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哦，你是我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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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你是我父亲

© 钱理群／文

钱天鹤先生铜像

　　先父钱天鹤先生是中国现代农学先驱者之一，曾任金陵大学农科教授、中央农业实验所副所长，抗战时期曾任国民政府农林部次长。1949年以后任台湾农业复兴委员会农业组组长。因开发金门岛有功，先父去世后，金门岛人民在岛上为先父建立铜像，以志纪念。
　　这一两年，竟不断地写起追悼文章来——每一篇都偿还一笔精神的债务：给老师，给亡友，给……最应该偿还的，留在最后。
　　我不知道该写什么，该怎样去写——我几乎无“话”可说，却又有太多太多的“话”要说……
　　因为你留给我的记忆几乎一片空白。
　　因为我永远摆脱不了你，我的命运与你紧紧相连。
　　哦，你是我的父亲，我是你的儿子。
　　明年某月某日——我甚至都说不出具体的时间——是你的诞辰百周年祭日。在这多雪的北方的早晨，坐在未名湖畔，我想着遥远的南国的海的那一边，端坐在冰冷的石座上的你，却无法想象，更不能具体地说出：你的容颜，你的声音，你的思想……你对于我，永远是一个陌生的存在，一个偿还不清的精神的债主！
　　多少次，我努力地想从记忆的坟墓里，挖掘出你的形象；但收获永远只是印象的碎片：1948年的冬天，南京中山东路一家小吃店里，一个穿着长袍的沉默的中年人，带着长着圆圆的大脑袋的小男孩，在吃着什么——仿佛是汤圆，仿佛又不是，模糊不清了；男孩很快地吃完了，望着仍在慢吞细咽的中年人，中年人微微一笑，把自己碗里剩下的，一个个地夹到男孩的碗里，突然长叹了一声……
　　这唯一留下的瞬间记忆，经过几十年风风雨雨的拍打，竟化作我生命中的永恒：父亲，你哪里知道，你的沉默，微笑，连同你的一声叹息，是怎样地让你的儿子千百遍地咀嚼，温暖着，又咬啮着他那颗破碎的失落的心！
　　还有挂在墙上的你的巨幅画像，留在我的记忆里的，仍然是你的严肃的微笑。这已经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你亲自购置的南京武夷路22号小楼母亲的卧室里，你日夜陪伴着母亲，也时时从墙上望着我、哥哥和姐姐。我知道你在海峡那一边，却不怎么想念你——我们已经习惯于家庭生活中你的“缺席”，即使当年我们全家住在南京江苏路、中山东路的时候，你不是出差在外，就是和来往不绝的客人谈论公事，少有和家人闲谈的时候。但偶然瞥见墙上的你在对我微笑时，不知怎么的，我总有一种安宁感。“那是我的父亲，父亲。”我对自己说，同时有一股温馨袭上心头。但母亲却时时念着你，每逢过年过节，总要多摆几副碗筷——为你，也为远在异国的大哥和三哥。这时候，我似乎感到了一种生命的沉重与悲凉，但也只是刹那间的感觉，很快就忘了：那时候我还不懂人事。
　　待到你的画像从墙上取下，并且永远在房中消失时，我才开始感到了你的分量：你与我（以及全家）的命运息息相通。起初还是中学生的我只觉得奇怪，想去问母亲，看到她一脸愁容，却不敢开口。还是“新奶奶”——长住我们家的女佣，你一定记得的——悄悄告诉我，四哥（他是共产党员，在南京团市委工作）因为家里挂着你的像，与你“划不清界限”，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我已经说不清当时的反应，仿佛觉得有些奇怪，又分明感到一种精神的威压，而此后母亲死一般的沉默尤使我不安，从此，不祥的预感便笼罩着这个温馨的家庭。
　　考验终于临到我的头上。1953年，刚满十四岁的我，便提出了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改称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申请，这在我们那一代是天经地义的归宿，仿佛到了十四岁，就应该（也必然）成为青年团员。但我的申请，却遭到了拒绝，尽管当时我是全校老师、学生公认的“学习、品德兼优”的模范学生。面对这晴天霹雳般的打击，一阵天旋地转以后，我顿时产生了“低人一头”的屈辱感，仿佛刹那间我从“天之骄子”变成“二等公民”。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番情景：我的入团介绍人，也是我的好友，一脸严肃地告诉我：必须从思想、政治与行动上与“反革命”的父亲划清界限。“反革命？！”我差点大叫起来；我怎能把已经渗入记忆深处的严肃、沉静、微笑着的你，与在我的观念中早已是十恶不赦的“反革命”联在一起？！在我这样的十四岁的中学生的心目中，“父亲”与“革命”，都同样神圣，现在却硬要在这两者中做出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这未免过分残酷，我感到了挖心掏肺般的痛苦。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我的那位好友，整整一个暑期，每天都要到家里来“说服”我；我知道，那是组织交给他的任务，他自己也怀着极大的真诚与热情，希望帮助我闯过这一“关”。他总是不等坐定，就急急忙忙地把该说的几句话说完，然后突然沉默下来，用急切的眼光望着我。我知道他想让我说什么，我也真想说出他想让我说的话，那样，我们俩都可以松一口气，卸下那对于我们来说是过于沉重的精神的负担，然后可以痛痛快快地去做我们愿意做的事一我的朋友当时正在狂热地学习作曲，我也正热心于作词，我们本是天然的合作者……但我却怎么也说不出来，只能怔证地抱歉地望着他；他也呆望着我，似乎也怀着某种歉意。时间到了，他默默地站起来，我也默默地送他到家门口，空气沉重得令人窒息。我真想恳求他不要再来，但第二天他仍然来了，在同一个时刻，一分也不差。呵，父亲，你这时正在海峡的那边为台湾农业的振兴奔波，你当然不会想到，你竟使你的小儿子承受了这样的精神折磨！但我却因此而深深地怨恨你了；多少次望着那曾经挂过你的画像的白墙，我默默地想：要是父亲的形象也能像画像一样永远消失，要是我根本没有这样的父亲，那该多好。呵，我竟敢否认自己父亲的存在，我这罪孽深重的儿子！我为自己的念头吓坏了……
　　从此，“与反动父亲划不清界限”，就成了我永远洗刷不清的罪名。我终于从北京流放到了贵州安顺，正是传说中的“夜郎国”的所在。在我简单的行囊中，有一张父亲的照片，这是我从母亲那里要来的，但我从不敢翻出来，仿佛看一眼本身就是一种犯罪；但又始终保留着，我知道那是我们父子间最后的精神联系，不管看与不看，“他”存在着，这就足以给我的越来越孤寂的心以某种慰藉了。但万万没有想到，这一点“慰藉”竟使我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文化大革命中，当红卫兵从我的箱底里翻出这张照片时，我再也逃脱不了“反革命孝子贤孙”的“罪名”。面对着红卫兵的质问，我无言以对，当时正盛行着“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革命”逻辑，我也为自己的“大胆”（解放后几十年，还保留着父亲的照片）吓蒙了。我唯有低头，认罪，忏悔，说不上真诚还是不真诚，只恨不得割断一切社会联系（因为每一个联系都是一种罪恶），还一个一无牵涉的“自己”。因此，当后来学校“革命师生”给我“平反”，将父亲的照片还给我时，我几乎是毫不迟疑地将它付之一炬——事情过去很久以后，我才惊讶自己当时的平静。记得有一位学生提出了异议，他问我：“儿子为什么不可以保留自己父亲的照片呢？”我望了他一眼，只觉得他的问题提得奇怪：我已经心如死灰，以为人世间早已无感情可言，更不说父子之情……
　　但我很快就受到了惩罚：当我得知父亲1972年在台北悄然去世时，我才猛然省悟：我做了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我亲手烧毁了对我有着养育之恩的父亲的形象！呵，我这大逆不道的、罪恶深重的儿子。
　　尽管70年代末，旅居美国的三哥归国，又带来了父亲的照片，我却再也不敢正视。我的眼前，永远晃动着那地狱般的图景：我亲手点燃的火，一点一点地吞噬了我的父亲一一他的沉思，微笑，连同他对我的全部爱和期待！
　　我仿佛又听见了早已埋葬在童年记忆里的父亲的那一声叹息……
　　哦，你是我的父亲，我是你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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