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健民：少年不识愁滋味

┃Personal History

少年不识愁滋味

© 张健民／文

　　粮食的故事

　　1963年秋上了太原五中，困难时期已近尾声，家里可以贴补几斤粮票，下学后买二两一个烧饼吃。大个子同学饭量大。记得一位姓陈的同学，比我们大一岁，属狗，晋南人，块头大，力气也大。每逢劳动，班主任特意照顾他去学校食堂帮灶，因为那是最肥的缺，可以和炊事员一起混个肚儿圆。有一次午饭，食堂吃大包子，每人一个，另加一碗菜汤。陈同学一气干掉7个大包子，看得老炊事员们目瞪口呆。雁北来的扈某看着精瘦，一次吃掉四个大窝头！要知道按当时定量分配，每餐每人只有一个窝头！大人也一样。记得生物彭老师爱开玩笑，一边喝着高粱面合子饭一面戏说“洪（红）湖水，浪打浪”，文化大革命被学生揭发出来因此而惨遭批斗。
　　大小伙子，每天早晨以稀饭和玉米面糊糊打发肚子。那是小米稀饭里加进玉米面熬成的粥，用筷子挑不起来。值班同学用大饭盆从灶房端出来，就地一摆，随后每人先来一碗，时间紧，还得再进灶房，争取打第二盆，所以我们都使大碗。为了让糊糊不烫嘴，一人用两个碗倒替着用，先吃这碗上面凉了的一层，那碗放着；然后转过来喝凉好的那碗。值班同学往往顾不上自己喝，反正大家轮流牺牲吧。
　　一碗糊糊里顶多有半两粮食，水分是百分之九十九。一节课下来，已经化成必须排泄的液体。上午四节课，加上一次课间操，不到最后一节，已经不留一点有效成分。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每天早午晚三顿吃个半肚，到快开饭的时候，什么课都听不进去。所以老师学生都发愁后面的课。特别到最后十几分钟，人的脑子全到食堂排队去了，哪里听得进课程内容？脊背出汗，四肢无力，眼睛少神，面如菜色。1964年后赶上大讲阶级斗争的年月，中午饭前还要大唱革命歌曲。下课后不能自由行动，每班学生到主楼后面排成几行，由文艺委员指挥唱一通“我们走在大路上”、“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说打就打”、“打靶归来”大约得十几支歌子。直让你口干舌燥，还不敢有任何怨言。下午下课后本来是自由活动，也让鼓动成“饭前一唱”。所以今天大家都说我们这些年纪的了老三届嗓子咋都那样厚实，不知道我们是练出来的功夫。
　　我们上高中时下乡劳动去的是南郊小店的下庄和晋祠的王郭，都属于相对富裕的村子。1966年文革开始一段后，好像到了1967年，眼瞅着“革命”的烈火越烧越旺，外地同学，特别是家境困难的农村来的同学，既不愿回家熬日子，又负担不了在太原每日的伙食开支，就相邀到乡下帮助农民收割水稻。我们自己下去联系，在王郭找到生产大队的队长谈妥了。我们只要求吃饱饭，不多取一文报酬。记得头次联系，晚饭派到农民家里吃。白澄澄的晋祠大米，又香又精道，佐餐的是炒莲藕，甜脆可口，回味无穷。后来干活，当然没有每日的莲藕，但是炒土豆、白米饭，应该是绝对的改善生活。民以食为天，难怪那个年代一些城市工厂的工人抛弃固定工作，携儿带女自愿回到家乡的土地上，就是为了解决一家老小的肚子问题呀。
　　本人身体瘦小，又戴着一副眼镜。高中班主任张超群，南方人，给我们代物理课，挺照顾我。几次分配我在食堂帮厨，可以吃饱。平时活儿也不多，最累的是隔三差五跟着临时工河南家老窦到面粉二厂拉粮。厂子在五一路靠北过军人俱乐部以后的小东门街。夏日炎炎，我们拉一辆平车，早起去时天气还不很热，又是空车，不觉费劲，到面粉厂已近中午。现在想想，最少有十几里的路程，回来路上空着肚子，拉着重物，有时遇着上坡，实在疲惫。最美的差是抄写户口本、购粮本等册页。

　　军训十日

　　上世纪60年代，阶级斗争的理论渐渐时兴，家庭出身使许多人自惭形秽不敢出头，我们年纪小不知利害，还以为长在红旗下，听党的话，努力学习，效力祖国，一定也有个人前途。直至上了高中，觉得国家还是要珍惜人才。到农村城市搞开了“四清”，局面模糊起来了。1964年全军“大比武”。这年假期班里挑选十几个人与其他班同学一道去东郊某野战军的教导队军训，后来我调到一所中专学校工作，才知道离学校东南几里地的小村就是当年那个教导队的驻地，现在经常从门前路过，还依稀看见二层主楼。原来五中教导处一位老师的丈夫在驻军任职，给我们提供了便利条件。训练十多天，还看了“大比武”的内部影片、参观军部，看到侦察兵的攀缘、擒打绝技。军训完了回到学校，却听说学校一位姓吕的体育老师被查出是漏网的反革命，在宿舍上吊自尽了。四清前后，学校又调进几个“红旗班主任”，类似后来的“工宣队”，尚没有在学校当权，开始起到“掺沙子”作用。于是空气慢慢紧张起来。
　　军训生活特别紧张。每个士兵等于一个螺丝钉，自己几乎不需要用脑子思考问题。领导们特辛苦，每天聚会（晚点名）我所看到的领导眼睛里都是血丝，显然没有休息好。队长只见过一面，高个子，大尉衔。经常在家分管我们训练的是个上尉，南方人，面色黑，略胖。
　　在教导队饭吃得饱，而且常常吃油条、包子，就是管得太严。中午饭后不准在操场活动，要马上回宿舍躺下睡觉，实在不习惯。吃饭不准说话，否则班长用筷子捅你。一次我去厕所解手回来，就找不到队伍了。夜间常常搞紧急集合，黑暗之中有人吆喝起床，立马要摸黑穿衣、打好背包，拿上用具下楼整队。有的同学把鞋子穿错了，有的背包走几步便散到地下，有的穿了别人的裤子让人家穿内裤站队……，真是洋相百出。所以偶有休息，我们便练习打背包，最后再也没有丢三落四的。十天军训，有一半日子在练枪法，最后打靶给了三发子弹，成绩不错。我掌握的要领是瞄准了快放，不必犹豫。三点一线本不神秘，放开了打，包准八九不离十。有了这个基础，后来参加工作到单位又搞射击，那是用小口径步枪，根本小菜一碟。我这里叭叭几下放完了，旁边人看起来还在沉住气瞄靶子，其实方寸已乱，哪里上得了靶！所以有一个体会，想好了不犹豫，少患得患失，事情才能成功。军训的另一半日子是练步伐，齐步、正步，转弯、立正，顶着黄土高原八月份的丽日晴空，腿肚子礅得疼，浑身冒汗。有了这次锻炼，后来参加任何一次军训，都没有再皱过眉头。在一些自以为功夫过硬，小视我们的人面前，也能做到心里有数，不慌不忙，装傻充楞，听他们吹牛。

　　下乡劳动记事

　　晋祠王郭村，地肥水美，全是稻田，历史上名人出过不少。上世纪60年代学农，我们每年在这里劳动半个月左右，一般是秋季开学后来帮助农民收割稻子。由队里指派妇女队长一类干部带着干活。主要劳动力割稻，其余到秋田里除草。和学校里比，首先能吃饱肚子，而且基本是白面大米，蔬菜有时还有莲菜等稀罕东西。我们都乐于去那里，因为读书紧张在这里放松一下，特别痛快。王郭是大村子，是古代晋国的地域，历史悠久，近年文物发掘成果显著。记得村里有几座古庙，村头有村里也有，当时堆放杂物，如今应该是历史博物馆了。山西古代许多故事和人物都出自这里。
　　1964年10月14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当天晚上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迅速报道。我们高二年级几个班正在王郭村劳动。当时流行吃“忆苦饭”，前天中午的忆苦饭是糠菜搀和在一起做成的饭团，实际几乎不能成团，也嚼不动，难以下咽。后来听炊事员讲，他们也没有见过这样糟糕的吃食，是一位领导临时出的点子。现在想那种通过吃一顿饭就能改变思想的做法是有些简单化。经过困难时期熬煎的我们甚至也没有吃过这类食品，对于一些初中就在干部子弟学校生活学习的孩子们，更觉得不可接受。于是一个孩子在吃饭的时候发了些牢骚，大意说这不是给人吃的东西，是不是把我们当牲口。这个孩子平日就有点反叛，不接近班团干部，也不及时向领导反映自己的思想，被认为是不积极要求进步的“另类”。虽然其父是解放军在河北一所医院的院长，他仍然没有被看成革命事业可靠的“接班人”；平日独来独往，大部分课余时间泡在图书馆、阅览室读书，主要看历史、政治方面的资料，常常招致“不同凡响”的议论。他自己也以敢说敢为而得意。因为军干子弟的出身，干部们尽管心中恨恨不已，但对他也无可奈何。此事如果放在家庭成分不好的同学身上，早就“严肃处理”了。虽然如此，第二天的集会上，带队领导依然直接在全体学生面前点了这位同学的名字，批评其为犯错误的不良青年。好像当时这位同学曾经站立起来为自己辩护，意思说我不过讲了真话，不接受那顶落后帽子。那天是在一个长条的四合院里开会，大家站在院心，领导的直隶口音一句一顿，十分尖刻。从此高三各班同学都认识了这个不驯服的同学。这次风波似乎也埋下了第二年文革发生后几位学生们与某领导冲突的种子。
　　王郭村几乎全种稻子，我们在王郭主要是干割稻子一种活。割稻子比割麦子更辛苦，稻子杆高而且有韧性，得十分用力。无边无际的稻田，连着几天割不完。另外一个下乡点是小店的下庄村。下庄则作物品种多样，有麦子、玉米、高粱、谷子。下庄劳动多是在玉米地除草，或者收割麦子。在下庄的劳动一般放在暑假前几天，因为麦子黄熟在这里大约是阳历六月。强劳动力割麦，顶着烈日，戴顶草帽，挥汗如雨。体力不济的同学，常常落在别人后头，需要前面的人割到垄头然后回过头来接应。麦子上的灰尘抖落在身上，黏糊糊的实在不舒服。没有天天洗澡的条件，幸亏晚上凉快，睡的还好。一部分同学跟着妇女队长除草，算是较轻的活。玉米正在拔高，地里密不透风，更觉得天热。只是不太强求进度，不像收割是与天竞赛，和老天龙口夺食，所以锄草的活是干多少算多少，农民们没有劳力就少锄一遍两遍。
　　在农村劳动，亲眼看到亲身感受基层老百姓的生活，对我们的成长极为有益。

　　有朋自至远方来

　　笔者上世纪六〇年代就读的中学在文革前是定点“开放”学校，当时和外国人打交道很神秘，当政治任务来完成；稍有不慎，会酿成“政治事故”。所以每次来人以前，学校会对我们讲话，发布“安民告示”，不再按平日上下课的时间打铃，走廊总是空无一人（规定没有特殊情况不得下课、去厕所）。
　　一九六五年“反修”高潮时候，当时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阿尔巴尼亚青年代表团来访问，进了我们教室。那天我们正上化学。代表团的带队者是块头挺大后来接了霍查班的阿利雅，情绪很好，讲了不少话。
　　此前越南诗人青海率领的代表团也来过，青海脸色黝黑，个头不大，团员们的衣饰与中国人相差无几。那天下午正好轮着我们班上体育，团省委书记陪着客人从学生宿舍楼西门出来，下台阶便与我们在操场“不期而遇”。青海当场朗诵了自己的新作。那时越南战争正烈，我们对诗人青海也算熟悉，确实把诗人一行当作英雄来欢迎。
　　这一段期间，非洲黑人来的也不少，和中国友好国家的代表团会受到较高规格的接待，进教室、讲话，与同学们互赠礼品。若是不太友好的团来了，也会造成紧张气氛。
　　一次来了几个日本人，我们被迫连着上了一个半钟头的课也不能出教室，大家隔着窗户看，院子里空荡荡，那些人西装革履，拿着相机到处拍照。代表团走了以后，听陪同的老师说，来者有人找楼房开缝的地方和房屋掉了泥皮的地方猛拍。
　　一位初中同学那天有事从宿舍出来，让日本人碰见，特意为他拍一张照。恰巧这位同学当天衣冠不整又在闹病。事后该同学狠吃一顿批评，被嘱咐以后不能随便行走。
　　实际上，同学中经济困难的为数不少，哪有许多漂亮衣服穿，这种躲躲闪闪的办法实在不算高明。
　　当时草木皆兵的事很多。有一位同学的父亲曾经在苏联当厨师，娶回一个外国老婆，这个同学也继承母亲血统，黄发碧眼，但毕竟在中国长大，满腔太原口音。因为中苏对立，学校教室喇叭里播出当时国家体委主任荣高棠关于新兴力量运动会的讲话时，竟然要把这位同学赶到院子里去遛达。我们从窗户看那个混血儿如丧家之犬般在院里徘徊，觉得让十几岁的孩子承担国与国之间的纠纷，实在有些过分。
　　外国人的到来，或许会给我们带来一些福利。食堂改善伙食，中午有大肉包子吃；平日吃饭把水泥地当桌子，现在临时摆上了新桌子、新凳子。可惜到了下午，外国人离开后，桌凳便撤到仓库里了。至于清扫卫生也带来繁重的劳动。往往外宾到来前几天便要提前停课、停自习，做打扫工作。教室的水泥地板要用湿锯末擦过，我们到学校南面绿化队用脸盆端回锯末，每人分到几个平方米地面，蹲在地上，其实等于趴在地上干活。那时这都叫“政治任务”，谁敢落在后面？就是耽误了功课也不能吭气。

2020年元月26日

　　本文由张健民先生赐稿，选自《心随鸿鹄忆当年》，张健民著，北岳文艺出版社，2016年12月。感谢作者授权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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