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志：伴囚记.中篇

┃Personal History

伴囚记
中篇

© 梅志／文

　　深山养病

　　现在胡风是名正言顺的病人了，他的任务就是养病。这是医生说的，也是老冷代表组织向他说的。所以我们回来后，就迁居在这比较背风，由于房子矮小，虽不开阔但更暖和些的小屋子。我们两个人都到这是一间很好很好的养病的屋子，胡风在这里觉得不受干扰，很放心，睡得很安静。
　　成都给我们转来了几封信。晓风的信是告诉我们晓山和同学一起去串联了，到了武汉，正逢武汉有“百万雄师”战斗团，大打派仗，他哥哥怕他糊里糊涂地卷了进去，就打电报给妹妹，要她去电制止并要他速回北京。信上最后说：“这时叫我上哪儿去找他呀，幸好他没在那儿留下，很快就回来了。”从武汉的“百万雄师”战斗团（？）又引出了一些我们无法理解的事，真弄不懂，我们也就没兴趣去管它了。
　　熊子民的信是对胡风的慰问，说这次病是一种轻微的中风，幸好危险已过。他劝我们到中药店去买再造丸，这是治这种病的圣药，并且还告诉我们最好是买北京达仁堂的。我想，这再造丸大约就是著名的人参再造丸了。我问胡风，是不是要晓风给寄几盒来。他一听到人参二字，就赶快摆摆手，“千万不要去买！我在这里是不能吃这种贵重药的。那将来会算在我思想改造不彻底的账上，你想到没有？”
　　当然在这种时候我也不敢多惹事，就只有心领了子民兄这一片好意。
　　老聂（绀弩）的信基本上是录了几首诗，这使胡风很中意，他正好用它慢吟低唱地享受一阵，但可惜老聂的许多草字他看不清，而我对右军草书看起来也困难，就只好边猜边念了，很愉快地消磨了我们一下午的时间。但这信字里行间有的很使胡风感慨。那首报告伍禾已入院的诗，胡风看后引起了他对故人的怀念，但他今天已没有能力来抒发自己的心情，只有深深的叹息，连“乘风回武汉”的梦都不敢想啊！信的最后一句是：“又，周公曾说告老迁蓉之事，今成笑谈矣！”这使我感到他们的情况也不妙，可能连行动的自由也没有了！在成都时颖大姐曾写信给我，说很想搬到成都来住，愿与我为邻，要我为他们找一处房子。这当然是很难实现的，但当时（五六月份）他们来成都玩玩总是可以的，而现在我们僻住山野，他们也不能来了。世事的变化没有比现在更快更复杂的了。好在这一对饱经患难的夫妻，对这些情况自能坦然处之。但愿他们能平安无事！
　　暂时胡风还不能亲自回信，他的视力勉强能看报，就是眼前老有一片雾似的东西晃动，看几行就要擦眼睛，很以为苦。我劝他不要看了，大文章由我念给他听。其实听不听也没什么了不起的，都是一个腔调，我倒是觉得他应该多休息，少用脑。好在我们现在除了老冷外，似乎没人来管我们，也不再要每月交一篇思想汇报了。
　　我这想法其实还是太天真。放着这样一个大钦犯，能不派人来管？果然，不久这里就成立了管理所（什么管理所我们不知道），那位所长由老冷领来见了面，是一位年近50的苏北人，当然是老干部老公安啰。不过，我看他大约是文职干部，并没有那份武夫气。他脸上留有很厉害的痘疤，连眼眶都变形了，多半是农村的读书人参加革命的。和×处长相比，显得政治经验丰富多了。他对胡风很客气，说：“你现在主要是养好身体，思想汇报过些时再写好了。高兴可以进城去赶场，还可以看看电影嘛。也可以上饭馆改善一下，那里的炒猪肝、烩什锦很不错，就是脏点，有点美中不足，是吗？”说完他自己先笑了起来，我们也就跟着笑了，这样就使气氛活跃多了。又说：“这里的条件是不好，你们放心，我们要为你们盖新房子的，要尽量做到使你们生活方便。”同时，还将这里通信的信箱号告诉了我们，并说以后场部放电影也会通知我们去看。
　　好的一面是我们有人管了，但另一面似乎是说，我们将长期住在这崇山峻岭中，再也回不了成都了。胡风就向他提出藏书的问题，希望能让我去一次成都，取些需用的书籍和生活用品等。胡风说：“我的眼睛好了时，还想多少为社会主义做点有益的事，尽我的一份力。”“那是好事嘛，不过不忙。”所长指指桌上放着的毛选甲种本说：“现在你最好是多学习学习毛主席著作，这可是开卷有益的啊！”
　　所长为我们带来了成都积存的信。除了女儿报平安的家信外，还有老聂和熊子民的信，这却使我们看后心情久久不得安宁。胡风看了在交给我时说：“真奇怪，这些信是10月初写的，怎么现在都快12月了才给我？”等我看过后，心里就全明白了。我劝慰胡风：“那是人家怕你病后感情上受到刺激，这是好意嘛。”
　　熊子民的信写得很清楚明白。他先告诉我们他侄儿从北京回来谈到“黑帮”周扬等挨批斗的情况，最后说：“鹤鸣已去世矣！可叹！”鹤鸣就是武汉大学校长李达。
　　老聂的信虽然是淡淡地写来，但却隐隐见血痕！他写道：“……今年是鲁翁30年忌年，初便闻将有盛大纪念，近来此说反寂。或此或彼均不与我辈事，自可不问……日前忽有人到家取去拙作全部近百万言及存款数千，此真细事，若祥子作者则成佛矣！……”
　　看到这里，比李达的死讯更使我们吃惊。祥子作者不是老舍吗？他不远万里从美国奔回国，为的是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这多年来他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人事关系也好，又得到总理的器重。难道就因为有影响，就要革他的命，非要让他从地球上离去吗？……再看老聂的信中又提到、我们认识的一些文化名人“均名列金榜，饱尝夏楚风味，祥子盖因是自裁云……”，因此我们想到李达的死也恐非善终。我不由得记起了，1954年春天李达曾同熊子民到我家来过，在我家吃了一餐便饭。后来熊子民告诉我，他幸好写了两本学习毛主席《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小册子，得到了主席的好评，在湖北的地位才稳定了下来，做了刮刮叫的大学校长。现在这样的结局，难道就因为那一句“顶峰”吗？
　　胡风一直沉默着，最后才用深沉的语气说：“老舍的自裁我能理解，士可杀而不可侮嘛。他是一个自尊、自爱、正直的人，是受不了这种侮辱的。老聂信中所说的饱受夏楚也就是粗暴的拷打了，谁能受得了！就是我，也不愿活的……”我吃惊地望着他，他笑笑继续说：“你不必担心害怕，谁知我们将来要怎么样呢？但要自重，不做懦夫！”
　　我们的忧郁情绪和胡风满脸于思的长胡子都使得老冷很不安，他就把场部的理发员叫来给胡风理发刮脸。胡风理了发，但拒绝了剃胡子，他坚持要将胡子留下。这时，他的胡子已长得很长了。他将唇胡像鲁迅先生一样剪成一字形。他说：“这一字唇胡很好，既不向上也不向下，不向左也不向右，就是一字儿地横躺在我唇上，不会受到什么非难的。长长了用小剪刀修修短就行了。”
　　我说：“你那连鬓胡子恐怕就没那么听话了吧！它本来就打着旋，将来长长了像李逵式的乱糟糟地向上翘可就惹麻烦。会被人看成是存心不良想造反呢！”
　　他用手一摸胡子：“我这一大把年纪了，还能造反？造反是革命小将的事。我只希望别把我当老古董革掉我的命就好了。”
　　这样，他终于把胡子蓄了起来。那长胡倒是直溜溜的，直长到
　　五六寸长，衬着他的大脸盘，显出一派正气，是一副和善可亲的老
　　人样儿。可惜没有想到为他留个影。
　　那所长对我们的另一件德政是，要我们搬回原来的住处去。老冷对我们说：“×所长认为上面的房子又大又敞亮，比下面的好。”还特别强调：“离厕所也近，更方便些。”我们就只好又居高临下住在上面了。
　　现在是胡风最清闲的时候了，没有要他写任何东西。最使他感到难受的是没有书看，但所幸的是身体渐渐复元了，小便不那么困难，每次不致站上十多分钟了，这算是解除了他生理上的一大痛苦。头痛病也就好了起来，眼睛慢慢能看得清报纸上的字了。不过，我仍是不放心，怕这种病有反复，会再犯。
　　因为我记得卢梭的《忏悔录》后部说到他晚年的病痛，完全同胡风所患的差不多，后来他就是死于头痛的。很久之后，经医生证实他是死于尿毒症。这尿毒症三个字很使我担心害怕！所以，一次我和老冷随便谈话时就向他提到这种病，且直接点明，胡风可能是由于在囚车里憋尿时间太久，后来解不干净，潴积在膀胱里，前列腺急性发炎，结果造成了严重的头痛和血压上升。我说他得的可能是尿毒症。我是想引起老冷的注意，希望下次再转移时不要又让胡风憋尿而造成危险的病变。
　　老冷和我们一样，也没什么事，就动员我们进城去看电影。在一个赶场天，我们先在饭馆里吃了午饭，又到了电影院。这城里的电影院，看上去还不错。院外有一大块空地，如果整理一下，能比城市的影院更漂亮，可惜没人管，只是一片杂草，十分零乱肮脏，这大约是这县城的特色吧。影院不小，有一千来个座位吧。建筑是新式的穹圆顶，座位设计也很合理，观众不少，多半是赶场的老乡和当地的学生，因为今天的票价只一角，前面的座位还只要五分。我想，平时两三角一张，恐怕就没有这么多观众了。
　　我们看的是今年国庆节游行庆祝的纪录片和毛主席几次接见红卫兵的纪录片。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报上几次报道说主席接见几十万红卫兵，我们简直无法想象出这种场面，这次才从电影上亲眼看见了。果然是人山人海，几十人一排排地走着，将整个广场都塞满了。人们都蜂拥着向天安门台下行进，那场面可真够壮观的，恐怕是世界上都少见的吧！他们是那么地激动兴奋，口里高呼着“万岁！万岁！万万岁！……”，别的口号我们就无法听清了。尤其使我们感动的是几个特写镜头，一些没有能挤到行列中只能站在远处的红卫兵，尽管他们站得很高，甚至借到一架望远镜，但我敢肯定他们是看不清甚至看不到毛主席的，他们却那么恋恋地舍不得放下望远镜，满脸流着眼泪。这一片虔诚的忠心，使我感动得也流下了眼泪。胡风在昏暗中侧过头来望了我一眼。
　　回来后我同他谈到看电影的感想。他对林彪很是推崇，说此人真谦虚，了不起，一直不见他露面，原是很有心计的。你看他像影子一样追随在主席后面，显得一个高大一个矮小，这样就不会犯喧宾夺主之嫌了，他很懂得中国人尊重上级的礼仪。过去听到过一些关于他的传说，现在果然一出面就与众不同。
　　我看了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的纪录片后，忽发返想：过去外国人批评我们用人海战术，现在聚集在主席身边的几十万热血沸腾的青少年，只要主席用手一指，就一定会像群狼似地将对方撕咬得粉碎的。义和团的场面很可能再现，但不是对外，而是对内！
　　立冬早已过，这里是山区，已感觉是冬天了。我们带的衣被就不够了，尤其是胡风，他不肯穿那新的呢制服，只能靠毛衣毛背心御寒，有点抵挡不住。我正想向他们提出是不是让我回成都去取冬衣，忽然，×所长带着复员军人小李来了。
　　所长一见就说：“觉得冷了吧！小李已经替你们把行李运来了，随便哪天都可以去取你们需要的东西。”我们的心情是又高兴又失望，因为这进一步说明了成都是再不能回去，我们将长住在这深山沟壑里了！
　　从山上吹来的一股冷风，使我不由得打了一个寒噤，心想还是先解决穿衣服的问题吧，就向所长提出请他们明天上午就带我去取衣服。
　　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搬来了，存放在场部上面新盖的一间大屋子里。它虽然是砖瓦房，但是地下还是生土，没有住过人，非常之潮湿。书被用绳子一捆捆地捆着，也放在地上，胡风看了真是心疼得很，并且也无法找出他想要的书。我们打开了衣箱取出了胡风的棉裤。他初到东北解放区时，当时的招待所特意给他定做了一套棉衣裤，棉衣我在上海时作为救灾物资捐赠了，而这棉裤是马裤式的，在南方少见，我就留了下来作为纪念。现在正好拿出来穿。可是他的棉衣现在请人做恐怕一时不可能了，我就又找出了些丝棉和几件旧绸大褂，还有一段阴丹士林布，准备亲自做。说实在的，我在家里时只会结毛衣，从来没有做过针线活，那些都是我的老母亲代劳的。现在无奈，只好赶鸭子上架从头学吧。幸好我看得多，有些感性知识，比比画画地依样画葫芦，居然给胡风做成了一件丝棉袄。一穿，还挺合身，他说从来没穿过这样阔气的绸棉袄。我一想也是，这不大合乎他的身份，就又赶紧将那一段士林布用藏蓝染了一下。染得有点花，但也只好将就着设法做成罩衫。一天内做好了，胡风穿着这蓝布罩衣就合身份了。
　　从此，我们就死心塌地地在此“安”居了。去一队打饭，上坡下坡地走几里路我也习惯了。尽可能地中午多买些饭菜留到晚上吃。天黑得早，晚上我就不必出门了。
　　一队的大广场上犯人吃饭的地方，周围墙上贴着一些红绿标语：“争取年终总结得到宽大”、“加强思想改造重新做人”等。原来是快到元旦了，犯人们要开奖惩大会的。我怕×所长会像处长那样对胡风不客气，就向胡风暗示了一下情况。他这次倒很冷静，只说：“你放心。他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我不发火了。我怕血压上升呢！”
　　×所长没来，倒是老冷来和我们说了，“快到元旦了，你们是不是要采购点什么？”
　　胡风一口回绝了，但是我说：“想给孩子们寄一斤茶叶，行吗？这里的茶叶不错。我女儿来信说北京茶叶不好买。”
　　老冷犹豫了一下，说：“寄茶叶，可以的。你要，我去场部给你们称一斤来。”我说：“不必了，我留得有。”后来他说：“张光人不愿去，我在家陪他。你同小李一道去吧！”
　　我和小李就在赶场天进了一次城，我寄出了一个小包裹。我们实在不需要买什么东西，可是小李一再说这里的鸡便宜，成都已经卖到一元多一斤了，这里还不到一元，买一只炖汤吧。我就买了一只四斤重的母鸡，还买了一些桔子和糖果点心。又请小李在饭馆吃了餐午饭。他问我喝不喝点酒。我一听，就叫ㄠ师打了几两曲酒请他喝。这样，我们在回家的路上就显得近乎多了。他和我谈到这个劳改茶场，这个县城，使我得到了不少知识。
　　我说：“芦山这个地方，地图上都几乎找不到。什么鬼地方呀！”
　　他说：“这是过去刘文辉的地盘。前几天听他们摆过，刘文辉在这里种鸦片，他的兵是一杆烟枪一杆洋枪，不吃烟打不了仗。你看，这里的老百姓都长得矮小就是因为过去都吃大烟使得娃娃们都长不大了。这里的地也不好，没有多少水田，完全靠种玉米，吃的就是‘三吹三打’。”
　　我感到很奇怪：“哪来这种食品？”
　　“就是玉米粑粑。在热灰里烤要拿出来吹三次打三次才能全熟，老乡们就叫它‘三吹三打’。”
　　他告诉我，这是一个苦地方，过去老百姓老打架，常常打死人。“千万不要同本地人争吵，他们野蛮得很呢。”
　　我心里想：“啊，是这么一个地方。一开始，朋友们还以为我们住在风景优美的江西庐山呢，谁知是这么一个四周都是黄泥巴胶土的贫瘠的山地，真是蛮荒之地，过去充军都不会到的！”
　　他又告诉我：过去张国焘从这里三进雪山草地——芦、天、宝就是芦山、天全、宝兴。在灵鹫山那里，好天气能看到雪山呢。还说：“这里有十几个队，连煤窑都有，那在宝兴。一队二队最富，伙食也好，元旦可能要杀两头肥猪。”
　　我问：“那为什么叫苗溪茶场呢？是曾有苗族住过吗？”
　　“那才不是呢。苗溪其实应该是庙溪。过去从城里一直到灵鹫山有许多庙，医院是庙，场部也是庙，还有很多庙。解放后劳改局在这里办茶场就征用了，才改名苗溪。”
　　当然，这里复杂的兴亡变化他也搞不清楚，也最好不要让我知道，因为我是多么想早日离开这里啊！
　　新年前，分给我们几十斤南炭（焦炭），还给了一个小煤炉，说是给我们取暖的。这种炭，我抗战时在重庆用过，所以还知道怎么点燃它。胡风对这个工作很感兴趣，他把拿来引火的柴一段段劈小，又要去找枯树枝来发火，但被老冷制止了，说是为了他的安全。老冷另拿了一筐刨花来。这样，每天早晨就由胡风升起了炉火，熬稀饭烤馒头，还可以坐在它旁边烤火。这时，回忆起了在日本留学盘腿坐在榻榻米上烤着那火缸里的炭火时的情景。他说得是那样地一往情深，也没有对今日的处境表示悲凉叹息，只当作是生活中必然的应有的一段。这大概就是达观到忘了自己，忘了现实的地步吧！
　　元旦前两天偏偏下起了细雨，有时还夹着小雪花，虽然一落在身上就化了，但风吹过来还是感到很冷。我去打饭不得不围上围巾戴上手套。上次进城时，我买了一个圆竹篮，做了个棉垫放在里面。打了饭菜放里面包严实，拿回家还冒热气呢。我由于快跑，也浑身冒着热气。胡风总是高兴地接过我的饭篮，高兴地吃着我打来的饭菜。元旦那天的菜特别丰盛，头天中午就挂出了菜牌，由大家预定，我差不多都买了，有四五样呢。
　　1966年的最后一天，我们忙着拾掇鸡。这工作完全是胡风亲自做的。他兴趣很高，看着自己整理得雪白发亮的鸡，做出一副欣赏艺术品的姿势。他的这份高兴也感染了我，简直忘了身在何方，好像是一对新成家的老人了。我炒了鸡杂和别的菜，陪他干了一杯葡萄酒。整个晚上我们都是乐呵呵地喝酒吃饭，一点也没有想到别的什么人什么事。
　　果真是这样吗？我是不敢想。而他呢？可能是故意做出不想的样子。我们都怕双方会因此而感到痛苦。所谓“每逢佳节倍思亲”，我们能不想到远在他方的子女吗？但是，想了又能怎样？说说去年今日的情景，说说曾一起度过的多少年节，谈起来可能很有趣，但是最后留给我们的就会是难以弥补的怀念和凄凉，所以，我们不约而同地不谈往事，不谈亲人！
　　1967年的元旦，在这里显得和平常日子很不一样：早晨起来见不到了成群结队穿着各式各样衣服的掮锄头和背背架的犯人们，从大路到山沟都是那么静悄悄地，倒使我们有点感到冷清和寂寞！
　　我们起来得很晚，没去打早饭。我用鸡汤给胡风下了面条，还在里面打上了两个荷包蛋，这是我们的节日早餐。室内炉火正红，很暖和。直到快11时了，我才提着篮子去打饭。走到广场，看到那些犯人正排队在打饭，我仔细看了看他们打的菜，有好几样呢，每人都有一碗炖肉。我到上面小厨房时就和司务长说：“他们吃得不坏呀！”“春节吃得还要好呢。有五六个菜，起码得杀四头猪。”
　　我把买的菜设法放在篮子里，但还剩下一碗粉蒸肉和一大碗杂烩汤实在放不下了。我说，再来一次拿吧。老冷说，他会给我带去的。我就匆匆往回走了。等我走过广场时，只见那些犯人一排排地坐在小板凳上，正在听那个矮个头的指导员训话。饭和菜的热气，当然还有香味随着冷风四散飘扬，而作为可以吃它们的主人却只能望着它，无精打彩地听着训话。
　　指导员干哑而显得严厉的声音说道：“你们不老老实实地加强改造，怎么对得起政府？你们前几天还有人逃跑，还有人偷东西，你们以为我们治不了你们。等着吧，不好好改造是没有出路的。今天放假一天，你们要好好地想想……”
　　在这种时候说这种话，真得好好地想想。
　　我拎着这一篮子饭菜，当时就有一种感觉好像是一个乞丐去讨饭似的。本来还算欢快的心情被这场面冲淡了，心想，我们不一样吗？这饭是真难吃呀！
　　不过，我回去当然没有和胡风提到我的所见所闻，我们很高兴地吃着热饭热菜。晚上我就没有冒着那冷风去打饭，吃的是老冷带来的菜，还有一斤面条和许多豌豆苗。我们在炉子上架着铝锅，用油汤煮着豌豆苗和菠菜。那新鲜的刚熟的又嫩又香，真是多年没吃到了。胡风一边喝着酒，一边很有滋味地咂着嘴，像是我们在上海时曾享受过的生活。
　　这个新年就这么地过了。

　　相濡以沫

　　这里山区的冬天，据在这儿住了多年的王老头说，多是干冷，很少雨雪，所以路好走，活儿也好干。这王老头是一个50来岁、微驼着背、很乐观的老人。由于他过分的快活，常常开炊事员的玩笑，有时对队长和司务长也不客气地说笑几句，又和我们在一起吃饭，这些都使我对他特别感兴趣。我们买了饭一路走的时候，就谈谈闲天。他在磨房沟榨油，多半将粮油取出自己做来吃，一高兴就来队里小厨房吃一顿好的。照他的说法，“这几十块钱留到做啥子哟！吃了算了！”他不但买好菜，还爱去供销社买几瓶好酒，总是吃得醉醺醺地，一个人背着背兜跌跌撞撞地走回去。犯人们见到他都很亲切地叫他王老头，或王师傅，就是场里的干部也很客气地叫他老王。这更使我感到奇怪了。
　　我问他：“你在这里好久了吧！是刑满就业人员？”
　　“什么！我不是犯人，我没判过刑。”
　　“那你是工人，和炊事员一样啰。这大年夜了，怎么不回老家去？”
　　“嘿嘿，我喜欢这里的饭好吃嘛！你怎么不走，不回去？”
　　他这一提问，倒反把我问得哑口无言了。
　　“告诉你吧，他们把我抓错了。我不过是在码头上和人打架，公安局就把我抓了起来，未被判刑，就送到劳改队。好在这里有现成饭吃，我也就不问了。后来场部查出来，说要把我遣返回乡。好吧，回乡就回乡。谁知上不上户口，我又孤人一个，就让他们带回来了。倒落得个自由自在，吃吃喝喝。这不是蛮安逸吗？嘿嘿……”
　　是呀，我好奇地探问他，他不是一样地对我感到好奇吗？明摆着的，我的身份并不比他更好。我还没他那么自由，又不能挣钱。最使我震惊的是还有个户口问题，看来我们想回北京是难了啊！
　　元旦前，×所长和小李都没有露面，可能是回成都去了。元旦后也只有老冷一人在下面生着。他一天总有好几次从我们窗子边经过，好像是去上厕所，其实是望望我们在屋里干什么。因为天冷，我们的门窗关着，除了打饭打水，我们都尽可能不出房门。这时，我才发觉，×所长真是“看守”老手，我们再搬上来还有监视我们的方便处呢。
　　有一天下午出了太阳，这是近日来很少有的。天空特别晴朗，风吹到脸上也不那么冷，颇有点早春的气息。老冷送报纸来时，建议到山上去看看。胡风很愿意去。我们连围巾都没围就顺着这和风沿着大道爬上了山。这里是，一山又一山，走不完的山。俗话说：“见山跑死马”，这次我才真正感受到了。说是大道，其实只是修了一些梯坎，一级级爬起来容易些罢了。山上多是一丛丛的细竹和小杂树，远处是茶叶丛丛，一片碧绿，反而显得有点单调。不知道翻过了几座山，我们有点喘嘘了，就停下来在石坎上休息一会儿。向远方一望，好高呀！场部和一队还能见得着，但却只有隐约的一小片房屋了。我问老冷，灵鹫山有多高？他说，可能有海拔一两千米吧。我问，这儿能看见吗？他用手一指，那高处的一个凉亭，就快到灵鹫山了。我一看，要上灵鹫山，起码还得翻过两三座山，我真不想上去了。但是，胡风的兴致还很高，直问上面有没有庙宇？老冷说：“据说过去是有一个大庙的，墙上还画了不少的壁画，后来拆掉了。这个凉亭的地址可能就是过去的庙，我也没有上去过。”我们起身又往上爬。到一山坎边，老冷告诉我们，对面就是宝兴县，据说在那一片密密的竹林里有熊猫。我向下一看，真是黑糊糊的一片竹林，望不到底。我想，不小心掉下去，恐怕是难逃一死的。我问，怎么去呢？他说，恐怕得走小路围着山转上去吧。我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气，真是山区，看得见的山对面，叫得应的对面山，还不知要转多久才能上到那里呢！看来我们是上不了灵鹫山的。
　　这时，忽然从那山谷里传来了风声，先是悠悠地，不久就怒吼了，刮得树枝都摇摆不停。我说，不好了，起风了，快下山吧！我们就赶忙向山下跑，风好像对我们发了怒，拼命地追赶我们。我们没带围巾，只好让寒风往脖子里钻，甚至钻到我们的心窝里。我并不怕冷，但是风刮得那么厉害，由于跑得急，身上又在出汗，两下里一夹攻，这滋味可真不好受。这时，我才悟到了老乡们上山时为什么要用草绳捆上腰，还扎住裤脚，可能就是为了抵抗这突然袭来的山谷寒风吧？
　　我们被风追得像丧家之犬似的，不知下了多少坎坎，总算风小了起来。一看，快到一队了，这才舒了一口气，放慢了脚步走回家。
　　到家第一件事，我是忙着擦汗，尤其是擦胸部的汗，因为它粘在身上实在难受。我没有想到应该先喝点热开水，最好是姜汤或红糖水来驱寒，反而倒散了热。胡风没什么事，只顾喝茶去了。当天晚上，我感到头痛，一身都痛得不好受。我想，可能是受寒感冒了，先吃一片阿斯匹林，总是没错的。果然，吃了药，出了一身汗，感到轻松多了。
　　但是，第二天早上起来，觉得情况很不妙。头痛，尤其是咳嗽很厉害。我担心得肺炎，仍吃了一片阿斯匹林，又吃了青霉素。过了三四天，青霉素早就没有了，咳嗽药也只有甘草片了，可是咳嗽仍一点也不见好。请老冷设法在城里给我买点青霉素和咳嗽糖浆之类的药来，他当时一口答应了。后来他对我说，最好去医院看看。又说，这里一队也可以看病。我心想，我又不是犯人，为什么去找犯医看病？我没去。只说，真的厉害了就进城去看中医吧。
　　这次是夜晚咳嗽，尤其是一早醒来咳得更厉害，使得胡风都为我担心了。他不让我清早起床，因为早晨一开房门，那清晨带雾的寒风吹在身上是有冷人骨髓的寒意的。他一定要我等他把炉子生好了再起床，这样，就能使我躲过了冷气的侵袭。他的这一份情意令我感动，但他已经60多岁了，又是病刚好，我能忍心让他干这种对他的身体一样有害的事吗？我只好劝他：“不要去生炉子，一切都等太阳出来后再做吧，反正他们也没有规定要我们早起床的。”他却笑着说：“这里早晨的空气多好啊，我已经十多年没享受到这大自然的恩赐了。你就让我早起来生火也为你做点事嘛。”我劝阻不了他，唯有祈求他不要也感冒生病，让我快点病好。
　　火生上了，喝上一碗热水，再吃热热的早饭，一身也就暖和了。这不过是我们两个孤身老人的“涸辙之鲋，相濡以沫”罢了。看来，他的身体抵抗力比我强，他不但没发烧，连咳嗽都没咳一声。我也算是不娇气的，很少生病，平常不舒服时吃点小药也就好了。谁知这次可不行了，要药没有，病又不见好，并且似乎还有点气喘起来。这可使我害怕了，要是得了慢性气管炎，就麻烦了。我只好再一次翻找我的小药包，除了红、紫药水、阿斯匹林、甘草片外，还发现了一点麻黄素。这是为晓山准备的，他过去哮喘病时吃它。我如获至宝，忙吃了一片，晚上睡前又吃了一片。这次就对劲了，咳嗽轻了些，早晨也没有喘。就这么地，病慢慢好了。

　　元旦过后十来天，×所长和小李还有老冷，一同走进了我们房里。×所长手里拿着一份报纸，我一看就猜着今天要谈什么了。早几天，我们已从报上看到姚文元的大块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了。胡风看后很是生气，文章里那不可一世的得意相且不去管它，只那种一板斧就想砍倒一切的恶霸口气就使他恼火了。他用力画着蓝道道，一下子把笔芯都折断了。我说：“你何必呢？这又与你不相干。”“不相干！他把我和周扬连在一起呢！他想一板斧砍两个，真是岂有此理！”
　　等我接过报纸来看时，粗粗的蓝道道已经占了大部分，红笔画的道道只有不多几处。我看后也很生气，还是劝他，就当做被一场邪风吹了，不管它吧。我偷偷地把那份报纸藏了起来。
　　现在，×所长是特地来和他谈这篇文章了。
　　“你读过姚文元同志这篇文章了吧。说说感想嘛。”这样开门见山的询问首先就使得胡风很不高兴。
　　他沉吟了半天才回答：“读过，没什么感想。许多是不符合事实的，我不便说。”
　　“没关系，说说你的看法嘛。你应该重视这篇文章啊，姚文元可是代表党中央的。”
　　我听着这些很有分量的话，真担心胡风会冒火。果然，他抬起了头提高了声音：
　　“我不认为他这看法是代表中央的。因为这种说法不公正，不符合党的实事求是精神。他怎么去评周扬我不管，但他硬将周扬和我拉在一起、什么‘一丘之貉’，这种说法我不能接受……反周扬是我被判刑的罪名之一。他文章所引的‘断句’，说周扬早就在运用我的文艺观点，那与我无关……”
　　他简直不是在回答×管理所长的问话，而是理直气壮地在作理论答辩了。幸好这所长有修养，没有用严厉的口气制止他，而是慢慢地劝说：“通过这次文化大革命，通过姚文元的文章，你对你自己的文艺观点也应该有了新的看法吧，也应该有所进步吧！”
　　“不，我理解不了，我又不会趁风转舵赶时髦。我还是那句老话，我愿意老老实实地服刑，绝不再谈文艺问题。除非中央命令我说明我的文艺理论观点，我绝对不写一个字，不说一句话。”
　　问题就到此为止了。×所长只好拿着这份报纸悻悻地离去了。这次谈话勾起了胡风的愤怒，他们虽然走了，他的气还是没消：“你看怎么办，步步紧逼呀！在成都就一再要我表态，我没能如他们的愿，今天又用姚文元来进攻了。再判我14年，我也不会向姚文元这类拉虎皮当大旗的人低头投降的。他想达到一箭双雕！”说到这里，他长叹了一声：“真是一代不如一代。这哪里是讲文艺思想，简直是胡说八道！想不到姚蓬子的儿子居然评起周扬来了！今后还会怎么样呢？总之，我们千万不要被他们吓倒呀！”
　　这件事抵挡住了，又推说眼睛不好没写思想汇报。看去倒是过得很安逸，可是我们的心情可实在安逸不了。
　　我也感到郁闷，就在纸上写上了山字：山山山山。再倒过来写：山山山山。忽然诗兴大作，写出了：“山山山山／山山山山／重重叠叠的山，／大山小山压在你的肩上／你躲着它／双腿在颤动／别屈膝／别倒下……”
　　他看后笑了笑说：“这类诗你写不好，只能写儿童诗。我也没有诗兴了。老聂的诗我不但和不出，连看的兴趣都没有了。有点麻木不仁了。这不太好……”
　　我说：“是呀！这可要不得。哀莫大于心死，这样消极下去不好。快振作起来吧。”
　　小李带了×所长的命令来，说是一年开始了，应该写总结。身体不好，少写点。
　　这是命令，胡风无法推脱。只好将过去表过的态度再写一遍。也实在有必要再表一次态。

　　山居四月余

　　遵示，把到茶场后的情况作一简单的汇报：
　　像在到此后写呈公安厅领导上的信里说过的，9月8日夜在来此的车上就犯了激烈的神经痛，到此后愈病愈厉害。到18日下午已经陷入了神志不清的情况。
　　20日晚上，承……
　　……我完全拥护《红旗》和《人民日报》两次发表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社论和基本论旨，我觉得那些应该是毛泽东思想的具体阐明和活用。
　　……
　　1967年1月16日，四川苗溪茶场

　　可能是为了“犒劳”胡风吧，汇报交出的当天晚上，老冷来通知我们去场部看电影。场部前面的广场上放了一架放映机，它的前后放了几排椅子。我们被安排在机子后面，离幕布约有三四米。这是最好的距离，当然是上座了。旁边长条靠椅上坐的都是干部，但也坐上了好几个捷足先登的老乡的孩子。大的被干部轰走了，还有几个七八岁的不肯走。这些孩子穿得很破烂单薄，一点不像新中国大西南的孩子。他们都很专心地看电影，但又不断地转着头，搔着身子。一个干部说：“你身上的虱子可真多呀，坐都不安分。”我才记起曾见到过老乡在太阳下捉虱子的场面。
　　演的是《小兵张嘎》。小嘎子对敌斗争的坚决勇敢和天真而机智的行动都使我们十分感动。胡风说，今天可看了一场好电影。但他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你观察了那些孩吗？你大概只看见他们身上的虱子，还有没有看到这一群孩子围着放映机，不仅是看电影，还在看放映机转动、换片等等。他们是多么好奇呀！这里面将来可能会出现演员、技师和科学家的。你一个搞儿童文学的，应该在这方面多观察多体会，不能只注意虱子呀。”
　　我听了他这意见，很高兴。我感到这并不是对我一个人说的。他并不像思想汇报上所写的那么消极，而是仍在关心文艺创作，仍在想着我们的前途！
　　第二天，老冷约我们出去散步。这次没有上山，只是沿着汽车路走走。这些汽车路都是沿着山边开出来的，越往上走，越能够看到下面重重叠叠的山。现在不是采茶的季节，路上车不多，人更不多。我们走到一座迎面耸立的大山下，只见上面长满了一丛丛带着小红果的树枝儿。我爬上去采了一大枝。这红果像南方的天竺子，又像古玩店里的珊瑚珠盆景，十分漂亮可爱。老冷告诉我，它叫水杈子，能吃，在成都一小酒杯要卖两三分钱，孩子们都爱吃呢。我摘下几颗尝了尝，果然酸甜酸甜的，很有滋味。这时，又忽然听见“啾，啾”的声音。抬头一看，一个五颜六色的鸟正匍匐在树上。我一下就猜着了，它是啄木鸟
　　这次散步很有收获。胡风空出了一个酒瓶，将那红果枝插在瓶里，放在桌上。屋里就平添了一份喜气。
　　为了准备过春节，我又忙了一阵。去城里赶了场，买到一条鱼，一只鸡，还有一些糕点之类。我知道只有我们两人，但也不能过得太寒伧，现在我们还有条件嘛。胡风也同意我这种做法，所以一直在帮我忙。
　　还没到年三十，小李忽然叫我去买牛肉汤。到这里几个月就是没见到牛肉面，我就赶快赶去，才知道昨天跌死了一条牛，小厨房分了几十斤肉炖汤。一角钱一大碗。小李说：“真便宜呀。我吃了两碗呢。”我也就买了两碗，正好一满锅。只好端着它慢慢地往家走。
　　走过木匠工棚时，看见一个年轻的犯人坐在木头堆上，双手还被绑着。看去20岁不到，一副傻呆呆的样子。这么冷的天，大家都去吃饭了，他为什么这样子？我问了一下老木匠。他努努嘴说：“人家想回家过团圆年，逃跑回去看他的老婆呢。想得倒好。只走了两三天就被抓回来了“不要紧吧？”“没什么……只是太傻了。”
　　“想回去过团圆年”，这个愿望使我久久不得安宁。晚上，我还是将这事告诉了胡风。他听后，半天没作声最后才叹了一口气：
　　“哪个不想家啊！我想和你们在一起过年，想了多少年！想得真苦啊！但是，我没法子逃跑，真是插翅难飞呀！不要难过，只要我们在一起，就是一个家。有你，我就有了一切。”他那眯着的眼睛又发出了炽热的光，好像回到了二三十年前的除夕夜！
　　我驱走了心底的阴郁，赶快安排过年了。
　　除夕夜，我们在这静谧的深山里，四周听不见祝福的爆竹声，也看不到穿红着绿，点缀着春意的妇女和小孩。但我们将屋里的炉火烧得红红的，对坐着共庆这难得的节日。胡风几杯酒下肚，十分兴奋，简直忘了身在何处。看着他那红扑扑的大脸，我感到这个春节过得还是差强人意的。那炉火，那酒菜，那红扑扑的脸，那一颗颗的小红果……实在不比高贵人家更缺少什么！此外，我们还有着一颗共同度过这寂寞岁月的心，等候迎接真正的春天的希望！

　　本文节选自《往事如烟》，梅志／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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