这一年的下半年，我到美国住了半年。在那里，我也不会安分守己的，天天跑图书馆，非常勤奋。美国的公共阅览实在是普及呀！在美国的图书馆，借阅图书和复印资料简直是方便极了。在纽约市图书馆，我一次可以借十五本书。复印费用是五美分一张，很便宜，我复印了好多资料回来。比如后来已经出版的《欧洲风化史》等等。还有大量的俄文书，那里的俄文新书特别多，很多在我们国内倒是看不到。
　　我看英文书不太顺畅，看俄文书非常过瘾，还做了好多笔记。回来以后，跟辽宁教育出版社谈得来，就放到他们那里出了。在辽教社，我不挂顾问的名衔，也不拿报酬，但是我的交际活动的费用都在他们那里报销，如是者好几年。
　　当时他们找我，主要是有一个问题，就是“钱赚多了怎么办？”要我说，很简单，钱多了嘛，你就发展文化事业。用我的语言来讲，就是做长期投资。我一直是这个观点。有人说，搞出版社嘛，要讲经济效益，还要讲文化。我是不会讲文化的，我全讲经济效益，无非是短期投资或者长期投资。文化需要长期投资。你要想有一个品牌，一个文化的形象，短期内是不现实的，所以就需要长期投资。畅销书需要做，要有专人来做，但是更需要做常销书，品牌和文化形象是从常销书里边出来的。所以我一向主张，编辑部里要设两个摊子。
　　做书嘛，就要跟作者打交道，跟文化人打交道。有的交道好打，有的不好打。有的开始觉得好打，后来感觉就变了。比如，董秀玉管著作出版，要跟作家打交道，许多都处得很好。但是到我手上，就也有联系得不大痛快的。
　　在三联当家，很难。这是我的体会。后来，董秀玉来主事，我跟她直说过这话。我说，在国营单位里当领导，你要是不贪污，就什么好处都没有。贪污呢，又犯不上，也不愿。所以，最好别当。
　　说到贪污，本人又有一说。我喜欢讲怪话。我说，实在要贪污，有一个东西可以贪污，事实上我现在也贪了这个污，那就是无形资产。你要是贪了有形资产，当然要治你的罪。可你要是调动无形资产，那就不是罪，很多时候还是功。譬如，我认得王蒙，我认得吕叔湘，我认得很多人，这就是无形资产。出版业新进人士，要找他们，我可以介绍，但要请我吃饭——那不就是“贪污”了？！我现在也还靠这个吃饭呀。台北出版界的人经常找我，说要出版什么书，让我帮个忙，无非是我认得谁谁谁嘛。这不就是无形资产吗？这份无形资产，本钱不是我花的，是国家花的嘛！你说对不对？
　　我还有一个“反动观点”，也想说说。这是我在三联工作的一个很深的体会。哎呀，我很想找人倾诉，可是又很难说。从主持三联工作以后，我就开始关心台北的事情。政治上我不懂，经济上也不懂。可是在出版上，台北大多走在了我们前边。这一点，事实摆在那里，可以看得很清楚。很简单，不是台北人比我们聪明，而是他们的现代化走在了我们前边。这就应了李慎之说的那句话了：现代化的过程都差不多。而台北跟我们的情况尤其相像。所以，他们实现了现代化以后，反映在出版领域，搞什么选题，出什么书，一般来讲，他们要比我们这边早走个三五年。
　　从我到三联以后，一直到现在，我非常留心他们这方面的动态。台北的报纸杂志我没有断过。我跟台北的同行有个约定，就是把他们办公室里看过的报纸寄过来给我看，这又不花钱，他们也费不了多少事。我确实是从中受益。我之所以还能不断有点新想法，之所以知道并引进朱德庸啊、蔡志忠啊、幾米啊等等，就是从这些报纸上看来的。从选题到具体操作，你都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受到很多启发。
　　比如说，我最近发现了一本书，在台湾很畅销，叫《一个人》。这本书主要讲人要单独，要孤独，要什么什么，反正不组织家庭。一个人，干什么都方便，男女之事可以靠“一夜情”来解决。我当然不赞成这样的生活方式，可是现在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发展，很偏颇，甚至很畸形。事实上是很多年轻人的想法，所以才畅销。做出版，就要有对社会变化发展趋向的敏感。
　　你只要讲实事求是，它就能有启发。不只启发我一个人，也启发了很多人。我最早引进蔡志忠的漫画书，收到了很多读者来信。他们来信说，自己对中国古典书籍和思想的了解，不是从典籍里知道的，而是从蔡志忠那里知道的。例如过去从来不知道天下有《菜根谭》这本书，看了蔡志忠，才知道有这本书。引进蔡志忠的书，是我主持三联书店时期很得意的一个事儿，一直到现在，想起来还是高兴。我们这里，有意无意地不愿意谈这个事情。实际上，从事出版行业的人会注意这个事情。
　　我在任期中很遗憾的一个事情，是没有把金庸的书引进来。主要是天时不对。我去谈了，是1989年1月份去谈的，但是很快国内大局变了，这事儿也就放下了。
　　退休以后，上面说过，去了一趟美国。大概半年以后，我回来了。当时的局面，我显然是不能指望跟三联再合着做事了。辽教社的人来跟我谈，他们很愿意投资。比如俞晓群学习王云五的做法，策划了《新世纪万有文库》，他对王云五一直很恭敬。我是左派培养出来的，对王云五并不恭敬，是骂他的。骂得厉害的地方，并不是他怎样反动，而是他的所谓“科学管理”。这当然是受了左派前辈人物的影响，觉得他的管理不好，不能那样做。这里连他的四角号码一度也不用了，给他改了。我记得他的是“一画两垂三点捺”，解放后我们给改成了“画一垂二点捺三”。
　　晓群看待出版管理的观念比我要新，他对“万有文库”很有兴趣，所以就投资出这样的书。有这个基础，我们就谈得拢，尤其是翻译书，谈成了几套书的出版，比如《欧洲风化史》，就是在纽约找来的。原书是德文本，我找到的是俄文本。我没有读德文书的水平，看到了俄文本，哎呀高兴得不得了。另外还有很多。那时辽教社的气派非常之大，还出了一套“书趣文丛”，做得比较不错。实际是陆灏、吴彬他们做的，我也参与了。
　　在这个过程中，晓群给我的权力比我在三联书店当总经理的时候还大。因为在三联书店当总经理的时候，上什么选题总要在选题会讨论的。我和晓群合作，选题基本上不用讨论。我推荐，提出来，他OK，就行了。当然也有个前提，出的都是有定评的书啦。比如陈原一直主张出的《尼罗河传》等等，过去就没有力量做出来。晓群和我们一起，当然还有吕叔湘先生帮助，就把这些书做出来了。趁着他们有实力，后期还做成了一个大工程，就是出版了十九卷的《吕叔湘全集》。
　　辽教社出书特别痛快，我也慢慢形成了做这类事情的方式。就是所谓的二十个字，你知道的，我也就不必再重复了。为了避免还要去交所得税这样的麻烦，我尽可能地不拿钱。我采取什么办法呢？就是有单据去他们那儿报销。因为我为了出书广交朋友，所以报销的钱也不算少。后来发生了一个大变化，就是俞晓群先生被调动了工作，出任辽宁联合出版集团的头头，不再担任教育出版社的社长了。他的继任人并不赞成他的做法，所以我与辽教社的合作也就告一段落，这一幕歌剧也就闭幕了，但是这个闭幕搞得不大痛快。由于晓群匆忙地走开，上个世纪确定的很多出版选题，直到现在，新世纪又过四五年了，还有未了之事。很多稿子约来了，到现在还没有出，我还在想法张罗着出版。可是不管怎么样，俞先生这个做法还是有很大意义的。我觉得，不仅使辽宁教育出版社的出版物的面貌焕然一新，而且影响了其他出版社，比如河北教育出版社。现在河北教育出版社的做法也改变了，可见上峰不大喜欢这样的做法。
　　其实，这种做法的意思，或者说我的意思，不单是花钱出书，而是搞长期投资。我非常喜欢一个出版社有钱搞长期投资。长期投资起什么作用呢？创造品牌。出版社重要的是要有品牌呀。有品牌，人家就相信你这个出版社出的书啊。三联的品牌就是靠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创造出来的。像辽宁、河北教育出版社的品牌，也都要花很大的努力才能够慢慢创造成功啊。辽宁教育出版社改变了做法以后，可以说我就基本上从国内的出版界撤退了。
　　进入这个世纪以来，我们的出版界应该说变动很大。事实上，按照这样一种变动，我也很难再继续做下去。因为现在强调经济效益，唯市场是举，而我基本上是计划经济体制下长大的人，说实话，对市场不内行，所以也应该结束了，理该结束了。大体上，我的出版生涯持续到二十世纪末尾，就告一段落了。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就是苟延残喘了，还在那儿跟人家吃吃饭，聊聊天，说说yes、yes，别的话我不会讲了。新的事情我也弄不清楚了。今天就有人问我，说精装、平装之外还有什么“装”啊？我说我没有听说过还有什么“装”。哎呦人家就举了一大堆例子，软精装啊、套封装啊什么的等等等等，好多新名词，听起来当然挺好玩，可是我确实不懂这些新事物了。
　　随着出版工作性质的改变，应该说，我的生理年龄跟我做事的工作年龄都同步地结束了。对现在的出版工作，我已经起不了什么作用了。我想过，最后可以说的无非是这么几句话。我们这一代做出版的人，一生做下来，总结出来的收获是，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的种种弊端我们先不去说它，可是它也有它不可磨灭的优点。一个是强调文化第一（当然这里指在“政治第一”这个不言而喻的前提下说的）。人民出版社的经验，三联的经验，特别是五十年代跟八十年代的三联经验，都是文化第一。这个已经有人概括过了。我也是这样的看法。文化第一的确是对的，有了文化才有品牌，出版社才有信用，读物也才好看。根据我的经验，在出版领域，文化跟经济不矛盾。文化上有成就的书，在经济上也可能有收获。收获是两种，一种是短期的，一种是长期的。我觉得，我们做出版的人应该两者并重。我在做出版工作的后期，在三联的时候，重视的就是两者并重。既要做短期有效益的书，又要做长期有效益的书。只做短期有效益的书，你的品牌容易被人家误解。
　　为了做好这一点，我认为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出版社办杂志。杂志比较能体现短期效益，我说的是大众杂志，不是学术杂志。书呢，比较能体现长期效益。这样依然是书商。
　　两方面并重，长短就能结合起来。所以，文化第一是我的一条很重要的体验。从五十年代开始，我们的老前辈，曾彦修、陈原、范用等等，都经常说到这一点。人们常常会有误解，以为强调文化就是不要经济，不是这样的，而是文化里面就包含着经济。问题是用哪一种方式来获得利益，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我们这个年龄的出版工作者有一条很好的经险，就是质量第一。书出来以后，是需要长期保留的，一定要讲究质量。毛主席对出版工作有过批示，我从五十年代一直到现在都还在念叨的一句话就是“认真做好出版工作”。要认真呐！认真在什么地方呢？质量。我们这些五十年代出来的出版工作者有一个本领，应该说很难得，就是“抠”。这个“抠”啊，就是严格标准。我们特别喜欢“抠”统一，格式统一，标点统一，文字统一，规格统一，等等，虽然这样做有缺点，可要是能用得好，就不可缺少了。做出版，是一件非常苦的事情，轻飘飘的不行，要“抠”，要抓质量。要抓小的质量，还要抓大的质量，大的质量就是品牌了。
　　第三个，我比较重视的，也是我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都努力学习的，叫“人脉第一”。就是人际关系。编辑工作是个奇怪的职业，自己不生产，这边是作者，那边是发行，那边是印刷厂，你在中间。这就要求你要做到人脉相通，当然首先是作者了，这样才能生产出好的读物来。你不是直接生产者，你只是组织生产的人，这中间，自然要和生产要素搞好关系嘛。
　　我做出版，就是这么简单，强调文化第一、质量第一、人脉第一。把这三个东西贯彻进去，出版工作做起来就比较顺手，比较有兴趣。
　　我就是这样做，一直做到现在，不懂的东西越来越多了。比如说，最近大陆和台湾书业的出版和发行之间都出现了我不熟悉的问题了。我过去就没有过这种感觉。过去我学出版的时候，任何书，书店总是要订货一万五千本的。三联的书，你能不订够一万五千本吗？我当总经理，管的不是书订不出去，而是要适当控制。我不给你一万五千本，我只给你八千。我不怕别的，我怕书印多了政治上犯错误。可现在不是这样了。最近书业反映，一个是订出去的多了，款子收不回来，再一个是压在仓库里出不去。台湾也是这样，问题更多了。怎么解决呢？我不知道。我所知道的，就是上面说的这些了。

　　本文选自《沈昌文口述自传》，沈昌文口述，张冠生整理，花城出版社，2008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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