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紫：在特殊的艰难的日子里

┃Personal History

在特殊的艰难的日子里

© 罗紫／文

　　1955年，在反胡风运动中，我响应党的号召，交出了“胡风分子”阿垅和路翎给我的数十封针对我爱好文学的习作展开的谈文学写作和做人的“密信”，受到牢狱之灾一年零三个月。回到机关降级使用后，我因讨个结论，1957年3月，被定为“参与胡风反革命集团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一般分子”。我又不合时宜地向党申诉，1957年12月，机关党组决定：开除工作籍，送劳动教养。
　　1958年2月，这年的严寒的春节前夕，机关派朱钦农同志送我到省公安厅劳改局直属的“中八农场”（后改为中八果树园艺场，一般仍称中八农场，又简称中八，后来有些劳教人员戏称为八中，都是受难的同学的意思）劳教，我以带残之身在劳教农场中度过了难以想像的艰难的整整四年的劳教生活。
　　1958年的春节前夕，是各单位送劳教的高峰时期，有用小车单独送的，也有用大车成批送的，一般送到交割清楚后，押送或护送的同志便原车返回。记得有一个单位，别出心裁，在交割时，农场的管教干部核对了名单后对带队的人说：你也留下，名单中有你。他便在同伴的异样的眼光下留下了。有的是武装押送的。还有个别的，自己拿着介绍信背着背包来农场报到的。
　　距离贵阳约30公里的中八农场，原来规模很小，也很荒芜。美丽的花果山，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辟为劳教农场后，由数千名被错误处理的知识分子，历经数年，紧张劳动，开梯土，种果树，用汗水灌溉起来的。农场有龙滩、鹰潭、吊水洞、王二寨、四方井、卢猫塘等六个农业劳教大队及加工厂煤窑、毛栗山甘沟等工业劳教队。劳教员中大多是各单位送来的党内外各级干部，从一般工作人员到厅局一级的极右分子、历史反革命、思想反动的坏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各种需要改造思想的分子。共约八千余名劳教员。
　　劳教大队像个四合院，四栋平房，一个出口，中间一个大场坝。
　　劳教大队的四周的山头上都有荷枪实弹的武警战士。平房内，一排通铺，高峰时，每个劳教员可分得约一尺左右宽的位置。如果起夜，回来后就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了，用尽全力扒开沉睡如泥的“同教”，才能插了进去。在那深夜的拥挤的“牢房”中，令人难以忍受难以想像的各种浊气，到处弥漫，各种响声，不绝于耳……
　　我进劳教队的第二天，被编入龙滩大队的一个小组，在武装押解下由组长杨毅然带着去开梯土。这是新来的劳教员的第一课。对于我尤其艰难的是走路，每日收工，我都简直不知怎样走回来的了，坚持到第九天，我实在拖不起了，仿佛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幸好转入了学习。
　　讲大课的是个30岁左右像位老干部，很有水平的年轻人，他有一句话，我至今记得清楚，他介绍说：“劳动教养是苏联先进经验，在中国还在摸索试验阶段。”后来才听说此人大名孟健三，颇有点来头，是个自幼参加革命的南下年轻老干部，1959年他解除劳教后，到吊水洞大队当了管教干事。离开农场后，在社会上流落了一段，落脚在劳改系统的王武砖瓦厂……
　　通过这次学习，终于在理论和概念上弄明白，劳动教养是有公民权有选举权的，是不够判刑才送教养的，但教养无期，改造好了才能解除教养，劳教员有通信、家属探视的权利等等。劳教员是有工资的，开始按原工资的80%发给，1957年《劳动教养条例》公布后，一律按13.5元发给，1958年下半年工资四级（18元、16元、14元、12元），每级相差二元，多数是三级工资。平均月工资14元。相当一个小工的三分之一的工资。
　　学习结束后，我被编到历史反革命和坏分子较多的吊水洞大队，被指定为小组长，一级工资18元，扣除伙食5元，安家费5角，医疗费5角，实得12元。我这个组大多年轻人，劳动力很强。铲草皮积肥还放过卫星，被评为先进小组、教积极分子之类。学习组长姚念真，是毕节地区送来的，原毕节地委党校教务主任，也是自幼参加革命的年轻的老干部。他的劳动好，学习好，是第一批解除劳教回原单位的劳教人员。组里还有一个毕节地区公安处来的王天治，与姚关系好，处处事事听姚的，形影不离，后来也回到了毕节。据说，文革中姚念真的好朋友王天治，揭发姚有重大反动言行，洋洋数千言。1975年姚再次被捕入狱……
　　劳教农场配备了大量管教干部，管教干部大多文化水平不高。有些有一种特殊职业习惯的优越性，把劳教员与犯人等同看待，以管理犯人的方式管理劳教员。有的似有某种心理的不平衡以及其他种种原因而不讲政策。我在计委的同事、原省统计局的一位老科长、西进干部祝寿尧就碰到了一位管教干事，那位干事指着他的鼻子对他说：“你们过去神气、当官、待遇高、享福，想不到今天落在我的手中……”老祝在他手中吃尽了有口难言的羞辱和苦头。
　　有一次，我所在的小组的生产任务是挖水塘，最后一道工序是劳教员手拉手下塘踩稀泥防漏，我因左足有残疾，便在塘边张罗打杂。不一会端着一大缸浓茶的眯缝着眼的矮个儿分队长周某来了，见我未下水，勃然大怒，大声令我下水。当时我感到血直往上涌，面色大变，横下一条心，咬着牙开始脱鞋，准备下泥塘。这时，姚念真实在看不过去，爬上塘来与周分队长解释讲理，全组劳教员也都停止了劳动，十几双眼睛齐齐地盯着分队长。在出奇的宁静中，周分队长不再坚持，使我挨过了这一关，免受尴尬难奈之苦。周奎分队长后来带了几十名劳教员去深山伐木，不久服毒自杀。传闻颇多，详情不得而知，但他平日因不堪生活重负而郁郁寡欢以及“借”劳教员的钱还不出来是有的……
　　在劳教队，劳教人员被管教干部一吼二骂、严厉训斥是常事。管教干部在工地转上一圈，便会收到一大把检举材料，真真假假，劳教人员受点委屈，小小“冤假错案”，并不稀奇。日子久了，劳教人员的面皮也就不值钱了。进了劳教队，也就很难保持人的尊严。看得多了，也见怪不怪了。不过，管教干部要是犯了错误，处理是很快的，手续要比单位送劳教简化很多。记得，吊水洞的郝大队副，头天还威武得很，第二天，就下到劳教队，与劳教员同吃同住同劳动了，据说，也日渐以烂为烂了。他的妻子在场部管教股工作，场里并未将她调离管教股，她是如何“划清界限”的，不得而知……
　　1958年的夏天，全农场所有的劳教人员，集中到龙滩大队开大会。省劳改局副局长李兆坤来农场作大报告，宣布劳教人员涂炭在农场组织反革命集团，判处死刑。开完大全，就拉出去枪毙了……
　　1958年7月，全农场所有劳教人员再次集中到龙滩大队开大全，宣布第一批解除劳教人员名单，共8名，劳教时间最短的只有五个多月……
　　1958年下半年修建磊庄机场，农场从各大队抽了1800多名劳教员，成立机场大队。我们小组也在被抽之列，开拔到了磊庄工地。那工地真是人山人海，在高强度的紧张劳动中，百无一用的文弱书生出身的劳教员创造了劳动奇迹，劳动工效超过了民工，也超过了军工，创造了极大的经济效益。有人说，农场这次赚了大钱。磊庄机场留下了劳教员无数的汗水，那情景至今难忘。
　　回忆那时劳教员们劳动热情很高，轻伤不下火线，带病劳动，奋不顾身，争先恐后，谁也不甘落后。大家都信奉劳动“赎罪”，劳动改造思想，抱着表现好了，很快便可回到原单位工作的信念和希望，拼命劳动，创造了超常的人间奇迹。当时，谁也没有料到思想改造之路如此漫长。有些单位的领导后来透露，这些都是很有能力，很有才华的干部，只是有点调皮，不好领导，让他们劳动锻炼一下，给他们点教训，三月半年接回来工作。他们也未料到日后形势的变化，他们内心也舍不得抛弃这么多得力的干部。超过了极限，就走到了事物的反面……
　　回到吊水洞，我的身体并未因劳动而更加强壮，反而，更加虚弱了，我被调到老弱病残组当组长。老弱组日常劳动是选种子，在晒坝晒种子。我常出神地细细观察种子细微的运动，聆听种子无声似有声的呼吸和呻吟……
　　有劳教大队抽调几名劳教人员，成立学习组，我被指定为学习组成员，有事可以不出工，劳动量更轻了。学习组编了一张墙报，这张墙报素雅大方而精致，恢复了一点拿笔写字的功能，写点小文，也写诗。还同原人民出版社年龄最小的只有19岁的右派谭涤非合作搞了一批颇有特色的诗配画，参加场部的展览。内容自然都是歌德派的，但也多少夹进了一点抒情的“小资”作品。小谭的画却十分动人，功夫不负有心人，小谭后来成为我省著名的花鸟虫鱼的国画师，我们也结下了深深的友谊。场部有份《中八通讯》，有几位“天才”的劳教员，充分发挥了说假话的才能，那美丽的童话，足以留传后世……
　　后来，据说根据一个文件精神，将各大队非右派的原县团以上干部的劳教员集中到管理较宽松的右派劳教队“服役”，我和宁治、熊承圃、杜若甫、王大宇等五人调到王二寨大队，我和宁治在学习组，我还兼着咸菜加工组的组长。宁治也是一位传奇人物，是昆明军区送来贵州劳教的，原大尉军衔，团职现役军人。此人遇事沉着，冷静而又风趣，他有一种吸引人的力量，所到之处，气氛能很快地活跃起来，他有着一种感染人、鼓舞人的特有的乐观主义精神。他的组织能力很强，他曾担任机场大队的学习组长，宣传鼓动搞得有声有色，近两千人的大型活动井井有条。他却轻轻松松，从不出头露面、亲自动手。学习组难免晚上要加班，在那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他总能神奇地弄到点什么吃的来充饥。他的历史知识、人生阅历丰富，善说笑话、讲故事，富有哲理而耐听，绝非井市黄色格调低下之类。他还能弄到一部东周列国志，躺在床上，看得津津有味。解除劳教后，他回到了云南，以后再无他的信息。
　　关岭县来的不到20岁的右派小学教师苏自雄，是保留公职送劳教的，解教回去后，关岭、兴义两县均不接受，那保留的公职，数十年落不到实处。他不得已，流落社会，挖土方，当泥水匠，数十年刻苦钻研锻炼，已领导一个相当规模的建筑队了，娶妻生子，小康之家，晚年幸福。
　　加工组有一位六枝矿务局的右派高级工程师刘跃新，西南联大毕业，搞地下结构的，纯系生活能力较差的一介书生。他的妻子谢曼琳，曾在东北是一位小有名气的演员，有二子二女，她曾带着二三岁的小女儿小不点，千里迢迢来王二寨看望刘跃新。她坐在小板凳上，怀抱着入睡的小不点，在遥远的幻觉里沉思着，轻轻的摇动着身子，哼着一只古老的美国民歌“老黑奴”，那情景令人难忘……
　　加工组里还有一位在校大学生的右派冉启镛，戴的帽子是“反社会主义分子”。他以后的下落和结局，全然不知，他那嗜书如命的神态，总挥之不去，他若存活下来，如今，也是年届古稀的人了。
　　劳教队里还有一位华野随军记者转业来贵州的右派杨行知，原省广播电台的编辑部主任，他原是电台反右领导小组的副组长，一夜之间成了右派，但他始终不承认是右派，为此吃尽了苦头。但他劳动力好，身强力壮，两个小伙子架着他摽着他劳动，他也不在乎。他在劳教农场14年，疏散下放到一个县的山沟里监督劳动。传说他的衣物很多，在一个月黑风高之深夜，被歹徒用曼陀罗毒害抢劫一空，次日，被农民发现，因下毒稍浅，昏迷不醒但未身亡，但在当地呆不下去了，公社大队小队，给他弄了一套破烂衣服，凑了点小钱，出证明让他回贵阳找原单位，原单位不收留，几经申述要求，毕竟是老同志，给了他一间旧房暂住，流落社会数年，刻钢版油印为生。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回到原单位，得到了改正，恢复了工资和职务，年过半百，经人介绍，娶了一位某县某镇的基层干部为妻，生有一男。厅级待遇离休后，没几年，患癌症离开了人世，单位为其妻安排了工作，孩子也读了中学。
　　农场中有个剧团，组成人员是铁道文工团、省歌舞团、省话剧团、省京剧团等文艺单位的一流的右派导演、演员及舞美等各方面的人员，专业水平较高。剧团中有个从北京青年艺术剧院下放来贵州的右派作家纪芒，他因有小说在《人民文学》发表进入文坛，写作文思敏捷，很有才气，也很天真。摘帽解教后，经人介绍，与当时一位做护士工作的梅玫结婚，生有一子二女，他最钟爱的天真活泼、十分聪慧的小女儿不幸因患病成了聋哑人。纪芒80年代不幸因病去世，是很令人惋惜的。
　　劳教队中不乏饱学之士。原贵州大学中文学系主任钱堃新教授的两个儿子，品学兼优的钱革和钱复，均被划为右派分子送农场劳教。摘帽解教后，弟兄均50岁以后才结婚生子。钱革早逝，钱复尚健在。
　　省公安厅送来的八大右派科长，记得的是孟健三、朱宗芦、姚鲁彦、程华堂、黄锦、翁缙卿、戴朝俊、时成名等人，还有高院的彭泽滨，检察院的黄宗洋，都是政法系统的右派，本系统的“自己人”。有的被重用，有的慎言少语，埋头“改造”……
　　还有不少女教养员，县以上的，记得有葛美等人，她们的难处更大一些。女劳教员中，也有很多动人的不堪回首的泪水浸透了的故事……
　　劳教农场八千劳教人员，各行各业，各种专业人员很多，每人都有一个丰富感人的传奇故事。还有一个特殊的社会现象，当年投入劳教时大多都是二三十岁的未婚单身的年轻人，三中全会落实政策重新工作后，都已到了老年。婚姻成了一个极其困难的问题，能找到一个再婚三婚的就已不错，有些找的是借此进城的知青，老夫少妻，生活习惯诸种不协调，往往悲剧多、喜剧少，能平静凑合过日子，就很难能可贵了。幸福的家庭也各不相同。
　　投入劳教前已结婚成家的，也有不少因政治压力和生活艰难，种种原因离异而去，破镜重圆，尚未见过。那年代，一条“划清界限”的政策，活生生拆散了多少幸福家庭和花前月下的恋人。有的千里迢迢请假回乡探亲，而他的妻子怀上了别人的孩子，她要生活，要吃饭，要抚养嗷嗷待哺的幼子。有的形式上离了婚实际未离的，偷偷的过着后人无法理解的不合法的夫妻生活。有的失去了美好的青春年华，终身未娶，终身未嫁。有的离异后再难续弦。老同事寿尧夫人的组织上要她“划清界限”，他便有了请假回家办手续的借口，三月二月请假回家，补充营养，恢复体力，贪婪地享受着那份令人羡慕的特殊而难得的瞬间即逝的美妙时光，似乎直到离开劳教农场，也未办好手续。犯了“思想错误”的知识分子演出了多少家庭婚姻的情节复杂缠绵曲折动人心弦的爱情故事和妻离子散的人间悲剧，真是一部不忍卒读的大书。像新风霞冰清玉洁，等了吴祖光28年，实在太少了。有的欠了20余年的债，生活习惯和思想性格的变化，晚年生活也难平静。犯过思想“错误”的知识分子，打上烙印，历经长期磨练，大多不知爱情为何物，生活中迟放的鲜花，总难落到他们身上。至于他们的子女，又是一个更为丰富的动人的篇章……
　　知识分子集中的劳教队的各式各样的人物都有，是一部社会的缩影，在特殊的年代和特殊的环境，人的关系有时更为集中，更为紧张，更为赤裸，很多人物都作了出色的表演，留下了很多令人难忘的传奇故事。很多劳教人员都经历了总结了丰富的人生品德的考验和人生经验的积累。当年的劳教员大多从青少年时期，就长期接受党的教育，对党有感情，有认识，有坚定的终身追求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对选择的革命道路，无怨无悔，不同于社会上的坏分子，保持了做人的底线，烂掉的，堕落的毕竟是极少数。如今，我在劳教队和离开劳教队以后认识的一些右派朋友，大都各得其所，不少成了专家、教授、知名律师、会计师，以及各条战线上的中层骨干，也有个别的高级干部，都有了各种成就，但都到了迟暮之年，回首往事，无不感慨万千，增加了许多人生阅历和经验以及人性中的美好回忆。
　　我是1962年2月解除劳教的，当时的政策有三条出路，三个志愿：一、回原单位工作；二、留场当就业人员；三、回家。当时我想，通过场里联系回原单位，往返周折，时间较长；留农场当就业人员，我又不愿意；我是先回家再自己联系回原单位的，时间较快。1962年4月，我就回到了原单位，但经过这番折腾，我已不适合再作计划工作，便分到省物资局，又经风雨近20年，直到1978年改正，1980年彻底平反。死而复活，恍如隔世。后来听说，经农场联系第一批回原单位的50余人，往返联系到办手续时，已到了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形势起了变化，回不去了。大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方才落实了政策。
　　劳教政策的“实验”和实践，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留下了丰富的浩瀚的史料，留下了值得总结和讨论的课题。劳教生活是十分丰富多彩的，我接触的面很窄，回忆是很不够的，我的回忆只是抛砖引玉，只能是作为回忆和总结这段历史的研究的初步线索。

　　本文选自《远去的岁月》，罗紫／著，200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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