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的学术地位取决于中国学术的国际影响力
7月29日，北京大学陈波教授在“2018年海内外中国语言学者联谊会暨第九届学术论坛”上做主题发言
世界知识的中文表达，这个会议主题很好。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等硬实力的增强，我们还要增进中国文化的软实力，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传播中国理念。中国文化要走出去。走出去的方式有两种：一是用外国语言说中国故事和思想，让外国听众能够听得下去并且听得懂；另一种更重要的方式是，用中文书写的有些作品太伟大了，中国学术中原创、新鲜、独特、重要的东西太多了，因而觉得必须学习掌握中文，直接阅读理解中文作品。
一个伟大的语言靠一个伟大的文化来支撑，靠一批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等的作品来支撑。
德语为什么伟大？因为有德国文学和德国哲学，有歌德、康德、黑格尔，后来有海德格尔、胡塞尔、哈贝马斯。
俄语为什么重要？因为有伟大的俄罗斯文学，有普希金、屠格涅夫、契诃夫、托尔斯泰，后来有陀思妥耶夫斯基。
英语为什么重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英帝国先把世界上很多地方变成它的殖民地，后来说英语的美国又变成世界上头号超级大国；二是有英美文学和英美哲学的支撑，有莎士比亚、霍布斯、贝克莱、洛克、休谟，还有当代美国的一些哲学家，如罗尔斯。
现在回到中文，我们要提高中文的国际学术地位，要用中文向世界表达和传达，但我们要好好想一个问题：我们要向世界表达什么？传达什么？除了我们的文化传统，如孔孟和儒家哲学，如唐诗宋词，如《红楼梦》，除了以邓小平为最主要代表的中国政治家们集体创造的治国理政经验，我们作为人文学者首先要问：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我们创造了哪些东西可以表达，需要表达，能够表达？然后才接着问第二个问题：如何表达？
下面我谈四点：
第一，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做得并不足够好；
第二，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个人责任；
第三，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环境的社会责任；
第四，反躬自省：我自己的责任和作为。
一 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做得并不足够好
有目共睹，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在经济、科技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例如：
家用电器：从全面进口到全面出口
火车：从龟速到高速
手机：从无到有，到国际品牌
电子商务：阿里巴巴，京东
经济、科技：从模仿、跟随到创造，甚至局部领先
相比于上面的成就，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包括我自己在内）应该感到汗颜：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我们创造了哪些在国内有重大影响甚至有国际影响力的理论观点甚至是学说体系？我们产生了哪些国内公认并且有很大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的著名中国学者？我们在座的人用脑袋想一想，掰起手指头数一数，我们能够异口同声，至少有很大共识地说出这样的理论和这样的学者究竟有多少？回答恐怕是：很少，很少，很少，几乎没有。
由此引出一个大问题：原因是什么？身处大时代，为什么没有产生出大学者和大思想家？直接导出我的第二个话题：
二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个人责任
主要谈两点：对过往学术的态度，对理论创新的态度。
中国学者对过往学术的态度主要是：尊崇，热衷于造神。
常见这样的谈论：先贤、往圣（包括外国的）是多么伟大、深刻、渊博，是多么的为我们这些卑微的后人所难以企及，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匍匐在他们的脚下，去仰望他们，去阅读和理解他们，然后去传播他们。由此导致的最流行的治学方式就是学术史：文本研究和人物研究，再就是外国经典的翻译。现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还设立了很多重大项目，就是外国经典的翻译，一些号称是最聪明的大脑都投入到经典翻译之中；一些做当代外国学问的学者，也就是把目前国外有影响力的学者的著作、论文介绍到中国来，近乎做现场直播；国内很多号称一流的学术期刊放在首篇位置的文章也会是纯介绍性质的。
学术只能这么做，必须这么做吗？回答明显是否定的。美国诗人、哲学家爱默生在《美国学者》等名篇里说：
“如果天才产生了过分的影响，那么天才本身就足以成为天才的敌人。”
“听话的年轻人在图书馆里长大，他们相信自己的责任就是去接受西塞罗、洛克、培根们在书中所表达的思想，而忘记了西塞罗、洛克、培根在写这些书的时候，也只不过是图书馆里的年轻人。”
“我们听别人讲，是为了自己也能够说！”
回到前面谈到的儒家哲学：
除了我们通常提到的那些伟大处之外，它是否还有一些薄弱环节、不足之处，甚至是出错的地方?
儒家哲学长期作为中国官方意识形态，对中国近代的悲剧性遭遇是否负有某种责任？什么样的责任？多大的责任？
儒家哲学能够回答当代社会生活所提出的所有问题吗？若无法做到，哪些问题是它不能回答，至少是不能很好回答的？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当代学者应该如何回答？
当中国学者真想谈一点自己的东西的时候，他们常常喜欢就一些大题目说大话和空话，很多时候是随便说说，当不得真。我随便从中文主流期刊拣选几篇文章的题目：“中国传统文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哲学的未来，人类的未来”“新常态下中国经济转型和改革路径突破”“20世纪上半期的‘人民’语义与国家建构”“数字政府治理——基于社会形态演变进程的考察”，按国外学术期刊的标准，这样大的题目不是一篇学术论文能hold得住和谈得清楚的，更直接地说，它们根本就不应该成为一篇学术论文的题目。这样大的题目在一篇文章中当然只能抽象地谈、泛泛地谈，并且谈谈也就算了，不能细究。而学术发展的路径常常是：围绕一个具体的题目，像鲁迅所说的那样，“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长期地思考研究，从上下左右各个方面去谈，从正反两个方面去谈，一直把它谈成一个系统、严格、周密、明晰甚至可操作的理论，当然也是一个可以供批判性讨论和评价的理论。
由于很多中国学者的创新当不得真，所以中国学界也流行着对号称创新的鄙薄，常常贬称之为“伪创新”：对那些号称提出了某种新观点、新理论的学者不予理睬，既不批评，更不赞扬，将他们彻底边缘化，任其自生自灭……
这些现象的出现，当然不能仅仅追究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个人的责任，由此引出我的第三个话题：
三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环境的社会责任
我个人认为，造成上面的局面，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环境要负更大的责任。必须要问：是否给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提供了足够宽松自由的环境，让他们去从事独立的甚至是批判性的思考，去从事独立的理论创造？
我们国家的宪法提供了这样的保障，2018年版宪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我们也在不断地强调要依法治国、依宪治国。言论自由不仅仅指说真理的自由，而且也包括说“错话”的自由，当然也有批评错误言论的自由。一般相信：人民总体上都是讲理的、向善的，真理会愈辩愈明，人们会在不断的对话、辩论过程中逐步达成共识，至少是达成合理的妥协。
我们还在不断强调四个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一般来说，自信的人会表现得比较优雅大方，显示出大度、包容和宽容，显示出不跟人计较，很多东西多点少点无所谓……
我们国家这些年来搞了那么多的人才工程，设立了各种各样的名号，设立了各种各样的基金，我们应该反思：其效果如何？究竟是正面的多还是负面的多？
现在回到第四个话题，你对中国学界提出了如此高的要求和标准，那你自己做得怎么样？
四 反躬自省：我自己的责任和作为
坦率地说，我自己做得很不好，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有的问题我都有，实际上在很长时期内，我并不怎么明白如何真正地做学问，所以，在学术上也很不成器。2007年，我在牛津大学访学，我的联系人是牛津大学逻辑学讲座教授Timothy Williamson。他实际上只比我大两岁，但他出版的著作、发表的论文在国际上很有影响，是国际哲学界制造话题、引领风向的人物，也得到了很多的国际承认，迄今为止，他是十多个国家科学院和国际科学院的院士。而我当时说：I’m nothing，当时在国际刊物上连一篇论文也没有发表过，国外没有任何人知道我这位中国北京大学的哲学教授……但责任确实不能仅由我一个人来负，不能都归咎于我的懒惰和愚蠢：当他在牛津大学上学的时候，我还在湖南农村当农民；当我好不容易进入大学的时候，我们的大学老师刚从农村回来，衣服上和腿杆子上还带着泥巴，连基本的教材都没有，临时蜡板刻写油印，而他的大学老师都是国际著名学术人物……
从2007年开始，我告诫自己：知耻而后勇，我作为北京大学的教授不应该是这个样子，也应该写英文论文，投国际期刊，参与到哲学的当代建构中去，参与到国际学术共同体中去。经过这些年的死打难缠，多多少少有一点成效，在国际二三流A&HCI期刊上也发表了近二十篇英文论文，还在不断陆续发表中。经过摸索，我自己总结出如何按国际学术标准做学问：
1.在一个学术传统中说话；
2.在一个学术共同体中说话；
3.就比较具体的题目说一些自己的话；
4.对自己的观点给出比较严格细致的论证；
5.对他人的不同观点做出适度的回应。
现在回到本次大会的主题：世界知识的中文表达。我的回答是：要提高中文的学术地位，首先必须提高中国学术研究的原创性和国际影响力；要做到后一点，中国学者必须先进入国际学术共同体，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先适应国际学术规则和规范，逐步取得话语权和影响力，由此逐渐产生一大批有国际影响力的中文学术成果，中文的国际学术地位由此就水到渠成。这个过程大体类似于中国经济进入以世贸组织为代表的国际经济体系的过程，舍此没有别的更好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