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语言学者眼里的启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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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董琨教授所著《启功评述集稿》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本书，作者给启功先生的身份定位增加了“语言文字学家”一项，这对启功先生的学术认定更加全面、准确，而这一定位，本就是学术界公认的，可谓实至名归。作为语言文字学家的启功先生的学术成就，尚不为非专业领域读者所了解，能帮助读者更全面地认识这位了不起的学者，是董琨先生这本书的个性、亮点和价值所在。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宁为本书倾情作序，今刊其序，以飨读者。

序

文丨王宁

董琨老师写了一本纪念启功先生的书，约我写一篇序。写书的是我同行中可信赖的朋友，纪念的又是我十分敬重的老师，我不假思索地就应了下来。可提起笔来我就踌躇起来。董琨老师和启功先生深交的因缘是来自碑帖和书法，这两样我都在门外，是不太懂的。说不准了，对朋友无信，对老师不恭，所以，写了改，改了写，一拖就是好几个月。

我翻了过去的有关记录，梳理了书中提到的很多问题，决定不说碑帖和书法本身，换个说法来讲自己内心的感受。

我认识董琨老师的时间比他和启先生结识的时间晚得多，应当是在他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以后了。20世纪80—90年代，我深感知识的缺欠，想和自己的学生一起恶补古文字，颖民（陆宗达）师请赵诚老师来教甲骨、金文，我自己也读书自学。遇到的问题很多，那时候常常逛书店，偶尔发现一本语文出版社出版的《商周古文字读本》，翻开来站着就一口气看了十几页，买回来就成了不离手的常用书，因为书的体例太给力了，我在初学时就是这样认字、读辞、明理，一点点摸索着学下去。那本书最后一个署名的就是董琨，他也是和陈抗老师一起统稿的人。董琨老师因此走近我们，学科点作“汉字构形史”系列论文，从第一篇齐元涛的《唐代碑刻楷书构形系统研究》开始，他就是我们论文评审和答辩委员，以后常然。他和我们的学术关系亲密，更因为启功先生的推荐。启先生对我不止一次说：“你认识董琨吗？可知道他也是北师大校友？他本科是学生物的。”生物和古文字距离之远，曾引起过我的一点好奇，但我没有深想。10年“文革”过去不久，想想自己的经历，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启先生《汉语现象论丛》在中华书局重新出版，是董琨老师协助策划的。我读了这本书兴奋异常，觉得启先生把汉语的特点说透了，是语言学界拘在“葛郎玛”体系里的专家不可能说得出来的，于是决心要开一个这本书的学术研讨会。这件事由我们来做，又是关于汉语语言学的问题，总要有学术界的同道来支持。启功先生在古籍、书画、文物、文学这些领域早已经无人不晓，但当时的语言学界，还是以西方引进为主导，有多少人能读启先生的这本书，关注汉语的特点呢？我们初步拟定了与会的校外专家名单，也请启功先生提供人选。启先生点了中华书局陈抗、赵诚和语言所董琨三位老师的名，其实三位中两位都已经是我们熟识的了。接着我们又开过两次关于启先生语言文字和书法学的研讨会，董琨老师都有论文和发言。仔细读了他的文章，更加了解他的为学和为人。后来艺术传媒学院举办过一次“启功赠友人”的书法展，董老师送来的作品（手卷）是分量最重的。

我比较多知道董琨老师与启先生的交往过程，是在《汉语现象论丛》研讨会后，董琨的《赏花者的审根情结》的文章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发表，学报赠给我们几本刊物，我专门去给启先生送这期学报。那天比较晚了，启先生精神很好，也很高兴，向我说起认识董琨老师的这段往事，特别说起董琨老师是在校医院很偶然地碰见他，这年轻学生突然问起《兰亭帖》真伪问题，声音越来越大。启先生说：“没想到他知道的挺多，还问起我写那篇文章的心思，他自报家门说是生物系的，我取完药等他出来，总要把话说完呀！”我听后十分感动。这次提前读了董琨老师的部分书稿，对董琨老师和启先生相识、相交和熟知的过程了解得更详细了，感到他们三十五年的缘分，很有一些传奇性。

董琨老师读高中时，家里藏有一部线装十卷十册的《淳化阁帖》，被他带到学校时常翻阅。1965年他高中毕业，报考北京师范大学的生物系，是个很难考的专业。但高考临近的时候，他却对《光明日报》发表的郭沫若文章《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引起的关于《兰亭帖》真伪的大辩论发生了浓厚的兴趣。郭沫若的这篇文章颠覆了他从小就认为是“天下第一帖”的《兰亭》的景仰，于是他不顾一切地关注起这场热闹的笔墨官司来，有关文章一篇也不放过。辩论开始不久，启功先生的文章《〈兰亭〉的迷信应该破除》也见报了。高中还没毕业的董琨感到，这篇文章标题似乎支持郭沫若的观点，内容却表现出诸多矛盾和犹豫，他因而记住了“启功”这个有点新奇的姓名。这就是董琨和启功先生缘分的开始。董琨考上北师大生物系的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到70年代初，1965级的毕业生还没有离校。有一次他去校医院看病，等着叫号的时候在邻座的病历本上看到启先生的名字，立即兴奋，毫无遮拦地提起那篇关于《兰亭帖》的文章，而且把自己的疑问说了出来，还大胆说了自己对《兰亭》真伪的看法。这就跟启先生跟我说的情况完全对上号了。读了这一段叙述，我更加理解了董琨老师对启功先生的感情，和启先生对他的深刻影响。

一个人的学习动机，也就是他的“初心”，不可能一开始就对自己所做的事有充分的理性认识，只有两种动机是纯净无瑕的：一种是被仁心所激发的追求，一种是为兴趣所吸引的投入。只有这种无功利的动机，能使人心无杂念，一直追寻下去，把“初心”发展成专业或者事业。董琨老师高中毕业报考的是北师大生物系，那是一个比较前沿的学科，录取分数很高，作为福州一中的学生，我想，他选择这个专业是基于对自己成绩的估计，并不一定有多少了解。他的兴趣是在古代的碑帖、典籍，不论是因为当时并没有相应的高校本科专业，还是因为当时成绩优异的学生不会主动选择文科，结果都是一样，他并没有把求学的志愿和自己的兴趣统一在一起。那种纯兴趣的爱好是不含功利的。

在20世纪70年代，碑帖真伪的鉴定问题，已经成为一种只有少数人还能涉足的“绝学”，而启功先生却是真正的行家。现在想来，启功先生未必愿意把自己有些违心的文章拿出来讨论，但一个完全不在圈内的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的坦诚，让启功先生放下疑虑和戒备，有得遇知音的感觉；而这个年轻人的见地和思想，又让启先生感到后生可畏的惊讶和孺子可教的欢喜。那么，他们日后密切的交往也就可以理解了。启先生是我本科的老师，因为是颖民师的好友，请谒的机会比其他人多一些，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那10年，又因为在启先生指导下建学科，有机会领略启先生文字语言方面的深厚造诣，为人上也多受先生的指点。但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很多学与艺大多陌生，连略得皮毛都谈不到。我从自己的反思体会到，像启功先生这样曾被中国文化浸润过的学者，他的学养很多是我们的盲区，有很多“绝技”“绝学”在北师大是无人可以共语的。董琨老师因为兴趣而非常投入学到的东西，很快引起启功先生的注意，是毫不奇怪的。

董琨（前排左一）和启功先生（前排左二）

20世纪70年代初，“文革”还没有完全结束，启功先生的处境并未完全改善，声望也还没有后来那样显赫。董琨老师除了从那篇《兰亭》真伪的文章中记住先生的名字，推测他是行内人以外，连启先生“会写字”还是听说的。用启功先生自己的话说：“可能还是因为我抄大字报才听说的。”而他年少时存在心里的疑问未能释怀，因此见到启先生本人不顾场合毫无城府地问出那些问题，除了希望解惑，他既无表现之心，更无攀附之意，这种心地纯净的稚嫩，启先生不可能没有觉察，这应当是启先生没有责怪他的莽撞，反而愿意亲近并授之以鱼和渔的原因吧！试想，如果董琨老师没有遇见启先生这样的大家，或者遇见的不是启先生这样心怀仁爱以诚相待的前辈，他能不能有生物学转文字学的历程，都是说不好的。

我后来跟董琨老师一起做过几件事，最重要的两件事是董老师牵头做《语言学名词审定》时，他约我做训诂学名词解释，和后来《辞源》第三版修订我约他一起主编。到90年代，启先生的名声已经很大，但董琨老师从来没有向我或其他什么人说起他和启先生的深交，可见这件事他存之于心，是十分珍惜的。董琨喜欢带外地的朋友去逛文物市场，别人都以为是因为他住得离潘家园近的缘故，但我总会因此想起他青少年时的爱好和后来的转行，心里不免很多感触。

董琨（前排左二）和启功先生（前排左三）

现在，读了董琨老师纪念启功先生的书稿，情况知道得更为详尽，有时我想，启功先生虽然带过很多学生，后来者也多有成就，但他的学问专长远不止于此，很多绝学之所以没能得到真正地传承，是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重要的门类，还没有全面列入高校文科的内容；即使列入，由于这些门类注重经验性的特点，与现代学科体系、招生办法和教学方式其实是不太适应的。好在启先生生前有过论著、创作、事迹，可以提供后人去学习；只是要想还原先生全面的学识，达到先生真实的高度，终于是不可能了。董琨老师得启先生教益多年，虽没有沿着碑帖、书法的专门研究走下去，但他成功地从生物学科转到商周古文字研究积累深厚、汉语史学科十分强盛的中山大学做研究生，如此大跨度的转行，说明他自学根柢的深厚。而且，他不论在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还是在社科院语言所，总是从中国古代文化史的角度提出课题、创建课程，对古文字和书法尤其重视，他应当是我知道的不忘初心、忠于理想难得的学者。

这本纪念和回忆启功先生的书，虽然流畅平易，只是在讲事实、谈感受，但情深意切，对影响了自己一生道路的人无限怀念和感激。我相信，这本书不仅仅告诉我们很多关于启功先生的学问和故事，更会让人们懂得执着奋进的可贵、改变命运的可行和真诚相待的可敬。也会有很多人和我一样，为那段传奇的相识和三十五年的相交相从深深感动！

2020年8月28日北师大

图书信息

《启功评述集稿》

董琨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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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功先生是当代公认的文化名人、学者、书画家、书画鉴定家。他一生豁达乐观、淡泊名利，言传身教对后学有着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启功先生的一生并非一个“个体”的一生，从他的兴趣爱好和人生中，我们能看到20世纪北京城的风物人情和沧桑变化，而从他的为学为人中，我们能看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正直、宽容、谦和、善良、睿智、对真理孜孜以求的美德，他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本书的作者董琨先生与启功先生结交三十五载，于治学方向、兴趣爱好等方面都受到启功先生的深刻影响，对启功先生怀有深厚的感情，更对启功先生的学术成就、人品风范有着独到、深刻的感悟和理解。

董先生语言流畅平易，作为当今知名的语言学者，他在这部著作中详细阐述了启功先生在语言文字学研究领域、古汉语教学领域的深厚学养与杰出成就。从语言学者这一特定视角观察、认识、刻画启功先生，是这部著作的新意所在，也无疑会使启功先生的形象在广大读者的心中变得更全面、生动、丰满，更加可敬可爱。而董先生对一段段与启功先生相交往事的娓娓道来，也能使读者深切地感受到他对这位德高望重的学术先贤的无限怀念和感激，还能让读者体悟到执着奋进的可贵、改变命运的可行和真诚相待的可敬，会为那段传奇的相识和三十五年的相交相从深深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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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董琨，1946年10月出生于台北，福建福州人。1970年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毕业，因主要受启功先生《古代字体论稿》影响而改行。

1981年中山大学中文系古代汉语专业研究生毕业并获文学硕士学位，后在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任教。1988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工作，曾任业务副所长。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法工委立法用语规范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科技名词审定委员会及语言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委员等。

《辞源》第三版修订主编之一，《现代汉语大词典》主要编者之一，《现代汉语词典》审订委员和主要修订者之一。个人主要著作《商周古文字读本》（合著）、《中国汉字源流》和论文集《述学集》等均在商务印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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